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純真

——讀《大夢誰先覺》

蘆笛

今年六四期間，香港推出了一批書籍，其中有丁楚寫的《大夢誰先覺——〈中國之春〉與我的民主歷程》。作者丁楚，原名房志遠，現名房西苑，1982年北大國際政治系畢業，後自費赴美到長島大學聯合國學院攻讀國際工商管理碩士，其間參加了民聯，任總干事與總部委員。後來變成臭名昭著的“共特”。現在似乎又回到北大執教，還在網上留下了大批講學的視頻，專門教人如何融資，如何發財。

此書寫得不錯，無論是思想性還是可讀性都堪稱上乘，最難得的是作者盡可能以中性客觀的立場，平心靜氣地敘說往事，從而為該書掙來了一種歷史經典著作的地位。

這兒的“歷史”當然不是“大歷史”，而是只有美國博士生才會研究的海外“民運”小歷史。西人注重分析法，博士生的課題，在習慣于“整體思維”的“大手筆”的國人看來瑣屑得不堪一提，無論什麼爛題目都可以拿來掙博士學位，例如研究“解放”前我黨在“解放區”發行的貨幣就是一例。由此看來，日後美國博士生若有研究中國海外民運的，則此書乃是他們的必讀教材。

該書的價值並不限于為歷史留下證詞，從文學角度來看也饒有興味，作者文筆流暢，觀察和表達能力都很出色，寥寥數筆即能勾畫出一個個令人難以忘懷的形象︰熱情單純、愛憎分明的純感性動物蕾蕾，獐頭鼠目、賊眉溜眼、翻雲覆雨、毫無原則、以搗亂為實現人生價值之唯一方式的呼延民，還有那個私交豪爽大方、公財錙銖必較、公事公辦、鐵面無私的林心聲……作者的本意並不在描繪這些人物，不過是憶舊而已，然而他信手勾畫出來的這些形象，卻能在讀者掩卷之後油然浮上心來，久久不去。

例如作者的夫人蕾蕾給人留下的印象就難以忘懷，那完全是個極度可愛，“女人氣”十足的姑娘，這段描寫就相當傳神寫照︰

    “蕾蕾腦袋里完全沒有政治神經，常常在《中國之春》辦公室里一邊起勁地干著‘反革命勾當’，一邊嘴里大聲地贊揚共產黨，大罵海外民運分子素質太差。但是大家公認，她是一個很好的工作人員，尤其在做那些細小的瑣事上，井井有條，一絲不苟。薛偉稱她是最好的辦公室秘書。有一次他說，如果他有一個辦公室，一定請蕾蕾來管。胡平對蕾蕾工作的積極態度給予高度評價，有一次他半開玩笑地表揚她︰‘我看我們辦公室里，蕾蕾是最積極的反革命，丁楚是反革命家屬。’

    有一次我問她︰‘你一到紐約，就掉進了賊窩，害不害怕？’

她理直氣壯地說︰“怕什麼？我幫我先生啊。’”

這就是典型的女人，驅使她們廢寢忘食地投入某種政治活動的，不是某種抽象的理念，而是愛情。“我幫我先生啊”就是不計一切世俗損益得失、不顧一切風險危險的足夠理由。女人多勇士，男人多懦夫，我看就是這區別造成的，說到底是理性動物與感情動物的區別。

又如那個純潔的林心聲。此公是香港富商之子，在聖荷西有幢豪宅。然而為了民主信念，竟然開車花了一個禮拜橫穿美國，風塵僕僕地趕到紐約的《中春》總部，為總部管財務。那時正值《中春》財務危機，“捐款”斷了來源，他是準備來作義工的，頭兩個月都不給自己開工資，直到他確認捐款來源穩定之後，才開始給自己發工資。他生活節儉，但對組織和同志極端慷慨，和同志外出吃飯從來不許對方付賬，但對公家的財務管理則極度摳門，鐵面無私，不怕得罪人，“誰要花錢多了他就像拆了他的祖墳一樣心疼，大罵‘敗家子’”。呼延民的大陸人劣習終生不改，經常濫用公家復印機，把機器用壞了，讓他一頓好罵，此後見了他便如同老鼠見貓。有次丁楚要駕車外出，請他去換機油，他連跑四家加油站，尋找最便宜的價格，卻一家比一家貴，最後所有的加油站都下班了，他晚上八點多才回來，油仍沒能換成。次日一早丁楚只好開著車出去，半道汽缸燒壞了兩個。就為了林心聲當初想貪兩美元的機油價差，讓總部多花了一千多美元。

然而哪怕是天下最純潔的同志，一旦攪進了政治，便迅速變成了仇恨燻心的魔鬼，心聲與蕾蕾自不例外。這其實再自然不過︰正因為一門心思都撲在事業的興旺上，有著太多太多的感情投入，當誰要試圖毀掉那家業時，自然也就會激起他們的深仇大恨，什麼爛事都能干出來。

據丁楚介紹，民聯不可逆地走上下坡路，乃是倒王運動。王炳章因為被同志懷疑手腳不干淨搞小金庫，遭到了彈劾。民聯是他一手創辦的，受此奇恥大辱，豈能善罷甘休？于是他便使出釜底抽薪的狠毒的絕後計，提走了《中國之春》所有的存款八萬多美元，關閉了賬戶，撤掉總部的電話，不但搶走了已有的錢，還使得要捐款的人都不知道該往哪兒捐，一勞永逸地斷了未來的財路。民聯和《中春》剎那間便陷入深重的經濟危機里，而那位純潔善良的林心聲也給趕出了總部辦公室，心理大受刺激，幾近變態︰

“林心聲被趕出總部辦公室之後，一直睡在編輯部的地毯上，條件非常艱苦。編輯部人來人往很多人，又髒又亂，不像總部辦公室那樣寧靜干淨，給林心聲帶來諸多不方便。編輯部沒有爐灶，不能做飯，他整天吃生冷食品。這一切使林心聲的心理越來越偏激，對王炳章和他的支持者充滿仇恨。林心聲從本質上是個非常善良的人。但是即使是頭羊，在叢林里混久了也會變成狼。晚上，我們經常可以听見他在洗澡間里大聲呼叫︰打倒王炳章。他稱王炳章是妖人，有九個頭，非要斬九次才能殺死。一天他把一把木劍掛在辦公室的門上，一本正經地告訴我們，這把劍可以鎮邪，專鎮王炳章。他在講這話的時候，蕾蕾躲在我背後偷笑，說林心聲走火入魔。不過她非常同情林心聲，常從家里帶熱湯慰勞他，一直到現在她都一口咬定，林心聲是民運圈子里唯一的好人。”

于是他和蕾蕾便著手報復。當時王炳章的活動基地，是他夫人的“國際工商服務公司”，電傳（FAX）24小時都開著。林心聲住在編輯部，半夜就發動“電傳游擊戰”，往那兒發亂七八糟的東西。有次傳了一大堆黑紙過去，把人家所有的電傳紙和碳粉都用光了，石磊找上門來問罪，污言穢語亂罵丁楚夫人，致使丁楚與石磊大打出手。

即使是在這些烏煙瘴氣的爛事中，讀者在啼笑皆非之余，仍能看出心聲和蕾蕾的可愛處。總部辦公室被王炳章搶走後，民聯總部退守《中春》編輯部。丁楚和林心聲將盟員的檔案匆匆運入編輯部的經理室，林心聲便以性命捍衛之，為此與鄭為民發生沖突，被鄭打倒在地，被呼延民拉開了。林心聲趁機報警，警察來帶走了鄭為民。丁楚于此寫道︰

“我和蕾蕾在警察帶走鄭為民後趕到編輯部。蕾蕾拿著照相機把林心聲脖子上的傷痕及打架後辦公室的狼籍都照下來了。蕾蕾在文革的時候還小，沒經歷過武斗場面。看見這一幕，激動得像個猴子，在屋子里跳來跳去。”

這兒著筆無幾，但蕾蕾的可愛的孩子氣躍然紙上。

作者對經典小人呼延民的描寫也不能不令人拍案叫絕︰

    “呼延民曾經是上海著名的‘胡守軍反革命集團案’的成員，並因此案而入獄，在當時的民聯中是少有的幾位當過政治犯的民運骨干。他身材瘦小，尖嘴削腮，戴著一副深度的近視眼鏡，眼楮里時常閃著詭密的目光，再加上他那一口江浙口音的國語，活脫像個‘紹興師爺’。呼延民喜歡在別人面前表現出自己的高明，常常有意扮演一個軍師的角色，所以我們也都戲稱他為‘師爺’。

    討論形勢，是呼延民最熱衷的事情。他最常掛在口頭的一句話就是︰我們必須認清大的形勢，才能決定我們的任務。呼延民主要介紹了年初那場學生運動的背景，介紹了一些大陸的情況。呼延民是個很有表現力的人，他在講話時的豐富表情和手勢，常常能夠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以致我常常在欣賞他表情的同時忽略了他講話的內容。講上海話的人往往都缺乏幽默感，但是呼延民的表情比他的語言更有幽默感。我相信，他的這種表現力，對他後來當選為民聯總部常委起了很大的作用。”

這兒對呼延民容貌的描寫極為傳神，呼延民確實德如其貌，肚子里的壞水就寫在眉目間，猶如黨電影《王孝和》里的工賊，個子矮小，賊眉鼠眼，平生愛好就是去“軍機處”、“上書房”為“攝政王”和“童貫”當搖鵝毛扇的國師爺，然而all that he has managed to accomplish is to play the role of 黃文炳黃蜂刺（參考文獻︰《水滸傳》）。

最難得的還是丁楚對呼延民的劣等素質的洞察︰

“呼延民渾身透著上海人的小聰明，而且到處玄耀（炫耀）他施展的小謀略，甚至生怕別人不知道他的足智多謀。他在‘三大’的表現確實非常活躍，有個代表形容他是‘上竄下跳’，我覺得一點也不過分。不過我最不喜歡他的是他的反復無常。呼延民對任何事情都喜歡發表議論。但是我發現他的觀點常常變來變去，模稜兩可，幾乎沒有什麼原則。所以，他的行為也總是令人吃不準，誰都很難想象他下一步會搞出什麼名堂。”

其實呼延民還是有他始終不變的原則的，那就是“以炫耀自己的能量來引起他人重視”（to show off what he can do in order for others to take him for a force to be reckoned with）。顯示自己的存在，引起他人重視，這就是他的人生目標，就是他的存在價值，為此他不惜投入全部精力和時間乃至僅有的一點金錢。這種人其實活得很卑微，很不自由，很辛酸，很郁悶，很吃力，很痛苦。之所以如此，其實是他的外表造成的。如果他儀表堂堂，有一種天生的charisma ，那也就絕不會發展出這種變態心理來。這種變態心理其實並不罕見，古代的太監多作怪就是這原因。

呼延民的這種心理病態，使得他必然要在人多的地方起哄，否則無法吸引最大數量的眼球，這就是丁楚百思不解的為何他忽而擁胡（平），忽而倒胡；先發起倒王風潮，上竄下跳，甚至聲言與王炳章一道去中國領事館投案，後又在誤以為“中國民主黨”佔了上風時反戈一擊，辭去民聯常委職務，坐上對方的“緊急代表大會”的主席台︰

    “看著台上春風得意的呼延民，我回想起不久前他一手挑起這場‘罷王風波’時的那種瘋狂勁，簡直無法相信眼前的他就是三個月前的呼延民。這場大禍是他一手闖下的，把胡平和我推進了如此難堪的境地，可是現在他竟然一轉身變成了我們和王炳章之間的和平使者，這世界變化得也太快得令人眼花繚亂了。我很難相信，一個人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內，這麼窄小的空間內，那樣靈活地轉過身來。我並非對呼延民選擇什麼立場持有異議，正如我對會場內的代表們選擇的立場無可非議一樣，我承認每個人都有選擇自己的立場的權利。我具備足夠的理解人的能力，我甚至可以理解王炳章的所作所為，但是我永遠理解不了呼延民，他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能用邏輯來解釋。”

其實，呼延民為的就是那剎那間的“春風得意”，發起罷免王炳章是讓大家看到他的毀滅力，坐上王炳章派的主席台充當“和平使者”也是為了顯示自己在兩派之間羹調陰陽、折沖樽俎的政治家能量。他這種三姓家奴呂布—李成棟—馮玉祥作派，不是為了謀取什麼具體的好處，而是為了實現他的人生原則︰“攪局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非此不足以體現自己的存在價值。”

好在後來丁楚似乎也悟出了這一點，說︰

“不過，這一切我今天都能理解了。我當時心情是‘飽漢不知餓漢饑’。我自己處于一個大有作為的位置上，所以有好多‘正經事’做，也有正面的機會去施展我的才干及表現我的能力。所以，盡管我也有對王炳章的不滿，也受各種不盡人意的事情的困擾，但是我絕不想為這些雞毛蒜皮事情開會干擾我的大方向。可是很多人並沒有我這樣的機會，他們沒有‘正經事’可做，所以只有通過這樣的會議才能夠表現自己的重要性，才有機會顯示自己的能力。我不需要踩人就可以提高自己，但是很多人沒有這樣的機會，他們要表現自己，非踩人不可。後來，民運組織多起來了，這種內斗的會議越來越多，大家也司空見慣了。我是從後來的這些經歷中悟出的這些道理，我不知道王炳章悟出了這個理沒有，明白了這個道理也許對人就會寬容很多。無事生非，這是任何一個組織都必須認真對待的陷阱。”

這就是支配呼延民那倒戈將軍的行為心理。但不知道丁楚是否意識到，就連呼延民那種經典小人，天生的trouble-maker，也有個墮落過程。在《中春》因財務危機風雨飄搖之際，他也曾提出當義工。與林樵清為P大的“鑰匙事件”鬧翻，為的還是爭分奪秒多為《中春》打上一個小時的工。從整體看，《中春》和民聯的興衰描出了一條鮮明的墮落軌跡，而這幾乎是所有海外民運組織走過的共同道路。

竊以為，丁楚回憶錄的價值，不在于披露了民聯內斗的丑聞與領取國民黨經費的秘密，而在于提出了一系列發人深省的問題︰這墮落是怎麼發生的？是否必然？是否可以避免？能否歸結于小人如呼延民者播亂其間，或是領袖的道德素質敗壞？人類真能以民主事業為職業麼？海外“民運”從盛到衰，是否就是因為這其實並無可能？

丁楚只是敘說往事，並未回答、甚至沒有直接提出這些問題，這或許就是他為該書取了個俗不可耐的題目的原因。其實要我看，即使不用《曾經純真》的題目，也可以用諸如《玷污了的理想》、《墮落之路》等更俗的題目。它們的好處是能讓讀者不至于墮入“暴丑聞”、“民運抄底”、“共黨三箭齊發，徹底毀滅民運，是壓斷海外民運脊梁的最後一根稻草”（此乃呼延民因該書對他“大不敬”而作的報復性評論，按“大不敬罪”乃是專用罪名，只限于皇上，呼延民未免輕狂得漫了邊）等庸俗理解，而能鮮明地提出上述問題。不回答這些問題，海外民運就無法脫出那永恆的普適的墮落軌道，而民聯以及《中春》的興亡的唯一意義，也就只能是作為美國歷史系研究生混學位的簡易課題。

民運的根本問題，是職業革命家們的吃飯問題。我雖然不曾干過民運或從事過任何一種政治活動，但也根據常識意識到了這問題。在《革命經濟學導論》中，我指出，我黨的劣質革命宣傳，使得中國人悉數喪失常識，連革命只有投入，沒有產出，乃是世上最花錢的勾當都不知道。

其實這問題明擺著︰要使任何一種運動成點氣候，具備起碼的規模，就必須有一群全日制的專業人士在其中運作。這些人以及其家屬都需要養活，辦雜志、舉辦會議等等都需要大量的錢。這些錢從哪兒來？當然不會如毛毛雨一樣，從天上掉下來，只能要麼來自于某個外國政府，要麼來自于某個毀家革命的大資本家。前者如俄國布爾什維克黨人獲得德國政府秘密的巨額資助，以及中共被甦共長期豢養，後者如“基地”一樣，有本拉登那種百萬富翁鼎力支持。海外民運也就只有這兩種經濟來源，要麼拿台灣的錢，要麼如王炳章設想的那樣“以商養運”，也就是丁楚設想的“民運企業化”（雖然他沒用這字樣），實現經濟上的自給自足。

這兩條路都是死路。Personally，我倒不認為拿台灣的錢是什麼丑聞——你總得讓那些志士活下去吧？無論是王炳章還是丁楚，本來都可以有自己的正當職業，並不是為了找口飯才去當職業革命家的。王炳章據說原來是個收入相當可觀的大夫，後來還當了保險經紀人，太太又開了個什麼“國際工商公司”，並不是非得以從政謀生不可。丁楚是在籍學生，在投身革命之前，他利用暑假給某個冷凍機修理公司打黑工，年收入可達三萬美元左右，在那個時代算是高的了（他在上大學前就是干這行的，據說干了七年，經驗豐富，根本不是美國技工可以相比的，與我個人經歷頗相似。看到書中的描寫，我不禁發出會心的微笑。的確，西方的富庶慣壞了技術工人們，他們的所謂“修理”就是“更換”——查出某個零件壞了，換上個零件了事，根本不會如咱們那樣將它修好，或用種種歪門邪道對付之）。老板非常賞識他，答應為他辦綠卡。即使他不上學，靠那手大陸練出來的技術也能活得輕松愉快，並不必去趕那趟渾水。

但既然要人家全日制干革命，就得保證人家的最低限度的生活。這還是小事。一個政治組織要發展，不光得養一群機關人員，而且活動分子們得到處旅行演說游說，還得定期召開各級會議，不但要為代表們提供往返機票，而且得安排人家的食宿，租用會場，等等，這些錢從哪兒來？當然要有個大財東。除了台灣，還能上哪兒去找去？

然而拿台灣的錢，就得食君之祿，忠君之事，桀犬吠堯，各為其主。人家絕不會白養你，起碼大方向必須在人家的軌道上。這種受人豢養的民運非但無獨立可言，而且見不得人，蓋國人個個被官方洗腦一勞永逸地弄壞了腦子，一致堅信革命乃是不食人間煙火的聖賢事業，一旦听說革命家們竟然拿國民黨情報機構的錢，頓時覺得那些人乃是廉價拍賣自己的毫無原則的敗類，卻不想想他們的所作所為，與國父孫中山、毛澤東諸先生比起來，曾不如魁父之丘比太行，更想不到那些人之所以走到這一步，實在是貓吃酸腌菜，一百二十個沒奈何。最痛恨施主的，恐怕還是他們自己。最想改變這飲鴆止渴狀態，獲得獨立的，恐怕也是他們自己。

這還不是受人豢養的唯一弊病。既是一種事業而非企業，當然就是open的，來者不拒，那就必然魚龍混雜，勢必摻進許多“找飯轍”的“民主混混”。在海外這個問題尤其突出，因為語言文化風俗障礙，找個體面的職業要比在國內艱難得多。例如呼延民吧，他在國內，哪怕中學語文從未及格過，憑那華東師範的文憑，也能隨便在哪個中學當個輕松體面的教書匠，但到美國二十多年至今仍目不識丁，口不能言，除了去唐人街中餐館端盤子，還能干什麼？若不是童貫爺爺給他一筆豐厚的“遺產”，又豈能到中文網上廣撒票子作金主？在此類劣質人等眼中，全日制民運職務當然就要變成一種簡便輕松體面光榮的“飯轍”。

民運一旦變成一種誰都可以爭奪的簡易飯轍後，經費有限，粥少僧多，立即就會變成一種以內斗為主要表現方式的惡性生存競爭。它的尷尬在于︰它標榜的是“民主”，因而就毫無理由變成一種由少數高質精英壟斷的事業，什麼阿貓阿狗都可以打出“權利”、 “平等” 的冠冕堂皇旗號來爭奪飯轍，而有能力的精英根本就抵擋不了混混們的爭奪——人家有的是時間和精力，又沒有正事需要操心，可以全日制地陪你熬。高寒那個完全徹底的文盲狀告獨立中文筆會的職業作家們的丑聞，就最能體現這種惡性競爭。

民運為其參加者提供的虛幻“權力”感的誘惑更惡化了這種惡性生存競爭。在讀丁楚回憶錄的過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極度詫異︰那不就是個野雞組織麼？有何政治權力可言？ “曾經擔任民運組織要職的人在身退之後，如何在社會上為自己定位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說的跟江總退下來也差不多了。“民聯沒有錢了，《中國之春》瀕臨破產，大家也沒有什麼好爭的，都樂得讓我獨攬朝綱，把所有的‘權力’恨不得都交給我，同時也把所有的事務擔子都壓到我身上來。”听上去跟說敬愛的黨中央政治局似乎也無甚差別，鬧得跟真的似的，都什麼事啊！

但後來我想想也就明白了。當年咱們也曾純真，一伙志同道合者辦了個《海納百川》網站，那既不是政治組織，更不是飯轍，完全是只有付出、毫無收益扛死馬的背時事。然而幾個人在當慣了“生殺予奪大權在握”的斑竹後，竟然會為那再虛幻不過的“權勢”感迷醉，變成了大槐安國的皇帝，甚至沉醉在“壓寨夫人”（＝被暴力搶上山的性奴）的下賤幻覺中不能自拔。為了維持那幻覺，竟然干出比王炳章提走全部公款、關閉賬戶有過之無不及的爛事來——把數據庫和服務器卷逃一空後拉閘斷電，讓我等統統翻船落水，與此同時趁機開張新店，把所有的訪客悉數拉過去。這到底為什麼？還不就是為那虛幻的“權勢”感。

所以，阿奇頓爵爺說︰“權力使人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使人腐敗。”那“權力”其實並不一定非是真實的，虛幻的權力同樣能使人腐敗。

有了“飯轍”和“虛幻的權力”這兩個因素，民運作為一種事業迅速敗壞就是必然的，而且它必然要經歷“汰優存劣”的逆向篩選過程，將真正有能力、有抱負的志士排擠出去，最後只剩一伙純“飯轍”，而民運就完全成了簡便稻粱謀，最終變成于今所謂“政避民運”，墮落到出錢雇佣政治避難尋求者來開會的地步，當年的純真的理想主義氣息被沖刷得干干淨淨。

這個逆向篩選的過程之所以必然出現，原因也是明擺著的︰一心不能二用，要干事業，就沒功夫如呼延民那樣全日制琢磨人，不惜每月花兩百多美元的電話費去發展“橫向聯系”，以“制衡總部權力”。而民運既然是一種民主事業，當然就只能搞少數服從多數那一套。有能力有抱負的精英們把精力全花在經營事業上，當然就不可能有呼延民那種職業搗亂家的人脈，只會在票決時敗下陣來。有能力者被淘汰出局後，猢猻們也就把大樹爬倒了，再無油水可撈，自然也就一哄而散。《海納百川》的《罕見奇談》論壇在短期內由盛而衰，就再生動不過地演示了這種逆向篩選過程。

丁楚之聰明，就在于他朦朧地意識到了這些弊病。王炳章乃是個如假包換的毛共分子，他領導下的民聯完全是個如假包換的列寧式政黨，不是西方式民主政黨。而丁楚當了民聯的大管家後，便著手改造這局面，據他說︰

“後來我全面地‘修正’了王炳章的組織理論，系統地提出了當代民主運動的一些組織原則︰組織活動非政治化，政治活動非組織化；組黨組黨，組而不黨；以網絡結構取代金字塔結構，等等。 ”

這完全是應該的起碼的改造，否則對不起那“民主”二字。更難得的是，他說，他在剛剛上任時，就向胡平提出民聯需要調整“三大關系”，即調整與共產黨的關系，與國民黨的關系，以及和大陸內部民運的關系。我覺得，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個關系。

他認為，民聯對待共產黨的態度應該從“你死”轉向“我活”。民聯不是要消滅或打倒共產黨，而是要和它共同面對選民。因此民聯所有活動的立足點不應該放在讓共產黨的丟分上，而應該放在為自己增分上。只要民聯能活下來，能在國內與共黨並存，就是民主事業的偉大勝利。

此外，他還和胡平一道，提出了對國人來說是振聾發聵的基本原則︰“權利重于是非、形式重于內容、手段重于目標。”

這些想法可謂根本性的戰略突破，深得西方民主政治神髓，完全背離了毛共“你死我活勢不兩立”的傳統全民思維方式，在那個時代堪稱先知先覺。

除了為民聯奠定這些基本原則外，他還力圖使《中春》企業化，將賬號公開，使得國民黨的資助從黑錢變為明捐。據他說，胡平接任之後，民聯的政治聲譽和形象有大幅度好轉，大陸留學生開始普遍認同《中國之春》上的政治觀點。而在他的經營下，民聯在嚴重經濟危機後迅速復甦，在財政上達到了最高點，存款達8萬美元之多。他和林心聲常接待帶著各種投資項目的客人，為民聯賬上的資金尋找投資方向。再有半年時間，《中國之春》就會擁有自主產權的辦公室，就會有自己的企業。民聯將會有一塊堅實的立足之地，經費將會有活的來源。再有半年時間，《中國之春》將無論在專業化水準上，還是在可讀性上會有一個重大的突破。一九八八年底，《中國之春》已經站在這個飛躍的台階上了。當時他已經在各地設立了幾個記者站，並在國內設立了幾個資料供應點，定期供應剪報資料，甚至可以定期得到《中共中央文件》。他還在家里建立了一套大陸各方面的資料庫。由于國內政治氣候寬松，各種出版資料也開始多起來，有了充足的資料，《中國之春》上關于大陸方面的消息和報導就會生動和豐富起來，《中國之春》不久就可以以嶄新的面目出現在讀者面前。他下一步計劃是在全世界擴大發行網點，開拓商業廣告渠道，最後做到自給自足，甚至盈利。到那時，他們就可以在適當的時候擺脫國民黨的控制，挺過民運低潮，為回國找到一個立足點。

然而這大好局面卻被呼延民發起的罷王風波無情腰斬了，民聯分崩離析，《中春》風雨飄搖，經費逐年遞減，這一口氣從此再也沒緩過來，那個起飛前的主動勢態再也沒有出現過。令他不禁扼腕太息，覺得自己猶如遇上了西安事變的先總統蔣公，而呼延民當然也就是張學良。 

這就是說，丁楚發現了民運的根本死穴在哪里︰作為事業，它只能靠人豢養，無政治上的獨立性可言，因此只能辦成企業，求得經濟上的自立，從而取得政治上獨立的經濟基礎。

但他忽略了一個關鍵問題︰世上能有“民運企業”、“民主公司”這種怪物麼？民主本是管理國務的一種政治制度，豈能拿去管理企業？世上有哪家企業實行民主管理，經理由競選產生？就算倒王風波不發生，《中春》順利實現了經濟起飛，那又便如何？不過是辦成《多維》網而已，充其量辦成《鳳凰網》，當然擁有經濟自立能力，也可以獲得政治上的獨立性，那又便如何？能算是一個民主政治組織，為我黨和其他政治勢力作個表率麼？

丁楚其實也意識到了這問題，他在回憶錄中說︰

“林心聲在內戰期間被文革式的大民主搞得焦頭爛額，整天憤忿不平地在辦公室發牢騷︰‘那些支部和盟員憑什麼對總部指手劃腳？他們自稱有這個權力那個權利，可是他們盡了多少義務？是他們養著總部還是總部養著他們？’林心聲習慣于西方式的思維，他看不起大陸人學習西方的那種囫圇吞棗的樣子。林心聲的實際意思是要加強總部的權力和功能，他的說法不是沒有道理。”

我看到這段話時不禁大笑出聲。當初我等辦《海納百川》網站時也是搞民主管理，實行一人一票。到後來才發現這整個是扯淡，絕對的不公平，蓋權利與責任毫不對稱。有些人什麼事都不曾做，加入俱樂部正如文革期間“造反兵團”的“戶口兵”，只是掛個名而已（本人在文革中就當過這種“戶口兵”），出大力流大汗的乃是我這日產萬節的主筆，然而到最後人家把持了斑竹的“權力”，就是有那本事將我永遠驅逐出海納百川。這還是斑竹干的，斑竹好歹還管理論壇，算是有點勞力付出。有的人如魏碑者什麼事都沒干過，然而到投票時跟其他人有同等的決策權，吵起架來嗓門還比誰都大，您說世上還有比這更不公平的事麼？

所以，丁楚為大好局面的夭折，把腳桿都抹細了，我看大可不必，他應該慶幸才是，幸虧《中春》的起飛沒有實現，總部不曾財源滾滾，否則民主混混們更要眼紅，只怕要打出人命來。

因此，說到底，民運的內在悖論是無法解決的︰根據民主的基本原則，它必須是一種強調廣泛參與、來者不拒的群眾事業。但那需要金主，因而沒有獨立性可言，必將變成飯轍而引起無窮無盡的內斗，無法由能干的精英壟斷決策權與執行權，最終出現逆向篩選，猢猻們爬到大樹後便一哄而散。若是為了避免這弊病而辦成企業，由有理想、有抱負的能干精英壟斷權力，則它就不是一種民主政治組織，只能算一種開放自由的出版企業。這個悖論並不為民聯和《中春》獨有，乃是所有民運組織的共同難題。這就是為何民聯的沒落為幾乎所有的海外民運組織標出了鮮明的共同墮落軌跡。

由此似可導出，所謂“民運”，不能成為某一部分人的標簽，只可能是一種全民事業。任何一個比較開明的報刊、網站，都應該視為全民民主事業的一部分，無論它們的政治背景如何，哪怕就連《鳳凰》網站那種被普遍視為親共的網站也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