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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記者》：戴晴的間諜生涯（1－3）(图)
發佈時間： 11/4/2009 2:59:01 AM 被閲覽數： 287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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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記者》：戴晴的間諜生涯（1－3） (图)
昔日：中共反法西斯烈士之女。元帥家庭長大。導彈工程師和軍事情報間諜。風靡全國的大報專欄主持人。 而後：反對三峽工程。反對廣場鎮壓。反對以革命為招幌投機。 今日：無業北京居民。環保志願者。作品遭中共當局封殺。在境外發言受“民運”圍剿。
書名拼音：Duli Jizhe
作者：戴晴
出版社：明镜出版社
定價：US$23.00 （包含邮杂費）
內容提要 昔日：中共反法西斯烈士之女。元帥家庭長大。導彈工程師和軍事情報間諜。風靡全國的大報專欄主持人。
而後：反對三峽工程。反對廣場鎮壓。反對以革命為招幌投機。
今日：無業北京居民。環保志願者。作品遭中共當局封殺。在境外發言受“民運”圍剿。
人生唯一追求：做個誠實的人，說自己的話。
這就是思想自由與言論尊嚴必須付出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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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我的四個父親
葉帥膝下
水，載舟？覆舟？
歲月，留不住
我與體育
巨石下的堅韌與頑強
鄭超麟先生百年祭
2 哈軍工畢業的間諜 72
經歷文革
我的間諜生涯
3 光明日報記者
我的文學觀
我訪學者
學者答問錄後記
我參加六屆婦代會
《長江長江》成書
《長江長江》後記
掙紮於斯
總是摯誠憂國淚
失敗者的勝利——讀茨威格《異端的權力》
4 “六四”事件中間人
也談春夏之交
在秦城坐牢
最後的話
不許進不許出
我的妥協
最後的話
“六四”─8年燭光、坦克與人性
“六四”─10年誰在鎮壓清場中獲益
“六四”─11年又到“六四”
“六四”─15年說出真相
“六四”─15年機會斷送
“六四”─15年並非民主運動
“六四”─20年趙紫陽談“六四”
“六四”20年玩政治的低手
也說《“六四”真相》
聰明伶俐童玩土——看李錄傳記電影《移山》
5 無業作家
我怎麼成了金筆獎得主
《我的四個父親》跋
思想自由與言論尊嚴
我的漢聲朋友
《如來佛掌中》後記
為什麼和怎麼寫出張東蓀
真相正義和解
作協改革？
中國作協會員
應邀參加法蘭克福書展研討會
代表自己說話——在法蘭克福
強權下的自由派學人
與共和國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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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生於日軍狂轟濫炸的陪都重慶
1960年畢業於前著名教會慕貞女校（時為北京女十三中）
1966年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導彈工程系
1966-1972航太工業部
1972-1978公安部第一研究所
1978-1982解放軍總參謀部一局
1982-1989《光明日報》記者專欄主持人
1989-1990“在秦城坐牢”10個月
1990 中國公民無業
曾獲中國報告文學全國獎世界報業協會自由金筆獎美國加州戈德曼環境獎
20年來，獲哈佛尼曼、哥倫比亞自由論壇、威爾遜、澳洲國立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等機構 或長或短的研究基金。
主要著作：
小說集《不》；雜文集《追逐魔鬼撾住上帝》；採訪集《學者答問錄》；歷史紀實《王實味儲安平梁漱溟》、《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等三十餘部
戴晴的間諜生涯(1-3)
我的間諜生涯（1）
給這篇小文取這個題目有點學BBC之嫌：他們把自己的一個關於大救星的電視片稱作《毛澤東的生活私密》，害得大家都跑去看，其實什麼“秘”都沒說。
我的名字確曾入過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的花名冊，為時三年，從1978年底到1981年底。其中前七個月是在這個部門所屬的外語學院學英文；接下去的半年是在這一部門的技術研究所當技術員，具體工作是參加一個小組，就購買大型電腦細則與外商談買賣；後來因為發表了小說，一夜間成了“作家”，才調到真正的情報部門當具有神秘色彩的間諜。
到職的第一件事是把我這個只有7個月學歷的人再送到北京語言學院念英文，為時4個月。湊湊合合會定旅館、能問路之後，正式間諜生涯開始。這時已是1980年的秋天，距離我被該總部的駐本部參謀出賣，賣給美國駐北京大使館（也許是CIA總部），和一大堆“同志們”在一夜間報廢而重新變為百姓，只剩下了不到一年半。時間只有一年半，又純屬“資淺間諜”，所以說，上邊那題目真算是招徠了。
招徠歸招徠，將這三年和盤托出，對我說來也不是一件易事。困難之處倒不在於我接受過什麼驚天動地的不可為外人道的任務，而在於，雖然我已離開那裏，不再受軍紀約束，但人家總是一個保密機關，我並沒有把我知道的有關它的東西廣為宣揚的義務。
好在我實在太“淺”了，說出我知道的那點事傷害不了這個部門；而不儘早把它說清，倒不是對不住美國的FBI(我兩次到那國家作研究，這無孔不入的機構根本就沒有理過我)，只覺太漠視本國一批窮追不捨者(這話其實不確，因為這批人中的中堅如今大多已獲有USA綠卡，成了准外國人)：他們對我本人和對“我的間諜生涯”由好奇而打探，由打探而杜撰，由杜撰而發宣言、發動攻勢，不但歷時十多年，至今興致不衰。於是最後決定，借出版《我的四個父親——自己的故事》之機，把這一段徹底抖摟抖摟，照武俠小說的套路，就是“了卻一段孽緣”。否則“自己”的故事裏什麼都有，單單缺這個，就更吊人胃口、費人精神了。
(一)
小時候，我也象所有的小姑娘一樣，覺得女諜很帥、很浪漫。至於自己，倒從來不曾作如是想。膽小，怕挨槍子兒、怕流血當然是主要原因，自知不夠帥與浪漫也是其中之一。查我小時候的作文《長大了做什麼》，寫的是到草原上牧馬——右派和下放知青的活兒，可見志向之卑微。到真的當上了間諜，倒也平淡得很。除了很累、很不高興之外，實在沒什麼刺激之處。所以，脫軍裝的時候，不但沒有依戀，其實是很鬆了一口氣的。
我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在中國，鄧大人的城市經濟改革開始之前，有工科學歷的人想從文，或者沒有學歷的人想得一份正式工，簡直比你重新再念一個學歷還難。道理很簡單：那年頭大家都是作為社會主義大廈螺絲釘“培養”的，車好了的螺釘能變通條或是擀麵杖嗎?
我先後在兩個研究所當技術員，前者研製洲際導彈定向陀螺；後者是公安用電視監控。我讀書的時候不是個好學生，到了軍工那種不但嚴格管理，且時時處處都有大道理拘着的地方，滿心思仍是“以玩為主” 。1992年到美國，到了我出軍工之後的第一所大學，見哈佛生對自己的教授，不但履歷著作，就連僻好習性，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方知我自己當大學生的時候，整天不是演戲便是游泳，俱樂部主任倒是熟悉得很，學問經濟上可是懵憧的厲害。
懵憧歸懵憧，以演戲游泳練下的那點小聰明，拿下文憑，對付着給組長工程師打個下手，都不是什麼難事。難的是自己，強打精神幹自己不喜歡的事，實在憋屈。憋屈有什麼辦法呢?熬着吧，靠着使別人也很使自己討厭的那點爭勝好強支撐，一熬就是十年。這十年倒是不枯燥，因為正逢文革，不但有造反、消遙和下放勞動，還有戀愛與結婚生子。到我的女兒長到不僅磨着你講故事，還很能領會故事的優劣的時候，我的憋屈重被喚起。
在她大約六歲的時候，我偶然翻出一本我自己小時候讀過的蘇聯童話故事《哈哈鏡王國歷險記》。這本書繁體字豎排，紙頁都已經黃脆。她和她的小友那時還不大認識字，更不認得繁體字。見到書裏的那些插圖，小小的心心癢難熬，黏在我身後，這兒跟到那兒，只等媽媽空下來給她們講。公平地說，《哈哈鏡》不能算是一部優秀的兒童著作，教喻太多，情感也不很細膩。但我的小聽眾如此聚精會神，激動的時候張張小臉脹得那麼紅，然後，當那書稍稍給出一點點快意，她們笑得呀——簡直世界都明亮起來了。我放下書，走進衛生間，偷偷抹去腮邊的淚水。直到今天，我都記得她們清亮的笑聲。我當時只覺得對不起孩子，念本童話，費我什麼事了?竟如此不肯把時間花在這裏。為了這小紅臉、這笑聲，付出什麼不值得?
我開始為女兒找書。我驚奇地發現，偌大一個北京城，竟找不到幾本我認為該給她讀的作品。玩具也是一樣。在她八歲生日的時候我們好不容易買到的那隻比手掌稍大的絨布小熊，是市面上能見到的唯一稱得上玩具的東西，我至今記得在百貨公司櫃檯上見到它的驚喜。我後來常想，只為將中國人童年快樂如此殘忍剝奪，我們也不應饒了毛澤東這老賊。
倘徉在這塊貧瘠的土地上，失望憤怒之餘，我發現英語世界裏，兒童讀物如此豐饒。我那時還在做技術員，希望中國的孩子有書可讀的念頭卻是放不下，雖然我的女兒已經不能等我，以她認得的那幾個字，跳過這空白，開始直接讀我的書。我記得一天下班回家，發現小學二年級的她，正坐在書架旁，捧讀高爾斯華綏的《有產者》！
這時已是1978年。我得到一個消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所屬的解放軍外語學院有一個為期三年的英語班，為第一外語是其他語種的本部參謀開第二外語英語。我高興得心跳起來：是時候了，我絕不再幹工程，我去念英文，然後為孩子們譯書！
職業翻譯家讀到這裏可能很不以為然，因為我那時的程度——可以說根本就沒有程度可言：英語是我在中學的公共外語課，每週四學時。
我當時並不知道，我得到這一消息時，那個班已經辦了兩年。匆匆忙忙辦好調轉手續，又過了好幾個月。等我到那班上，只剩下7個月。我的年齡、我的唯一女性身份、我的依仗特權硬擠進來，都令同一教室者對我側目。我不在乎，因為我懷有理想，我自己的理想。這理想令我廢寢忘食，與念《自動學原理》時大不一樣。我坐在最後一排，跟誰都不搭話，背句型、作練習，一點不含糊，雖然課文依舊是《人民公社》或者《劉胡蘭》。
畢業的時候，我終於向那批藐視我的大男人報了仇：一是成績，我在班上與另一名同學並列第一 ；另一個，是臨分別時，我贈給他們每人一首打油詩。由於沒想到後來會當作家，那詩沒有保留，真是可惜之極。這部即興之作無疑非常成功，因為他們每個人聽到別人的段子的時候，都笑得直不起腰；而自己的，使勁攥在手裏，說什麼也不肯給別人看。
畢業了，我滿心希望把我分到資料室，這樣離書、包括外文書總近一點。不成想軍工那張文憑太厲害，它的持有者怎麼能不作技術工作?我於是又到了該部的器材研究所。幸好該所有一個小組正在和英國一家公司商談購買大型電腦事，按計劃談妥之後全體人員將到倫敦培訓。我於是又削尖腦袋往裏鑽，不為別的，只想找機會接着學英文。不幸那位英商太一板一眼，我們希望買的一個重要附件，他奉“巴黎統籌”的規矩，就是不賣。機靈的日本人鑽了這個空，幾乎沒怎麼談，那要命的附件就說妥由他提供了。全組準備赴日本接機。我大喪氣：鑽進來本為英文，到日本去做什麼?於是主動請求留守。
這已是1979年，鄧大人的“思想解放”初見成效，社會上有了一點活氣。留守沒什麼急事，我破了不讀報的積習 ，開始東翻西翻。劉賓雁的《人妖之間》和雷抒雁的《小草》就是那時候讀到的，感覺還行，就也湊熱鬧寫了一篇。
中國的成人讀者其實和孩子一樣可憐。我那篇今天看來草率膚淺得只能用“不忍卒讀”來形容的小說，不過寫進了幾句人話，就有那麼多的人被打動。我收到上千封讀者來信，在一夜間有了作家名聲。編輯們主動來看我，熱騰騰的鼓勵話把我弄得真象有那麼回事似的。
去英國的夢破滅，踅進了寫作的大熱鬧裏，最早的那個小心願倒也沒死。就在這時候，有朋友說起作家協會對外聯絡部，說那裏又有文學又有英文，對我說來無疑一箭雙雕。更巧的是，聽說正缺人手，卻苦於沒有足夠的“指標”。如果有人不占它的名額而給他們幹活，肯定歡迎。
我的機會來了。不占名額而到那裏上班的路子現成擺着：由本部派去不就得了?
這回沒有費太大的事就完成了部內調動。即從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情報部(簡稱“軍情部”，即中共“軍統”)的一名技術幹部變成了情報人員。換上便衣到作家協會上班前，我的新上司對我的指示只是：“到了人家那裏好好工作，有機會多練習英文，至於別的，以後再說。”
我的間諜生涯（2）
(二)
有兩則流傳很廣、據說還是人證物證俱全的我的間諜劣跡：
一是：有一次我去找劉賓雁談話(也有說採訪或請教)，偷偷帶着錄音機。第二天他的“言論”就出現在鄧小平的桌子上了——言外之意，這位思想解放先驅的失寵於當局，與此很有點關係。且不說我有沒有這種通霄工作，將聲音變為文字的器材與幹勁；且不說鄧小平，也加上我本人，對劉賓雁那點子“言論”到底有多大興趣；總參情報部究竟是幹什麼的，“劉青天”在不在他們的工作視野內，這班傳謠的人都沒有弄清。
二是：1989年4月19日《新觀察》和《世界經濟導報》聯合舉辦過一個對胡耀邦的懷念座談會。在會上，我因為實在聽不下去而對與會發言人——都是開明派與民主派——所作的屬於常識性的當場質疑，被認為是“政府派去搗亂會場”的。且不說我所質疑的幾個發言對政府有多大的殺傷力，總參情報部此時又成了無所不能的了。
在中國有沒有思想控制網與行為監督網呢?當然有。極秘密的不得而知，屬於公開的秘密的，每個人所在單位保衛部和所居住地段的居民委員會，還有黨團小組之類，都在“絕對忠誠於黨”的前提下，義務幹這等勾當。我本人在寫作之前，依出身被列為“自己人”。無奈脾氣太壞又口無遮攔，很難替黨盡這種責，所以也沒有被委派過。被報告的經歷卻有，還不止一次，遠如18歲時說了一句“我們煉的這鋼渣有什麼用”；近如1976年丙辰清明前後，佈置與我親近的人收集我的言論。應該說，幾十年下來，若想給我加上“一貫如何如何”，份量足夠了。無奈我太“根紅苗正”，每次被報告之後，都由或指導員、或支部書記叫去開導一番了事。
《獨立記者》
以維持國內秩序為主要職責的公安系統的情報網如何，我不知道。國家安全部和總參情報部，職責是防禦外部敵人，起碼在我離開的1980年代初，還是這樣。我以軍事情報員的身份在全國作協工作，作家們罵了誰、寫了什麼文章、結個什麼社、哪怕商量着去炸人大會堂，跟我的任務都毫無關係。有人與外人勾結，甚至真就被外國情報機構看上了，這人也打算效勞，並且碰巧讓我知道了，除非我想額外立功，也跟我的任務無關。間諜只做吩咐你做的事，守住身份，不到萬不得已，絕不許亂張揚，是這一職業的基本常識。這些，我的上司並沒有叮囑，想來是出於對我所受教育的判斷。
初到作協是辦雜事，來往信件、接站送站、大小宴請。在我為總參工作的那段時間，中國軍方心目中的假想敵是蘇聯，所以，我的第一個任務，是以中國筆會代表團隨員的身份到法國開會，在會上努力結交蘇聯的衛星國家東歐的作家朋友。至於交了朋友以後怎樣，就是以後的事了。不幸的是筆會代表團那回還接受了不知來自何處的更重大的任務：驅逐臺北團。我們為了完成這項任務，在會上早把自己弄得人見人厭。我有天大的本事，也絕交不上一個朋友了。這回總參算是白派我走了一遭。
我的第二件活兒是陪伴美國作家斯特茲‧特克爾（Studs Terkel）。對美國，總參那時並沒有興趣。李歐凡、杜維明等八君子到北京的時候，作協負責接待，我也搭手幫忙。這樣方便的機會，總參連讓我稍稍注意一下他們的指示都不曾下達。
至於老斯特茲，因為他的“口述史”採訪方式非常獨特，本人在美國又負有盛名，作協外聯部我的老闆畢朔望一心提攜我，想讓我跟他學點本事，決定派我全程陪同——也可能我的路費將由總參出，老畢在這裏打了個小算盤。這回，二部交給我的任務也只是：“工作上幫助他，多和他交談。和他交朋友，注意他的基本傾向。”當然，在他回國之後我必須就此行寫報告。至於交朋友，老斯特茲一定非常奇怪，為什麼我們一起處得那麼好，但對於他回美國之後給我寫的大約四、五封信，我一封也沒有回。直到1992年，在我已經離開二部10年，我所知道的那點事早已不成機密之後，才專程去了一趟芝加哥，親自向他把一切講清楚。斯特茲·特克爾是典型的美國佬：誠實、單純、直率、熱情——我最喜歡的性格。幾個禮拜的交往，我對他的友情和尊重，勝過了我作為職業間諜的敬業：我不願在他對我的身份沒有透徹瞭解前騙取他的友誼。
至此，我的間諜生涯告終。
至於把我們一整批人賣了的那個參謀，他的故事才鹹濕有趣。但它似乎應由美國人來寫，因為這是一個典型的好萊塢故事：CIA青春女諜，以色相拉PLA下水，最終大獲全勝！我們本以為這人會判死罪，沒想到只判了7年。由此可見我們這批被賣的，也不是什麼有份量的角兒。他現在已經自由了，以他的機靈，如果沒去找他的CIA女友，一定在哪兒發財呢.
我的間諜生涯（3）
(三)
間諜作為一種職業，幾乎和人類的歷史一樣古老。就我的理解，它不象歷來所宣揚的那麼赫赫，倒也沒那麼不堪。這是一個特殊的行業，廁足其間者，所需稟賦不在高下，而在特殊。我因為想替小孩子譯書而誤打誤撞闖進這一行，一點事情都沒有替人家作，又稀裏糊塗給清了出來。轉了一圈，真正弄清的只有一條，那就是，軍事情報間諜所需要的稟賦：忠誠、忍耐、服從、不許有自己的見解、視所服務的事業高於一切，我都沒有。不但沒有，我所有的，還都是反的：我最恨的就是愚忠，包括有名的“第二種忠誠”；我不善於忍耐，也不善於等待，該什麼是什麼，三下五除二，好壞都是它；我喜歡積極的分工合作，賺我幹事而不讓我知道底細，一般行不通；至於見解，這就是我的命，將它痛痛快快地說出來、推開去，不但是人生之大樂趣，說得肉麻一點，還是使命之所在。試想，信條如此抵觸，怎麼幹得下去呢?
也許有人會問，那當初怎麼會——不說被挑選上，只說，怎麼會被接納呢?
作協外聯部對總參情報部而言，不是個重要得不的了的、非安插上人不可的位置。如果順手放個人在那裏，也不是非我不可。到那裏去是我在不明底裏的情況下的請求，替自己謀個的出路而已。部隊講究老首長、老關係，可能明知不大妥當，也不好峻拒。現在可以為經手人開脫的是，我的書面檔案資料估計很經得住推敲；至於意識的覺醒，包括對CP和她的間諜的認識，那時候應該說還靜伏着，沒有冒出來。但我的喜愛文學的部長早把一切都看在眼裏，他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
“快走吧。這裏是你呆的地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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