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 June 09, 2009

海外“民运人士”被曝内斗丑闻

程刚 胡笳等　

1989年的政治风波已经过去20年了。中国大陆的巨大发展、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崛起都是当时的世人所没有想到的，而海外民运日渐衰弱、门庭冷落也令很多人感慨万千。最近，海外出版了一批披露民运组织内情的书籍。很多曾经笼罩着“民主斗士”光环的民运人士成了一个个贪婪故事和勾心斗角情节的主角，一些人甚至从台湾及西方“特种机关”寻求金钱支持。最终露了馅。而他们在海外华人世界中被边缘化，似乎是一系列因果链条中必有的一环。

20年过后，海外“民运”前景越发暗淡

“中国民主党”的名头听上去很响亮，其实不过是最早的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民联”）分化后的众多小山头之一。在纽约皇后区的法拉盛华人聚集区，《环球时报》记者好不容易找到一栋很不起眼的小楼，杂乱的楼门口挂着一堆小牌子，其中一块上写着“中国民主党”’。这就是“中国民主党”的总部。纽约的一些华人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类似的民运组织在法拉盛还有不少，其中有很多连办公室都没有，生存都很艰难，更谈不上什么影响力了。

这样的境地，是这些年来海外民运组织逐渐没落的真实状况。一位生活在法国的民运人士亲口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海外民运的前景的确通越来越暗淡，“一是人员减少，二是内斗激烈，三是中国的发展增大了吸引力，海外华侨华人支持民运的人士急剧减少，民运无法依托海外华人的力量”。一位长期采访民运人土的日本记者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民族”日本支部现在对外号称有20多人，“估计实际参加活动的不过五六个人”。

“民运组织内部的争权夺利、民运人土的勾心斗角”，“是导致民运必然走向衰退的致命之处。”《大梦谁先觉》的序言如此写道。该书的作者丁楚，真名房志远，1986年赴美留学后担任过《中国之春》的主编和“民联”总部委员，后来被排挤出了“民联”。他在《大梦谁先觉》中极其仔细地描写了他所经历的“民联”内部的权力争斗。在境外，一些和“民运精英”有过亲近关系的人、一些像丁楚一样自己就曾积极参与过民运活动的人，还有一些多年搜集民运组织资科的人陆续写了不少相关的书籍。海外民运走向式微的内部缘由成了这些书籍的共同话题之一。

为争权、分赃打得头破血流

从渊源上看，海外的民运人士其实主要有两拨人。一拨是出版了《中国之春》的“民联”，这是所谓的“老民运”，其成员大多参与过“西单民主墙”等早期活动。另一拨是“中国民主阵线”（简称“民阵”）．骨干是1989年之后流亡境外的一批人。1993年海外民运的零零星星衍生出一批小民运组织，各路人马都想在这些组织里当“头儿”。纽约的一位曾经同情和支持过民运的华人对记者说，有些从国内出去的民运人物觉得自己在中国国内坐过牢，是民运的英雄，民运组织怎么能不围着自己转呢，如果不成，就自己搞一个，哪怕只是空壳也是自己做老大。

就这样，山头越立越多，人员也越来越散。最近在香港出版的一本名为《民运精英大起底》的书中写道，由于王炳章（“民联”的创始人之一）等人组织了“中国自由民主党”，倪育贤（1986年赴美的民运人士）又从中分裂出一个“中国自由民主党”，为防止混淆，前者被民运圈内人士戏称为“王记自民党”，后者则被戏称为“倪记自民党”。有人统计称，目前海外民运的核心人物也就一二百人，而民运组织却有五六十家，其中打着“中国民主党”牌子的组织就有四五个。

从“老民运”到“新民运”，为了争夺对民运组织内部的主导和控制权，“抓特务”是民运组织中从未中断过的常见好戏。指证对方是“中共特务”，成了海外民运组织普遍采用的内斗手段。丁楚在《大梦谁先觉》中写道，很多人没有“正经事”可做，因此只能通过开会互相揭发来表现自己的重要性，“他们要表现自己，非踩别人不可”。“民联”当时的监委主席薛伟因为对王炳章咬牙切齿，就向出钱支持“民联”的国民党海工会告密，说王炳章的铁杆支持者柯力思是“中共特务”。按书中所述，王炳章后来对丁楚说，柯力思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对民运不利的事情，如果他是中共特务，那希望多派几个这样的特务来。后来，就连“民联”的创办者王炳章都被组织中的反对者指为“中共的统战特务”。而另一本港版的《民运精英大起底》则记述说，另外一个老牌民运人土倪育贤“最常用的手段是抹黑，谁批评他，谁就是‘中共特工’；哪个媒体披露他的丑闻，就是‘中共喉舌’”。一位长期关注海外民运的研究者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每到民运组织内部选举的时候，马上就会新发现很多“中共特务”，这已经形成了规律。

香港《明报》刊登过一篇署名文章就《大梦谁先觉》发表评论。文中写道：说到底，民运内部的丑事，每每就是为了争夺‘权力’和‘资源’，唯有显示自己是主流，别人‘非主流’如此才能得到经费资助，才能保护既得利益，先把别人说成‘共特’，那自己肯定就不是‘共特’……还没有获得权力，众人就争得沸沸扬扬，还没有掌握资源，已经为‘分赃’打得头破血流。”

“金主”经费稍不到位，“民联”就发不出工资

民运组织在海外生存靠的是“捐款”，而主要的“捐款”者背后，真正的“金主”多是台湾或西方国家的特种机关或反华势力。丁楚在《大梦谁先觉》中写道，王炳章曾无意中跟他提起，“一个组织”对中共在美国的活动很感兴趣，愿意有报酬地收集留学生中中共党员的名单和他们活动的情报。后来丁楚才知道，这是一个台湾的组织。按照给“民联”内的民运人士每人500到1000美元的生活补助标准拨款。而“民联”的盟员人数曾是“最高机密”，王炳章一直对外含糊地号称有数千人，但丁楚后来发现，这完全是个虚假数字。王炳章曾对丁楚说：“我们有时候搞的活动，会把一些留学生裹进来。只要他们参加了，就等于断了退路，共产党要迫害他们，他们只能跟我们干。”

作为“民联”最大的“金主”，台湾每个月拨给“民联”的资金有4万多美元。有一次，台湾拨给“民联”的经费没能及时到位，“民联”立刻陷入工资发不出、杂志（指《中国之春》）印不了的境地。按照丁楚的说法：台湾就是靠钱，把“民联”牢牢控制在手中。

1989年政治风波中最活跃的人之一王丹自1998年出走美国后，宣称自己是独立的民运人士。《民运精英大起底》一书写道，王丹一再声明自己没有接受台湾的资助，但在陈水扁“国务机要费’”弊案闹得沸沸扬扬之后，他迫于压力，还是承认自己曾收受过来自台湾的20万美元“政治捐款”。

《民运精英大起底》一书中，记者看到这样一个资料：据台湾“国安局”密件披露，1994年6月胡家麒接任台湾“军情局长”后，受台湾“军情局”控制的民运组织达17个，遍布美日英德法等国和香港。该书称，在台湾的情报部门内，资助海外民运的项目都是有案可稽的，比如资助王炳章“民联”的“移山专案”，资助胡平掌权后的“民联”的“文正专案”，还有资助王丹和王军涛的“二王专案”等。据称，台湾“军情局”十多年间为此至少花费了500万美元。

《民运精英大起底》中对民运组织的一些核心人物使用捐款的方式有一些描述：“中国人权理事会主席”刘青在任13年，给自己开出的年薪为8万美元，而每年以救济国内受政治迫害人士及其家属为名而募集的三四百万美元经费，实际被划归“人道援助基金”项目的却不到10万美元。“六四过后，倪育贤抱着募捐箱四处化缘声称要将募集而来的善款用于资助遇难者及其家属。实际上他将十多万美元的捐款窃为己有，在纽约长岛购置了豪宅。”这件事被美国《世界日报》曝光后，很多海外华人再也不向民运人士捐款了。

据记者了解，近些年来，一些民运组织为了经费与生存已经和“法轮功”、“藏独”、“台独”合流，这使得海外民运更加边缘化。

“民运精英”的品行遭到质疑

不少民运代表人物的‘私生活’也遭到披露和质疑。《好吗兄弟》是香港女作家戴萍写自己与魏京生兄弟两人情事纠葛的一本书。1995年，香港《明报》的女记者戴萍到北京采访魏京生时，认识了魏京生的弟弟魏小涛，随后的数年间与魏家兄弟展开了一段“迷乱的灵欲纠葛”。

按照戴萍书中所写，她先是成了魏小涛的女朋友，在两人到美国同居后，魏京生还是丝毫不为兄弟关系所碍，跟她发生了男女天系，而魏小涛在注意到哥哥对自己的女朋友异常感兴趣后，刻意远赴欧洲给他们腾出机会。戴萍在书里还写道，在她之外，魏京生在美国还有另外两个女人，其中之一千方百计地排挤魏京生身边的其他女人，魏京生虽然心里很厌烦她，却仍然讨好和拉拢她，因为“她的丈夫是杜邦家族的人，听她说杜邦家族成立了一笔基金，两亿美元，没地方花，专门等着捐给哪个国家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非政府组织呢”。戴萍还写了这样一个细节：魏小涛曾告诉她，魏京生之所以忽然转变成民运人士，是因为他曾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西藏研究所研究生，可名额却被别人顶替，“不然老大也不会去西单民主墙惹祸。”戴萍还曾惊讶地听到魏京生在和加拿大司法部门的电话会议中表示，尽管中国政府承诺赖昌星遣返回去不被判死刑，但仍然不能把他遣返回中国。由此，戴萍写下了她对魏京生心态的看法：“与敌人之间的关系只能是对抗的，因此赖昌星也就是他对抗共产党的棋子。”

《民主精英大起底》对倪育贤品行提出更严厉的质疑。据该书所述，2005年，这位“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因涉嫌对两名华裔少女进行“强暴”、“性侵犯”、“强迫触摸”等罪行，遭到警祭局的拘捕和检察院的起诉。该书写道，这两名少女是亲姐妹，她们的父亲正是倪育贤的“政治庇护者”杨匡君，杨原本经营小本买卖和长途贩运货物，为了获得在美国的合法身份被倪育贤拉入“中国自由民主党”。

《民运精英大起底》的编著者武闻在后记中写道，“二十年来，中国的迅速崛起和海外民运的日渐式微，是两条道路的选择和实践的结果……绝大多数人看到这些‘六四’精英、民运精英们在海外上演的一幕幕闹剧和悲剧，在大梦初醒之际都会吓出一身冷汗……庆幸当年这些人没有在中国得逞……否则今日之中国将是一幅乱象，国之命运民族之命运、民众之命运都堪忧。

面对近年不断出现的“揭秘民运内部”的书籍和文章，大部分民运人士选择了回避或低调处理。他们中的很多人现在纷纷要求回国。戴萍在《好吗兄弟》一书中写道魏京生的办公室主任回过一次国，发现国内的变化超乎他的想象。他告诉戴萍，“我的目标是赚够40万就回国”。

（《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6月1日是《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