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來定居台灣的"六四"民運人士吾爾開希在試圖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時候被有關部門扣押。
在美國的八九學運領導人之一-王丹向BBC中文網表示，吾爾開希這次前往澳門的目的，是想要求中國駐澳門的中央聯絡辦公室協助他返鄉探親。 目前並不清楚吾爾開希是持用何種證件試圖入境。 澳門移民入境事務部門則以"不便回答"拒絕向BBC中文網證實吾爾開希是否被扣。 先前香港特區已經拒絕多名和八九學運的人士入境。 北京八九民運期間曾擔任高校對話團團長的流亡海外人士項小吉，周二（2日）經紐約抵達香港時被當局拒絕入境。 項小吉是應香港支聯會的邀請抵達香港的，他本來準備在周三出席香港城市大學舉辦的六四20周年研討會，並在周四晚出席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六四燭光紀念晚會。 繼丹麥雕塑家高志活被拒入境後，香港當局周二晚以"入境原因"為由拒絕讓六四學運領袖項小吉入境，但並未詳細解釋什麼是"入境原因"。 香港入境處已在周三凌晨將項小吉送上返回美國的飛機。 香港支聯會常委張文光指責香港入境處的決定"錯誤和不明智"。 持美國護照、以學者身份抵港的項小吉表示，香港人堅持平反六四，會鼓舞中國人民繼續追求民主，推動中國民主運動。 幾天前，曾參與北京八九學運的流亡海外人士熊焱從美國抵達香港並順利入關。 張文光說，據初步了解，熊焱日前能夠入境，據說是來港目的是"探親"，而項小吉說是出席六四活動，因而被拒入境。 張文光批評說，沒想到香港基本法的出入境自由僅限于探親。 項小吉在機場禁區內接受香港媒體采訪時表示，當他周二晚8點05分在入境處櫃台等待入關時，被一名職員帶入房間查問，表明了自己會出席六四紀念活動。 項小吉說，從紐約飛來香港的途中，首次在飛機上看到闊別20年的中國大陸，看到長江，黃河，就算這次無法回到內地，仍覺得這趟14小時的旅程有價值。 據悉，項小吉在八九學運時曾任北京高校學生對話團團長，當時他是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研究生。六四後偷渡抵達香港，輾轉流亡美國。 德國之聲版本：八九年學生運動始末回顧（組圖） 本文
1989年中國改革派政治家胡耀邦去世。此後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對中國進行了具有曆史意義的訪問。這一背景以及中國民衆要求民主，要求改革的強烈願望爲 1989年春季中國爆發一場轟動世界的民主運動作了鋪墊。然而20年前的6月4日，這場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被解放軍的坦克和槍炮子彈鎮壓了下去。德國之聲記者馮海音就當年中國那場學生運動的始末進行了回顧。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這位改革派政治家在去世前兩年就因所謂的資産階級自由化問題被免去了職務。因此，悼念這位改革派政治家的活動，成了廣大民衆表達推進國家改革進程願望以及發洩對國内貪污腐敗盛行狀況不滿的一個渠道。4月22日，當人民大會堂裏正式爲胡耀邦舉行追悼儀式時，人民大會堂外面已經聚集了10萬多名大學生。
1989年4月19日群衆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悼念胡耀邦的一個鏡頭
大學生們提出了尊重人權，尊重言論自由，結束新聞鉗制的要求，并要求國家總理李鵬親自接受學生們遞交的請願書。然而李鵬并沒有露面。四天後傳出了中央政治局鷹派給予的回答。當時中共的另一位改革派政治家-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正在朝鮮訪問。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措辭激烈的社論。社論中稱學生運動爲一場受到敵對勢力操縱的反革命運動。此言一出，凡是參加了這場運動的人都等于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大學生們聽到這個社論後群情激憤。
當年的學生運動領袖王丹回憶說：“學生們對這個社論沒有一點準備。根本沒有想到政府會這麽快，這麽窮兇極惡地馬上将這個運動定性爲一場動亂。我覺得，如果不通過上街遊行的這種方式，我們無以同官方的輿論機關抗衡。全國人民就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學生運動領袖王丹在演講
此後一天，即4月27日，大學生們從40多所高等院校出發，前往天安門廣場，抗議人民日報發表的那篇社論。他們的這一行動違反了有關機構發布的禁令。最終學生們闖過了重重封鎖，到達了天安門廣場。這一勝利讓大學生們深感振奮。此後幾乎每天都有大學生舉行示威，示威人數往往高達10多萬人。其中也有不少各階層的市民加入。
5月4日對于中國共産黨來說是重要的一天。這一天是1919年五四學生運動紀念日。中國共産黨一貫将自己視爲紀念五四運動的正統繼承者。但示威者也舉行了他們的紀念活動。就在這一天，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就學生的抗議行動發表了立場明确的講話。這一講話通過電視屏幕廣爲傳播。這樣一來，人們在學生運動問題上看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明顯的分歧。此時大學生内部也出現了争議。
學生和群衆自發攔截戒嚴部隊的軍車
一部分激進的學生領袖，要求繼續舉行示威活動，而王丹在五月十日接受加拿大電視台采訪時主張，大學生應當撤回到校園中去。“我認爲現在的學生運動應當轉入第二個階段。這一階段的活動方式不再是大規模的激烈的上街遊行，罷課等等，而應該是切切實實地從事校園民主環境的建設，比如說，學生組織的合法性，學生自己辦報紙廣播等等。這些工作看起來好像不是聲勢浩大，但是它的深遠意義很重大。”
按照當時的計劃，5月15日戈爾巴喬夫将到訪中國。這是蘇聯國家領導人30多年來的首次到訪。一些大學生領袖決定，借助這一背景對政府施加壓力，要求政府收回那篇社論。5月13日，大約400名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開始絕食，大學生占領天安門廣場的行動自此開始。随即中國同蘇聯的高峰會晤在大學生抗議的陰影下舉行。就連專程趕到北京報道峰會的記者們，也紛紛将報道的焦點轉移到了天安門廣場大學生的絕食鬥争上。當時的天安門廣場已然成了一片五顔六色帳篷的海洋。那裏還設立了醫療站，後勤供給站和糾察站。學生們還舉行了搖滾音樂會，整個氣氛就是一場學生們自己組織的慶賀自由的盛典。
大學生在天安門豎起民主女神像
然而大學生們取得的勝利是暫時的。後來他們終于獲得了同李鵬總理對話的機會。對這次對話，電視台也進行了直播。然而就在這時，中共黨總書記趙紫陽被宣布免職。李鵬在5月19日的講話中要求軍隊和國家各級領導對學生運動采取強硬措施。他說：“不迅速扭轉局面，廣大革命先烈用鮮血創作出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途和命運都面臨着嚴重的威脅。”
這次講話第二天，北京正式宣布實施戒嚴令。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軍隊第一次開進北京城。但是軍隊的挺進遭到了北京老百姓的阻擋。民衆擋住軍車不允許前行，并給戰士們做說服工作。“解放軍官兵們，作爲學生代表我請求你們，拿出你們的正義和勇氣，做一個人民軍隊的人民子弟兵，而不要被一小撮人所左右，做一小撮人的工具。做中華民族的罪人。”
1989年6月4日：北京街頭被燒毀的坦克
此後軍隊真的撤離了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大學生們就撤離廣場進行了表決。王丹在5月27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說:“爲了避免以非理性的方式來對抗極端非理性的政府，主動創造在民主和法制基礎上解決問題的前提，建議天安門廣場的大規模和平請願行動在5月30日，戒嚴令頒布第10天，暫告一段落。”
但是其他一些示威者并不願意就這麽離開。雖然不少大學生離開了天安門廣場回家或者返回了校園。但是因爲不斷有全國各地的學生湧入，因此騰出的空間馬上又被占滿。5月30日藝術院校的大學生又在天安門廣場豎起了民主女神像。這個塑像高達10米，模仿了美國自由女神的塑像。但民主女神像隻在天安門廣場上停留了3天。6月3日晚上，中央電視台播出了軍隊将實施戒嚴令的緊急通知：“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緊急通告，戒嚴部隊、公安幹警和武警部隊有權采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
中國人民解放軍得到了可以開槍的命令。于是軍隊用火力掃清了道路，進入北京市的中心地帶。淩晨5點，天安門廣場被清理。迄今仍然沒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在89年6月3日到6月4日這個夜晚被解放軍的槍彈打死。中國紅十字會一度宣布說，平民的死亡人數爲2600人。但後來又收回了這一說法。
作者：馮海音/峻青
王力雄: 神化天安門運動是我們的心魔 本文網址：http://news.backchina.com/2009/6/3/43394.html
——我爲何在《天安門》制作人的呼籲書上簽名
最近，拍攝了紀錄片《天安門》的美國長弓紀錄片制作組（下稱“長弓”）發出呼籲（見附件），談及他們正遭受一場可能被耗盡資财而倒閉的訴訟。提起訴訟的是一家有财力的美國公司，公司總裁正是1989年天安門運動的學生領袖柴玲。長弓呼籲書從維護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角度，希望得到簽名支持。
我簽了名。
我之所以簽名，不在于我能斷定訴訟的具體是非，我對美國法律不懂，對被立案的商标侵權更是外行。我簽名是出于這樣一種看法——必須允許對天安門運動的反省。
對《天安門》影片如何評價，可以見仁見智。但是需要看到它是在進行反省，而且是迄今對那場運動的主要反省。我們應該支持這種反省，而不是站到反省的對面。這裏所說的“我們”，是指站在天安門運動一方譴責當局鎮壓的所有人，因此這個“我們”應該既包括柴玲，也包括《天安門》的制作人。
我們對天安門運動的态度，長期局限在兩個方面，一是贊美運動，二是譴責當局。贊美和譴責都是應該的，但不能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專制權力不會因爲譴責而改變，這我們早已看到。而停留于贊譽，對我們又有多大意義？那種與不容批評聯系在一起的贊譽，隻是另一種“偉光正”，同樣讓人厭惡。對我們而言，更有意義的是對自身的反省，通過反省發現我們的錯誤，思考如何做得更好。這種反省即使不能改變曆史，至少還可能改變未來，而且這可以由我們自己把握。
天安門運動有沒有可以反省之處？從六四後的海外民運可以看得很清楚——當那場運動的各路領袖在自由世界雲集，卻把民主搞得一團糟，把民運從全球矚目的巅峰搞到今日衆人繞行的泥潭。二十年過去，當年用“年輕”爲理由所原諒的，并未随年輕步入中年甚至老年而消失。領袖們如此，怎能讓人相信運動本身無需反省？若是運動當年繼續下去，後來民運發生的種種，可想也會在運動中顯現（其實當時就已存在），并且放大多倍。
不容批評，不自我反省，正是民運的主要特征。柴玲狀告長弓隻是一例。對天安門運動的神化，讓當事人不容他人批評，反過來也讓他人可以抹黑當事人（隻要發現其不符合神化）。說《天安門》影片破壞了柴玲形象，其實隻是破壞了一個被神化的形象，并未破壞她作爲普通人的形象。她在影片中有不少光彩照人的畫面，稱得上“硝煙中的甜美”。雖然她對記者的哭訴有些做作，但是那麽年輕的女孩突然變成全球焦點，不做作才不正常。誰在年輕時會有寵辱不驚的定力？至于她說了不想死，那又算什麽，哪個20多歲的孩子想死？衆多對柴玲的批評，其實也是出自神化角度——她自己不想死，卻“期待的就是流血”，讓“廣場血流成河”去擦亮中國人眼睛，柴玲的這種說法固然不夠高大全，但是若能深入多數政治人物的内心，他們在同樣時刻很可能也和柴玲想得一樣。隻不過那些人老練圓滑，不往外說，而1989年的柴玲比較樸實，不但說了，還對着攝像機。
但是今日有了錢的柴玲，開始着手打擊破壞了她神化形象的長弓，這才顯示出真正問題。她控告長弓損害名譽未被法院受理，說明損害名譽不成立，隻是損害了她想維持的神化——完美、不容置疑、卻不真實。不過僅限如此，也算一種可以理解的個人意願，無可厚非。但是當損害名譽告不成，還要用商标侵權的訴訟耗盡長弓的有限資财使之垮掉，就透露出整人和報複的用意。這不得不讓人懷疑，能用金錢扼殺言論自由的人，一旦掌握了權力，會不會用權力去做同樣的事？
這的确是一個重大的思考，倘若民主運動的代表人物有可能變得和他們反對的共産黨一樣，意味着什麽？這其中暴露的危險，需要我們更深地追究，民主到底是什麽？我們的民主代表者爲何會這樣？以民主爲旗的天安門運動，自身是否找到了民主？而中國到底應該實現什麽樣的民主，以及怎樣獲得真正的民主保證？這些問題，都不是簡單地用民主兩個字就可以回答的。我們必須正視和發現民主光環背後任何可能的不良，潛在的專制，領袖的不端，以及人性的危險。正因爲我們對民主寄予厚望，把自己與後代的未來托付給它，也就應該更加尖銳無情、不留情面地對其審視和追究。
但是我們沒有做，或是做得很少。我們的感情陷得太深，或者我們有太多東方式的糾葛。長弓的外國人做了，雖然做得不一定足夠，也不一定都合适，可以有不同意，卻應該感謝、至少也要尊重他們。他們使我們思考，是在幫助我們。而那些指責影片不該針對柴玲的各種理由，說到底是一種對反省的回避，因爲任何人都可以找到不被針對的理由，而沒有針對的反省又如何進行？盡管柴玲那時年輕，卻是天安門運動的代表形象，被反省涉及乃是其應得其所。享受桂冠的同時也得承受鞭笞，這就是公衆人物的命運。而從另一角度，假若柴玲沒有目前行爲，說影片不該針對她倒也可以同情，然而正是她想搞垮長弓的訴訟，反倒顯出了《天安門》以柴玲爲剖析對象的預見性和必要性。
把柴玲說成弱者而反對《天安門》的，同時也是不容反省天安門運動的理由。因爲天安門運動是弱勢方，是無權者的反抗，是被鎮壓和流血的。但如果我們不是永遠期待失敗，不妨想想相反的可能，即假若有一天能成功呢？那麽當初回避反省會帶來什麽後果？也許所有缺點在弱者身上都不構成威脅，但是弱者有一天變成了強者，缺點的存在就會立刻成爲現實的威脅。在我們以往的曆史中，小人物搖身而成暴君的故事難道還少嗎？
至于具體的反省内容，當然可以讨論。譬如我就不覺得領袖品德是主要問題，也不認爲可以用非理性來責怪群衆，更不同意所謂民智未開是失敗根源。在我看，真正的根源正是讓領袖品德敗壞、讓群衆趨于極端、讓民智呈現未開一面的民主模式。責任不能歸咎于人民，因爲不能要求人民适應民主模式，而隻能是民主模式去适應人民。當民主模式不适應人民而失敗時，卻得出必須等待人民适應了模式再行民主的結論，完全是本末倒置。那些停駐于隻能啓蒙的感歎，也是這樣一種思路。
我所說的反省天安門運動，不是對人對事的責怪和抱怨，重要的是找到能夠制約領袖行爲、提煉群衆理性，又可以讓人民智慧生發而非局限放大的民主模式。民主價值是普世的，民主模式卻不可能普世，因爲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曆史與文化，隻能用不同模式去适應。若是從這方面反省，主要的責任者便是中國的知識精英。當年那些兩手空空搬弄教條，現在仍未找到自己的精英們，無論是鼓吹實行民主的，還是斷言沒有條件的，二十年來仍在咀嚼他人的冷飯。正是因爲沒有對天安門運動深入反省，二十年後的我們仍然在原地打轉。即使今天再出現一次那樣的運動，誰敢保證我們有能力跳出二十年前的覆轍？放眼環顧，當年絕食的孩子們今何在？辦了六四綠卡的十數萬俊傑爲誰忙？知識分子蠅營狗苟于精英聯盟分羹，中國向何處去的百年提問卻依然迷茫，而各種危機一天天加深。這令人唏噓的二十年軌迹，那麽多沉淪，那麽多背棄，那麽多迷惘與無奈，而除了贊美與譴責，又能不能讓我們深入自身，面向自己，多一點反省呢？
走出過去，走向未來——我在長弓呼籲書上簽名，也是爲了表達這樣一種希望。 /多維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