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棋生：反思历史不能没有假设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作者：江棋生
有句名言叫做“历史没有假设”，或者叫做“历史没有如果”。在我的记忆里，这句话曝得大名已经有些时日了。通过“百度一下，你就知道”，我知道了它的被引用率相当可观。不过同时，我也知道了它的被滥用率不可小觑。
“历史没有假设”这句话的本意应当是：已经成为历史的东西具有不可改变性。就上述本意而言，这句大实话当然是对的，因为时间不可逆么。然而，令我越来越觉得不对劲的是，不少人居然动辄就用这句话去叫停别人对历史的反思。常识和逻辑都告诉我们，人们在反思历史时，不可避免要用到“假设”、“假如”和“如果”等字眼。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形，有人就会吹响哨子，理直气壮地断喝一声：历史没有假设！我看到，他们的断喝还真唬得住人，不仅跟着叫停者众，而且弄得反思历史的人也往往怯场起来，似乎对历史的反思真的只是在做无用功，是闲得没事干，吃饱了撑的。
“历史没有假设”在这些断喝者手中不幸成了棍子，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以为，原因不是别的，原因就是：他们在“历史没有假设”这句话中添加了私货。在他们眼里，“历史没有假设”不仅是指逝者不可改变，而且还指历史是剧本先定的演出，中间不存在发乎演员的选择而导致不同版本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已经发生的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几率为一的必然事件，是命中注定的事件。于是，在“历史没有假设”的本意之上，他们又顺理成章地叠加了“反思历史也没有假设”的霸王条款。很明显，这一条款的作用，必定是扼杀和取消反思历史本身。因为，哪路神仙能憋着不用“假设”、“如果”去反思历史呢？
的确，如果一部人类史果真如他们所认定的那样，那么，所有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借鉴就都完全失去了意义；所谓“尽可能避免悲剧的重演”之类，就都成了十足的梦呓和空谈。
好在还有别的历史观。有一种历史观和他们的历史观就有很大的区别。这种历史观主张，人类的历史并不是剧本先定的正式上演；历史是既存在确定性、又伴有大量不确定性的发生过程。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可以是几率为一的事件，也可以是几率较大的事件，同样可以是几率较小的、甚至几率极小的事件；参与历史的人们具有选择走向的权利和功能，每个历史的关节点都存在分叉的可能性；最后走上分叉中的一枝，并不是命定的结果，而是选择与较量的结果。
在上述历史观的烛照下，反思历史，以史为鉴，是很有必要、极有意义的事。因为它有助于人们在创造新的历史时，依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去选择较为明智的做法，摒弃较为不智甚至愚蠢的做法，特别是，力求避免类似悲剧和浩劫的重演。
今年五月，中国的香港出了一本好书，题目是：改革历程。整部书稿所呈现的，是17年前赵紫阳先生对1979至1992年间中国历史的深刻反思。和任何对历史的反思不能没有假设一样，紫阳先生在他的反思中说：
“如果继续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吸取前些年的成功经验，党的十三大以后，88年的形势本来可以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第241页）
“如果这样做，那就不会出现1988年的抢购风，也不会出现后来几年的徘徊、倒退。”（第248页）
“总之，1988年不论开放也好，改革也好，都提了一些重大部署。如果这些能够顺利执行下去，可以肯定1988年无论改革也好，开放也好，都将大大深化一步，大大前进一步。当时也完全有可能有条件这样做，在十三大以后的大好形势下，把整个改革开放大大推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但很可惜，由于价格改革失当，整个改革开放不仅没有深化、前进，反而受到了很大挫折，以治理整顿告终。现在想起来还感到非常可惜。”（第255页）
“如果我们能够切实贯彻已提出的、已作了部署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可以把大多数要求推进民主的人，引导到这个轨道上来……”（第277页）
上面引文中的四个“如果”，就是四个“假设”。其中，第三段引文更是十分典型，明确提到1988年的改革走向完全可以有另外一种可能，呈现大为不同的风貌。为此，被软禁在家的、1992年时的紫阳先生，“现在想起来还感到非常可惜。”显然，在紫阳先生的心目中，历史进程不见得是命定的；在很多时段，其走向不是唯一的，而是取决于人们的博弈，因而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并因而也使愿意承担历史责任的人，既能奏响挑战命运的英雄交响曲，划出一道道熠熠生辉的人生轨迹，也会难免留下挥之不去的、乃至抱恨终身的隐痛和遗憾。
被囚禁在富强胡同6号的紫阳先生心中的历史观，和居住在那条胡同里的寻常“百姓”的历史观，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常常能听到从普通人的嘴巴里说出来的“当时不该走得那样匆忙，要不然就肯定不会出什么事。”、“当时怎么就没多留一个心眼？否则能吃那么大的哑巴亏吗？”、“当时没把西山枫林的经济适用房买下来，我现在真是把肠子都悔青了！”等等。如果改用“假如”或“如果”来表述上面的三句话，它们就变成了：
“假如当时没走得那样匆忙，就出不了什么事。”
“假如当时我多留了一个心眼，就吃不了那么大的哑巴亏。”
“假如当时我下决心贷点款，把西山枫林的经济适用房给买下来，现在就别提有多爽了！”
三个“假如”表明，已经过去的事件并不都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它们中的一些确实存在另外的演变路径，是完全可以有别样的结局的。生活的智慧告诉我们：反思历史，记取这些有切肤之痛的教训，会有助于人们变得聪明些；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形，则有望作出较为明智的选择，得到较为可心的结果。
自然，在本文的议论中，我决不应漏掉另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我不后悔！世上哪来后悔药嘛。”对这句话，我的解读是：第一步，先刨去心里后悔但偏偏嘴硬的情形，那是为面子事而说的违心话，不必当真。其次我要说，真心不后悔的情形的确有。据我考察，那一类情形当属于只有唯一可能的情形（几率为1的事件），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情形下，当事人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认命。事后反思，还是认定当初别无择选；于是，也就真的无怨无悔。
在大千世界中，具有各种几率（几率大于零而小于等于1）的事件层出不穷，竞相演绎，虽地老天荒而不绝。如果历史中只存在几率为1的事件，当然就不必吃饱了撑的，去反思什么历史。正是内蕴或展示结局的多样性、对未来开放的种种几率大于零而小于1的事件，才使人们对历史的反思成为必要。
而只要反思历史，就不能没有假设。
2009年9月17日 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9月17日播出) 德国抨击中国压制异议作家， 限制新闻自由
来源：德国之声
法兰克福书展研讨会引起的政治风波并未平息。连日来，多家德语媒体抨击中国官方压制异议作家、限制新闻自由的做法。
《法兰克福评论报》的评论写道："西方暴露了自己的弱点，中国方面赢得了一次胜利。至于中国可能因此在德国新闻报道中变得名声不佳，中国官方人士或许根本不在意，因为他们可以控制中国媒体。在中国，批评政府的作家遭到镇压、关押和刑讯，而书展的组织者也许一开始就还天真地认为可以与这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专制国家进行民主对话。这一届书展将成为最近几年气氛最为紧张的一届书展，但也许也是最吸引人的一届书展。"
《新苏黎世报》认为，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前，北京企图阻止批评政府的作家参加前期会议。"这说明，对中国成为书展主宾国一事持保留态度的所有看法都是正确的"：
"这是中国政府自己的过错：它在与北京作家戴晴打交道时违反了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旅行自由。遵照中国宪法，在人民共和国本来就应该有这些自由。新闻出版总署全然无视公关工作准则，直到很晚它才认识到，反对戴晴的态度一下子抵销了他们自己为树立中国正面形象做出的一切努力。
中国的组织者们暴露了自己的真实面目，他们就是新闻检查当局，他们扼杀不同意见，而不是促进不同意见的发表，对不同意见也不予以考虑。引发这场冲突的会议成了一次'灾难'：书展研讨会以'丑闻'开始，以'失败'告终。" 《每日镜报》注意到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认为现代中国应利用法兰克福书展这一机遇，"进一步向西方世界开放"，展现中国"正在变化中的现代社会"：
"中国很大，足以容纳各种不同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到过中国的人都知道，那里早就没有了生活在严格控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感觉。那是一个与西方多元模式相差无几的社会，只不过组织形式完全不同而已。
中国的书籍市场上，什么书都有，从孔子到哈贝马斯的书，从性和侦探小说、赚取读者眼泪的文学直到文化革命年代的惊人报道，应有尽有。能出售什么，市场就有什么。市场上没有的是关于1989年和民主运动的书籍，这个看起来缤纷多彩的商品市场毕竟没有完全获得自由。出版社每出一本书都必须向文化当局申请书号，就象过去的东德一样，所以他们必须考虑什么事可以做，政治上能走多远。官方的检查变成了自己承担责任的自我检查，这样做非常有效。
无法解释的是，为什么强大的中国没有足够的信心承受批评的声音。即使允许那些自己作品在中国不能出版的作家前来法兰克福，共产党的统治想必也不会因此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