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消息：中共近日将允许冯正虎入境
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中共当局近日将允许冯正虎入境中国，目前已经开始与日本方面沟通，以一种体面的方式让冯入境。
是否允许冯正虎入境，中共当局内部的确分歧很大，争议的焦点在于，如果允许入境，
一则，担心更多的海外人士效仿，
二则，怎样处理入境后的冯正虎也是个难题。
如果不允许冯正虎入境就更加糟糕，
一则，事件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让中共当局很难堪。尤其是离上海世博会只有150多天。
二则，冯正虎可能成为一个华人精神领袖，把海外民主力量给团结起来。
三则，冯正虎倡导的”用行动去实践中国的民主和自由”会影响力越来越大。
该消息灵通人士表示，中共当局对海外民主力量最担心的是两件事情：
其一，担心出现一个领袖，把海外民主力量团结起来。海外民主力量这些年来分崩离析，是中国国安部的主要成就之一。
其二，担心海外民主力量用行动代替空谈。这些年来，海外民主力量以空谈为主，所以中共当局乐于把难对付的异议人士流放海外。
在经过反复斟酌后，为了不让整个事件失去控制，中共当局各个方面基本达成一致，允许冯正虎入境，降低他的国际影响力。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韩正的)市长助理张学兵要为此事件可能的后果背黑锅，张学兵此前职务曾为上海世博会执委会专职副主任、浦东新区区长，有人指责他在对付异议人士方面经验不足，冯正虎先前的影响力并不大，远远没达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地步。如果早允许冯正虎入境，就不会出现如今尴尬的局面。
另外该消息灵通人士还提到，自己的女儿在国外读书，并对政治一向不关心，竟然也知道冯正虎的大名。可见冯正虎事件在海外闹得有多大了。 BBC点评中国：从民生财政到民主财政
刘军宁
中国政治学者
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
最近，同一个申请人，在同一天，向广州和上海两个城市分别递交部门预算公开申请，在8天后，两个城市都给出了答复，但结果却截然不同！一个申请被界定属于“国家秘密”而被拒绝，另一个申请则被接受，有关预算信息通过网上公开。这件事再次激发中国的纳税人对政府支出与财政体制的关心。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艰难转轨，过去那种与计划经济相配套的财政体制也在逐步发生变化。与计划经济相配套的财政体制是建设财政，即财政工作的重点是为经济建设，尤其是为发展重工业筹措资金。一切为建设服务，结果造就了大量的低效益高能耗的国企。这些国企由政府财政所建，并且反过来成为政府财政难以承载的重负。这也和其他因素一起把中国逼上了漫长的改革之路。随着民营经济的崛起和海外资本的进入，政府在建设性投资上的支出比例越来越小，建设财政也随之慢慢走上了末路。那么，下一步中国财政往哪里去？于是，不少人士主张，中国的财政体制应该由建设财政转向民生财政。
所谓民生财政就是财政向民生倾斜，准确的说就是向民生福利倾斜，即把原来对建设的财政投入转变为对民生的财政投入，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来改善民生。
分析起来，民生财政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民生财政是一个目的导向的财政。所谓民生财政就是以民生为本，民生是政府关注的第一对象。在这样的财政体制下，目的是最重要的，过程与程序是不重要的。为了这一目的，不论多少财政经费都是正当的。因此，民生财政是目的决定手段的一种财政。在这种意义上讲，民生财政与建设财政都是以目的为导向的。民生财政和建设财政是一样的，没有区别。财政体制并没有变化，只是目标发生了变化，由建设转向民生。
第二，民生财政是党政主导的。财政的钱袋子在执政党领导下的政府行政部门手里，从基层政府到中央政府都是如此。“跑‘部’钱进”这一民间说法形象地告诉我们，钱袋子由政府及其下面的各部门掌握。谁要想立民生项目，就像立建设项目一样，必须往政府行政部门跑，而不是往立法机关跑。看看北京财政部附近鳞次栉比的豪华餐馆就一清二楚了。在这一点上，民生财政和建设财政还是一样的，是在党政系统手里的。
第三，民生财政和建设财政一样，都是一个非程序的，非宪法的。财政支出的决定过程是不透明的，没有纳税人代表参与审议，基本上由当地的党政主管碰个头、定个调、打个招呼就行了。建设财政也罢，民生财政也罢，基本上都是党政部门为所欲为的财政，不受任何宪法和法律程序的约束，完全在法律程序之外运行。
第四，向民生倾斜与向建设倾斜一样，都是有巨大成本、为纳税人造成巨大负担的，而且其成本与负担常常被忽略。所谓的民生是执政党理解与判断的民生，不是民意表达出来的民生。党政领导认为老百姓缺什么，就把财政的钱花在什么地方。但是，这个判断是钱袋子掌握者的判断，不是当事人的判断，所以就很容易出现误差。在最近的一个例子中，“绿坝”就是很显然的判断错误。工信部努力要为千万父母着想，就未经任何纳税人代表审议，从财政部要来四千万采购绿坝软件，并试图强行装入百姓的电脑。但是，这一好意被老百姓断然拒绝，当然，四千万也花出去了。
第五，民生财政有强烈的加税导向。因为它要关注民生，就意味着花钱。这就要加税。加税就要从老百姓口袋里面拿钱，再花到老百姓和官员身上。结果从老百姓的口袋里源源不断地流向民生财政的执行者。这样的民生财政花钱越多，老百姓口袋里用于解决自己民生问题的钱就越少。
民生财政与建设财政还有一个被忽略的特点，就是它们有着一个强烈的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导向。在这种财政体制下，一切民生问题最终变成了中央的问题，都要中央“亲自”解决。甚至连什么构成民生问题这样的界定权都在中央手里，地方和个人既不能随便界定，也不能随便解决，必须等待中央发号施令。当中央界定什么是民生问题，并着手去解决民生问题的时候，权力也相应集中到中央手里，这样，民生与建设都成了集权和集财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由此看来，民生财政和建设财政是一对孪生双胞胎。民生财政与建设财政背后同为国家主义的预设。即：“有问题，找国家”。只要国家关注这个事情，就一定能得到解决，不论代价如何。然而，建设财政的结局表明，这一预设是不成立的。因此，民生财政也不会有更好的结局。
与建设财政和民生财政这对双胞胎不同的是民主财政。与这对双胞胎的目的导向不同，民主财政是规则与程序导向的。政府关心什么重要，但是依据什么样的程序和规则来通过财政加以实现更重要。所以在民主财政之下，规则是高于目的的，而且民主财政的基础不是政府的权力，而是投票，通常表现为两次投票，第一次是选择代议者，第二次由代议者决定政府该怎么花钱。
与钱袋子在行政机关手里不同，民主财政下钱袋子在立法机关手里。政府想要立项，必须到国会去要钱。如果政府行政部门是公仆的话，最大的钱袋子是不应该掌握在仆人手里的，而是要牢牢地掌握在主人手里。钱袋子里的钱从哪里来，有多少，怎么花，应该由主人来决定。在民主财政下，程序与审议极其重要，远比目的重要。像绿坝这样的个案，若是经过议会的审议程序，再加上舆论的讨论监督，就没有通过的可能性。
在民主财政下，民生问题是分散解决的，尽量由地方和个人自行解决，不给中央集权提供借口。如果个人和基层实在解决不了，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给予一定的关注。因此，民主财政有天然的地方分权的倾向。此外，与民生财政相比，在民主财政下减税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而且浪费会更小一些，因为它通过了立法审议，有舆论监督，财政预算与支出会审慎得多。
最后，归纳起来：民主比民生重要；正当的财政程序比解决民生问题的善意重要。中国需要的不是民生财政，而是民主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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