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倩
   
    最近我又搬家了，算起來在灣區挪了十幾次窩了。这一次是我一生中住的最宽敞的地方了。
   很好，干净明亮。原来的老房东终于死了，活的太老，也没死在如他命根子般的老房子里。住在老房子的那几年，天天听他叨叨叨，好多次我早上起来喝完浓茶或咖啡，情绪饱满，心想，我今天要好好写篇东西，谁知，我刚刚把纸笔准备好要出门，他把我堵在餐厅，叨叨叨，叨叨叨，把晚上该讲的話和更多的廢話重複講給我聽，象一把上了鏽的銼子，沒完沒了地銼我,把那上好的感覺銼成豆腐渣。氣得我一天都悶悶不樂，失去意義。
   創作其實是件嬌弱的事。那天情绪不好不行，天气不好不行，浑身筋骨痛不行，接到账单的电话刹风景；还有无聊人来的电话也是。

    我很喜欢伯克莱，和”老房子”的地区。只好忍受老房子三年。为了逃避老房子，我养成去咖啡馆想事情或写东西的习惯。就是我们凭感觉去的那家小咖啡馆，还有凭感觉要的柠檬茶（有一点点醋味）。
    在新住处附近我又发现一家感觉好的咖啡馆。索诺那这条街在湾区是条著名的欧洲街。咖啡都是名牌，不少美国人特地开车到这儿来喝咖啡。我不过用“1道勒”买个座位。咖啡——提神而已，一点儿不喜欢，可我又不能把中国绿茶和茶壼带到咖啡馆去——我是多么喜欢龙井茶啊。
   我感到伯克萊人不崇尚競爭，比較寫意。不像纽约人，鬼推磨似的紧张兮兮。搬家以后，我整理东西，无非是一些书稿。不少稿子就是以上哪些因素未完成的。捆在一起，乱七八糟的。只要没有一口气写完的稿子，我很厌恶，还有已经写好的，也会很不满意看也不想看了。今年我要争取出三本书，一本小说集，一本诗集，一本散文集，我自己出给朋友看，一笑或一罵。如今为我开悟的教授都是真才实学。
    祸兮福所依。基督徙有句术语，就是当上帝把这扇门为你关上了，衪一定会为你开启另一扇门。衪知道那扇门是属于你的。刚搬来几天，徐邦泰（不知你知不知道？）先生——人家都叫他“邦泰”，我叫不顺口，还是叫他“徐邦泰”，一脸疲惫地跑来，挺不好意思请我帮个忙，接待一个杨太太，在我这儿住几天。说她先生献身民运很辛苦。这才叫无巧不成书，（徐）邦泰说她是我同乡。我开门见她，很面熟，脱口就问，你是不是某中学的？南京二中?是。然后我们还对出，我们还先后是同一所小学的-南京市南昌路小学.我们又一次觉得“这世界真小”！小到我们彼此的熟人竟然也认识。童年的居处也离得近，还有，竟然家庭背景也相似。因為這些原因，我晚上陪她聊天。結果聊成“天方夜談”故事套故事，從國民革命開始，套出一副人脈地圖。
   我不知道，“命运”是特别地和我作迷藏，不断地出“司芬克思”之迷给我猜，还是每人都有此类感觉？
    我怎么会有那么多奇遇？数年前的一个晚上，在一间小咖啡馆，我坐着，对着一个戴墨镜的人。恍若梦境。看到梦幻中的一个真切，顿时认定，我们所看见，所言说的世界非常贫瘠，不可靠。当那人在漫不经心地说点大话时，已经被包容在一个大领域里了。还记得海伦娜的话么——一切事情的始末都安排的恰到好处？
    我叫她夏姐，长得富富泰泰。三十来年过去了，我记得她，少年时她扎两根长辮子，两只黑色的大蝴蝶结，在耳边，一边一只翩翩欲飞。之所以印象深，她娇里娇气。皮肤特别白，个子高大。我们或去百货公司买东西，或是乘31路公车。在南昌路过来过去。
    我是我家人一块心病，他们为我提心调胆多少年，尤其是我大姐，那么坚强的人在电话里会为我哭，一来信写多少页，劝我，你不要浪费自己的才华呀，多写些真善美啊（好象我是假丑恶似的）这样你的作品就可以在国内发表，我们也能看到了，你看，某某某，人家文采都不如你全国都知名了，千万别沾政治云云。我心想，知名又怎么样呢多累啊，要不是有时被灵感烧得难受不写不行，实在不想湊热闹了。世上的文字太挤太老了。再说我命不好，在国内处处碰壁，跑到国外也是。一度，一路老被退稿，甚至泥牛入海无消息。
    有一次我就此问题致电一位台湾作家，他的回答令我失望极了，原来在海外发表作品是要找关系台海文坛都是有“码头”的。外人打不进去。我最讨厌搞人际关系，腆着脸求爹爹拜奶奶的了。算了，没意思，有时就地缘人缘之便在反动刊物【中国之春】上发表一些“十三不靠”的文章。不知中春叫不叫码头，好像和政治有不解之缘似的，湾区恰恰没有投缘的文学刊物。只有一本我认识的民运刊物——中国之春。/博讯

   
   
    近二年，我在学习“忏悔”的功课，其间重新阅读俄国尼古拉一世时代的一些作家及其作品－－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老托尔斯泰，实在是有新的领会。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与一些主张剧烈变革的社会主义者来往频繁，并因此被捕。经历了送审，亲耳听到自己被判死刑，又死里逃生，被放逐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这段非人的经历使他的人生观发生根本的转变，由激进派退出皈依了耶稣基督。他的转变受到激进派的抨击。陀氏的转变不是出于怯懦，而是他在现实中洞见了一个真理：革命手段不能消灭罪恶。他在其作品《罪与罚》、《卡拉玛佐夫兄弟》等一系列作品中，对人性作了淋漓尽致的揭示。他反复阐述这个主题：人有原罪。
   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成为革命者（去革人家的命），而成为一个忏悔者，发人深省之处在於：他从一个被（专制制度）迫害者的角度，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真象：屈辱开启地狱之门，它使灵魂堕落，使它扭曲变形，令人萎顿又狂妄，令人怯懦而心生怨毒……陀氏在受苦受难中下了灵魂的地狱，经历了痛苦与罪恶的深渊。对自己灵魂的正视，常常把他弄得不知所措。有一次他跑到庄园主屠格涅夫家去叩门，然后把屠格涅夫当红衣主教似地招认－－对自己的不满。屠格涅夫聆听著，呆若木鸡，并鄙夷地流露出：一个体面人怎麽竟可以对自己不满呢？屠格涅夫那付伪君子架势，令陀思妥耶夫斯基蒙受凌辱，但他仍然无法克制对自己的不满：“屠格涅夫先生，我必须告诉你，我多麽瞧不起自己……可是，我更瞧不起你，我告诉你的只有这些！”
   和陀氏不同的是另一大作家托尔斯泰，属上流社会的贵族，但是他通过对上流社会的观察也正视了人性恶，但他并没有仅止於此，而在寻求解救之道。他主张不以恶抗恶，接纳并实践忏悔－－这来自于上帝的救赎之道（中国作家从来没有达到这个高度）。从前我读《复活》时，以为老托尔斯泰发闲愁，捏造出涅赫留道夫这个白痴来，如今思之，就有一种很深的感动。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要表达的是：上帝之光穿透一个黑暗而痛苦的灵魂所产生的能力－－忏悔。这能力促使涅赫留道夫不耻于降卑（注：涅赫留道夫公爵由于自己的荒淫，一手造成了他姑妈的使女（兼养女）玛丝诺娃的悲剧。他始乱终弃导致后者先沦为妓女后沦为罪犯，她的苦难从此成了涅赫留道夫的十字架。之后，他以忏悔之心想挽救她，而使自己的灵魂得以被赎。）涅赫留道夫接纳了上帝的能力，他的心灵获得了更新、释放、提升，由此获得另一层次的自由。
   托尔斯泰的深邃之处在于：他的同情是在玛丝诺娃一边的，可是玛丝诺娃却拒绝了涅赫留道夫的悔改、拯救，后来嫁给了一个革命者，远赴西伯利亚流放。结果，忏悔使罪人涅赫留道夫得赎，而革命及革命者们有没有使玛丝诺娃们获得新生呢？近百年的阶级斗争史已经使此有了答案。
   我之所以比以前更加喜爱这俩位伟大的作家，实在源于一个很深的感触：当红色恐布渐渐稀释之后，大批曾经受过迫害的人，或是控诉或是批判那个时代的黑暗。比比皆是“受迫害者”，而鲜少看到迫害者们的剖白和忏悔。凡是从大陆出来的朋友，大约不否定这样的事实：自四九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国人，尤其是识文断字的人，不同程度，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过“迫害者”。还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很多人既是被迫害者又是迫害者。
   曾几何时，中国人整体地上演了一幕“红海洋”的历史荒诞剧－－偶像崇拜。这种恐怖而荒唐的现象延续几十年。我的一位女友写过一篇分析文革现像的文章，名叫《集体的罪恶》。
   但是，中国人偏偏缺乏罪恶感。
   所谓具有中国特症的“专制心态”的形成，可能是因为这个民族的灵魂从来就没有释放过。它被压抑，被束缚，被扭曲。就像一座封尘许久的屋子，从未被阳光照射，黑暗也就无以谈起。
   海外民运的危机实际上是一场精神危机。如果说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人为了解决中国的黑暗、专制而一再采取了外部行为“武装革命，阶级斗争”而一再失败，如今倡导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新一代人则一直在一个误区中深深地陷溺。这就是人性的误区。
   百年前，在另一个专制制度下生活过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从高度的精神危机中，洞见了“天之道”。他们分别从不同的层面，洞察并指出了人类的灾难之源，而人的原罪靠人类自身是不能彻底解决的，需要至高者的拯救。他们分别从二个不同阶层（前者是上流社会的贵族，后者是被监禁被流放的受难者。）殊途同归地皈依了耶稣基督。他们的人生经历虽然不同，但他们都是忏悔者。
   忏悔是一种积极的痛苦和解脱，可以使被污染被扭曲的心产生质变－－由丑陋的蛹蜕变为自由美丽的蝴蝶。忏悔是人性堕落的救赎之道，这本来是我们赖以保持健康人格的一种生命行为，也是“自由”赖以保证的常青之树。但是，西方人渐渐在丢弃这个救赎之道，而中国人对于之，简直是一块死土，中国人的人性阴暗面的积淀特别深厚，“罪恶感”几乎是麻痹的。鲁迅先生悲叹过中国人惯于当看客、自欺、食人血馒头等等国民劣根性。我感到中国人的罪恶感迟钝，也应是国民劣根性之一。没有罪恶感就没有忏悔的需要，而一个民族如果从来没有“忏悔”这个心性活动，那国民人格就不完整。
   从事民主运动的人们或是久被专制制度奴役的人们，如今，首先面临的是灵魂得释放，被医治；耶稣基督的救赎之道，对大陆人是新的，也是逃避不了的。（《海外校园》第九期，199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