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庄宗教信仰结构主要由本土宗教信仰、基督教信仰组成，05年开始村庄中出现了福音邪教的身影，虽然其信教人数少，且在村庄中仅有很短的历史，但却对基督教日后村里的发展和传播造成了不小的阻碍。总体来看，田庄的本土宗教信仰保存得比较完整，也占据着村庄信仰生活的主体地位。而基督教传入田庄虽然有近80 年的历史，但在田庄的发展和传播却举步维艰。这一部分笔者将通过对村庄本土宗教、基督教信仰概况的描述，来努力呈现田庄丰富的宗教生态图景。
     (博讯 boxun.com)

    2.1 本土宗教信仰体系
    
    2.1.1 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是田庄本土宗教信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它构成了田庄村民生活的意义世界的基础。通过调查得知，田庄的祖先崇拜主要表现为坟祭和族谱祭拜两种形式。
    
    （1） 坟祭
    
    坟祭是田庄村民生活中很重要的祭祀活动，主要集中在祖先忌日和春节期间。田庄村民比较看重的是殡葬祭和周年祭，所谓的殡葬祭主要是指殡葬仪式，死者去世当天有“请”，去世三天后举办葬礼。“请”是指到村庄的土地庙给死者报道，由家中长子用托盘托着“名帖”及少许贡品，带领五服之内的男性一路哭丧至土地庙，摆上贡品，烧掉“名帖”，然后磕头，再哭着原路返回。三天之后的葬礼也主要有五服内的人参加，同姓村人帮助挖坟坑、抬棺等。如果死者为女性，则其娘家人，如其兄弟姐妹要来参加葬礼。在田庄村民非常看重的是周年祭，如一周年、三周年、十周年、二十周年和三十周年，在这些祭日有亲戚族人参加，死者家属要置办酒席招待客人。春节期间的坟祭有两种，一是对男性死者的祭，二是对女性死者的祭。因其参加人员的不同而略有不同。如死者是男性，则在其死后三年内，每年大年三十傍晚，由其男性后代及“近枝”（主要是死者兄弟及堂兄弟的儿子）到坟上去“请”，“请”死者回家吃年夜饭，去坟上的路上不哭但回家的路上要哭，意思是在路上留下眼泪给死者标识，好让死者认识回家的路。如果死者为女性，则这样的“请”只有其儿媳妇去做，地点并不是在坟上，而是在村庄外路口。之所以不上坟上 “请”是怕从坟上带来“不好的东西”，因为儿媳妇还要照料、养育后代，怕“不好的东西”“吓到孩子”，影响后代成长。这两种年三十傍晚的“请”仪式在死者去世后持续三年，之后不再“请”。
    
    坟祭的另一个重要日期是在大年初三的“五更”，即黎明。由男性家人参加，带上水饺等贡品，还有重要的炮仗。据村民们讲，炮仗的主要意义是代替“哭”，因为新年伊始是忌讳“哭”的，家人要开心过年，不哭也会得到祖先体谅，在坟上的鞭炮齐鸣就很好的表达了对祖先的怀念。炮仗越多说明表达的怀念越强烈，所以，即使是再穷的人家在这一天也不会吝啬。村民们甚至会有一种攀比的心理，一方面要表达对祖先的怀念，另一方面也是家境的比较，燃的炮仗越多说明后代家境越好，祖先“在那边也会有面子”。
    
    （2）族祭
    
    田庄村是一个杂姓村，有樊、张、许、黄、杨五个姓氏，其中黄、许、杨三姓人数稀少，在村庄中立足仅三、四代，无族谱可言。张姓迁入村庄时间虽与樊姓相近，但直至近两三代才人口繁衍渐多，现有人口约占村庄总人口的20%，并未修撰族谱。究其原因，张姓村民说是“以前人少 ”，“人们没什么意识修撰”，“与村庄大姓樊姓相处融洽”，人们并没有以宗族互助的观念；樊姓人分析张姓没有族谱时则说，“他们没有能人”，“读书认字的少”，“以前都是给大户人家扛活”，等。从而可以归纳出张姓没有族谱大概由三个原因导致：一是前辈人读书识字少，没意识；二是以前人数少，没有修撰的必要；三是前辈人社会地位相对低下，没有修撰族谱的能力。
    
    樊姓是村庄中唯一修撰族谱的大姓。樊姓在村庄中繁衍生存已经二十代，占村庄近 80%的人口。樊姓始祖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至永乐十五年（1417年）间（由于原始族谱丢失，具体年代不可考）迁入，始为弟兄三人，一人有嗣，繁衍至今。现存族谱并不完整，中间有多代族人资料丢失，原因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具体年份村民并不详），由于天灾闹饥荒，人们以各种方法换取食物，包括变卖家产。保管樊姓族谱之人为获取食物把族谱买给了一个外乡人，换取两块钱买粮度艰。由于事关重大，在卖掉族谱时此人留下了外乡人的地址，约定等度过难关后会去把族谱赎回，并立下字据。后来字据和地址不慎丢失，根据老人回忆，直至1987年，樊姓村民才找到了“外乡人”的地址（现在山东菏泽地区某村庄）。由于没有凭据，“外乡人”后代拒不归还族谱，并说“连老祖宗都卖，还有什么脸面再来要”（调查得知，“外乡人”也是樊姓，但似乎与田庄村民有血缘关系，可能是当初洪洞移民时的本家或邻人，村民也是推测，并不知道详情）。田庄樊姓村民代表从1987至1996年先后四次去索要，并愿出高价赎回，但都遭拒绝。田庄村人争取查看族谱的要求也未得到满足，只是由“外乡人”提供了一个潦草的手抄本，很多“字迹不清，无法辨识”。现在的族谱就是根据这样的手抄本于1996年12月修撰而成，许多信息丢失，很不完整。
    
    族祭仪式在大年初一举行。在这一天早晨，全体樊姓家族男丁聚集到存放族谱的人家，向祖先拜祭，摆贡品，燃鞭炮，行“ 磕八头”跪拜礼，时间持续约一个小时。买办贡品及炮仗的资金向族人收取，每家每年10元（当然，具体数目每年可能会有变化），不摆酒席。磕完头，由村庄德高望重之老人宣读祭文（每年变化不大），鼓励后人勤俭持家，奋发有为，爱村爱民，光宗耀祖。祭文宣读完毕，行鞠躬礼，拜祭结束。
    
    2.1.2 神灵信仰
    田庄村民敬拜的神灵有村神和公神之分。所谓村神就是专管本村之事的地方性神灵，如土地爷和每户村民家都会供奉的灶王爷；公神就是没有地域保护限制的神灵，如玉皇大帝、观世音、关公等。
    
    村里有一座土地庙，建庙的时间已经没有村民能回忆得起了，这是一座一米多高的简陋庙宇，香火也并不旺盛，但它却是村庄丧葬仪式的依托。按当地村民的说法，土地庙是专供活人给死人入阴间报“户口”而用的，只有家中有人死亡，才会去土地庙烧香。村中有人逝世后，其亲属就会拿一个托盘，托盘里放着写着亡者姓名和生辰的一张白纸、香、烛、纸钱、供品，来到土地庙前，将托盘供在案上，然后点燃香烛，并焚烧纸钱和写着亡者名字和生辰的白纸，以求土地爷打开地府的门，接收亲人的阴魂。
    
    在信仰本土宗教的村民家中都会供奉灶王爷，灶王爷是家庭保护神，家庭成员有难时，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外面，灶神都有救助之责。比如，村民家里要是有小孩得了头痛脑热之病又老是看不好的，就认为是丢失了魂魄，据说只要将魂魄招回来，病就好了。招魂之法有许多种，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求之于灶王爷。先焚香礼拜灶神，然后，告知于家中何人有病，疑是失魂落魄，故烦请灶神出去寻找。接着，便声声唤取患者的名字，每唤一声，就将一滴净水滴于蒙在一小碗上的黄纸上，滴处成了圆形之像，就表明魂魄已别灶神找回，这圆形之像便是找回来的魂魄，患者喝下黄纸下小碗中的净水，意味魂魄回到其身，病也就会好了。“靠灶吃饭”是田庄流行甚广的谚语，这表明村民很明确地把灶神当作家庭的保护神对待。
    
    田庄有一座关公庙，之所以会建造此庙，是因为村庄内发生了一段很“灵验”的事件，至今村民还对此事件记忆犹新：1998年，村里打水井，打到一半打井的钻头卡住了，下不去，上不来，这时，在打井现场的几个中年妇女突然记起来，这还未打好的水井旁边原来有一座关公庙，建庙的时间已无从考证，文化大革命时期破四旧时，庙被拆了，关公像也被砸了。妇人们认为是打井触犯了关二爷，于是众人找来香、纸、烛，估摸这旧庙址的地方点香、烧纸、燃烛虔诚地敬拜，待香烛烧毕，纸燃尽，打井的钻头居然又能正常运转了，众人都说这是关爷显灵了。恰逢当任的村支书十分信奉本土宗教，于是待打完井，妇人们上门找打村支书，向其原原本本讲述了整个事件的经过，要求村支书引头在关公庙原来的老庙根上重建一座关公庙，塑一座关公像，以便日后村民有地方烧香上供敬奉关爷。这个建议很和村支书的意，同时考虑到这也可算是村庄里的公益事件，村支书当场就允诺了。不久，村支书拨了一部分村庄公共建设基金，亲自引头在关公庙旧址上重建了一座新的关公庙，此后，田庄村民每逢初一、十五、逢年过节，或是家里遇到点什么事，都会带上香、纸、祝和贡品去庙里敬奉关爷。
    
    当村民遇到“村神”神力范围所不及的大事，就会去邻村西野庄的白玉奶奶庙求“公神”予以解决。白玉奶奶庙建庙于30 年前，也是在破四旧时被拆去的原庙址上建起来的。据建庙人宁兰芳讲述，她30年前生了一场大病，病中梦到白玉奶奶和毛主席，之后与村里另外11名妇女一道，一人捡了7块砖盖起了一座小庙，供奉白玉奶奶和毛主席，庙建好后宁氏的病得以痊愈。宁氏的遭遇在西野庄慢慢流传开去，渐渐地很多村民生了病就会去小庙里烧烧香，宁氏用她病中获得的“神力”治好了很多村民的病小庙的香火越来越旺。但是小庙单一的神灵结构越来越不能满足村民的信仰需要，于是宁氏不停地用积攒下来的香火钱扩庙。在建庙至今的30年时间里，白玉奶奶庙慢慢地由只供奉着白玉奶奶和毛主席的小庙，扩成了包括道教、佛教和民间信仰诸位神灵的大庙。然后，庙宇结构逐渐发生了分化，毛主席从庙中其他神灵中分化出来，和周恩来、朱德两位同样被当地村民神化的领袖人物一起，被单独供奉在2007年建起来的，与白玉奶奶庙东西相邻的“毛主席纪念堂”中。白玉奶奶庙神灵结构的多元化，使附近村民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信仰需求都能找到相应的神灵予以满足，比如，求子，有送子娘娘；求学，有文曲星君；求财，有财神等等。就算有时找不到功能相应的神灵，也有诸如玉皇大帝、观世音、如来佛等全能性的神来满足村民的各种功利性信仰需求。如今，两座庙宇占地面积约5亩，香火甚旺，影响范围遍及周围十几个村庄。
    
    2.1.3 领袖崇拜
    在田庄，大多数信奉本土宗教的村民家中的堂屋的正厅中央，除了悬挂“老天爷七十二位全神”1的画像外，在老天爷画像的上方还要挂象征社会主义新传统的毛主席、周恩来或朱德等开国元帅的画像，其中又以挂毛主席画像的居多。在农民的心目中，敬拜开国元帅和奉拜神灵这二者是不冲突的，而且在农民看来，毛主席等开国元帅的神位远远在其余神灵之上。村中一名杨姓妇女对此是这样解释的：“毛主席、周总理是和咱穷人一条心的，是为咱穷人谋福利的，毛主席统一了全中国，这是哪位神仙都不能办到的。没有毛主席和周总理两位老人家，就没有咱今天的好日子，所以在咱心里他二位就是神，给咱保平安的，咱上香上供时都要先敬毛主席、周总理，然后再敬其余神仙，毛主席和周总理比其他神仙的神位高。”其余家中供有毛、周、朱三位领袖画像的村民其供奉的理由都同出一辙。可以看出村民们对开国领导的尊敬、崇拜和感激之情，通过信仰的方式被完整地延续到了现实生活当中，这种崇敬之情在村民现实性需要的面前又渐渐地被神化了。
    
    2007年8月，由西野庄白玉奶奶庙的建庙人宁兰芳牵头，在紧邻原庙址的东边建了一座毛主席纪念堂，纪念堂建成后将原来一直供奉在白玉奶奶庙中的毛主席神像移到了纪念堂中，之后又塑了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元帅的神像。整个纪念堂的布置非常讲究，大堂正中供奉着毛主席的塑像，左边是周恩来总理的塑像，右边是朱德元帅的塑像，每座塑像身后的墙上画着火红的党徽，塑像左右分别斜插着国旗和党旗，身旁一左一右分别站着两名穿着绿军装的红卫兵。殿堂左边的墙上画着毛主席全集，右边墙上画着插着闪闪红旗的井冈山。从整个殿堂的布置来看，无处不记述着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让人想起了三位领导人执政的光辉岁月。据村民说自毛主席纪念堂建成以后，白玉奶奶庙的香火就更加旺盛了，因为原本宁兰芳就借助白玉奶奶的“神力”替很多村民看好了疑难杂症，加上汶川大地震时宁兰芳用筹了21111元的香火钱捐献给灾区，在当地留下了很好的口碑，如今庙宇又有了开国元帅的神力庇护，这在村民心中更添了一份信任感。
    
    2.1.4 田庄本土宗教信仰特征
    笔者在记述田庄的本土宗教信仰体系时，将其分为祖先崇拜、神灵信仰和领袖崇拜三部分来加以描述，这是为了更清楚地展现本土宗教的信仰内容。而在村民的信仰世界中，这三部分信仰内容是彼此交叉融合的，表现出一种多神信仰的特征：祖先是与村民有血缘关系的家神，所以祖先对村民来说是唯一的、不可选择的，正因如此，祖先崇拜占据着田庄本土宗教信仰体系的主体地位；而村民对祖先之外的神灵和领袖人物的信仰和敬拜则是具有很大的可选择性，即村民只有在遇到麻烦而通过自身的力量又无法解决时，才会想到烧香上供祭拜神灵，以求得神灵的庇护，借助神力解决自己遇到的麻烦。而且对所祭拜的神灵的选择也有很大的灵活性，即村民会有意识地选择与自己的需求相应的神灵来祭拜，如求财拜财神，求子拜送子奶奶，求学拜文曲星君等，另外，神灵神力的高低也往往成为村民选择神灵的重要标准。在本土宗教的多神信仰体系中，神灵大都来自于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和古时的功臣将领，而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新中国的开国元帅，是文化大革命后宗教复兴之后新加入本土宗教中的神灵。祖先和各神灵之间完全不存在排他性，即村民祭拜祖先与祭拜神灵之间不存在冲突，不管拜哪一位神灵都不会触怒其他神灵，村民甚至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同时敬拜多位神灵。依此可以看出，在农村传统不仅是一种多元神教，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和村民信仰需求的变化，会不断地有新的神灵加入到本土宗教的神灵体系之中，而在多元的神灵体系和祖先崇拜之间完全不存在冲突。
    
    与本土宗教信仰的多元性和可选择性相对应的是本土宗教松散的组织化程度，在田庄，除了大年初一、十五等这些公共的祭拜神灵的日子以外，村民大多数时间都是有需求的时候才会想起祭拜神灵信仰，这种临时抱佛脚的信仰方式决定了本土宗教不可能有固定的组织，更不可能有系统化的教义，而信徒的分布更像是一盘散沙。虽然从总体上来看，田庄信仰本土宗教的村民几乎覆盖了村民全体，包括村中仅有的4位基督教徒至今也仍坚持着祭拜祖先的仪式活动，但是，村中每天烧香拜佛的虔诚本土宗教徒也只有6位，大多数村民都是抱着一种功利的态度来拜神，而本土宗教拜神神就在，不拜神也不会降罪的信仰特征本身也就表现着一种信仰的功利性，所以虽然本土宗教在田庄的覆盖面很广，但却没能将信徒集中、统一起来，其信仰本身的可选择性也决定了不可能产生规模化的虔诚本土宗教徒。
    
    总之，田庄的本土宗教属于多元神教，其神灵体系还有不断扩大之势。由于神灵体系的丰满，本土宗教信仰具有灵活的可选择性，村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相应的、神力较高的神灵来祭拜，而不用担心不祭拜其余神灵而遭到惩罚。本土宗教的这种多元性和可选择性的特点，也就决定其组织化程度不高，也没有系统化的教义，其信众虽然几乎覆盖了全体村民，但每日烧香的虔诚信徒却很少。而即使本土宗教在田庄缺乏组织化和系统化，却在改革开放后得以在村庄生活中复兴，并占据了村庄宗教信仰的主体地位。
    
    
    2.2 基督教信仰概况
    2.2.1 村庄信教历史及整体信教情况
    
    基督教传入当地有很长的历史，1928年村中一位叫樊怀秀的牧师将基督教传入田庄。据村民介绍，这位叫樊怀秀的牧师是当时中国仅有的四位基督教牧师之一，18岁就开始信教。老人们回忆说，当时樊怀秀就在自家院里传教，教徒并不多，而且有很多是从临近的村子里来的，本村人却不多。从基督教传入田庄开始，大部分村民都对它持排斥态度，因为基督教与他们一直遵循的祖先崇拜相违背。祖先崇拜是当地村民共同遵守的信仰，已经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习惯。而基督教教义具有明确的排他性，基督教徒们把上帝奉为唯一的真神，其他神灵都被他们贬为魔鬼，特别是村民所敬拜的祖先被基督教污蔑为魔鬼，对村民来说这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
    
    至文化大革命时期，因为樊怀秀的传教身份，其被列为批判对象，被扣上牛鬼蛇神的高帽子每天游街，樊怀秀设在自己家的传教点，也是田庄历史上唯一一个基督教传教点被彻底捣毁。一直到1979年政府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之后，田庄又出现了基督教徒，据村民回忆，村子里最多时达到10人信教，其中有8个是中年妇女，但都是以个人为单位，从来没有出现过一家人全体信教的情况，而且村里也再没有过基督教徒聚会点，信教的村民都是去临近的安庄教堂参加礼拜。之后，随着村庄养殖业的发展，村民农闲时也要养猪，空闲时间越来越少，加之信教的妇女家中陆续添了孙子，带孩子又占去了她们全部的空闲时间，去教堂做礼拜的信徒越来越少，一些以前信基督的又回到本土宗教那里。到笔者在村庄中调查时，村中仅剩了4位基督教徒，全为女性，而且这4位并没有接受过基督教洗礼，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督教徒，而村民们之所以认为他们是基督教徒，是因为他们不像其他村民一样在家中供奉已逝祖先的照片和“老天爷七十二位全神”的画像。村中这4位仅存的基督教徒已很少去教堂，只是仍然坚持了每天向上帝祷告的信仰习惯，但他们并没有因为现在的信仰习惯而放弃敬拜祖先的传统，他们和其他村民一样在固定的日子里敬拜祖先、上坟扫墓，和其他村民一样参加村里人的葬礼，行同样的礼俗。所以可以说，田庄现在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虔诚的基督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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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田庄基督教信仰特征
    与本土宗教的多元神灵信仰体系和信仰的可选择性不同，基督教是一神信仰体系，上帝是基督教唯一的真神，基督教徒除了上帝以外不能信仰其他任何神灵，其余神灵在基督教教义中都被驳斥为魔鬼，被视为封建迷信之物，是教义中坚决要予以排斥的异物。与基督教一元神教和排他性的教义相对应，基督教有教高的组织化程度，有十分系统的教义，其教义对信徒有非常强的精神控制力，所以在大多数农村地区，村民一旦加入基督教，久而久之就会被灌输进一套基督教价值观，这套价值观会渐渐地取代村民一直以来的传统价值观念，而使基督教徒死心塌地的留在基督教内。但是，由于田庄祖先崇拜的不可选择性，使基督教对田庄的渗透并不深入，其一神论的教义在田庄也没能实现它的排他性，而是与田庄的祖先崇拜发生了混合，田庄目前仅有的4位基督教徒从入教之初至今，至始至终没有停止过参加祖先祭拜的仪式活动。
    
    目前田庄仅有的这4位基督教徒全为女性，年龄集中在40——60岁年龄段，4位基督教徒都是因自己或家人生病，久治不愈而入教的。在村中，这4位基督教徒属于边缘人物，她们之中有经济状况与其他村民较相比较差的，有与邻居关系不融洽的，也有家庭关系不和睦的。基督教每星期日的礼拜活动能够给村庄的这类边缘群体提供一个心灵的归属，教徒之间兄弟姐妹的互称可以让她们找到在平常生活中缺失了的心灵关怀，暂时忘却自己在村庄中的边缘地位。但是，由于对祭拜祖先的坚持，她们虽然在基督教中找到了心灵归属，但她们却成为不了虔诚的基督教徒。 /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