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趙紫陽的回憶錄最近剛剛出版。我們現在來對比一下趙紫陽和中國共產黨對于六四事件之後處罰趙紫陽的有關說法。 前總書記去向之謎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公報說︰“鑒于趙紫陽同志的上述嚴重錯誤，全會決定，撤銷他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會委員和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的職務，對他的問題繼續進行審查。” 從此，趙紫陽就從中國官方媒介中消失了。然而，對趙紫陽的懲罰並不止于此。自那時起，直到2005年1月17日趙紫陽去世，他一直受到軟禁。 趙紫陽回憶說︰“被調查時間，我的行動自由一直被剝奪，我指出軟禁我是蔑視法律，1990年我三次去信江澤民(時任中共總書記)、李鵬和政治局常委，要求終止調查和軟禁，恢復我的自由，但信件石沉大海，他們沒有回應我。 “在當局快要宣布結束對我的調查之際，他們立即訂下六大規條限制我的行動自由，但當局在執行六大規條時，從沒給我任何文件或口頭通知我，可能是感到內疚，或者擔心這些證據會被外國媒體取得，成為國際傳媒焦點，再出口轉內銷。他們指示安全部或我家的下屬執行規條，由于他們不能對我說，每當我問到他們時，他們總是編造借口應酬我，往往令我跟他們起沖突。最後，我發現這些規條，我不再怪他們，他們只是奉了上頭命令行事。我曾去信江澤民要求解釋六大規條，結果當然是沒有回復。 “我多番去信當局，要恢復我的人身自由，卻杳無音訊，我決定去信常委會所有成員，提出軟禁我是違法。當局後來解釋，從來沒有‘軟禁’我，又說我是自作自受，暗示我把致黨大會的信外泄。” 不是軟禁，前總書記行動何以受限？ 趙紫陽在回憶錄中說︰“當局在處理我的問題都經常顯得很緊張不安。當局說我可以在家中見客，條件是客人不能是記者和外國人，但實際上是從來都不準訪客探我。 “1990年10月亞運會舉行前，我決定出去打高爾夫球，安全部門听到消息後，要求我的秘書阻止我出去，我說他們沒有法律理據阻我出去。他們叫司機不要送我，我說那我就乘公車去吧。最後安全部門讓我外出，卻由公安車護送。 “外國媒體知道了我打高爾夫的消息後大肆報導，江澤民和李鵬憂心忡忡，責怪安全部門批準我外出。之後，當局口頭通知我，在調查期間我不準外出。政治局委員喬石後來對我說，要我顧全大局，說我的情況很敏感，叫我不要做出任何損害穩定的事。” 中共元老打掉總書記 趙紫陽知道，將他趕下台，並且軟禁他，主要是一些中共元老起的作用。鄧小平1989年6月9日在接見北京戒嚴部隊軍以上將領時說︰“我們有一批老同志健在，包括軍隊，也有一批各個時期參加革命的骨干還在，因此，事情現在爆發，處理起來比較容易。” 趙紫陽回憶說︰“六四前，鄧一直支持我。但六四事件後情況改變了。因為我和鄧對于如何處理學生示威的方法意見不一。鄧對我的態度變了，反對我的元老終于得到鄧的同意，他們一起決定要讓我下台。 “四中全會決定成立特別調查小組，正式調查我。調查歷時三年零四個月，調查組集中調查我是否直接或間接操控六四民運，也想知道為什麼我的政策和立場，跟中共元老鄧小平的對著干。” 趙對中共元老的特殊感情 然而趙紫陽卻對這些元老懷有一種特別的感念之情。他回憶說︰“1995年秋天，陳雲逝世，我想親身去慰問他的遺屬，卻被禁止，說‘不方便’，我以為陳雲的家屬拒絕，後來發現原來他們是願意見我的。 “當鄧小平在1997年逝世時，我身在杭州，听到消息我很悲傷，我致電當局要求即時返回北京出席悼念儀式，中委會的回應卻是沒有送別鄧小平的儀式，叫我不用回北京。 “1997年5月，當彭真逝世，我向他的家人說我想上門探望，但保安局卻說彭的家人未布置好靈堂，叫我在‘顧全大局’情況下，最好不要去了。我對此非常憤怒，為何不準我悼念老同志之死？他們有什麼好怕呢？” 關于平反六四 趙紫陽回憶說︰“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涼，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槍聲，一場舉世震驚的悲劇終于未能避免地發生了。 “1997年9月12日，我去信第15大，要求重新評價六四事件，指事件雖然過了多年，但人民是不會忘記，最好盡快重新評價。” 據台灣《聯合早報》5月20日報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5月19日說︰“關于上個世紀80年代末在中國發生的那場風波和所有有關問題，我們黨和政府早已有了明確的結論。 “但外交部網站昨晚上載的記者會文字紀錄完全略掉了這段問答，新華社也沒有作出相關報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