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房寧，是中共反對多黨民主的理論家。他在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我國決不能搞西方的多黨制》中，講述了他的理由。

他的第一個理由，是西方雖然政黨輪替，但都是被資本利益集團所控制。

我同意這個觀點，但中國的政治，也被資本利益集團通過腐敗控制著。由于沒有公開自由的監督，可能被控制的更大更強。西方由于每人一票，至少候選人的競選綱領，是爭取大多數人的支持的。應該說，西方的多黨競爭制度，在這方面是優越的，或者至少不遜色。

他的第二個理由，是多黨競爭會導致社會分歧加大，選民被“切割”，將選民的利益公開化，對立化。

這是一黨理論的最厲害的一張牌--穩定發展牌。我也認為，中國由于處于發展的“黃金期“，地域差距大，民族問題多，社會變革又造成了巨大的利益沖突，現在實行多黨民主，確實不利。

多黨民主要成功，民眾和各黨必須有很好的共識，在事關國家發展的重要議題上，要團結一致。在專業和職業場合，避免政治內耗。在個人之間，保持互相尊重和文明禮貌。美國的民主制度之所以成功，是經過了內戰和二戰洗禮， 又經過了冷戰加持的。這些戰爭，使全民同仇敵愾，有了共同的使命。多黨的競爭，不至于使社會分崩離析。黑人的解放運動，也多賜予二戰時黑人的犧牲。戰爭造成了各種族的生命共同意識，軟化了種族之間的矛盾。

中國要發展多黨制，必須先在全民建立生命共同意識。這種意識的建立，需要天時地利。也有很多途徑。在中國，君主立憲已經沒有可能，宗教也無法有所貢獻。現在的辦法，就是要提倡愛國主義，減少地域民族差別，培養對不同意見的包容，營造中華民族利益的共同公民意識。從中國人對不同意見的激烈反應看，目前實行多黨制度，社會成本太大，中國恐怕還無法負擔。

不過多黨制對現在的中國不是重要問題，重要的尊重自由和權力分立。要允許民眾自由說話。公共場合的一些言論控制也許有必要，但不應該對言論者治罪。社會矛盾，有時候壓著不討論，反而不利于社會穩定。言論自由，實際上是社會矛盾的安全閥。權力的適當分立有利于權力的互相制約和監督，是社會能穩定運行的必要架構。

中國如果能找到一個政治制度，能讓人民暢所欲言，能讓講真話成為習慣，政府廉潔奉公，社會進步發展，那么是不是實行政黨輪替，也無關緊要。奪取政權是政治，但治國是專業。西方的多黨和議會民主制度，多有政治干擾專業的情況。中共在改革以來，盡量不以意識形態干擾專業，或讓意識形態為專業服務，是改革有成績的重要原因。

中共的穩定發展牌，依然十分有效。多黨民主是不是適合中國的最好的制度，仍然沒有定論。 從目前的跡象看，中共的組織制度，似乎在學習古代科舉制度的精神，對政府人員實行各種各樣的精英選拔辦法。比如公務員考試，民意測驗等等。這種現代科舉制度，加上言論自由和權力分立，也許真是中國的道路。如果成功，是對人類政治制度的貢獻。

中國目前制度為腐敗開了更多綠燈 2009/03/09

VOA記者： 燕青 在全球經濟出現衰退的情況下，各個社會里的的腐敗現象似乎愈加引人注目。一些分析人士認為，無論是共產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沒有一個制度能夠完全杜絕腐敗，但是中國目前的制度似乎給腐敗開了更多的綠燈。 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和中國青年報近期都報道了一些地方政府五花八門的腐敗形式和行為，包括安徽省淮南市副處級以上官員每人都得到價值2千5百多元人民幣的貴賓健身卡，而且還美其名曰說是領導干部要帶頭健身，以及一些地方的干部按照級別可以享受包括腳底按摩在內的“療養費”，聽起來仿佛天方夜譚。 難怪中國青年報的評論說，如何讓政府預算不被作為國家機密藏起來、如何讓人民代表大會來決定并且監督政府的預算和開支，而不是由行政部門自己來決定，如何讓公眾以及公眾的利益來主導財政，已經迫在眉睫。 來自中國的傾向出版社的總編貝嶺先生星期一從台北接受采訪的時候，對腐敗的根源提出了獨特的見解。 他說：“其實我覺得腐敗跟人性有關系﹔我現在不認為它跟主義有關系。不是說共產黨就一定腐敗，西方資本主義就廉潔﹔它是在人性中的這個東西，欲望、貪婪，在共產黨制度下跟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一樣是無孔不入的，只是說中國官員目前的腐敗給社會帶來更大的副作用。” 貝嶺表示，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共產主義從理念上講，是崇尚平等、均貧富的，但是對比現在的實際情況，黨和政府仍然在宣稱的這些概念就變得很偽善和諷刺了，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只有靠制度。 他說：“以人的偽善來講，大體上還是要靠制度，你不可能讓每個人都去信奉一個簡朴的上帝。” 貝嶺說，如果共產黨發現它的政權遇到巨大的危機的時候，就會在制度上有更多的設計，減少由于腐敗而造成的社會危機﹔從目前反腐的力度來看，中國共產黨已經意識到面臨這一定的危機，但是在他們看來，或許這種危機還沒有到徹底嚴重的地步，否則迫于壓力，反腐的力度會更大。 他說：“從本質上來講，為了維持政權，它當然要去懲治腐敗，但是這個過程中也遇到了那些已經腐敗了的人的阻撓。而它又沒有法律的限制的話，那這些懲治腐敗的措施，就不一定是像法律那么清楚的東西。” 長期旅居美國和歐洲等國的貝嶺先生，并不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就完全能夠防止腐敗，他說，從一定程度來講，各國的腐敗有各國的特色。 他說：“中國官員腐敗被懲罰的比例是由權力的大小來決定的﹔位居最高層的官員，他被懲罰的可能性几乎是零﹔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它有一些相對完善的制度，這個制度就構成了象我剛才說的被懲罰的概率的相對的高。” 貝嶺說，就他的觀察，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一些政府官員也享有不應該享有的特權﹔而且那些過著過份奢華的生活方式的企業總裁們，雖然他們名義上看似在享用私有財產，但是實際上也是在貪污社會公眾的錢財，因為公司的資產無非是來自整個社會的投資者、股東，亦或者是雇員的付出。 他說：“沒有一個制度不為腐敗提供可乘之機，只是說在資本主義現在的這個制度下，有些腐敗被制度堵住了漏洞。” 他認為，相比之下，中國的制度給腐敗開了更多的綠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