如何看待上海方言的“危機” 2009/01/09

新民晚報 有報道說，在日前舉行的上海大學第二屆國際上海方言學朮研討會上，多位語言學家對《上海話大詞典》進行了審訂，最后52個“說得出寫不出”的字有了對應書面語,上海話至此告別了“無字史”。 　　以學朮方式對一種民間文化進行規范，本質上是一件尷尬的事，雖然這種努力是令人尊敬和值得期許的。但作為歷史并不悠久的地方性文化，上海方言在我看來，已經是一片源頭枯竭的無根之葉，它的未來命運也許只能飄到哪里算哪里，要“還原”或“振興”以往那種比較純淨的上海話，几乎是沒有可能的。 　　現在許多小孩子在日常生活中能夠流利地切換兩種不同的話語：上海話和普通話。不過雖然流利，但他們說的這兩種話都有點“洋涇浜”，上海話尤其不“標准”。其實，在我們上一代人聽來，我們說的上海話其實也是極其“蹩腳”的。我每次去香港或其他海外地區，聽到那些離開上海本土几十年的老上海人說出來的未經“污染”的傳統上海方言時，總有恍若隔世之感。 　　作為一種文化，上海方言的最大“危機”，不僅在于它的許多比較困難的發音，因為無法書寫或缺乏音標體系而不能原汁原味地保存下來，更在于它的獨特的語匯系統和語言結構，也正在受到無情的侵蝕。這其實是大多數邊緣文化在現代社會中的宿命。如果我們把由書面漢字和普通話發音構成的現代白話漢語，視作一種國家層面的“高級文化”的話，不能以這種方式書寫的方言就屬于從屬于它的“低級文化”。雖然一般人在平時交往中說的都是各自的方言，但我們從小接受的語文教育以及從絕大多數大眾傳播媒介中接收的信息，都是這種“高級文化”，這必然會對傳統方言產生巨大的滲透作用。比如像我這樣經常讀書寫字的人，通常會自然而然地用“可能”、“鈔票”、“回去”這樣的書面詞匯代替我們上一輩習慣使用的“作興”、“銅鈿”、“回轉去”之類俚俗之語。 　　傳統社會的封閉性，往往能夠確保地方性文化基本隔絕于外界影響，沿著自身軌道演進。但在現代社會，地方性文化除非受到國家政治和商業力量支撐，如法定為“標准普通話”的北方方言，或作為香港流行文化載體而傳遍大江南北的廣東話，否則是沒有多少機會逃脫逐漸萎縮宿命的。 　　相比同屬吳語區的蘇南和浙江部分方言，現在的上海方言還有一個更為不幸的先天缺陷──沒有一片相對封閉的廣大鄉村腹地作為依托。上海郊區農民所操之語與上海話之間的差別遠大于蘇州話或寧波話與上海話之間的差別，上海話其實是整個吳語區中發音最方便、聲調最平滑的最簡單易學的一種口語，這就是我稱它為源頭枯竭的“無根之葉”的原因。 　　為了能讓外國人和外地人比較正確地說和聽懂上海話，編纂《上海話大詞典》以及給上海方言標上國際音標這類工作可能是有價值的。但作為一種獨具特色的地方性文化，上海方言的衰落或變異或許是一種必然的趨勢。當然，這也反襯出上海的文化開放性。 　　陳季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