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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貧富不均愈演愈烈 政策面臨新挑戰/左派京報抨擊改革派南方周末
發佈時間: 2/11/2009 12:57:40 AM 被閲覽數: 252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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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左派京報抨擊改革派南方周末


2009/02/10 

 記者: 東方

改革派傳媒南方周末網站
據香港媒體報道,在中聯辦和港澳辦收緊港澳記者自由北上大陸采訪之際,中國內地傳媒又爆發南北戰爭。被中國獨立媒體評論員稱為“左窩”的北京某報星期天發表文章,抨擊改革派媒體南方周末。北京有資深媒體人認為,中國大報之間不互相批評,這是一個不成文的默契。北京報紙連續向南方報紙發難,說明后面可能有背景。

*南末記者震區采訪惹怒一些人*

事情的起源是《南方周末》去年5月22日發表的一篇記者在四川汶川地震現場采制的長篇通訊《災后北川殘酷一面》。記者冒著生命危險,在地震現場采訪,寫出長達7千多字的長篇通訊。

引起爭議的是這么一段寫救援人員在北川縣委大樓前營救的文字:

14日,賀一民帶著人到縣委勘察,爬上縣委傾斜下陷到地面的屋頂,隱約聽到里面有人呼救。他要求呼救者大點兒聲,于是從下面傳來了一個清晰的聲音,“救救我,我是張書記!”這個人是北川縣政法委書記張同凱。這里是縣委大樓。
    
“你不要跟我說你是哪個,你就說你有多少人!”賀一民說。他喊來了沈陽消防隊。消防人員拿來生命探測儀,把攝像頭插進廢墟,直到從屏幕上看到一只巨大的眼睛。救援隨即開始。
    
武警戰士一共20個人,輪流用鐵錘砸樓頂,每人15錘,几輪下來,他們發現這種做法不可行。“鋼筋又多,水泥標號又高,砸不開。”江西消防隊的10 個人趕了過來,帶著氣錘,不過沈陽消防隊拒絕了他們的幫忙。他們花了比較長的時間,用電鑽解決了問題。有3名官員獲救。

張同凱的“救救我,我是張書記!“的這句話后來在媒體和網絡上引起熱議,并被有些網民稱為“史上最牛官腔”。不過,南方周末后來刊登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時也引用專家的話認為,在中國稱李書記,張局長司空見慣。張同凱當時那樣說,不過是在生死之間做出的求生的本能,如果就此透出的一些人性的陰暗面也不應該進行苛刻的道德譴責,此時苛求,無異于道德殺人。

在南方周末關于四川地震的系列報道中,很大篇幅歌頌了大難當頭時所閃現出的人性的光輝。例如崇州市懷遠鎮中學教師吳忠洪,在地震突襲時,原本已經走進了最快的逃生通道,但當聽說還有兩名學生因為恐懼仍滯留在教室里時,他義無反顧選擇了逆向而行,絕大多數學生得救,而他卻留在廢墟中﹔德陽市東汽中學教師譚千秋,在校舍坍塌前,像童話里的天使,張開雙臂趴在課桌上,用身體死死護著4個學生。被他護著的學生得救了,自己卻不幸罹難......

*北京日報指責丑化黨的干部*

不過,北京日報的評論文章抓住了南方周末長篇通訊中關于張同凱被救的細節,對南方日報進行了攻擊,稱南方周末“刊載假新聞“,并且分析出背后的動機“意圖險惡,別有用心”,“人為制造黨群干群關系緊張”,并且揚言要追究南方周末報記者的法律責任。

北京日報刊登的評論題目是《媒體造假該負何責?》北京日報的文章說,“曾一度備受指責的“史上最牛官腔”,近日被媒體証實純屬子虛烏有。通過當事人、現場親歷者和沈陽消防影像資料的多方對証,地震時北川縣政法委書記張周凱并沒有喊“救救我,我是張書記”,此語乃是南方某報紙憑空捏造出來的,該報道則是一條虛假新聞”。
 
《北京日報》的評論說,“這條假新聞發布的時機也頗值得玩味。在舉國動員抗震救災的緊張危急關頭,有的媒體不是大力宣揚全國人民戰勝災難的氣魄偉力和感人故事,而是故意制造出‘史上最牛官腔’這樣的假新聞,不惜捏造事實誤導公眾,丑化黨的干部,人為制造黨群干群關系緊張,給當事者本人、給社會、 給黨和政府的形象都帶來了惡劣的影響。這絕對不是一個負責任的媒體所應有的作為,只能令人們懷疑其意圖險惡、別有用心。即便從最起碼的法律角度看,相關媒體恐怕也該為嚴重損害當事人的名譽權負起相應的法律責任”。

*中國“社會之良心”不斷遭攻擊*

這是繼北京晚報上個月痛罵南方周末是“新聞中的三聚氰胺”之后,北京日報報業集團在一個月內再度挑戰南方日報。中國大陸資深媒體人李大同分析說,這背后一定有背景:“中國新聞界多少年來,特別是主流報紙之間,其實有一個不成文的默契。就是報紙媒體之間不做互相批評,因為大家都很清楚,大家的權利都很脆弱,彼此之間不互相拆台。雖然沒有成文的規定,大家形成一種默契。很少看到中國真正的大報之間互相揭短攻擊,其實很少。它今天這樣做,而且連篇累牘地這樣做,屢次這樣做,你就不能認為是這家報紙和南方報紙之間有什么個人恩怨了。我估計可能是上面授意的。”

以深度報道和敢言著稱《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報》已經不是第一次遭到攻擊和封殺了,一些負責人還被判入獄。不過,在一些改革開放的元老的支持下,這兩家報紙也一直維持出版。《南方周末》在該刊的上方印著一句口號:“在這里,讀懂中國”,形象地說明這兩家改革派報與眾不同之處。香港媒體評論說,盡管《南周》和《南都》也有隨波逐流之時,但是在中國報業一直不失為社會之良心。

*傳媒憲兵無法擺脫文革思維*

《中國實話報》籌備人昝愛宗表示,南都去年曾經在西藏問題的報道上,受到北京晚報的攻擊。當時南方周末發表新聞部主任長平的文章《西藏─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的文章,打破了中國大陸媒體在報道西藏問題上的一言堂。當時也是北京晚報跳出來發表《造謠自由的南都長平》的文章,最終導致長平被解除新聞部主任的職務。昝愛宗表示,北京日報的言論反映出有些人至今仍然沒有擺脫上綱上線的文革思維。

他說:“北京日報是在有意識攻擊南方日報。就事實說事實嘛,何必上綱上線,像文革那樣,你要是說了一句話,就說你政治上有問題,說你攻擊偉大領袖。我認為北京日報就是文革的一種思維。”

香港《蘋果日報》發表李平的專欄文章評論,把屢屢向南報找碴的京報,說成是“傳媒憲兵”。盡管京報試圖從新聞報道和評論的公正性去攻擊南報,但是京報的文革腔調,在官方封殺新聞和言論自由的過程中扮演了不受歡迎的角色。勿須南報反擊,讀者自會明辨是非。


VOA

 

中國貧富不均愈演愈烈 政策面臨新挑戰


2009/02/10 


中國貧富不均愈演愈烈 政策面臨新挑戰

  中國13億人口的消費市場令各國商家垂涎。國際品牌從必勝客到勞斯萊斯無不愈來愈仰賴中國市場來帶動成長──中國零售銷售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長21.4%。卡地亞珠寶和萬寶龍墨水筆的廠商Richemont上周才表示,其季度銷售強于預期,是拜中國大陸和香港需求強勁之賜。

但據世界銀行的統計,雖然富豪數目日益增加,2005年時中國仍有2.04億人每天生活費不到1.25美元。所得如此懸殊,是中國最大的社會及政治難題之一,這也讓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的新論文頗值得一讀。

  在出任世行高位前,林毅夫擔任北京大學教授,經常對政府提出發展建議。在澳洲國立大學和Asia Pacific Press共同出版的論文集《中國的兩難(China's Dilemma)》中,林毅夫指出,貧富懸殊部分要歸咎于中國經濟模式的根本缺陷。

  林毅夫批評,共產黨以“效率”之名將企業利益置于勞工利益之上,將由此產生的所得不均問題留給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去處理。他寫道,“在發展過程中,我們必須確保窮人的收入增長高于富人,但這不應透過再分配來達成。”

  危及社會穩定

  林毅夫稱,企業或許因政府著重“效率”而財源滾滾,但這不過是因為政府給予庇護,令它們免于面對市場競爭,且可獲得國家巨額的補貼。“然而這些獲利基本上是一種財富轉移,勢必會導致社會不穩,”他警告稱。

  林毅夫的建議可歸納如下,看起來像是激進的宣言:

  ──中國必須推動小型銀行來幫助小型企業成長。他抨擊目前體系讓國有銀行放款給大型企業進行資本密集的投資,而像是農民若想貸款添購雞舍則根本求助無門。

  ──應顯著增加對資源企業征稅。林毅夫指出,稅費太低讓一些礦產和石油公司大發利市,進一步扭曲收入不均的情況。中國對這些企業的稅費率僅1。8%,美國則為12%。

  ──盡可能打破壟斷、鼓勵競爭,這將可降低產品及服務的價格以及企業利潤。

  林毅夫稱,“一旦實現完整的市場制度,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將會縮小。”而事實上,中國城鄉收入差距近年來是擴大而非縮小了。

  亞洲開發銀行去年的報告指出,中國的基尼系數從1993年的40.7竄升至2004年的47.3,已處于典型的拉美國家水平。印度的基尼系數明顯較低,為36.2。(在所得完全平均分配的社會,基尼系數為零﹔所得全部集中在一個人手上,則基尼系數為100。)

  以另一指標衡量,中國在1978年展開市場改革時,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是農村的2.6倍,而到2006年時已擴大至3.3倍。林毅夫稱,這是全世界貧富最懸殊的現象之一,他寫道,“古諺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

  食品漲價令問題更復雜

  食品價格竄升使得當局處理貧富懸殊的工作更為復雜。城市的貧窮階級相當大部分的收入花在三餐上,食品漲價顯然令他們大受打擊。

  然而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學者王德文指出,對于中國為數7.37億的農村人口來說,食品漲價是好事,因為他們的農產品可賣得更好的價錢。

  在政府大力挹注農村醫療、教育及基礎建設下,今年上半年農村收入較去年同期成長19.8%,增幅高于城市的14.4%。王德文稱,“如你所見,中國農民收入增幅高于通脹率,這意味著其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不過他亦補充道,“通脹對于窮人的沖擊總是大過富人,中國也不例外。”

  里昂証券(CLSA)近期研究顯示,由于價格上揚,在每月所得低于1000元人民幣(147美元)的家庭中,已有54%縮減肉類消費。

  在同樣的背景下,世界銀行亦指出,越南貧富不均的情況可能會惡化,雖然許多生活在貧窮線附近的農民是稻米的供應者,可受惠于糧價上漲。世行稱,“貧窮問題以及食品漲價對所得分配的影響相當復雜,不要以為有全球通用的一套政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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