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撤离民运圈，偶尔回头评论几句民运圈。

   多少年来，从正义党开始，中共拼命纠集他们的力量，组织“统一民运”。但到现在，也不过是回到原点，组织第二正义党而已，仿效已经垮台了一次的第一正义党，但规模不如第一正义党，何必紧张？

   上海公安国保等国内方面已经花了大力，海外民运人士及其家属回家，就向他们游说施压，要他们与这个党负责人一起，支持他的行动。但到现在仍然是这个规模，不必大惊小怪。

   原因之一，公安也不敢让假反对派做大，怕变成真的。

   现在实际上主要只是把已经暴露了的力量组织起来，废物利用。

   上海国保等等也很愚蠢，以为他们游说，施压，真反对派就会听他们的。但是，最后，虽然有些人害怕了，不得不听了国保的话，但总有少数不怕的。因此结果恰恰是第二正义党尚未开始，就已经暴露，纽约不少反对派朋友，就已经知道他们的动向。

   整个花瓶民运即将走向完蛋，没必要重视中共的“统一”努力。

   附：所跟贴：

   1、傅申奇声明把“二十八位同人”思路说清楚了，原来是要“海内外一起努力，形成一个务实的、强大的、统一的、全国性的在野党”，“愿意一起合作，共同制定并遵守运作规则，为未来务实的、强大的、统一的、全国性的民主党全国组织做一点准备工作。”申奇说得很好。

   2、1998年起的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和后来的中国民主党海内外联总，除了还不“强大”，还没与其他各色民主党“统一”外，一直是“务实”的，也召开了代表大会制定了自己的“运作规则”的。不需要“二十八位同人”联络其他人在联总之上再去设计什么“运作规则”。申奇等“二十八位同人”的思路说，他们并不打算搞什么框架（整合或“圆桌会议”）。但什么框架都没有，一切云山雾罩，又怎能“共同制定并遵守”什么“运作规则”呢？

   3、老王建议最好这样，所有一切真心“海内外一起努力，形成一个务实的、强大的、统一的、全国性的在野党”的人们，都参加到国内外早就现成的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来，大家都参加了，虽然还不能说“强大”，但不就统一了吗？

   4、实在不乐意参加到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来，又真的真心“海内外一起努力，形成一个务实的、强大的、统一的、全国性的在野党”的所有散兵游勇，大牌菩萨，又认同民主党的，不妨先自行成立一个山头，把名堂想好，叫什么都可以，只要不要学王军号称“世界联盟”就行。先把自己稳定下来，建设起来，然后这个民主党团体派遣代表再与民主党联总协商如何形成“未来务实的、强大的、统一的、全国性的民主党全国组织”，这一步步走，多么稳健、务实，不会造成混乱，如何？

   5、傅申奇是1998年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重要领导成员。后来因做生意，莫名其妙就消失了。但联总当然承认他的身分。故他现在若率“二十八位同人”（假设其中27人都不愿参加联总），加上菩萨若干，组织一个新的民主党山头，他一人跨了新山头和联总两边，又是资深领袖，再加“思路”带头人，那是一个最理想的沟通人选。“未来务实的、强大的、统一的、全国性的民主党全国组织”，不定就寄托在他身上了！只希望他克服一个小缺点，就是要学王炳章，做一件事要有做到底的坚韧性，不要“思路”两天，也干了两天，热情一过，就一点招呼不打一点交代没有，失踪去了。这不好。

   以上老王意见，请联总和“二十八位同人”考虑。

   老王2009年10月16日

   －－－－－－－－－－－－－－－－－－－－－－－－

   当我们听到十年来海外民主党取得了伟大成就的说法时，我们不想作任何具体的评判。我们只是说至少在我们看来不够、很不够！所以我们提出一个抛砖引玉的思路，预备做一些，国内民主党人需要做，而不能做的事情。

   任何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我们都会予以重视并考虑采纳。

   我们的思路传播后，引起种种误会、猜疑、评论、批评甚至批判，都是很正常的。我们曾在十月十日作了明确的

   说明

   我们的<告民主运动同人书>发布之后，得到了国内外很多同人的关注、肯定和讨论，但也有一些问题需要作出明确说明。

   一、外界的一些报导和理解不够准确，我们没有打算整合。我们所理解的整合是：现有的不同组织，通过讨论、协商、谈判和妥协，形成新的组织或形成统一运作的机构。这种努力有随时分裂的风险

   ，在海外有过无数次，迄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

   我们的思路是，做一件应该做、必须做，三十多年来无数民主战士一直在做，一直没有做成功的事，那就是海内外一起努力，形成一个务实的、强大的、统一的、全国性的在野党。而我们认为民主党是最好的选择。所以建议所有海内外民运同道，不论原来是个人或参与过什么组织，只要赞同这个思路，愿意为此努力，都来出谋划策，都来推动和参与，共襄盛举。这是反对派的一件大事，不是某几个人的专利，不限于几个人或曾经做过努力的人。

   二、我们要反复强调：“迄今为止这还只是一个思路，通报大家算是抛砖引玉，希望引发大家的思考，找到尽可能完善的方案。我们相信：形成一个务实的、强大的、能够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反对派组织，是国内外广大民运人士的心愿，也是当务之急。如果有什么旗号，有什么方案更能够有助于这个目标的达成，我们都愿意来作努力。”

   因此，在此重要时刻，我们呼吁所有愿意为此努力的同道，特别是那些有资历、有经验、有智慧、有影响力的前辈和后起之秀，继续作出贡献，共同来谋划可行、有效的方案，使之达到理想状况。

   三、任何为中国民主党的发展作出过努力和贡献的个人和组织，历史都会有公正评价。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思路和方式继续努力。我们只是说：愿意来探讨新思路的民运同人一起来探讨和努力。

   预备组：

   但似乎还不能让许多朋友搞清楚状况，特再作如下

   原则告白：

   一、我们不搞任何组织间的整合；

   二、我们也不搞组织间的圆桌会议；

   三、我们预备组的二十八位同人，只是愿意一起合作，共同制定并遵守运作规则，为未来务实的、强大的、统一的、全国性的民主党全国组织做一点准备工作。凡赞成我们的思路，愿意遵守规则的朋友、同人，欢迎来一起努力。凡不赞成的、不想参与的朋友和同

   人，不必勉强。我们还是朋友、还是同路人，我们尊重其他朋友的任何思路、选择和努力。祝愿各位有成绩。

   四、我们的定位

   无论是预备组还是以后可能的筹委会

   对于海外各位同人和组织，只会做交流、沟通、协作、合作的事情，不是什么领导机构；

   对于国内的民主党人和组织，只会做后援、支持、协助的工作，也不是什么领导机构。

   预备组

   
   ——关于民权同盟的通信及谈话摘录和改写

      徐水良

   2009-10-27

   一、中国民权同盟筹备组的由来

     经过许多年痛苦的教训，我才终于震惊地认识到，狭义民运圈已经是沦陷区，中共地下势力的线人和特务占了大多数，已经是特务窝。尤其是海外民运，一开始就是根据中共情报机构“筑巢引鸟、做窝养鱼”，“与其你搞民运，不如我搞民运”，“控制民运，领导民运”等方针筑起来的巢，做起来的窝。
   
   中共是采用“筑巢引鸟、做窝养鱼”等方针的老手。不说战争年代，他们依靠其特务力量的有力配合，大败国民党。就是建政以后，50年代60年代，中共就曾经在浙南山区组建“反共救国军浙南纵队”，把台湾方面骗得团团转。江华、王芳因此在文革中为此被认定通蔣介石被打倒。后来又平反，周恩来说王芳是个了不起的公安专家。文革后王芳出任公安部长。
   
   所以，79民运，中共很熟练地拿起这些武器，几乎把民运全部引入他们的巢及窝里。非常有效的控制了民运。很多民运人士自以为无人知道的会议，结果公安那边都有录音甚至录像。
   
   1982年，他们又把这个经验推广到海外，主动组建海外民运。这是中共及世界情报史上，又一个经典之作。海外及中国民运，很大程度上就是败于这个经典之作。
   
   事实上，不光是中共，共产党国家几乎都采取大量渗透反对派的做法。东欧各国，共产党文件公开后，都发现反对派人士中近60%是共产党线人。
   
   实际上，任何国家，只要允许国家对某个组织进行渗透，情况往往就是如此。美国共产党的大多数，也是FBI线人。只是西方有民主制度结社自由保证，法律不允许任意渗透，所以，其他大多数国家大多数组织，只要不是黑社会等非法组织，或从事犯罪活动，就不受情报机构渗透。美国共产党是麦卡锡反共的特例，但这个特例，有效地保证美国免予共产主义的严重伤害，并使美国共产党小丑化。
   
   但是，我通过痛苦经验终于震惊地认识到特务窝这个事实后，采取何种策略，解决这个问题？以后又试验了许多种办法。开头是努力组织真民运真反对派队伍，争取大家一起撤离特务窝。但是，这种努力一次又一次遭到失败，最后终于认识到，占民运人士多数的中共线人势力，早已经向真民运人士灌足了迷魂汤，改造了其中很多人的思想，使他们无法认识这个问题，再加上中共线人势力对我们的极力攻击和抹黑，要使这些被灌足了迷魂汤又相信抹黑的人接受我们的策略，也是难上加难。所以，及到2003年，我才终于决定，不顾一切撤离民运圈，发动无组织、无定形、因而中共无法破坏的反共抗暴民主民权运动。主要是直接诉诸于全民的觉醒，而不是单纯依靠中共极权专制条件下很难形成的组织力量。所以，我联系张国亭、孙丰等朋友，开始宣传全民抗暴、全民起义，全民革命，把我们的目的，诉诸于广大民众和他们的觉醒，以及觉醒后开始反共抗暴民主民权运动。
   
   到今年，民权运动已经如火如荼，轰轰烈烈，到邓玉娇事件，民主民权运动的反共抗暴几乎是铺天盖地，与民运圈花瓶民运冷冷清清的“民主运动”形成鲜明的对照。当我们一组又一组不停发表大量文章，全力发动和推进这个运动时，一开始，花瓶民运几乎没有人关心，及到后来，他们才惊奇地发现，原来他们根本不当一回事的这个事件，竟然成为铺天盖地的反共抗暴运动时，才表现惊慌，才有少数人开始关注这个问题。
   
   这时，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势力，终于形成马列主义和毛左，自由主义和权贵，人本主义和民众及其民权运动三足鼎立的状况。彻底撤离沦陷区特务窝，完全与上述第二股自由主义势力表面的“体制外自由主义”势力——花瓶民运彻底分离，以全部精力彻底投入民权运动新战场的时机成熟了。参与组建民权同盟的朋友们大家也认识到筹组的需要。
   
   这就是我们组建中国民权同盟筹备组的由来。

   二、筹备组的一个重要目的

    我们都老了，身体都有病。我们这个年纪，又有病，今后也只能做一点力能所及的事情，不指望起多大作用。但是，能够对中国起一点作用，还是要尽自己一份力。   
   估计中国的变化，也就在这几年了。但中共有强大组织，反对派人数众多，但没有组织。在中共极权专制条件下，也无法形成组织。因此，双方交战，只能是大量无组织的似乎是“乌合之众”13亿民众，对付组织强大，经验丰富的中共权贵队伍。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没有组织，不能依靠组织形成坚强的战斗队伍，怎么办？
   
   我的看法：
   
   第一，我们一定要破除“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这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统迷思，走与这种方式完全不同的路。否则，拼命搞组织，却永远搞不成功，永远无法采取行动，甚至永远陷入无穷无尽的内斗，徒然浪费精力，怎么办？我虽然从1973年起搞民运，一开始就认为在共产党极端专制条件下，只能依靠突发事件来实现民主，并且在1974-75年的文章和信件中，就多次论述这个问题。但是，组织的力量，实在太强大，有没有组织，天差地别，因此，许多年中，尤其出国以后，我仍然一再尝试搞组织，然而统统失败。及到2003年。看看实在不行，才放弃搞组织，开始发行网刊，以发起没有组织形式的全民民主民权运动为道路，逐步走向全民抗暴、全民起义、全民革命的目标。
   
   事实上，世界历史上的绝大多数革命，一开始往往是没有政党领导的，甚至多数还是没有组织，以突发事件形式产生的。“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完全是毛泽东的胡说。
   
   当然，突发事件一旦发生，成熟的革命者，立即就要努力建立组织，形成强大的组织力量。
   
   第二，带领无组织或者组织水平很低的队伍作战，只能学习古代类似情况下的作战方式，就是举起一面战旗，让自己组织水平很低的队伍跟着战旗走，才能形成初步的战斗力，并且依靠人数众多，前赴后继来取得胜利。
   
   目前中国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马列和毛左、自由主义和权贵伪精英，人本主义和民权运动，三足鼎立。我们搞中国民权同盟筹备组，就是举起反共抗暴民主民权运动的旗帜，虽然一开始难以搞正规组织，形成正规队伍，因为如前所述，在中共极端专制条件下，没有可能先形成大规模组织，再采取行动。所以，搞民权同盟的目的，主要是举起民权运动的旗帜，让全国反共民众跟着这个旗帜走。
   
   当然，有这个旗帜，也不见得起多大决定作用。民众的突发事件，迟早会推翻共产党的统治。但是，有这个旗帜，至少可以起很大作用，尤其是减少突发事件中的混乱和损失，特别是可以大大减少无序暴乱。
   
   形势发展很快，迫切需要举起这个旗帜。希望朋友们能够尽快决定，参加筹备组。我们老了，我们的努力，基本上是为后一辈作嫁衣裳。但是，这种努力，尽到我们的心，尽到我们的力，对得住自己的良心，使我们自己内心中的良心没有遗憾，还是很有意义的。
   
   至于筹备组成员，多数还是以不公开为好。但也需要有几个作公开联系人。谁公开作联系人，大家讨论决定。工作需要和自己意愿不公开的，就不公开。每个筹备组成员，无论公开不公开，背后都可以有自己联系的成员，自己掌握即可，无需大家都知道，以免出事。

   
   筹备组公开以前，朋友都认为公开后，我们会受到大规模围攻，但我却认为不会，因为在组织力量上，我们无比弱小；但是，在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中共马列主义和毛左，自由主义和权贵，后者包括表面上 “体制外”的花瓶民运，他们全部合起来，把他们的御用文人全部调动起来，把花瓶民运全部动员起来，也不是我们人本主义阵营的对手。所以，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冷冻封杀，所有他们控制的媒体，包括海外中文媒体，报纸、网络、电视、电台（包括中共地下势力发扬国共内战时期几乎完全控制国统区媒体的经验，控制的西方国家的电台媒体），全都不报道，彻底封杀。当然，我们也要做他们可能大规模围攻的准备，但是，这种可能性不大。如果出现这种可能，我们就赢了。
   
   现在看来，事情完全如我估计的那样，就是冷冻封杀。除了一个历来上窜下跳，给反对派破坏极大，早已被人揭露了的特务，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在某个不公开的邮件组拼命诬蔑攻击以外，几乎见不到对我们的攻击。
   
   但这样也好，我们可以集中精力做自己的事情。除了举起人本主义和民主民权运动的旗帜。我们没有必要做表面文章，搞得轰轰烈烈。我们不要虚假的东西，我们需要的是扎扎实实。我们的绝大多数成员不公开，就是为了扎扎实实做好事情，防止危险，而不要虚假的名声。
   
   你一个人成立一个共和国，任总统；搞几个人的全国政府，这些做法，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却是把反对派小丑化，对比之下，显得中共比反对派理性，表面上是反中共，实际结果却会帮中共。你去参与这些事，人家就会把你看成疯子、骗子，或者是为了钓鱼，去钓激进分子。这样的事，我们不能搞。一个人，做什么事情，都要堂堂正正，不要把自己小丑化。
   
   所以，我们只成立民权同盟，并且不是正式成立，而只是成立一个筹备组。因为这符合我们的事实和力量。
   
   政府，尤其是过渡政府、临时政府这样的实际政府，而不是原来政府流亡海外成立的流亡政府，或虚拟政府，应该有自己的构成要素，这就是管辖的领土，人民，各级政府和军队、警察等管理机构，此外还要有信誉，为人民认同。连民国期间的大军阀，有领土，有军队，往往也不敢自称全国政府。
   
   你争当官，为一个没有意义的虚拟官衔争得不可开交；挖空心思出风头。这样，你就大大败坏反对派形象，搞臭了反对派。大家都当笑话看，你还有什么自己形象，还有什么牺牲精神？

   四、坚决撤离特务窝

   
  民运圈，是个沦陷区，特务窝。我们好不容易撤离出来，弄得满身伤，千万不要再相信他们。要国内朋友们自己组织自己的队伍，投入轰轰烈烈的反共抗暴民权运动。与臭名昭著、冷冷清清的沦陷区划清界限。千万不要再搅到一起。
有人反对筹备组公告中“鉴于狭义民运圈成为沦陷区，狭义民运圈和它的主体花瓶民运无可奈何地衰落并走向死亡，并越来越成为中国民主事业的绊脚石”。认为措辞不当。“措词上如能加上‘小部份’或‘一部份’则较为妥当，以免抹黑全部民运团体。
   
   也有朋友说提高警惕性是必要的，但不能怀疑一切，特务毕竟是少数。
   
   这些，其实是过去多少年的陈词滥调。我不认同这些说法，我只讲事实。东欧，反对派中60%线人特务，美国共产党5000人，大多数是FBI探员。根据过去经验，中国民运大约应该是60-70%。
   
   
   
   又有朋友说，我堂堂之正，正正之气，无惧之有？我见到的反对派和特务全是这样讲。真反对派，等吃了苦头以后，就不这样讲了。特务仍然这样讲。但反对派中６0%以上特务，所以三十年来，都讲这些话，这些话是30年一贯制了。
   
   我是1973年从事民运，从79民运开始形成中国民运全国队伍。在民运中30多年，非常痛苦地发现，中国民运与东欧一样，特务线人占了60%左右。中国可能更多。中国民运反对派早已经成为特务窝，成为中共另类组织。我们好不容易突围出来，已经伤痕累累。我们是亲身教训。说这些话的人有亲身教训吗？如果没有，又不相信我们亲身经历的，那就只能自己“纳闷”去。也许到沦陷区里面去吃上10年特务苦头，像我们一样伤痕累累，就明白了。
   
   而把真相告诉老百姓，告诉真反对派，防止大家上当，不是没有必要，而是非常必要。我们必须坚决与特务窝划清界限。

   五、其他

 我们的章程授权国内朋友自行组织民权同盟各种组织，并且建议，为了安全，这些组织尽可能采取与民权同盟完全不同的中共条件下的合法名称，这是适合实际情况，为了切切实实做实事儿非常必要的策略。在这里，筹备组仅仅保留了民主化以后的最终简化审核权，这是为了避免民权同盟各级组织被中共线人控制的必要手段。
   
   对马列毛左和自由主义权贵两大阵营，我们特别强调反对自由主义权贵阵营。因为他们大抢劫大掠夺得现行罪犯。几乎从改革开放开始，我就一再强调中国改革必须“以政治改革为先导”。一再强调：“在现行官僚专制体制下，任何经济改革都会严重变形，不以改变官僚专制体制为先导去搞经济改革，而是先搞甚至单纯地搞国营经济的体制改革，其结果”：“必然变成特权官僚化公为私侵吞公产的又一合法途径”，必然损害民众利益，必然遭到工人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导致这种“改革”的失败。
   
   1997年，在自由主义指导下的中共私有化大抢劫高潮以前，我又一再强调这些意见，在海外媒体电台发表，并且按南京市公安局要求：“你写文章，希望都交给我们一份，我们保证送到最高领导人手里”，交给公安局一份上送。（参见附件《就建立独立工会问题的意见和呼吁》《中国改革简纲》）。
   
   可是，中共官僚权贵就是一意孤行，坚持大抢劫大掠夺，使中国改革走进歧路，走入死胡同，造成中国从平均主义迅速变成贫富极度悬殊，社会极度腐败，环境污染，道德崩溃的现状。
   
   所以，实行私有化大抢劫大掠夺得自由主义权贵伪精英，是当前中国人的主要敌人。
   
   附：

   
   (并澄清某些错误观念)

   一、随着中共政府签署《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随着改革中工人权益受到不应有的侵犯，中国工人组织独立工会，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作为民运人士和先前的工厂工人，我坚决支持建立独立工会的呼吁。
   
   二、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游行、示威、罢工、迁徙自由等等权利，是公民的合法权利，其中包括工人组织独立工会的自由。我们反对任何人剥夺或限制这些合法权利。目前工人罢工、游行，往往是工人在极其可怜的情况下万不得已的做法，我们对此寄以深切的同情。无视工人的痛苦，要他们停止这些万不得已的做法，这样的要求是完全错误的、过分的、无理的。在中国工人权利已少得可怜的情况下，不限制当局，却限制或阻挠工人的合法权利。这种做法令人恶心。但我们希望工人在行使这些权利时，能防止和克服自己的非理性行为。
   
   三、中共在国际上的承诺，并不等于他们在国内的实际行动。在这方面，中国工人应抛弃一切幼稚和幻想，准备作艰苦的奋斗和努力。由于这一点，同时又由于工会是工人群众性组织，并且，还由于这个问题的重大、复杂，独立工会的建立还会有个过程。先进工人必须采取积极的，但又是谨慎的、不冒失的态度。尤其必须防止既胆怯、又冒失的行为。目前可以开始的是这方面的准备工作。
   
   四、历史证明，在没有结社自由的专制国家，往往先有突发事件。先有行动，后有组织。在发生突发事件的情况下，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工人们应努力尽快建立自己的独立工会，并努力使之永久存在。在目前，则必须既积极又非常谨慎。
   
   五、我国的经济问题，尤其是国营企业的问题，是一党专制加特权官僚专制体制及其运转机制造成的。这个体制及其运行机制，至今仍然牢牢地深入于全部国营企业、大部分股份制企业及一部分乡镇企业。这个机制及其运转机制又产生了两大特点，这就是腐败和无能。上述四个因素，即：体制、运转机制、腐败、无能，又造成了第五个因素，即职工工作热情的普遍低落。这五大因素，乃是我国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单纯依靠股份制改革，不可能解决问题。深入看一下我国目前的国营企业及大量股份制企业，这包括股份制企业的样板--上市公司。包括某些“优绩公司”，靠的是发行股票或扩股，靠的是十分之八亏损股民的钱包支撑着。因此，我们应该要求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以解决经济问题。而且，只有经过政治体制的改革，有了自己的独立工会，才能在改革中有效地保护自己。
   
   我们坚决反对不看事实，不顾这个症结，甚至抹杀上述五个因素对我国经济的严重危害，盲目赞成官方的错误改革政策和改革理论，以及各种陈词滥调，从而站到损害工人利益的对立面的做法。
   
   六、在现行官僚专制体制下，任何经济改革都会严重变形，不以改变官僚专制体制为先导去搞经济改革，而是先搞甚至单纯地搞国营经济的体制改革，其结果：
   
   1、必然变成特权官僚化公为私侵吞公产的又一合法途径；
   
   2、必然损害工人利益(尤其在没有独立工会的条件下)，例如，以股份制为名从工人口袋中捞钱去填企业亏损的无底洞，更加为所欲为地任意欺压、任意断绝工人的生路，等等，
   
   3、最后，必然遭到工人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导致这种“改革”的失败。因此，十五大以后，对官方决定并大张旗鼓宣传的这种“改革”(它甚至得到美国之音的社论支持)，工人们表现了普遍的冷淡和反感，这是毫不奇怪的，完全正常的，也是完全正确的。工人必须保护自己和全体人民的利益。相反，企图使工人“理解”相信这种政策的“合理性”，容忍腐败、非法行为及对自己的非法侵害，却是完全错误的。
   
   七、为了解决国营企业的紧迫问题，我们建议政府和工人协商，采取一些临时的应急措施。我们提议双方考虑在严格的财务监督及合同下，采用临时委托的方式，或国营资产作为贷款的方式，由全体职工民主经营管理，共担风险。或者采用其它合适得方式(决不要一刀切)，进行经营，待条件具备，再开始全面改革。
   
   八、为使独立工会真正成为代表工人的利益的团结坚强的组织。必须摆脱马克思主义及其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思想影响和传统束缚。马克思主义自称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实际上，却恰恰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苦难的根源。
   
   九。以上各点，也适用于中国农民及其农业工会。工人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
   
   ——转载自中华全国民刊协会《责任》编辑部号外第17号1997年12月30日
   
   （按：上文主要针对和批评秦永敏、徐文立当时有关工人和独立工会的呼吁意见）
   
   

      （南京）徐水良

      
   1997年12月底于南京

   中国变革的道路，无非有两条，一条是走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走过的突变的道路，另一条就是走渐变的道路。突变的道路，也就是普通所说的"革命"的道路，它有四种类型，这就是１、非暴力类型，２、非暴力为主附带小量暴力的类型，３、暴力手段较多的类型，４、暴力类型。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走过的是前两种，即非暴力的或非暴力为主的类型。第四种类型即暴力类型，迄今尚未发生，少数国家的内战不是革命，而是民族冲突或派别斗争。匈牙利和蒙古则比较接近渐变道路。渐变道路也就是渐进的改良改革的道路。我们希望我们的祖国走稳妥的渐变的道路，但这需要有中共愿意改革，愿意实现多党民主制，并且愿意满足全国人民及客观规律对改革时间速度的必需要求为前提。我们希望走和平的渐变的道路，但客观实际并不一定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我们不可能像"告别革命"的朋友们那样，捏造历史规律，不顾一切客观条件而强行"告别革命"。（在想象和现实上实现？不知他们怎样"告别"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幸运的是，我们已经走过了历史中最困难、最不幸的路程，我们已经有了一次流血的"六四"事件，我们已经有了这次事件之后，全国民心的大变换，全国人民的大觉醒，暴力的道路已经不大可能。即使有极少数顽固的专制主义者想再搞一次同等规模的"六四"镇压，他们将不大可能再搞得起来，即使勉强搞起来，也只能小搞以后即迅速失败，他们决不可能再一次得逞。但突变的可能性仍然是很大的。
   
   对各种可能的突发事件和突变情况，以及相应的应对策略的研究，仍然是很必须的。不过我们这里只讲渐变道路，即渐进改革的问题。
   
   如果中共愿意实行多党民主制并满足必要的改革速度，那么，我们将走上和平的道路，但要把这条和平的道路变为稳妥的渐变的道路，还必须采取正确的步骤和策略，就目前情况看，中共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步骤。
   
   一、以政治改革为先导，以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政治体制的改革。
   
   第一步：化五年左右的时间，实现自由。
   
   为了稳妥，可以一小步一小步走。先彻底放开公民个人言论自由，再放开媒体上讨论的自由，尤其发动全国人民参与对改革问题的自由广泛的讨论，再放开媒体本身的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解除报禁；再放开结社自由，先允许建立自由的学术团体，行业团体，再允许自由成立独立工会，再解除党禁，以及其它等等。可以分为更小的步骤，其间还包括"六四"平反，释放政治犯，罢工及集会、游行的自由等等。此外，在适当的时候，还要实行迁徙自由，取消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二元社会的人为划分，取消对农民的一切歧视。不消除二元社会，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将是不可能的。
这第一步，是改革中最困难的一步，但采取渐进稳妥的办法，是可以完成的。完成了这一步，再完成第二步就比较容易了。
   
   为了完成这困难的一步，中国社会各种力量应该采取协商合作的态度，尤其是中共和中国民主运动，这两种看起来完全对立的力量，实际上却有着很大的共同之处，有着共同的希望，这就是：和平、稳妥地进行改革，平稳地转轨。要实行合作，当然有一个前提条件，这就是中共必须同意采取协商的态度。要使各方面，进而使全国人民摆脱矛盾哲学、斗争哲学、学会合作、协商和妥协、宽容。
   
   
   
   第二步；再化五年左右的时间，实现民主。这也可以一步一步走。其中有的步骤，如法律的起草和法制准备，基层民主试验等等，可以提前到第一步开始着手。我们应该建立的是民主的，有权威的政府。我们应该考察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民主制度，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创造择善而行。我们要尽可能采用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最先进的民主制度。我们尤其不能采用马列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它既不民主（很专制），又不集中（互相扯皮，互相推诿，不负责任）。我们的民主制度，应当是高度自治的，同时，又是高度集中的，这就是说，大多数地方性公共职能，应该划给各级自治政府，而中央政府则集中少数必不可少的中央职能，因而有可能实行高度集中和高度权威。（附注：集中与分散或自治相对。而民主和专制相对，民主和专制都属于集中范畴，只是集中的不同形式或机制。这是纠正列宁和毛泽东的概念混乱。）要在民主制度下建立高效率的个人负责制政府，高效率的行政机制，同时又要采用代议制，民意测验，公民投票等一切必要的民主决策手段和机制，并应该有高效的监督机制和手段，包括高度的公开性以作为制衡。军队属于国家，非国家的党派、社会团体及其它私家军队为非法。军队的暴力职能只能对外，不准对内。对内的暴力职能属于警察。警察属于政府，并且应该大大加强其非暴力的社会服务职能。
   
   二、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先导，开始国营经济及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包括金融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两种改革必须互相配套，互相同步，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过分滞后，也不能使之超前。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实行混合经济为适宜，决不要搞一刀切，不搞国营、集体经济一刀切，也不搞股份经济或股份合作制经济一刀切，也不搞私营经济或个体经济一刀切。绝大部分国营经济应该民营化，但也不要过早把全部国营经济统统私营化。而且，民营化也决不仅仅是股份合作和私营，还应该有其它许多形式。总之，不要搞一刀切，而应该实行混合经济，让各种经济成分自由竞争，优胜劣汰，这样比较稳妥，也更合理。一切要依客观实际情况为转移，要尽可能符合职工、社会、政府各方面的意愿。
   
   在政治改革的第一步，至少在头几年时间内，不宜匆忙展开全面经济改革。为解决目前国营企业亏损等紧迫问题，可以采取一种临时性应急措施，如在严格的财务监督及合同制约下，把工厂、企业以临时委托方式，以国营资产抵作贷款方式，以租赁方式或其它合适方式，交给全体职工民主经营管理，共担风险。或采用其它种种合适方法，但不要一刀切，进行经营，待条件具备，再开始全面改革。如果职工共同民主经营管理的方式合宜，也可以长期保存。至少，它们比我国目前的大多数所谓股份制"改革"更先进、更合理，而且可进可退，机动灵活。而目前的股份制改革，一旦失败，并无退路，会陷入进退两难、高度危险的高风险状态。并且毫无办法。并可能引发某些大小风潮。
   
   但社会保险体制的建立及其它一些改革措施，却是刻不容缓的事，应尽快地，但又要稳妥地进行。
   
   金融体制的改革，也以稳妥为宜，既要按经济规模逐步放开，按金融经济规律运行，又要使之处于受控状态，要尽可能避免失控风险。
   三、教育、文化体制的改革，应由专门机构及广大人民进行专门研究。一定要纠正以经济为中心，一切向钱看的错误，而应该以百年树人，提高全民族素质，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优先发展教育、文化、科技。□
      载北京之春98年第二期，写成后于1997年12月底由海外电台广播。

   (撤离特务窝，投入新战场 全文完)

此文于2009年10月30日做了修改

中共情報機構“出奇制勝”的一些常規手法

送交者: 徐水良2009年11月27日 [天下論壇]

中共情報機構“出奇制勝”的一些常規手法   　　　　　　　　　　　　　徐水良   　　　　　　　　　　　　2009-11-16     老子說︰以正治國，以奇用兵。   我早已強調論述︰搞政治用正、不用邪。孔子說︰政者，正也。就是說，搞政治，要堂堂正正，正正派派，真實，誠實，守信，以誠信為本。有的人不懂這個道理，以奇為正，甚至以邪為正，一天到晚在政治問題上“用計”，一天到晚把“用計”掛在嘴上，有人甚至進一步，習慣于用邪，例如一天到晚在政治領域造假，講假話搞假東西欺騙別人，甚至搞“兵不厭詐”。這是既不懂政治，也不懂用計的表現。用計的最高水平，就是不用計。次高水平，也是用計于無形。尤其政治領域，你必須一是一，二是二，誠實守信，不宜用計。特別是，在政治領域不能搞“兵不厭詐”。這個原則，包括對自己人，對朋友，對敵人，一體適用。不能因為對方是敵人，就可以任意欺騙或造謠。   但在軍事領域，包括“用間”，即秘密情報工作領域，卻必須“以奇用兵”，講求“出奇制勝”。所謂奇，就是超出一般正常常規，出乎敵人意料之外，以求取勝。   中共情報機構之所以能夠在二三十年的長時間內，把中國反對派玩弄于股掌之中，除了強大的國家力量，龐大的組織和專業技術以外，很重要的，就是靠“出奇制勝”。   中共情報機構“出奇制勝”的做法，異常復雜，紛繁眾多。但是，我們仔細觀察研究，其中的一些常用手段，卻相當簡單。僅僅是利用人們常常郁于自己習慣思維，常規思維，一般不會突破常規思維的弱點，把反對派玩得團團轉，玩弄于自己的股掌之中。   五十年代中共情報機構欺騙國民黨，誘捕反共勢力組建的浙南反共救國縱隊，後來對付反對派的“築巢引鳥，做窩養魚”，“與其你搞民運，不如我搞民運”，“控制民運，領導民運”等等方針，以及大量使用線人，使之大大超過真反對派人數，等等做法，就是利用人們過去習慣的“用間”，認為“間”是極“少數”人，是小部分人，是派少數人滲透對方等等習慣觀念，用這些計，就出于反對派這種習慣觀念的意料之外。反對派根據自己的習慣觀念，更加想不到中共會主動組建反對派派隊伍，大量派遣遠超過真反對派數量的線人。   我們把這些“出奇”制勝的辦法，歸結為“築巢做窩”法。   中共情報機構捧抬、保護、派遣線人進入對方內部的主要方法，一個，就是抓抓放放的海內外配合造勢的“抓抓放放”秀，或“涂金”秀；一個，就是學習台灣，中共自己也曾經幫助台灣台獨反對人士，派軍艦護送知名人士“闖關”進台灣的“闖關秀”，有時把闖關秀搞得轟轟烈烈，用闖關秀掩蓋許多他們需要做的事情，為某些原來已經聲名狼藉的人挽回名聲，或掩蓋其回國的真實目的，或為其造勢助其留在海外。這兩個方法，我們可以把它們合稱為“周瑜黃蓋”法。我知道許多這樣的例子，不過不便一一列舉。   為了吞吃和搞臭反對派，他們主要使用“大聯合”秀和“大內斗”秀。他們人多，要吃掉對手，利用一般人從小學就學習的團結聯合重要性等常識，以及不願四分五裂良好願望，搞“大聯合”秀，自然是一個好辦法。這種“大聯合”秀，同時往往也是制造“大內斗”秀的好辦法和預備動作。如果人們看穿了這種“大聯合”走向“大內斗”的惡性循環，不願參與了，你反對派安靜了，一時沒內斗了。他們也會找他們自己的線人出來，分兩派搞內斗，搞個熱熱鬧鬧的“內斗”秀。這兩個辦法合二為一，我們稱它們為“聯合內斗”法。   在策略上，他們使用對反對派“兩翼包抄，全面滲透”的辦法，就是以溫和激進兩翼包抄反對派，你反對派溫和寬恕，他就有比你更溫和親共的；你反對派激進反共，他就有比你更激進反共的，把你反對派包圍在中間，不讓你反對派有出頭的機會，更沒有作代表人物的機會。尤其是，一般人，特別是對沒有經驗的人，他們的習慣思維，往往很難想到，中共地下勢力會以激進反共的面目出現。   即使我提出人本主義理論，與馬列主義及自由主義理論都完全不同，他們很難包圍，但他們也搞出許多個“X本主義”，以便混淆視听，使你的“人本主義”只成為“X本主義”中的小小一員。反正“X本主義”這個X字，可以采用的字眼多得很，神、仙、佛、道、心、靈、理、德、仁、義、禮、智、知、誠、信、物、氣、金、木、水、火、土、真、偽、善、惡、經（濟）本、力（生產力）本、資本、社本、共（產）本、金本、錢本、草本、木本、土本，多得很，反正就是要設法蓋住你。在外面蓋住你還不夠，還要進一步到內部全面滲透，全面控制你。   這後一個方法，我把它稱為“包圍滲透”法。   還有其他許多辦法。但據我觀察，上面“築巢做窩”“周瑜黃蓋”“聯合內斗”“包圍滲透”等方法是最基本最主要的辦法。中共情報機構僅僅使用這些辦法，交叉使用，綜合使用，在其線人配合下，就把大部分反對派人士搞得昏頭轉向，成為被他們玩弄的掌中玩物。中共情報機構制造了許多中國和世界情報工作的經典之作，把國民黨玩得團團轉，把反對派玩得團團轉。在這方面，中共情報機構確實是世界一流。   反對派必須認真研究和學習中共情報機構的慣例，才有可能避免成為中共情報機構的掌中玩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