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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周刊2009年中文十大好书揭晓　

2010/01/09

章海陵

二零零九年是神州易帜六十周年、六四的二十周年、中越战争三十周年，因历史经过沉淀，进而发现历史的智慧，成为亚洲周刊这一年十大好书重要主题，也与当下和未来产生微妙互动。赵紫阳、龙应台、陈志武、倪创辉、周光蓁、齐邦媛、张万舒、王鼎钧、张翠容和廖信忠的十本书，都写出了全球华人的全新视野与希望。

二零零九年是神州易帜一甲子，也是六四的二十周年、中越之战三十周年。由于历史的发酵，这一年成为反思中华民族命运的主题周年。全球中文作家虽置身不同境遇，却声应气求，打开一个个记忆的黑盒子，写下大量呕心沥血、深具原创性的作品，涵盖四九年国共内战、新中国诞生、七九年中越之战、八九“六四”等一系列全球华人难以忘怀的重大事件，也对很多敏感话题作出反思。因历史经过沉淀，进而发现历史的智慧，成为亚洲周刊这一年十大好书重要主题，也与当下和未来产生微妙互动。

亚洲周刊二零零九年中文十大非小说好书揭晓：（一）、《改革历程》（赵紫阳、新世纪出版）；（二）、《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龙应台、天下／天地出版）；（三）、《金融的逻辑》（陈志武、国际文化出版）；（四）、《十年中越战争》（倪创辉、天行健出版）；（五）、《中央乐团史》（周光蓁、三联书店出版）；（六）、《巨流河》（齐邦媛、天下出版）；（七）、《历史的大爆炸》（张万舒、天地出版）；（八）《文学江湖》（王鼎钧、尔雅出版）；（九）、《拉丁美洲真相之路》（张翠容、马可孛罗出版）；（十）、《我们台湾这些年》（廖信忠、重庆出版）。

遗憾的是，十大排行榜上，起码有四本是中国大陆禁书，包括第（一）、（二）、（四）、（七）四本书。

● 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去世四年多，生前秘密录下三十小时录音讲话，以中英文先后出版，香港版名为《改革历程》（台湾版名为《国家的囚徒，时报出版》），“人走文至”，透出奇特的历史氛围。如俄国民主派先驱赫尔岑所说，“不能像僧侣那样在祷告与静思中令精神枯萎，不能让抽象概念和平凡事务淘尽我们的勇气与活力”。《改革历程》的关键推手是杜导正等四位中共老人。

赵紫阳不说则已，既说就一发不可收拾。他讲“六四”前因后果，又谈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功过，更谈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衰。政治的本质是朴素的，由广为人知的常识与真理所构成。而赵紫阳直到离世，仍然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找不到半点自我解构的影子，而大放光辉的恰恰是他的论述亮点，即反对领袖“我说了算”的独裁作风，以及“回到民主与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的现代新思维。

● 一九四九年国军溃败，约两百万人渡台，台湾教授、作家龙应台的父母就是随著这难民潮而落户台湾南部。六十年后，龙应台的童年回忆是大雨击打铁皮屋顶，“如千军万马狂杀过来”，成为书写十五万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最初动力。她从浩如湮海的档案材料中，从家族史、迁居史到国族史，带著众多的体温、感伤、痛苦以及盼望，一字一句找寻民间记忆，追述国共内战时的普通人遭遇，一个个奔逃、倒毙的百姓，“太多流离，太多梦碎，太多被碾碎的青春和被夺走的生命”。

这本书除了从人民的视野来看国共内战，还挖掘出不少“独家”历史，包括六十年前长春国军被共军围城，最后约几十万人饿死的历史，今天长春街头老百姓，竟无人晓得。而当年保卫上海的八百壮士，有些被日本俘虏送至新畿内亚当苦工，九死一生，而台湾本地人被征募至新畿内亚，在日本战败后被枪毙或坐牢。战争与政治变幻，都在捉弄老百姓命运。龙应台超越政权之争，“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

● 知名华人经济学家陈志武曾是中国军校学员，八六年留学耶鲁大学，学成留校并成终身教授。零九年，陈志武出版《金融的逻辑》，剖析当前金融危机，阐述“金融的逻辑”，书中针对有人要求中国推行重新回到金银本位货币改革，“让人哭笑不得”。书中对比公元一千六百年时的两组国家，一组是存金数千万的国家，像中国、印度、土耳其和日本等；而另一组不仅不藏金，更负债累累，如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四百年下来，藏金万贯的，除日本藉明治维新改变国运外，至今还都是发展中国家，而当时负债累累的国家，今天既民主法治，又经济发达。为什?“负债累累”的国家能良性发展，“政府总是缺钱”是否就是民主宪政制度的催化剂？“国富”是否反给掌权者以压制民权、践踏法治的底气呢？陈志武认为，“或许，不需要借钱花的政府反倒容易腐败专制，毫无顾及地侵犯民间权利，抑制个人创造力，不思进取，就像富家子弟更容易横行霸道、不思奋发一样”。陈志武还从金融学出发，反思儒家思想，认为市场经济是个人解放必由之路，而发展金融是中国唯一出路。

● 三十年前的中越之战，至今仍是中国大陆历史研究的禁区，但这场战争岂能成为历史空白？亲历中越之战的倪创辉推出七十万字巨著《十年中越战争》，书中连参战解放军番号、武器配备、作战意图及实战经过、弹药补给及消耗，尤其是作战损伤人数都有披露，是国史的突破。

作者六次立功，曾任副团长、政委军职，他认为，七九年六十万解放军与六万越军及六万民兵作战，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即使后来持续十年的边境消耗战，中方一个加强集团军与越军一两个师对决，也没占多少便宜，违背孙子兵法中“兵贵胜，不贵久”原则。

人民是国家主人，中国百姓对这场“教训之仗”理应有知情权及表态权。作者批评，为教训越南而开战是草率的霸权主义，根本没经“人大”讨论和常委会批准，可能犯下历史性错误。此仗也没令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赤柬垮台使中方在外交和政治上遭遇多年孤立。好在中越关系从九十年代初恢复正常，双方感到“交往比对峙好”，“和平更比战争好”。但这算什么艰深的道理？中越如何面对子孙后代的拷问？

● 贝多芬的《欢乐颂》表达和平信念，地球人多次发射寻找外星人的探测器，就携带了录有该交响乐的光碟。香港学者周光蓁在六十万言专著《中央乐团史》中披露，中国中央乐团五九年演奏《欢乐颂》，并用中文高唱“欢乐，欢乐女神灿烂光芒照大地”。这个现代乐团也耗费无数心血研究“洋为中用”和“土洋结合”；乐师们更在反右、文革及“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等政治运动中备受折磨。乐团指挥陈佐湟说，这些本身就是一场没有理性、试图把西方文化绝迹于中国的运动，几名成员自杀而死，中央乐团首席杨秉荪被囚超过九年。

八九年中央乐团声援“六四”绝食学生，要求演奏《欢乐颂》遭到拒绝，但乐团参与六四，以及在七六年周恩来去世的天安门悼念，其实每一个音符都承载政治。该团元老指挥李德伦说：“中央乐团的四十年是斗争的四十年。”国际级指挥小泽征尔说：“中央乐团是个罕见现象：有高度的技巧但又不懂得怎样演奏勃拉姆斯。”《中央乐团史》奏出了中国艰难走向现代化的旋律。乐团最后在九六年关闭，引起巨大争议，也使四十年历史的音符成为绝响。

● 知名文学教授齐邦媛八十五岁时，在台塑养生村用四年时间写出自传《巨流河》，描述自己与家族从东北到台湾的颠沛流离，自传具史诗氛围，轰动华人文坛。书中最感人的篇章是作者初恋。恋人张大飞是与日军作战的飞行队长，其父亲是沈阳警察局长，被日本人烧死，浇到身上的不是汽油而是油漆，惨状难以言表。少女齐邦媛决定迁居到靠近张大飞的地区，对方则快速与他人成婚来拒绝爱情，并退回一百多封书信，在给作者哥哥的信中写道，“请你委婉地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作者同时接到飞行队来信，上面通知“张大飞队长已于五月十八日在河南上空殉职”。那是重庆炎热如火炉的夏天，“即使妈妈也难于分辨我脸上流是泪还是汗”。

作者认为，上世纪中国人被日本人欺负，输在从领袖到国民的幼稚及散漫，她不满蒋介石派阅历不深的蒋经国赴俄国谈判，更痛心张作霖死后让毫无经验的张学良主掌东北，错过至为关键的改革时机，否则东北日后绝不至于遭日军和苏军染指，二战后也不至于急速易帜。东北与神州的历史完全可能是另一种写法。

● 每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类教诲从中国人心底升起，总有一股力量将审视目光不知不觉从外部世界转向心灵殿堂，悲凉之情挥之不去：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已经二十年了。

零九年，香港有关“六四”的书籍大量上市，其中最瞩目的是张万舒的“体制内”的揭密：《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六四”期间，作者张万舒任新华社总社国内新闻部主任，负责各地现场采访的第一手资料。

该书披露“六四”事件中军队入城的内情，十万兵力如何从六条路线向天安门广场进发。而当时连官方新华社也同情学运，党的喉舌“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