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樸︰出版這本書的目的就是要幫助趙紫陽完成他的遺願（BBC）

美國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和香港新世紀出版社本月將出版根據已故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口述錄音整理成的回憶錄。

總長近30個小時的錄音帶是趙紫陽在軟禁期間錄制的，他去世後被三位朋友秘密帶出中國。

趙紫陽因為在1989年支持天安門學生運動而被迫辭職，隨後被軟禁在家，直到2005年去世。

趙紫陽秘書鮑彤在北京接受路透社采訪時說，他親耳听過這批錄音帶，認定說話者是趙紫陽。

鮑彤的兒子鮑樸和妻子花了四年時間整理這些錄音並翻譯成英文，使之出版。

鮑樸周五（5月15日）接受了BBC中文網的電話專訪︰

鮑樸采訪錄音

鮑樸︰我在香港開一家出版公司，新世紀出版社。這是我們至今為止拿到的最好的一本書。

問︰大家都很關心書的真實性，以您的整理經歷，從磁帶上的聲音和來源渠道，您是怎麼確認真實性的？

鮑樸︰首先從來源來說，沒有拿到錄音帶之前，我們就毫不懷疑它的真實性。拿到以後，又听到他的聲音，我們又接觸到很多過去在他身邊工作的人，對于這是不是他本人的聲音毫不懷疑。

趙紫陽的錄音片段

而且現在我們已經把錄音的一些片斷放到媒體上去，趙紫陽過去是個公眾人物，他的聲音，大家也是比較熟悉的，特別是媒體肯定有存檔。那麼，大家都可以比較。

問︰從錄音的內容，或者從給您拿到錄音帶的渠道那里，您是否知道趙紫陽錄音的意圖是什麼，是不是將來要發表？

我們出版這本書的目的就是要幫助他完成他的遺願

鮑樸︰你的問題問得很好，也就是說他有沒有留下遺願？就是說這份東西到底該怎麼用？據我們所知是沒有的。他去了，但是他沒有告訴任何人在他身後這個東西到底應該怎麼用。

對我們來說，看到他克服了各種各樣的困難，在非常非常困難的條件下把這份錄音完成了。對我們來說，毫無疑問，他要把他的經歷在歷史上留存下來。我們出版這本書的目的就是要幫助他完成他的遺願。

問︰我們知道趙紫陽一直處在軟禁狀態，那麼他是在什麼環境下錄的音？

鮑樸︰具體環境我並不了解，因為我那個時候沒有辦法到他家里去，任何外人也很難接近。具體的錄音條件我們只能想像，當局對他的監控，軟禁和限制，實際上早是公眾都知道的。而且在這份錄音材料中，他也對當時的環境作了非常詳細的介紹。

問: 你選擇在六四前發表趙紫陽的錄音回憶錄，一定是有所考慮的。從這個錄音內容上來看，無論是考慮六四的背景還是如今中國的現狀，你覺得哪些是最值得我們今天關注和深思的？

鮑樸︰我覺得這份回憶錄的價值是毫無疑問的。它為當時的歷史提供了一個不可或缺的視角，如同填補了一段歷史真空。

對于今天來說，對我們最有現實意義的就是關于對六四事件的判定。我相信大家都听到了我拿出的關于六四那部分的錄音。他說，“六四事件如今都已經很清楚了。當時是我錯了呢還是他們錯了呢？”這個是非常有震撼性的。

他把這個事情重新提出來，讓大家都想一想，都回到當時的那個場景當中去，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政府用那樣的手段對付示威的學生，到底是不是合法的？是不是有道理的？到現在這個問題沒有解決，也沒有說法。

問︰當時趙紫陽在錄音中提出這個疑問是什麼時候的事？

鮑樸︰從錄音的內容判斷，他開始錄音的時間是2000年左右，整個過程估計大概一兩年就完成了。趙先生是在2005年一月去世的，估計接近2005年他的身體情況也不允許他去做錄音這樣的事了。

他還有提到，錄音根據的是七年前他自己寫的文字材料，而他提到的文字材料應該是在1993年形成的。

問︰你現在掌握這些文字材料嗎？有沒有發表的打算？

鮑樸︰我現在還不知道這些材料的下落。

問︰我們知道您的父親鮑彤先生由于趙紫陽當時的處境也受到很大的影響，也坐過牢。這份有震撼力的東西出來，會不會對仍在國內的鮑彤先生造成不好的影響？

鮑樸︰我想他很高興看到這份材料被公開，不管對于我父親還是我來說，所有的風險都是值得的，任何代價都是值得的。這份東西一定要出版。

問︰你父親有沒有或以怎樣的方式參與了這次的出版工作？

鮑樸︰我可以這樣說，沒有他的參與，這份東西的出版是不可能的。

問︰現在網絡很發達了，多媒體時代了，你們有沒有打算把這份錄音在網上或以CD的方式全部公開出來？

鮑樸︰我把希望寄托在你們媒體身上。我已經提供了語音的片斷，另外文字的材料以出版的形式，你們媒體也做了大量的報道。

大家都做了自己能做的那部分工作，把這份東西能夠保留下來，讓人們能有機會看到它，回想一下當時的歷史。

這份錄音的內容，這份語音歷史將來我希望最終能到一個能很好保存的公共機構去。我相信將來時機和各方面條件都成熟的話，會實現的。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发生后，营救中国民主运动人士「黄雀行动」的总指挥陈达钲近日在美国接受电视专访，披露当年行动的若干秘辛。他说，六四事件已过了十八年，回想起来，坚信所做一切没错，也相信总有一天，六四会获得平反。
    

    「黄雀行动」从一九八九年六月中旬开始，持续约半年之久，总共营救出一百三十三名中国大陆的民运人士，包括严家其、陈一咨、苏晓康等，都是经过黄雀行动营救而逃离中国大陆。
    
    黄雀行动一九九一年六月首次曝光，今年五月陈达钲首次在纽约公开亮相，接受专访。
    
    陈达钲是香港唯胜企业有限公司、义德洋行有限公司和华美门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在十三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六，被称为「六哥」，与他共同参与黄雀行动、在第一线行动的弟弟陈达钳被称为老七。
    
    陈达钲表示，一九八九年六四民运在香港引起很大反响，人们甚至从中国政府在运动初期表现出来的容忍看到希望，孰料后来事情演变为中共开枪镇压，使他非常不理解。
    
    他说，一开始「我觉得政府比过去开明，绝没想到后来会开枪镇压。六四之后我激动得昏了过去，进了医院。为了表现心中的愤怒，我把七岁的儿子剔了个光头。」
    
    陈达钲在访谈中透露出黄雀行动的一些点滴，指出当年六四事件发生后，与志同道合的朋友站出来，营救被中国政府通缉的人士，从香港支联会取得民运人士的资料后，或用走私快艇载运，或派人深入中国大陆营救，从华南到华中、华北，最远的地方达到兰州。
    
    陈达钲表示，黄雀行动持续了近半年，直到一九八九年底，在营救王军涛和陈子明时出事，两位工作人员在广东中了圈套被捕才暂停。
    
    之后，陈达钲为了救出两位工作人员，亲赴北京与中国公安部高层商谈，达成妥协，中方答应对他既往不咎，来去自由、不附带任何条件、释放两位工作人员，于是黄雀行动自此画下句点。
    
    如今六四事件已过去十八年，陈达钲回想起来仍无怨无悔，认为凡是有条件的中国人都会做这件事。
    
    他说，六四事件深具历史意义，并坚信当年所做并无错误，也希望六四事件终有平反之日。
    
    不过，对于黄雀行动的具体细节，他表示目前时机仍不适宜全部公开。
    
    曾不惜性命 倾家荡产救人
    
    据陈达钲的友人陈志雄此前透露，陈达钲原本是从大陆去香港的生意人，还在非洲打过工。本来跟中国做生意是不能跟中国政府对着干的，但是为了正义和社会的良心，陈达钲倾家荡产，用了2、3千万去安排救人，收买贪官，让他们放人。他说陈达钲曾经亲自开快艇30多小时到海南岛，与黑社会的人联系，带民运人士到香港。
    
    赵紫阳前智囊、前中国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被陈达钲营救出来的陈一咨曾透露，六四之后，自己莫名其妙被李鹏当成赵紫阳黑线和学生运动黑手的枢纽，受到400个特工抓补，经陈达钲先生组织营救才来到香港。
    
    陈一咨说：六.四事件发生后，香港很多爱国爱民的仁人志士，对年轻学子和市民被杀痛心气愤，有一批人不顾身家性命去援救面临生命危险的年轻人。陈达钲在前线帮助了很多人，此事最早被BBC称为“黄雀”行动。陈达钲因此而在一次吃饭时被人暴打，香港报纸披露陈被打之事，“黄雀”行动才曝光。陈达钲被称为行动的总指挥，尽管陈否认。
    
    据陈一咨介绍，陈达钲还需要花钱打点安抚在营救过程中的伤亡者。他手下有三人被大陆公安抓补，公安放话，如果他继续这样做，就把他手下的人抓一个杀一个。陈达钲于是前往大陆与前公安部部长陶驷驹和贾春旺见面，据理力争，说你认为是动乱分子，我把他们救了，就没人给你捣乱了。我认为他们是爱国分子，给他们一个发展的机会有什么不好。说的陶驷驹哑口无言，后来把他的人放了，还说黑道中也有爱国的人。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说，陈达钲的行为出自一种单纯高贵的正义的冲动。陈一谘也盛赞陈达钲的行为明了中国人“威武不能屈”，是侠义精神的最佳表现。
    
    去年，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表示，准备在撰写的回忆录《大江东去》披露有关八九学运领袖和民运人士如何通过“地下通道”逃离中国的一些情况。司徒华说，黄雀行动与支联会是两件事，黄雀行动并非由支联会来做，是由其他有心人去做，但是他知道过程。
    
    黄雀行动和中央情报局局
    
    六四惨案发生后，很多仁人志士不顾个人安危援救在大陆面临生命危险的年轻人。这其中也包括身在大陆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美国作家Mark Perry所著的中央情报局最新秘闻》（The Last Days of the CIA）一书就披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李洁明等人积极救助大陆因“六.四”而陷入困境的民主志士的过程。
    
    据书中介绍，在天安门事件期间，美国大使馆的一些要员因为担心自身安危纷纷离开北京回到美国。而李洁明和国务院情报组长等５名大使馆负责官员留了下来，对付这个似乎处于内战边缘的巨大的国家出现的一片混乱局面。基于他的级别和经验以及中情局站长的离去，李洁明成了美国在北京的事实上的首席情报官员。
    
    作者称，由于布什政府把中国看作是对付苏联在亚洲影响的战略性的抗衡力量，这对美国外交政策和随之而来的天安门事件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布什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们害怕这个计划会激怒中国的领导人，对“黄雀行动”严加保守秘密。尽管如此，规模巨大的秘密营救努力得到了布什的全力支持。一位前中央情报局官员说： “让我们这样说吧！在六四事件 之后，如果没有得到白宫的批准，情报局在中国是不会有任何动作的。这件事是总统的裁决。”
    
    在6 月4日事件后，部署在中国、香港和澳门的几十名最宝贵的情报人员组成的网络，为那些“民运”最重要的组织者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和脱逃的手段。布什和中央情报局在批准这项营救计划时事实上别无选择。他们知道情报局在大陆建立的广泛联系网络，使得一项总统的裁决成为多余之举，因为不论华盛顿当局会说什么，美国情报人员都会发起这场地下营救行动。事实上，布什所批准的是一项已经在进行中的计划，它实际上在暴力发生的当天就已开始。
    
    黑幕下的秘密营救
    
    例如，冲突那天的清晨，两个最重要的“民运”领袖北京师范大学的吾尔开希和南京大学研究生李录神秘失踪，中国安全部门全力搜寻不得。6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另外两个异议人士，优秀企业家万润南和赵紫阳的秘书严家其，也到了西方国家。所有这四个人的脱逃，是因为有一个支持者的网络才有可能．他们为出逃者事先准备了身份证、大量现金、伪造的火车票，以及沿着一条从北京到东南的“地下铁道”的一连串的安全住所，在东南沿海，异议人士或是坐船经过变化莫测的海路偷渡至澳门，或经由陆路去香港。书作者称，如此复杂的行动没有中央情报局的至少是缄默的合作，那是不可能的。
    
    书中还透露，中央情报局担当的角色，早在事件之前，便由李洁明决定帮助处境最危险的“民运”领袖前往西方预示出来。在5月的最后一周，李洁明轻率地为200多名中国人签发签证，包括学者、科学家和学生，有时甚至借钱给他们卖火车票或飞机票去香港和其他安全地点。这笔钱从大使馆的“特别应急基金”中拨付。在事件发生后，李洁明还为美国工作的宝贵的情报人员提供后勤支援，让他们寻找逃出中国的出路。
    
    按照李洁明的一位同事所说，这“使人想起我们从西贡撤出的情景，不过这一‘次我们没有甩下我们的朋友不管。”在其他一些事例中，李洁明成功地吁请释放一些被捕学生，然后就是使他们从北京在“安排下无影无踪”。许多这些年轻人后来都到了西方。当情报局在中国缺少可靠领导的情况下，李洁明再度担任了中央情报局北京站站长。
    
    在“六四”后的第二天，中国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在一群记者的护送下进入美国大使馆。
    
    21名首要通缉犯15名逃脱
    
    书中披露，书中还透露，“黄雀行动”虽然最初是由海外的“民运”同情者们组织的，但很快就受到港英总督和澳门的法国高级情报人员的注视。
    
    港澳同情“民运”人士的营救网，在7月和8月发展成为北京至深圳的“地下铁道”。随着营救行动的扩展，采用了更为复杂的躲避追踪的方法，如伪装术、扰频电话、夜视镜、红外线信号装置，还有快艇和海岸营救行动使用的武器。一个中央情报局官员证实，“大部份高技术的装备是由中央情报局提供的”。
    
    营救行动尽管动用了情报局在中国内部的最重要的关系，但是营救行动并非中央情报局“包办”或“单干”的行动。许多西方情报机关为使地下行动成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英国和法国，当然还有美国人。
    
    据悉，在六四后不到两周，在全国公布了21名首要通缉犯名单。由于西方情报机关的努力，使中国通缉的21名要犯中有15名脱逃。
    
    天安门事件几周以后，一批逃出中国的学生、异议人士和知识份子，在巴黎出现在新闻界面前，宣布成立流亡的中国民主运动。这一个团体的建立被认为是“黄雀行动” 的圆满成功。尽管如此，中央情报局官员拒绝承认他们在营救行动中的作用。美国国务卿贝克事后曾公开感谢法国政府“削减繁琐官方程序”，接纳中国逃亡者在法国避难。这样一来，全世界才知道，法国也主导了此次营救行动。
    
    营救行动开始半年以后，快到布什（老布什）总统结束其第一年任期，这时环绕“黄雀行动”的秘密首度曝光。但是当时的布什政府不愿对“黄雀行动”有所夸耀，原因仍然是担心一旦中央情报局的活动原原本本公开出来，将把中国推入苏联那边。中央情报局官员只能默默承受痛苦，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