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谷歌事件看中国与西方的关系
初秋的知了由于感觉到生命即将走到尽头,鸣泣声变得更加紧迫。和秋蝉一样,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正热火朝天地抓紧享受“Google.cn最后的疯狂”。
这家美国科技巨头自推出中文搜索以来,首次停止审查搜索结果。在普遍预期的打压行动即将到来之前,中国公民上周充分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
“我疯狂地进行各种各样的搜索,完全分散了我工作时的注意力,”有人表示。“我搜索了天安门事件、国家领导人的绯闻、领导人子女的贪污腐败。什么都搜了。”
“谷歌是逃不过惩罚的”
另一名互联网用户称,这种违禁放纵的热闹场面,让人想起1989年解放军镇压抗议前夕天安门广场上的气氛。“谷歌是逃不过惩罚的,它们肯定不得不撤出中国,”他补充道。
时日不多的,也许不仅是网民的私下愉悦。谷歌最初进入中国市场时同意自行审查搜索结果,以换取经营许可,现在它决定放弃这种实用主义,转而重申其“开放社会”原则。但谷歌对中国审查体制的违抗,反映的远不止于此。谷歌的举动或许表明,在华西方企业做出的融通让步,只能达到某种程度,一旦逾越底线,被扭曲的 价值观就会反弹复位。
然而,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谷歌的行动至少对众多假设提出了象征性的挑战,这些假设在过去30多年里支撑着西方与中国的交往。特别是,谷歌的行动提出了一个问题,传教式资本主义——即一种普遍但又模糊的信念,认为西方与中国的商业来往,也许能以某种方式推动中国的政治自由化——是否一直只是一种幼稚的希望。
例如,从谷歌的经历来看,在中国运营的时间越长,它被迫屏蔽的搜索词就越多,被迫应对的源自中国的网络攻击也越多。
西方争取中国公众好感,难!
事实上,在一些中国官员看来,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历届政府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的对华接触过程,也许根本没有使中国公众对西方产生好感。在谷歌宣布不再合作几周前,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共产党高级官员表示,他觉得公众对西方的态度出现了普遍疏远。
“尽管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人,对西方的了解多过以往任何时候,而且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交流与接触也比过去多得多,但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现在西方受中国人欢迎的程度最低,”这名官员表示。的确,只要是定期浏览中国网民帖子的人就会注意到,批评西方的帖子经常要远远多于那些持肯定态度的帖子。
西方应如何应对中国?
在这种背景下,谷歌的决定提出了最简单、但意义最为深远的问题之一:西方应如何应对中国?或者用更细微的表述方式来说:在“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框架下创造的、为西方利益服务的国际体系,如何能够适应一个逐渐崛起的、在几乎所有领域——政治、价值观、历史、自然条件和人均财富 ——势必都有别于现有秩序的巨人?
哪怕只是提出这个问题都可能引发世人的震惊。《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前驻北京主任孟捷慕(James Mann)在他2007年出版的《中国幻想》(China Fantasy)一书中指出,尽管在理论上,中国仍有可能演化为一个推崇公民自由、促进司法独立的民主国家,但如果认为这是一种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在自欺欺人。
“从现在开始30年后,一个专制的、一党制的中国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可能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美国没有怎么想过,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必将走向政治自由化,最终迈向民主社会,”孟捷慕写道。
中国业务主管的积极“包装”
跨国企业特别容易对中国产生这种幻想,部分原因是,受命经营中国业务的人必须让公司董事会相信,尽管可能有种种困难,但总体上事情正向好的方向发展——他们的饭碗有赖于此。但是,如果这些力挺中国的人对“好的方向”的定义包括了这样的保证:法治、知识产权保护、公民自由以及民主将很快生根发芽,那么其公司董事会可能要等待很久很久。
正如蔡欣怡(Kellee Tsai)在其2007年《没有民主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一书中所指出的,北京方面花费了相当大的努力,来抵消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可能产生民主制衡压力的机制。主要策略之一是,让私营部门效忠于执政的共产党。举例来说,2003年,已经有约34%的民营企业家是党员,较1991年的仅7%有了大幅提高。
如果中国在融入世界之际,仍与在“美国治下的和平”框架下繁荣起来的其它国家截然不同,西方该如何回应?有一个学派认为“包容”是关键。牛津大学 (Oxford University)现代中国历史与政治教授拉纳·米特(Rana Mitter)表示:“认为西方的商业接触将改变中国的想法,误解了中国如何可能发生变化的性质。变化只能来自内部。”
摒弃双方关系中假装的和谐
米特表示,中国和西方应该摒弃双方关系中假装的和谐,并寻求不去强调双方的相似之处,而去理解双方众多差异的背景。他的观点得到一些中国学者的呼应,他们认为,北京方面倾向于用正式的积极言辞来描述双边关系的做法是无益的。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时殷弘表示:“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独立和成功的国家,不愿听从西方的摆布。中国和西方都需要学着包容对方。”
米特表示,在中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与西方民主社会迥然不同,而这是西方人对中国常有的一个认识误区。“可以公平地说,(中国的)大致规律是,政府与社会对彼此有义务,社会服从于政府的安排,”他表示。“人们的假设是,政府与社会是同一个事业的一部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西方,社会与统治阶层的关系往往更为对立。
这一洞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中国宣传机关为何能将西方对中国的批评,轻松引导成互联网上爆发的反西方或爱国尽忠情绪。以谷歌为例,在其宣布不再配合中国审查制度的消息传出仅几小时后,党报就开始利用中国人对历史上受到西方羞辱的普遍敏感,着手构建一道爱国主义热情的长城。
《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Global Times)向成千上万读者提问:他们是否认为中国政府应当向谷歌的条件低头。调查结果是压倒性的:北京方面应该对谷歌坚持立场。
其它官方媒体也发表了类似论调。上海《文汇报》发表了题为“谷歌想吓唬谁?”的评论,作者将谷歌的策略描述为“典型的美式幼稚病与西方中心主义的混合产物”。
然而,对于许多西方决策者而言,尝试了解中国独特的民族性格,与应付中国将自身实力投射到边界以外,完全是两码事,尤其是中国实力向不利于西方利益的方向倾斜。在这方面,上月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多边谈判便是响亮的警钟。
美国失去影响力,中国成为搅局者
莱斯利?盖尔布(Leslie H. Gelb)在《每日野兽》(Daily Beast)网站上写道:“哥本哈根向我们展示了新标准——美国失去了影响力,中国成为搅局者,小国否决自己不喜欢的任何东西。”
在哥本哈根谈判期间,中国联合了大约77个发展中国家,抵制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变化协定,并反对一个旨在确认碳排放控制目标是否实现的独立监测机制。无论是在峰会期间,还是在会后西方与会者发表的评论中,对中国所扮演角色的失望均显而易见。正如某发达国家的一名官员所说:“不能允许中国再像这一次一样利用发展中国家。”
但如果西方想与中国争夺发展中国家的青睐,那么,它可能会发现,这很困难。以非洲为例,中国去年对该地区的贸易额可能已经超越了美国;在许多非洲国家的首都,中国说给就给的快速投资援助名声,已经为它赢得了积极的追随者。
但不管西方对中国如何失望,其与中国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意味着,任何大规模的“谷歌做法”也许不是一种选择。发达国家也许只能退而求其次,与中国保持一种对立的共生关系,随着时间流逝,这种关系可能日趋充满怨恨。
译者/何黎 对贪官讲人权是对百姓伤害 2010/01/19 | 对贪官讲人权是对百姓伤害
少杀慎杀民怨高涨
最近内地有两宗贪官案件引发公众广泛关注,一是最高法院前副院长黄松有案,另一宗是福建省委前秘书长陈少勇案,这两宗民愤极大的案件,涉案的两名贪官都只被判处无期徒刑,并没有处以极刑。 内地司法愈来愈仁慈,实际上是对老百姓最大的伤害。
以黄松有案为例,虽然受贿金额并不大,不过区区五百多万元,但由于其身份特殊,作为国家司法公正象征的大法官,居然知法犯法,使中国司法蒙羞,也使老百姓对司法正义的信心荡然无存。 一个影响如此恶劣的贪官只是获判无期徒刑,岂不是对司法制度的再一次羞辱? 对老百姓智慧的又一次侮辱?
贪官陈少勇贪污腐败时间长,任职一地搜刮一方,肆无忌惮地卖官,毫无顾忌地玩弄女性,不仅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而且败坏当地的道德风气,其搜括的民脂民膏,饱含民众的泪水与屈辱。陈少勇被抓,当地老百姓齐声叫好,这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贪官,怎能让其苟活于人间呢?
这几年,内地对贪官的惩处愈来愈宽松,被处决的贪官少之又少。毛泽东时代,官员贪污五百元就可能被判死刑;邓小平时代,官员贪贿十万元就会被处决;江泽民时代,官员贪贿百万元,就会被处以极刑。 但眼下,贪官即便贪贿上亿元,也不过死缓。中石化前总经理陈同海贪贿近两亿元,上海电气集团前总裁王成明贪污三亿多元,最终都逃过一死。
少杀慎杀民怨高涨
对贪官网开一面,少杀慎杀,并不会感动还在台上的贪官,反而会刺激更多人投身到这个成本愈来愈低的贪腐「事业」当中。这到底是反贪,还是助贪呢? 有网民称,中国司法对贪官愈来愈人性,是因为那些反贪判案的官员,不少本身也是贪官,他们与贪官同病相怜,今日对人手下留情,他日别人也会对自己法外施恩。
的确如此,今次被判无期徒刑的黄松有,当年便极力主张对贪官慎杀、少杀,时至今日东窗事发,自己便享受到法外开恩的优惠,这个政策似乎专门为他自己度身订造。 法院对贪官讲人权,贪官又何曾对老百姓讲过宽恕! 当贪官纵容开发商暴力拆迁逼死无辜时,当贪官枉法逼死人命时,老百姓的人权又在哪里呢? 又有誰會為其鳴冤?又有谁会为其鸣冤?
重典治吏是中国传统,当年朱元璋为了反贪,将自己的女婿剥皮示众,手段虽然残忍,但震慑百官,百姓也心悦诚服。雍正肃贪,六亲不认,亲近大臣照杀不误。 反观现在,贪官们丝毫不害怕死神的惩罚,变本加厉地残民以逞。 不过,贪官活得愈来愈开心,民怨却愈来愈高涨,长此以往,和谐社会岂不是变成镜中花、水中月?
太阳报 香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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