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 海按：基督教本来就有虚君共和的意味和平等博爱的情怀，而且民主共和与基督教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一种纠缠态，其诞生也的确受到了基督教精神的某种影响或启迪。再加之耶稣和他的十二个门徒的那种坚韧顽强和不怕牺牲的传道精神，要是用于民主自由的革命真理的传播，那还得了啊！中共当局正是看到了这一点，看到了基督教对共产专制的危害和威胁，因此才极力排斥她，打压她。经王怡先生把基督教与革命的渊源这么一理，恐怕中共就更不能容忍基督教了。中共恐惧任何形式的集会，怎么能允许大规模的礼拜活动呢？可以预见，中共当局对基督教的控制和打压将再升级。中共害怕基督教是假，害怕革命是真，因为基督教本来就是革命的。
   捍卫宗教自由，就是捍卫革命权利。
   王怡先生说:《十月围城》，我一闭上眼睛，就是中国的明天。我看形势的发展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去。万润南先生道：政改无望，革命将起。而王光泽先生更是于法庭宣判刘晓波后立即草就了《和解破裂，革命将起》。吴庸先生说，“只有形成外力的强大制压和中共内部觉醒力量的紧密配合，才有可能迫使中共掌权者的一部分为避免整个党塌台而谋求和解”。我想，这些都是在营造《十月围城》的氛围。这都是中共逼出来的啊！

   陈可辛用荡气回肠的故事，提醒我们香港的另一个角色。自晚清革命以来，港九之地，“不但有金银气，且有革命气”（见《辛亥文献》之马小进《香江之革命楼台》）。但两岸三地，对1905年之前的革命史，都有意无意地裁剪了两样主导性力量。即孙中山和几乎所有早期革命领袖兼而有之的两个身份，基督徒和洪门弟子。
    晚清革命，一言以蔽之，是基督徒与三合会的革命。不过投资过大的电影，不敢拂逆主流意识形态。不然就对过亿票房构成妨碍。用钱投票的观众，和拿命投票的公民，都需要简单而脍炙人口的理由。所以最不可饶恕的电影，都是关于历史的。通常一部大片，就是对民族记忆的一次强制拆迁。
    陈可辛坦言，也拍过洪门段落，但为稻米计，还是尽数删了。三合会背景，只隐含在少林僧“王复明”的名字中。基督教因素，也只有孙母家里一闪而过的十字架。
    商人李玉堂与众义士慷慨赴死，之前饮血酒，戴附身符。若是围在一起祷告，票房可能就砸了。其实这个角色，大概有三位原型人物，都是基督徒。论地位相似，革命的第一赞助商，非香港的“太平绅士”、立法议员何启爵士莫属。他父亲何福堂，是梁发之后、中国第二位被按立的传道人，著有《马太福音注释》。何启承继万贯家产，攻读法律，作大律师。妻子雅丽去世后，他于1887年创办香港第一间西式教会医院，附设香港西医书院，李鸿章亦是赞助人之一。孙中山、陈少白都是何的学生。
    何启多方支持孙的革命，一向只出钱、不出面。1895年香港兴中会成立，他代理法律事务，并推荐自己的亲戚、另一位大商人黄咏商，任兴中会会长。黄也出身于基督徒世家，其父黄胜曾与容闳一道赴美留学，是香港道济会的平信徒领袖。黄先生为革命倾囊而出，卖掉香港银楼，充作第一次广州起义的军费。另一半军费，则多由孙的未来岳父、“革命牧师”宋耀如代为筹集。宋牧师一家，对百年中国影响至深。他也同时是洪门弟子。
    论姓名相似，第三位原型应该是是商人李纪堂。他也是基督徒，与陈少白交往甚密，对革命捐输甚丰。庚子起义失败后，他以赞助革命的剩资，在屯门开设农场，作为孙中山在港的接待站，内设军火库和射击场。1901年，李纪堂和太平天国后裔洪全福结识。洪也有两种身份，既是领洗之信徒，又是三合会头目。李纪堂散尽家产，与他筹划“大明顺天国”的广州起义。这个国号形象地说明了末代皇权体制下，洪门和基督教在华侨社会中的怪异组合。事实上，迄今为止的海外唐人街，仍隐约可见这两种华人移民社会的底色。
    电影刻画一群贩夫走卒在革命叙事下的群像，如几十把刀，在日光下哗哗作响。某种氛围上，也还原了晚清革命的某种真实场景，即埋伏在民主和信仰之下的、绿林、会党与游民的底色。“大明顺天国”被学界称为“第二次天平天国”。这是头一回，具体提出了共和政制和总统直选方案的革命。何启参与了策划，他与李、洪等人共同推举容闳为临时大总统。可惜举事前三天，泄密失败。
    香港学者粱寿华，在《基督徒与晚清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中，称1905年前的晚清革命为“基督徒革命”。因为无论领袖还是资源、动力、赞助，均由基督徒群体主导。片首被刺杀的杨衢云，是当时香港基督徒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他组建的“辅仁文社”，也是香港第一个革命团体。后来的香港兴中会，有一文一武两员大将，拿笔的陈少白是会长，创办《中国日报》，和孙中山在同一间教会受洗，后也加入洪门，被封为“白扇”（军师）。拿枪的邓士良，本是三合会头目，后在礼贤会受洗。他是第一个劝说孙中山与洪门结盟的人，对革命之暴力走向影响至大。
    1894年，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时，基督徒占到一半以上（苏德用《国父革命运动在檀岛》。会议在信徒何宽家举行，随后转到一个牧师家里举行入会仪式。孙中山带领众人，各以左手按《圣经》，右手举起宣誓。从此，晚清各革命团体的宣誓仪式，均“由基督教的受洗之礼脱胎而来”（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孙中山的孙女也说，“祖父建立革命组织，是受到基督教会组织方式的启发”（孙穗芳《我的祖父孙中山》），兴中会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的社团。
    随后第一次广州起义，设计出青天白日旗的陆皓东，也是基督徒。他被称为“为共和国殉难之第一健将”。受刑后写下“我肉痛心不痛，汝其奈我何”的绝笔。第二次广州之役中被处死的刺客史坚如，被誉为“为共和国殉难之第二健将”。他亦为信徒，曾撰文表述其革命信念，“我是耶稣信徒，一向相信唯一主宰之上帝，知道四海之民都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对弱肉强食的现状极表厌恶，想要阐明自由平等的大义”（宫琦滔天《三十三年之梦》）。
    共识网直至惠州起义，基督徒仍占三成。1906后，革命浪潮蔓延，华侨信徒不再是唯一的领袖群体。但直至1924年的广州军政府，尽管基督徒的人口比例不足千分之一，他们却占到了公务员的40%.在内地，他们也是举足轻重的革命士卒。两湖的第一个革命团体“日知会”，就由美国圣公会的华人牧师黄吉亭创办。随后，陈天华、宋教仁、刘睽一等人相继加入。黄牧师每逢主日讲道，人满为患，深受学生和军人欢迎。黄兴回国后，上海圣公会的吴国光牧师特意致函黄牧师，介绍转会，请求将尚未领洗的黄兴列在会友之中。
    1904年，长沙起义败露的那一日，黄吉亭牧师挺身而出，护送宋教仁出城，野外相赠旅费。随后，他连夜赶往黄兴家，以“美国圣公会”的轿子掩护，将他藏匿于圣公会教堂阁楼十余日。黄牧师又将黄家妻儿接来教会，向外界宣示黄兴一家乃本会教友。最后，武昌圣公会的胡兰亭牧师赶来长沙，带着黄兴乔装出城。
    这一幕逸事，倒和电影中那一个小时的护送，颇为相似。
    对我而言，知道电影中倡言革命之名士，其实多为信徒；是一件很难过的事。基督徒与晚清革命之关系，是尚未被清理的历史题目。准确的说，晚清以降，现代革命的渊薮，的确来自“具有三合会背景的基督徒”。换成新约圣经的背景说，这是一群相信上帝的“奋锐党人”。当时的信徒，多为受西学浸染的文化精英，他们将基督信仰与西方民主观念一并领受，尚未分清地上之自由与基督之救恩的殊别。
    宋庆龄曾接受斯诺访问，说，先夫革命的实质，是“将基督教付诸实践”。孙中山本人，也确有过真切的信仰体验。在《伦敦蒙难记》中，他陈述自己在狱中“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出狱后，他致函自己的属灵导师、广州的传道人区凤犀，请他“常赐教言，俾从神道而入治道，则弟幸甚，苍生幸甚”。民国建立后，他公开作见证说，“我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乃完全仰赖上帝的恩助”。
    然而，地上的民族主义立场，始终制衡着这群“属中国的基督徒”对普世信仰的领受。如孙中山要求兴中会成员悉数加入洪门，由此造就了一大批“三合会的基督徒”。之后，他的暴力革命之途，越发偏离圣经教导。越到晚期，个人独裁，一党专制，对暴力手段的沉迷等，均使一个“从神道而入治道”的断裂，贻害至今。电影中杨衢云被清廷暗杀一案，被称为“香港第一起政治谋杀”。但另一个事实，是兴中会一旦成立，就率先图谋暗杀清廷督抚。中国近代史上，以政治暗杀的手段颠覆政权，恰恰是由相信上帝的孙文一党开创的。
    遗憾的是，直到今日，一方面，公共学界对基督信仰之于中国当代史的影响长存偏见，形成无知之空白；但另一方面，教会界的学者如梁寿华先生等，亦对革命情怀之谬种流传，缺乏基本认知。对晚清这一批民族主义基督徒的革命作为，亦缺乏起码反思。
    晚清的基督徒革命，及上述孙的公开见证，在我看来，不过是另一版本的口含天宪、“替天行道”罢了。从普世性说，他们这一代“奋锐党人”，多半是启蒙运动及“天赋人权”观的后代，而非“惟独圣经”的宗教改革的后代。从地方性说，他们真正的信仰对象，除了今天的中国，就是未来的中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陈少白的叔叔陈梦南。他是教会史上一位著名传道人，对侄儿影响至深。陈梦南说，“堂堂中国绅士，怎好在外国人手里受浸”？所以直等到遇见被按立的中国传道人后，才肯受洗。
    对皇权专制下的第一批现代革命者来说，上帝是必须的。不过革命需要的，并不是新旧约圣经中的那位耶和华神，而是经过了人文主义的浪漫化想象的、另一尊“自由女神”。革命者心中的上帝，只是某种普遍真理的化身。在晚清革命的早期，只有这一化身才能为革命提供合法性和灵魂的范式转移。所以，革命的先行者们，需要一个能够为革命背书的上帝。这个上帝，一定要大过皇帝，不然他们就算是叛逆。
    但在另一群基督徒，也是当时中国教会之主流的眼中，孙大炮们仍旧还是叛逆。基督教在晚清，不但为中国催生出了激进的革命派，同时也为中国养成了保守的维新派。传教士主办的《万国公报》，成为康梁一党的精神温床。维新派的信徒也认同并竭力追求自由、民主价值；但和革命党相反，他们是“属基督的中国人”，而非“属中国的基督徒”。因此他们的刊物用了比清廷更严厉、更有说服力的笔杆子，猛烈抨击孙文的街头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