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悲鸣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有请万润南证实“华盛顿合并大会”纪实





《老虎》（范似栋著）

第十八章第一节

海外「民运」的华盛顿合并大会

等到上海异议人士一个接一个在联名信上署上大名后，张先梁给美国加州的黄雨川发传真，同时还传真了胡可师和高晓亮两个人的简历。传真号码是王若望走之前留下的。张先梁希望助海外的王老一臂之力。王老也没有忘记国内的朋友。他到了美国不久就给张先梁打电话，表示要给上海的朋友们一些钱。张、杨、傅三个人每人三百美金，其他人每人二百美金，这是王心目中的等级标准。因为电话必被警方监听，张先梁和其他几家商量后觉得这个钱烫手，决定不拿，但王老的好心大家都心领了。

刚到美国的王若望夫妇住在黄雨川家中。两位老人朝暮相处，相谈甚洽。黄是民阵监委会委员，这些日子他正为海外「民运」组织民阵内部两派的争斗日趋激烈而头痛。和大多数关心政治的海外老华人一样，原来对民阵寄于厚望，现在却越来越失望。

和民联不同，民阵是八九学运后中国逃亡人士在法国成立的新组织。人称民联是“地、富、反、坏、右”，民阵“是叛徒、特务、走资派”。民联的成员多数是几年前来美国的留学生，他们或者还在读书，或者毕业后已经有了工作，生活相对比较安定。民阵的成员主要是「六四」事件后逃亡西方的中国官员和知名学生，他们得到了天空和飘浮在天空中的名声，却失去了国内立足的政治舞台，以及个人经济收入和正常生活，几乎所有的一切。

民阵从台湾和美国得到大量的资助，甚至比老牌的民联更多。成立后的第一年，他们的领袖私下说至少得到二百六十多万的美金。他们曾经化五十五万买了一艘旧船，命名为「民主女神号」，设想对中国搞广播宣传，结果却不了了之。

民阵成立时，严家其当主席，万润南当秘书长，仅万手下就有十四个拿工资的秘书。谁也没有想到用钱要精打细算，细水长流。万润南曾说中共政权的日子长不了，也就二年的光景。革命即将成功，省钱还有什么意义？这些话的醉翁之意却是吸引海外的资金和资源。当中国逃亡者的预言很快成为泡影，台湾和美国多多少少觉得有点受骗上当。

正是起因于资金和财务问题，九零年初，陈一咨、朱嘉明和严家其，以及在美国的杨建利等人结成「民阵」内部的反万派。他们指责万润南大权独霸，营私舞弊，任人唯亲。严家其是一个清廉的知识分子，台湾闻人王惕吾曾给一些人红包，给他的一个里面装了二万美金，唯有他一个人拒绝了。严曾要求万解释一些财务问题，万推说没时间，背后则埋怨说，「一个媳妇辛苦干事，九个婆婆说三道四，还是国内的老毛病」。朱嘉明起先对万润南百般恭维，后来却与万发生激烈争吵，朱甚至说，「我们两人各开一辆车对撞，你敢不敢？」

万不回答。

一则传闻沸沸扬扬，美国对「民运」的资助将由以前每年四十万增加到二百万。徐邦泰是从宦国苍那里听说的，他俩都担心这不仅不会减弱或平息争斗，而只会加剧争斗。宦从八零年从上海到美国留学，八二年和王炳章等一起创办「中国之春」杂志，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仍关心「民运」活动。重新分配资源，重新组合的浪潮不断高涨，但表面的理由却极其官冕堂皇，大家都说合并是为了适应政治大形势的需要。王若望撰文说，「我对华盛顿会议使民运组织统一抱有很高的期望」，合并后，「在发生变乱的时期，将带领自己的队伍回国，填补中共留下的政治空间。」最早提议民联、民阵合并的是胡平和吴方城。民阵的两派也都积极支持，火上加油。没有任何人站出来说明海外「民运」的根本矛盾是粥少僧多，而这个矛盾不是开阖并大会能解决的。相对冷静的是徐邦泰，他在民阵成立前就主张可以联合，但不要打破以前各自的山头，可以象香港「支联会」一样，在团体成员制的基础上实行联合，这样波动比较小。八九学潮后，徐创办和主持「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和「中国之音」广播台的工作，小日子过得不错。所以别人都以为他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大家的道理是：不打破小饭碗，哪来的大饭碗。徐邦泰一九八六年来到美国，先做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研究生，这期间当选为中国旅美政治学会第三任会长，并应邀访问台湾，名噪一时。八八年应王炳章之邀参加民联。八九年他已是民联的联委会主任和《中国之春》的董事长，人也不错，大家都说他为人谦和。这一天，徐邦泰来黄雨川家走访，几个人兴致勃勃地谈起几个月后将召开的合并大会。

黄雨川提议王若望当主席，徐邦泰和万润南当副主席。他说，「几年的历史证明，我们缺乏有声望的具有清廉道德形像的领袖，我们缺乏一个超越派性之上，可以抑制内斗的领袖，我们缺乏一个既了解大陆民情又深得大陆民心的领袖，而王若望正是这样一个人。」徐邦泰也表示看好，说王老作为民阵、民联共同推选的独立候选人，可能会得最高票。羊子担心王若望的年纪和身体，提出王若望担任名誉主席为好。大家劝她不必顾虑太多，为民主应该讲奉献，应该当仁不让，羊子想想也对。第二天，徐邦泰开车，带王若望夫妇观光了金门大桥。然后在一个高尔夫球场休息了一阵，拍照留念。八月的太阳象王若望一样热情奔放。王索性把外衣脱了，剩一件汗衫，瘦骨棱棱，象一匹老马。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好像一家人。

九二年十月，王若望在纽约决定参选主席。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全世界，他成为炙手可热的明星人物。民阵第二任主席万润南热情邀请王若望夫妇访问欧洲法、德、英三国，一切招待、费用都由万安排负责。未来的「民运」主席，应该到各地先见见群众，让大家有个印象，然后才可以投票，这是万的理由。万润南也是上海人，父亲是财务专业人员。他毕业于上海五十五中学，六四年考上清华大学，在大学里加入中共。七零年，在刘少奇家最困难的时候他与刘的大女儿刘涛结婚。万的名气始于官商背景的四通公司，辉煌于八九年学运。他外表温和，谈吐文雅，内心却永远不愿对强势屈服。台湾方面也想收买他，他拒绝了，背后说，「老子连共产党都不伺候，凭什么伺候国民党。」

一路旅游下来，王若望夫妇觉得很累，但是心里却很高兴，大开眼界不算，他们从招待的规格上知道了他们自己的价值和份量。王老夫妇自然对万十分好感，因为所到各处见到的万的部下都对王若望说奉承话。王老有点飘飘然了，他称其他人推他为主席候选人的举动为「拥戴」。这个词表现历史上皇帝与臣民之间的关系，他还把他们夫妇的旅游和邓小平的南巡相提并论。一个消息开始流传：王若望的方案，是王当主席，万润南当第一副主席兼秘书长，徐邦泰当第二副主席。甚至还有一个方案，王挑选的两个副主席候选人是万润南和马大维，他俩都是「民阵」。

这消息使得徐邦泰和民联联委会很不高兴。民联老人王德耀特意去纽约拜访王若望。他俩以前在黄雨川家见过，彼此有好感。王若望夫妇住在纽约唐人区一个破旧的大房子里。这是王夫妇刚到纽约时，石磊给帮助找的房。他们包租了二楼一层，自己住其中的一个睡房，再把其余的房间分租出去，厨房和客厅大家共用。房客中有一个来自中美洲的偷渡者--姚茂盛，也是上海人。姚为了方便得到美国的政治庇难，已经加入民联，也和王老夫妇十分亲近。原来石还想找个好一点的房子，但王老夫妇说，还是便宜一点的好，怕往后负担不起。除了有时得到一些私人的赠款，他们没有经常性的收入。为了能付得起每月三百美金的房租，五十六岁的羊子主动要求去打工。她打的第一份工，是为人家照看孩子，以后又帮人家接送孩子。她除了打工做家务，有时还帮助王老整理文件，和应付交际。面对这种贫困而忙碌的生活，她从来无怨无悔。

王德耀进门时，王老正在和姚茂盛说话。见到有客人来，姚起身回他的房间。从姚的房间，他依然可以听到一壁之隔的谈话。对任何人都不摆架子的王老招呼王德耀坐下。说起副主席人选，王若望先提到万润南。王德耀说，「你忘记在雨川家说好的么，还有徐邦泰呀？」王若望马上说「是有那么回事，那就增加一个副主席吧。」羊子在一边说起他们在全世界巡游的事，说万润南很有能力，很得人心等等。相比起万来，羊子觉得徐邦泰不实惠。

等到羊子走开，王若望说，「她只是说说而已，你放心，我是个男人，我不会听信妇人之言，我心中有数，我会把徐邦泰放上去。」

王德耀回到加州，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徐听了显然不高兴，但没说什么。几天后徐心情平静了才说：「羊子说我不实惠也没错。我当初只是口头赞成王竞选主席，不比万润南有钱，可以给他们到处旅游，民联没那么多钱。我即使有钱，要这么做，也要经过联委会讨论，只怕通不过。」从此民联多数人心中都认为王老已偏向万润南派，即使王老会安排两个副主席位子，也被认为只是做做样子而已。万润南的行政能力非常强，如果王若望有心于万，徐以后只能甘拜下风。

想到这里，徐就有点不安。在他的心中，维护自己「民联」利益的团队意议十分强烈。民联联委会有十三个成员，人称「十三太保」，甚至民联主席于大海也不能不对它俯首
称臣。于曾按台湾捐款人的意思要求「民联」提议支持台湾进联合国，在联委会表决时被否决了；于又曾要求「民联」派「工作组」进驻「中国人权民主基金会」清查账目，也被联委会以不合法规为由否决。主张依法查账的徐邦泰说，于的提议可能是受刘少奇派四清工作组的启发，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当时于大海在「中国之春」当社长，领一份工资。民联中领工资的人很少，只有于大海和胡平、薛伟等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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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到普林斯顿大学的高速公路上，民联刊物「中国之春」经理薛伟一边驾车，一边对坐在后面的王若望夫妇说，「王老，我这个人别的本事没有，但我可以做你的主席办公室主任，保证做得很称职。」羊子心里想，「大会还没开，主席还没选，就有人讨官邀赏。」

薛是一个很精干但也有争议的人，文革中坐过牢，但几乎没有人知道他坐牢的真正原因。美国政府曾经拒绝过他的政治庇护申请。他也为台湾军情局工作，他的态度往往代表军情局的好恶。王若望夫妇应作家柏杨的邀请到台湾访问。九三年元旦早上，王若望夫妇在升旗典礼时与台湾李登辉总统见面。李说：「王先生，欢迎你们来台湾。」王戴著一顶帽子，机敏地说，「我小的时候就是在青天白日旗下长大的。」李又亲切地问，「听说你的夫人身体不太好。」这时，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国旗冉冉升起。几个小时后，全世界媒体都有李登辉第一次会见大陆民运人士的图文报导。王若望夫妇还和国民党高阶官员谈了几次话，谈到海外的民运，也介绍了他在上海从事的活动和一些异议朋友。台湾当局早先答应给合并大会十二万美金作为经费，这次让王若望回美国后向《世界日报》社分两次提取八万，另外四万会后再给。王的感觉一下子好多了，得到了国民党的有力支持，海外「民运」和王若望都获得新的生机。山重水覆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王若望高兴地回到美国，一拿到支票就给了大会会务组。自八九年「六四」事件以来，全世界捐给中国异议运动和海外「民运」的钱以千万美金计，绝大多数都去向不明，经手人讳莫如深。象王若望那样交代清楚，完璧归赵的则很少见。人们都认为王若望立了一大功，但老资格人士却觉得这些钱并没有了不起，十二万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当时台湾给《中国之春》的每年经费是五、六十万。他们更重视台湾让王若望过手这笔钱所表示的政治意向。

其实台湾的态度和黄雨川老人一样，并没有作为金主强加于人的意思，只是希望王若望的上台能改善「民运」的形象。无论王若望上台不上台，「民运」和台湾的关系都牢不可破，除非台湾方面改变主意。

临近大会，民联五大新当上副主席的伍凡，从洛杉矶开车来到旧金山，找徐邦泰交换意见。伍出生在上海一个侨商家庭，文革中因非议时局坐牢多年，后获「平反」。八零年自费来美国留学，研究生毕业后在一家美国大公司做电子设备工程师。伍早年参加「民联」，九零年后是「十三太保」之一，素以敢言实干著称，当时是合并大会的联合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

汽车停在一幢三十年以上房龄的平房前面，这是徐邦泰的家。一个车库，三个睡房还有一个客厅。徐每月付五百元的房租。他又把其中的一个睡房租出去，以减少支出。伍凡和徐邦泰在客厅里坐下，泡两杯茶，俩人都不抽烟。徐太太来问，在家吃还是出去吃？徐说，还是老样子，炒个蛋炒饭，搞个汤就可以了。他们各自交换对形势的看法。

九二年以后，由于美国通过了中国学生保护法案，许多中国人眼看绿卡到手，失去了参加「民运」活动的兴趣。他们即使没有公开退出组织，但已经不热心了。九三年，全世界「民运」人士大约还有五千多人，而最高潮时估计有一万人。

随著「六四」的过去和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中国的政局逐步稳定。从人数、资源和媒体报导频率三方面分析，「民运」已经疲态毕现。最要命的是筹不到钱。比如，六四知名学生柴玲自法国来美国筹款，筹得一万九千七百多美金，工作费用已经是一万八千五百多，几乎所剩无几，因为吃住在其他中国流亡者家里，所以工作费用还不包括吃饭和住房钱。他们对此感触尤深，向人家要钱越来越难。台湾政府对大陆政治越来越不关心，只关心情报。

台湾方面曾要求他们加入组织，但他们都拒绝了。伍凡还谈到一种流言，说搞「民运」的有五种人，一种是与中共有仇的，一种是心理上有病的，一种是喜欢搞政治有瘾的，一种是没钱找饭吃的，还有一种是带有任务派出来的。徐邦泰听了哈哈大笑，说以前他在台湾访问时就有人说他是属于搞政治有瘾那一类，大概是知道了他在复旦大学搞选举的事。伍忿忿不平地说：「邦泰，五种人中没有一种是真搞民主的，太看不起大陆人了，这次合并大会我们让全世界看看。」

九二年一月，王若望曾在华盛顿特区召开的一次汉藏国际研讨会上作简短发言。他曾随口说「我赞成西藏独立，为什么西藏不能独立。」坐在王身边的伍凡大为震惊，因为「民联」的纲领明确主张和平民主统一中国，反对台独和藏独。民联越来越多的人担心王如当上主席，会不会今后与民联纲领有所冲突。虽然王若望没有明确支持台独的言论，但伍提醒徐，随著王若望近来威信降低，胡平作为王的竞选对手，上台的可能性增大。多数民联成员，包括伍凡，不希望胡平成为新的合并后的民运组织主席。他们称胡为「甩手掌柜」，批评胡「过分爱惜羽毛」。因为他除了写文章外，对组织和资金及其他琐碎杂事都懒得过问，行政能力不行。九一年，因为资金短缺，胡平曾经流著泪要求辞职，许多人赶去劝胡，劝还不行，接著又骂，足足折腾两天，才使胡打消念头。胡平写文章得来的好名声因家庭问题受到损害。

???（暂删二百字）

民阵反万派对万的批评，徐邦泰耳中已灌了不少。从九零年开始，香港的《前哨》杂志发表了不少反万派的文章，徐看都看不过来。但伍凡这时说的一件事却引起了他的注意。前二个月，万润南曾住在马大维家，在那里万对伍凡说合并大会的地址要改在洛杉矶。伍问为什么要改？万说，「这你不用问，你如果同意的话，这次大会的费用我全包了，其他的事由你和马大维去办。」伍凡坚持改址要由会议讨论表决，结果不欢而散。伍凡因此坚信万手上真的有钱，手上至少有十多万美金。反万派的批评不是空穴来风。伍凡来徐家的第二天，汪岷打电话来。「老万在我家住了八天，刚走。」汪告诉徐，那些天万好说歹说要汪跟他，「跟著我有你的好处，我买你机票，只要你跟我全世界跑，不要你说话，大家就以为你是我的人。」汪说「为公为私我都不能帮你。」徐放下电话，把这事告诉伍。伍说，「好在我和汪都有工作，都有收入，不在乎那些钱，换了别人就难说。」

自从九二年一月的诺伐托会议，民联和民阵决定合并，万润南就开始在全世界飞来飞去，四处用封官许愿和小恩小惠收卖人心。他每天注意那几张中文大报，是否有他的报导。他用管理四通公司的办法管理民阵这个政党，觉得这样很顺手。不动声色的徐邦泰则另有安排。汪岷是民联方面合并大会代表资格审查负责人，也是徐邦泰的好朋友，一早就把功夫下在基层。后来他说，「民阵的人对选举操作不很清楚。我们民联的人多次进行选举，所以没选之前就做基层的工作，搞配票。哪个分部谁谁当代表，谁谁的投票意向如何，我都搞得很清楚。我甚至知道许多代表的家庭关系和个人爱好。」民阵的美国分部主席杨建利负责民阵方面大会代表产生的相应事务，来自美国代表人数差不多占「民阵」代表总数的一半。杨在这个位子上已经坐了四年，一直是反万派，他虽然没有象汪岷那样有经验，但也巴不得反万派都当上大会代表。

官商出身的万润南却无心理会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的经验是一笔大生意远远超过千百次小生意。他从心底里看不起那些在街边摆摊的个体户。他认为他把王若望拢住了，就是做成了一笔大生意。九十年代初，澳大利亚有近四万以留学名义新到的中国人，其中近二千人参加了民运组织。如果说欧洲是民阵的营垒，美国是民联的领地，澳洲则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徐邦泰和民联的监事长郭平，以及民阵的万润南、朱嘉明、李禄九二年都访问了澳国，见了澳国外长、移民部长和前总理。然后他们向澳大利亚「民运」群众许诺，只要你们投我们的票，我们当选后去游说移民部，让你们留下来。万润南讲实惠，他扬言所有投他票的「民阵」成员机票他都包了。这句话使不少人对慨慷的万老板有了好感。万也认为澳洲是他的票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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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特区郊外的四星级凯悦饭店，九三年一月二十八日。预备会议上，民联和民阵的代表通过了大会议事规则，规定参选人不得参加主席团，然后选举了十一人的大会主席团。得票最高的于大海、朱嘉明分别当选为主席团对外发言人和主持人。

当晚，民阵主席万润南，民联主席于大海分别主持了两个组织的最后一次代表会议。九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上午，民联民阵合并大会正式召开。参加者约三百人，其中到会正式代表一百四十七名。应邀出席会议的贵宾中有美国参议员戈□，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事务工作小组主席，众议员南茜波罗西女士，台湾三民主义大同盟的明居正等。从美国各地来的非代表观察者也有许多，大会向他们提供食宿。还有一些新闻记者，包括中国新华社记者。台上，分别挂著「民阵」、「民联」四个字，正中是美国白宫的图案，表示与会者向美国学习民主政治的愿望。

首先发言的刘宾雁说：「中国人能够聚在一个地方集会、说话、结社，很难得。也许我们不能面对的，是我们在有了自由之后仍然很难说话。三年来的民运历史已证明，说真话很难，说公道话更难。」「一个最大的丑闻，廿四小时之内可能会公布出来。」这些话隐射了「中国人权民主基金会事件」。

中国人权民主基金会成立于八九年十一月。它分配主要由美国民主基金会给中国「民运」的资助款项，金额达四十二万美元以上。担任执行主席的是「六四」后放弃港大教职投入「民运」的美籍华人廖大文。廖和李禄、朱嘉明关系很好。九一年十月她被该机构一个雇员检举有多报账占小便宜的问题。于大海和万润南因此要求派人查账，得到民联民阵理事会多数理事的支持。嫉恶如仇的刘宾雁尤其激动，他撰文认为这是民运的悲哀。

廖大文则主张根据美国法律和基金会的章程，让美国国会民主基金会的会计师查账，其他人不能参与。同时廖又反指控检举她的人有各种问题。这次事件中所有参与争论的人，包括刘宾雁，都与这一问题有利益冲突。他们是这一基金会分配款项的直接受益人，所以有人称之为「民运」争夺资源的第一枪。宦国苍认为，这场风波的「要害不在于廖大文的工作问题，而在于争夺对基金会的控制。」

争执的双方都向美国国会告状。美国国会认为他们无法判断是非，就决定停止所有经过该基金会对中国民运组织的支持，改由原来的组织审批为项目审批。「民运」组织来自
美国的主要财路被切断了。到了九三年，这件事还没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结论，刘宾雁因此耿耿于怀。但是，虽然中国人都知道刘因痛恨中国腐败而闻名于世，但把这个争议带进会场，至少是不合适的。

「我最后只说一句话，咱们都有点良心好不好？」刘情绪激动的发言赢得了开幕式中最长的掌声。看来，中国人对良心的兴趣要比对民主的兴趣大得多。台上刘还在演说，台下朱嘉明对于大海骂道，「你他妈的为什么让刘宾雁发言？」

七十年代末，朱曾和当时的中国朱总理同属工业经济研究所的一个中共党小组，以后又在赵紫阳门下走动，因此自视甚高。于大海也不买账，「总得有个人讲话，方励之没来，我当然请刘宾雁。这没什么不对，即使你认为不对，也不应该骂人。」

方励之三十日姗姗来迟，他在大会发言中指出：近百年来，「民主」一词被政治集团使用最多，但对中国是否亟需要民主和是否可以民主两个问题，似乎尚未回答清楚。既然海外民运以民主为诉求，至少应该论证民主为今日中国所必须，在中国可以实现，这个组织才有存在的必要。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一句废话，但废话可能是最重要的真理。

「民运」各方曾多次请方励之出面领导，为他坚辞，表示只想当一个异议人士。另一个深藏不露的高明之士是郭罗基。他来美国不久，这次应邀出席。他很少表态，他说他对中共已经看透，但对民运还没有看透，所以还要看。

多数澳洲的代表和日本的代表由于签证的关系到不了美国，是大会的第一个危机。起因是当地「民运」支部的明争暗斗，大家都想去美国，而代表的名额有限。除了设法建立新的支部，这样就可以增加代表名额外，还有人写信给美国领事馆，举报别人会留在美国不归或置疑别人的代表资格，结果美国领事馆给了好些人拒签。这给予万润南沉重的打击，也给了反万派一个绝好的机会，在美国补选出来的人大多数不会投万的票。

民联资格审查组的杨巍来到会场时，大会正就代表资格问题进行争论。发言的是伍作人。伍说自己是民联荷兰分部的代表，并出示一张证明信件，信件的署名人是另一位民联成员杨斌。杨巍当时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据他所知，民联并无荷兰分部，也没有安排荷兰代表。于是杨巍上台谈了想法。杨还说，即使伍是民联的秘密成员，按民盟章程也没有代表资格。伍也就表示他不想再争代表资格。杨巍的公正明察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开会方始，朱嘉明跑来坐在王若望的好友陆铿身边。他说：「关于究竟选不选王老师，我很困惑，想向你请教。」还说，「自从你批评邦泰没有大开大阖的气度以后，他这次决定要大开大阖了。」他们约好下午找个地方和徐邦泰一起好好谈谈。

三人会谈之前，陆铿对徐邦泰的思路并不了解。徐还是不想当主席，虽然这个决心在众人的压力下开始软化。他认为这既使不是火上烤，也是风口浪尖，犯不着。民联五大的时候他就没有出来选，结果是于大海选上主席。正因为徐不是冲在第一线，所以他的人缘比较好，其他几个当第一把手的早都成了箭靶子，境况惨不忍睹。民联「十三太保」一直不停地劝说徐，要把徐推上主席位子。他们故意夸大形势的危险，他们说，如果徐不参选主席，胡、王对选，胡平可能胜出，他们说了许多理由。总之，联委会不想给胡平任何机会，对有很多传闻的万润南也没有好感，对年老的王若望也有顾虑。伍凡和汪岷嘻笑怒骂，「邦泰，你是个胆小鬼，关键时刻不敢冲，以后我们都不和你玩了。」

从一开始「十三太保」就和民阵反万派组成了同盟军，他们联合起来，操纵著主席团，并左右著大会的局势。他们正在给性格沉稳，不想当主席的徐邦泰越来越大的压力。现在徐逐渐认识到，要在这个圈子中存在下去，他必须考虑大多数人的意见，除非今后不再搞「民运」。他开始重新估量形势，把希望寄托在选举方法上，他相信搭档选和混合直选是有利于王老的选举方法。王当第一把手，他当掌握实权的第二把手，是他最大的愿望。

三人会谈在大厅的一个角落进行。徐邦泰向陆表示并没有改变初衷，还是支持王出来。徐说，如果主席、副主席分开选，即使支持他的票都支持王，也不一定能打败胡平。因为到时，选票流向不明，局面混乱，万润南掌握的票很可能改投给胡平，加上胡平自己掌握的票，反万派的票也可能流向胡，那王可能会输。这一席话曲曲弯弯，王可能会输的言外之意是胡可能会赢，而为了不让胡赢，徐必然要亲自出马竞选主席。徐出来选，王老也就当不成主席。

陆是个直心直肠的好人，却没有搞政治和选举的经验，他当了一辈子的记者，现在又上了年纪，哪懂得这么多的花样，一时不知所以然。只是说：「邦泰，你们把若望抬上去了，现在又想把他拉下来，果如此你们会变成千古罪人。」话好像很重，其实不得要领。徐心里嘀咕：「如果我能把谁抬上拉下，那也不用选举了。我又不是毛泽东、蒋介石。」

陆介绍王的方案：主席、副主席分开选，王当主席，配三个副主席，万和徐以外，再加一个亚太区的人当副主席。多几个副主席，主要是消除派系对立体现大团结。跟徐搭档王老是愿意的。但是，既然是大联合，民阵总得有一个。徐不正面回应，却重申：如果大会决定搭档竞选，王为正，他为副，一定能取胜。朱嘉明则直言不讳说，不希望王老和万润南搞在一起。等朱先离开，徐对陆说，「其实我对万并非绝对排斥，主要是他。你当然知道。」

陆原话不动向王若望转达了三人谈话的经过。王原是十分精明的人，觉得这里面有鬼，但一下子又搞不清对方的真实意图和背后的复杂关系，所以仍然坚持正、副分开选。而且说，只要是分开选，有徐邦泰等的支持，哪怕是输给胡平，他也心甘情愿。陆又转告徐，徐表示，支持他的人不是这样想，如果分开选，他必须参选主席，同时希望大会在选举方式上能通过搭档选或混合直选。石磊虽然年轻，却很聪明，这时候他是王老的亲信，王老有什么事都会和他先说，有时候石就代表王老出面。石担心王今后会受制于人，所以一直主张联合万润南，以制衡徐邦泰。

三十日上午，朱嘉明和朱培_去王若望房间交换意见。朱培坤名为徐邦泰的代表，立场却与徐有根本不同，反而好像是朱嘉明的人。两朱力主排除万润南进领导层。王说，你们如果有证据证明万有问题，我可以放弃万，否则的话，这是我的权力。王曾许诺过万，当然不肯轻易翻悔，陷己于背信弃义的地步。朱培坤声色俱厉地表示，「如果你选万润南为你的搭档，那你也别想当选，因为我们掌握了九十张铁票。」王老突然想起以前公安人员也曾经以同样的方式威胁他，血立刻往上涌。

等他们走了，王若望一个人坐下，抽了一根又一根香烟，终于作出了痛苦的决定，万一不行就在大会上宣布退选并退出会场。「原本我都不想当这个主席，还不是你们再三推我。等我答应了，全世界都知道了，你们却又变卦，叫我的面子往哪里搁？」他越想越气，一阵晕眩差一点倒下去。羊子赶紧来问，「是不是不舒服？」王老说，「欺人太甚。」

王若望的退选决定与陆铿有关，陆主张万一选不上就退选。现在他正在劝万润南退选。他说，「现在的形势很明显，反万已形成一股强势力，你即使当选副主席也不会愉快的，为什么还要死乞白趔地参选呢。为什么不在海外发挥自己的所长，暂时从民运淡出，转而经商呢？」陆和万都认为参选和退选是一种权利，一种方便自己的权利。

三十一日，徐邦泰仍然耐心地表示「我愿意当王若望的副手」。王若望也同意一正两副，王为正，徐为副，另外再在万润南之外选一个民阵的人当副手。王若望作出了最大的让步。距离正在缩短。现在只要大会认可搭档选举方式，那么这两个上海人就可以拉上手了。但是，三十一日，大会最终没有通过一正二副搭档选举方式，也没有通过混合直选的方式，而是最终通过了正、副主席分开直选，以及只要有廿名代表推举，当场可自由报名竞选正、副主席的规定。万润南等人对此有异议，他们认为这好比下棋，下棋的规则可以改，但改动的规则不能对正在下的这盘棋发生效用。但他们没有公开提出他们的意见，因为大势已去，提了也没有用。这个新选举规定的得利者是民阵反万派的杨建利，他报名参选副主席。同时也封杀了徐、王合作的所有通路。

在会场上，徐对王老说，「我不得不报名参选了。」王动气地说，「这是你的自由，但是，你自己的许诺你自己一定要兑现。如果你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后果要由你来负。」徐迟迟没有向大会正式报名竞选主席，直至深夜。三十一日晚上十一点，再过几个小时，选举大会就要开始。在徐的房间，汪岷、朱嘉明向徐提供了选票预测结果。他俩肯定地对徐说，「邦泰，不要怕，我们稳赢了。就是你不出来选，我们推任何一个人都能打败老万。」就这一句话，使得徐下了决心。即使徐不参选主席，那么自然也会有人出来。子夜临近。大家派汪去王若望房间。开门的是羊子，羊子客气地说了句，「这么晚还忙？」听说有重要事商量，她就出去了。汪把来意对王说了，还说，「我们建议你当名誉主席，我们保证把你推上去。」王只轻轻地说了一句话，「那就算了。」

早上，大会进入候选人演说。徐说他在九二年报名竞选的时候就表示过，假如选举方式改变了，他将及时改变他的报名，他现在遵循的是自己的诺言。又说他和王若望之间只有协商没有契约，在谦让和责任之间，他选择了后者。沮丧的万还在房间里睡觉，从床上被人叫了起来。

王若望和胡平演讲完就宣布退场，万润南和马大维也退了场，姚勇战、倪育贤等人流著泪也跟了出去。所有人的情绪开始迸发，整个大会处于歇斯底里的状态，好像天塌了下来。很多人哭喊，很多人叫骂，也有人以头撞墙。退场的起先有四十多人，他们代表一些组织分部，后来陆续有人回来，最后的统计是十九名代表退场。

选举开始。在一百十一张有效票中，徐邦泰得票七十七张，华夏子得票五张，十七位代表投了弃权票。有些人认为徐违反自己的诺言，是「背信弃义」，为「民运中的尔虞我诈的行为开了绿灯」。老资格的胡安宁反驳说，联合大会不是分赃会，是民主选举，如协商管事就不需要派代表选举。选举结果，徐邦泰当选为主席，杨建利和张伯笠当选为副主席。朱嘉明代表大会宣告，中国最大的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主联合阵线现在成立了。站在一边的徐邦泰却一脸凝重，他怎么也笑不出来。他最大的担心是今后不能和台湾搞好关系。他和他的朋友们都不主张台独，即使在压力下，他们也不可能违背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立场。

徐邦泰还想缓和和王若望的关系，他在大会上以主席的名义提议王为名誉主席，同时他又让钱达去劝说王回来。不一会，钱回来大声说，王老决定回来了。会场掌声雷动，许多人破涕为笑。「我反对！」突然，一声大喊震惊了整个会场。众人掉头一看，原来是严家其，不禁目瞪口呆。严从座位上跳起来，冲上前台，一改以往书生本色，大声说：“王若望从他的历史看，从来不是真正的民主派。他的脚跨出门槛的那一刻，他的政治
生命就结束了，民主运动不需要救世主。并不是任何不赞成共产主义及其制度的人，都是民主主义者。”

王若望念著大局为重，刚回头走了两步，有人，好像是马大维，劝羊子说，「他要回去你必须劝阻他。」羊子说「我怎么劝他？」那人又说，「他要回去你就说要离缗。」那时羊子也已经晕头转向，不加思索，转头就说了。

王老楞住了，就此停住了脚步。如果只有羊子，或者只是严家其，王老还可能走回会场，然而内外夹击实在使王若望无法抵御。他的心在流血，因为没有人理解他。

会后，退场的那批人公开表示不承认大会的合法性。支持万润南的德国民阵分部依然存在；万也仍然以民阵领导人的身份发号施令。民联在美国的一些分部也不承认民联阵的权威，自行独立；吴方城成了吴记民联的主席。胡平、于大海也不肯交出「中国之春」，而于大海是承认大会合法性的。在大会的最后一刻，他还坐在主席台上并鼓了掌。王若望成立了人数不多的新组织--民主党。然后他们各显神通，找到了或多或少的资源，终于生存了下来，成为海外「民运」的奇观异景。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以为民主是条温驯的狗，可以为自己所用。如果民主不能为自己所用，那么就不是一条好狗，那是宁可不要的。

徐邦泰的担心是对的。会后，「三民主义大同盟」就中断了对民联阵的一切支持。原来徐在「中国之声」电台的薪水是二千五百元，现在也断了。徐邦泰为了寻找粮草，要去台湾，也没有人愿意出面邀请他。最后不得不请原是学者的朱高正先生帮忙。会后两个月，徐等人正在为粮草发愁，台湾陆委会副主任焦仁和突然来到旧金山邀请徐邦泰喝早茶。然后，朱嘉明一行来到了台湾访问。在一个私人俱乐部，焦把朱介绍给一些富商大贾。他们很客气地说，「没问题，没问题，你只要把银行账户告诉我们，就行了。」十分简洁，十分明燎，没有更多的话，以后朱的账户里每月多了二万五千美金。

九三年秋天，身为民联阵理事长的朱嘉明表示要离开这个组织。他私下说，他以前的朋友现在坐上了高位，成了中央领导，要为以后的退路着想，所以那些朋友要他弃政经商。据说扬州有一个纺织厂是属于朱的。朱先后在澳洲和东南亚经商，最后成了奥地利维也纳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常驻代表处的一个美籍雇员。而朱在合并大会上的朋友们和对手们还被死死钉在中共禁止入境的黑名单上面。九三年冬，伍凡接任「中国之春」的董事长。朱没有向伍交代出台湾给钱的渠道和账户。十多年了，仍然没有人知道朱是否现在还在拿这每月二万五千美金的台湾捐款。

九三年四月份，傅纪青、孙林在上海被公安人员抓捕。审问时，一个高级警官很得意地对他们说：「我们对王若望的情况和合并大会了解得很清楚，连他泡茶用什么茶叶我们都一清二楚。」这话传到王老夫妇的耳中，因为有施滨海的前例，他们不得不当真。那又是谁呢？中共国安部为海外民运的合并大会召开了庆功会。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对海外「民运」的八字评断：「不成气候，不足为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