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制作人就柴玲的控告 呼吁外界支持/RFA
2009年4月28日 89年六四事件前学运领袖柴玲控告纪录片《天安门》(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的制作公司侵害其声誉及公司商誉再引起争议，近百的学者联名声援言论自由。也有前学运领袖表示理解，至于柴玲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与过去的历史切割外界有不同看法。（何山报道）
柴玲2007年5月在美国波士顿入禀法院，以诽谤和侵犯商誉，起诉描述 “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纪录片《天安门》的制作公司（the Long Bow Group），再次引公众的关注。过百名来自美国、英国、欧洲的中外学者，在网上发表联署声明，为《天安门》的作者撑腰，当中包括来自北京的作家王力雄及人民大学的教授。 (博讯 boxun.com)
当年六四事件参与者，入狱超过10年的北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李海，周一晚对本台表示，他不清楚事件，但认为当年的参与者透过法律的手段，与20年的事件作出切割，是个人的选择，他对柴玲表示理解。他说：“柴玲现在这样做，去保护她的利益，我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个利益是否正当?我无从判断。正如那个作者，有他的权利，创作和表达自己的意见。她有自己的利益所在，她想办法保护自己的利益，可以理解。对柴玲我还有这样一个想法，我觉得她当年作得很出色，这里面有一些小的是非，我也听说过一些，但是当时的运动，她起的作用很大，我想不能要求她，一个人以后一直是这样，或者永远是这样。她只要当时作用应该做的事，后来她退出，完全是正常的事，她不退出，更好。”
不过，联署反对柴玲控告的英国华威大学学者陈美红对本台表示，六四是一个集体回忆，提及柴玲及其公司的，不止纪录片《天安门》的制作者，她不能认同柴玲的指控。她说：“我们这些老百姓很难会忘记，也有人选择一定不要忘记，当年这些学生领袖给我们一些启蒙。我觉得的柴玲的这个诉讼，当然她的选择，她的公司是觉得是需要受到保护，那我能够明白，但同时我又觉得，这家被起诉的民间团体是一个学术研究团体，他们也是出于关怀中国，而拍了那套电影《天安门》。我觉得从一个历史的纪录来看，他们做得很有价值，所以他们这样被柴玲告，我觉得是很遗憾的事。”
而李海说，柴玲用诉讼的方式，使自己与过去的历史切割，法庭一旦出现 “扒粪”的现象，效果难以预料，可能适得其反。他说：“这本身就是一个过程，可以回答，让我知道是甚么一会事。比如说，经过这个诉讼，今年或连续的诉讼，通过一个案例告诉我们是怎么一会事。但他们都要出钱了，双方都要浪费一些金钱和时间。这个过程，或许用能给我们一些好的东西。”
由柴玲担任主席的Jenzabar公司于2007年5月入禀美国法院，指《天安门》的制作人在片中诽谤柴玪及侵犯其公司的商标，法院于去年8月撤销诽谤案，但侵犯商标案仍然继续，而天安门制作人近期在其网站发起呼吁，要求外界的支持，并表示由于诉讼费很贵，公司有可能在诉讼有结果前关闭。
王丹致香大第二封信： 我们对柴玲，应当更公正一些
2009年4月18日
来源：明报
王丹致港大学生第二封信
首先，我要感谢香港大学的同学们，你们的公投以压倒性的比例通过了要求平反六四的诉求，为港大的学生洗刷了名誉，也再次证明追求民主是人类的基本理念。感谢你们坚持了做人的基本原则。
同时，看到港大有人批评柴玲是逃跑的学生领袖，我也深深地感到，20年过去了，即使在香港，很多人对当年发生的事情也不是很清楚了。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作为当年的参与者，我觉得我有责任就一些基本问题做一些澄清，尤其是关于柴玲的问题。
关于柴玲，外界一直有很多不公正的评价。最近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说柴玲带头逃跑就是一例。更多的说法，是关于《天安门》纪录片中她的一段话，大意是说：「我们走，让别人流血」之类。多年以来，每一次演讲或者公开发言，只要涉及到这个问题，我都一再强调，外界对于柴玲过分不公正。20周年之际，我必须再次站出来为她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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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认为，我们对于柴玲（图），应当更加公正一些。
首先，分析一个人不能仅仅根据一句话，这是基本常识。柴玲以一个女孩子，担任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可以说是尽心尽力地希望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在整个八九民运的过程中，柴玲做了大量的工作，怎麽能因为一句话就抹煞掉她的全部呢？
她确是最后一批撤出广场的
其次，就算柴玲说了一番「我要活覑」之类的话，但是第一，那样的话我们应当放在前后的内容中来看，不能断章取义，柴玲接受记者採访的时间长达一两个小时，怎麽能够仅仅根据她这两句话对她，甚至对学生领袖群体下结论呢？第二，身为广场总指挥，柴玲面临的压力之大，是任何外人无法比拟的，何况得知自己的同学被屠杀之后，本来就感性的她，激愤之下说一些极端的话不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应当被谅解的，外界不管具体情景就下判断，对柴玲极为不公平。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很多人都批评柴玲「让别人流血，我要活覑」这样的话，但是他们都忘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不管柴玲说了什麽，但是实际行动上，她确实是最后一批撤退出广场的，这一点有录影和在场的成千上万的同学可以证明。我们判断一个人，到底是看她的言论呢，还是看她的行动，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标准吗？为什麽那些指摘她的人不提她最后撤出的事实呢？
最后我要说的是，最近一些年来，柴玲比较澹出民运，有些人对此也颇有微词。但是大家想想，长期以来，为了参加民主运动被迫逃亡，有家不能回的柴玲，曾经领导了整个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行动的柴玲，多年以来却承受了外界这麽多的不公正的评价，很多还是极为恶意的攻击和羞辱人格的辱瘗，她的内心会是多麽的难过？我看了很多对她的评论，内心极为不忍：那些人对开枪杀人的刽子手都没有像对柴玲那样苛刻，这个世界还有公理可言吗？！我们没有必要批评她退出，如果是我面对这样的不公，我也不一定能够坚持下去。
我不是说柴玲所作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但是我认为我们对于柴玲，应当更加公正一些。为柴玲辩护，并非因为我们曾经是战友，事实上，我们已经有四五年没有联络了。为柴玲辩护仅仅是因为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不希望历史对任何一个人是不公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