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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所有敏感人物,全部都在监视之中/美國專家:如今中國領導層不再把六四當回事兒
發佈時間: 6/4/2009 1:41:53 AM 被閲覽數: 135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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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所有敏感人物,全部都在监视之中

加国无忧 2009年5月24日  来源:多维社
 

“六四”20周年来临,中国当局百倍提高警惕任何风吹草动。他们值得欣慰的是,与“六四”相比,现在拥有了全方位、全天候监控民众的学习、工作、生活、交往的现代化技术手段。

  “文革”后掌握中国最高层实权的邓小平,坚决否定了当时一批异议人士所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即“
政治现代化”(民主化),但却在实际上提出了自己的 “第五个现代化”,即“统治手段现代化”——换句话说,就是全方位、全天候监控民众的学习、工作、生活、交往的技术手段的现代化。

  明镜出版社最近出版的《2009中国本命年》一书指出:当今执政者仍然并没有放弃“人民战争”“群众路线”的观念,继续在民众中广泛布下耳目。但是他们也知道,随著社会转型,群体分化,官民矛盾加剧,民众已经不是那么可以放心信任了,专业队伍也不是那么可以放心信任了,过去通过单位、户口、党籍,通过控制一切社会资源来将民众钳制得如同铁桶;通过思想汇报、交心谈心、积极分子日夜监视等等方式,巨细靡遗地知悉民众一切隐私……都已经成了明日黄花,一去不返。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加强对民众的监控,随时随地要知道:谁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干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就成了当局苦思冥想要解决的问题。怎么办?

  ——在监控手段上加速脱胎换骨、升级换代,加速现代化,并且加速普及到全国、普及到基层,这就是答案。

  党有了这样的事关政权稳定的迫切需要,自然就能调集巨额资金,从国外先进国家购进大批先进设备。而且,“国外有的,我们要有;国外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自有一批具有聪明才智的科技人员来呕心沥血地搞发明创造;而国外也不乏高科技企业、不乏能人,看准能在中国“统治手段现代化”的事业中分一杯羹,于是也甘愿与中国合作,作出独特的贡献。

  《2009中国本命年》援引国家安全部门的知情人披露,监听监视设备大批购进、更新,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加速的,1989年学潮期间,天安门广场上密布摄像机,大家可能记忆犹新。但是那时的设备陈旧,数量也少。“六四”之后,虽然西方各国对中国实施制裁,但中国领导层痛感亟需在侦察手段上有一个大发展,“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于是拨出专款重金,动用各种间接渠道,从西方购进最先进、效率最高的邮检、摄像、监听、录音等等系统设备,武装国安、公安部门,建立资料中心,又加紧建立、连通全国网络。随后,又借鉴西方设备,加紧自主研发。

当局津津乐道“最意想不到的十大秘密武器惊爆北京奥运安保”,其中就有“全球眼”。

  2008年的北京奥运,是“统治手段现代化”的又一次大跃进良机。当局为了确保奥运万无一失,动用了大批人力,更动用了大批资金添置了各种侦查设备—— 反恐是一个最好的理由,为了反恐,当然可以不惜重金。究竟这些设备是用在反恐上,还是用在对各类“敏感人物”上,是不会有人来追索的。

  到“六四”20周年的时候,当局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所有敏感人物,全部都在监视之中,而这个名单还在不断地扩大。

 

美國專家:如今中國領導層

不再把六四當回事兒( 圖)

 

多維社
  1989年天安門學運至今20周年,中國社會已經曆了大轉變,但平反六四的日子仍難以預見。美國中國問題專家駱思典(Stanley Rosen)說,比起20年前,中國政府更懂得管理公衆,但由于政府高層無法從平反六四上獲益,因此他們也沒有理由再把這個議題帶上台面。

  美國南加大(USC)東亞研究中心政治系教授駱思典表示,若把中國高層的态度與六四事件剛發生後做對比的話,現在的态度可說比較軟化。

  “ 因爲中國在經濟上的成功,還有得到公衆廣泛的支持,他們(中國政府)多了很多的自信,而年輕一代看起來對六四不感興趣,很多人也不談論,雖然這是可以改變的,例如趙紫陽回憶錄的出版就引發話題,但比起以前,他們比較不擔心了。”駱思典說,雖然中國政府仍不希望引發六四的讨論,但對于“平反”這個在過去令他們擔心的議題,現在變得不太擔心。

  


  
美國中國問題專家駱思典(Stanley Rosen)。(USC網站)


  因此,駱思典認爲天安門平反的日子還無法預見。“很明顯地,這取決于中國發生了什麽事、世界其他地方又發生什麽事,隻是現在還沒有平反的迹象。對領導層來說,無法從平反中獲益,隻會引發問題,所以在可預見的将來,我會說還不能平反,隻有在領導層發生分歧的時候、有人說他們可以從平反中獲益的時候,才有可能。”

  不過,駱思典說,中國領導層已經不再把六四事件視爲一個問題,他們認爲沒有理由再将此議題帶上台面。“現在這個時候,顯然還有很多與六四有關的人,比如天安門母親、曾經經曆過事件的人,他們能将這事再度攪動起來,但不會是一個能激起騷動的議題,因爲這件事沒有那麽多的‘憤怒’。”

  駱思典說,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時就是藉由激起憤怒動員人們,而和六四相比,隻要看看中國的其他事件,就能發現濫用職權等議題更令人憤慨。“例如前幾天《人民日報》上,人們談論最近兩個事件,一個是在卡拉OK工作的女性(鄧玉嬌)刺死強迫她性交易的官員案,另一個是杭州的車禍(市政協副主席的兒子賽車撞人緻死案),公衆對高層子女任意而爲或是濫用職權的人非常憤怒,這都是中國目前的憤怒所在,是能導緻事件爆發的憤怒,而不是天安門這種發生在很久以前的議題。”

  另一方面,中國高層如今也了解到,面對公衆時,内部必需有凝聚力、抛開分歧,也應及早掌控情勢。“這是兩個非常重要的面向,一個是凝聚力;問題可能會來臨、可能會變得嚴重,如果這個問題在領導層中造成分化,後果很嚴重。另外,社會主義、社會穩定方面也很重要,在事情變嚴重前,應早一點掌握公衆的目光。”

  這20年來,中國社會也發生許多變化。駱思典指出,六四後中國政府重塑政權的合法性,一方面帶動中國的崛起,另一方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資料圖片)

  “ 我認爲中國政府在兩個必需做的事情上取得成功,這兩件事也是爲了在1989事件後重塑合法性。一是崛起,利用國家主義、愛國主義的力量讓中國在世界上崛起,二是财富,提升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如果你看1989年之後的情況,他們曾在尋找合法性上一度遇到困難,特别是沒有人真的相信共産主義,但他們後來做得很好。”駱思典解釋道,這就是爲什麽當人們談論中國的時候,會覺得他們迅速複蘇,隻是在民主方面仍未改善。 “如果你看一些中國的調查,當年輕人、特别是大學生被問到西方的分權制民主時,他們覺得這是很好的事,因爲他們也希望尋找某些能整治中國貪腐或權力濫用的方法。”駱思典說。

  因此,駱思典表示,有的事情仍存在,仍會引發憤怒,但若是談到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讓中國崛起,中國政府做得很好。

  不過,這不代表中國的政治形态毫無變化,相反地,駱思典認爲政治上的改變不斷發生。“它正在進行,隻是不一定會到達哪一個層級。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參與決策,公衆觀點也變得更重要。”

  駱思典說,中國政府從1989年的事件學到很多,在管理公衆時也更成功,例如讓人們更有機會出國、也帶進許多外國文化。“比如美國好萊塢電影從1994年開始進入中國,中國也開始有夜生活,卡拉OK店、夜店,他們改革了很多方面,自從1992年冬天鄧小平南巡開始的改革計劃,引進大量的投資者後,與1989 年相比,現在的中國已經很不一樣了。”

  駱思典說,六四時的學生推崇西方、嚴厲批評自己的政府,一部份原因是政府封鎖西方的消息,現在,雖然政府仍試圖封鎖很多消息,但也開放了許多訊息,不隻更了解西方、也更了解自己,這些都讓中國從中獲益。

  駱思典研究比較政治、中國政治、東亞社會、政治教育等。駱思典爲美國政治學會、亞洲研究協會成員,曾任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編着有《21世紀中國國家與社會》、《中國電影藝術、政治與商業間的交互作用》等多本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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