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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腐败越是能得到升迁，手段越黑越能生存

2010/02/23

zhengyi002

徐州官场越是腐败越是能得到升迁，手段越黑越能生存
——徐州抵制反腐打黑，腐败官员李荣启和刘永修黑恶势力逍遥法外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执政为民，坚定反腐打黑，把反腐打黑、保护百姓和国家财产作为各级党政部门的重要职责之一。但徐州官场腐败严重，不但出现二名震惊世界的、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贪官淫官一夫多妻区委书记董锋和情妇过百的徐州市组织部长陆正方，而且出现刘永修为首的全国最牛的黑恶势力和堪称史上最牛被举报的腐败官员徐州市常务副市长李荣启。而著名反腐举报人王培荣举报环境十分恶劣。

一、徐州官场越是腐败越是能得到升迁，百姓举报腐败九死一生

　　1、震惊世界的、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贪官淫官一夫多妻区委书记董锋在徐州公开腐败十五年，越是腐败越是能得到升迁。而且王培荣举报过程详情请看：
　王培荣举报全国最荒淫无耻一夫多妻区委书记董锋时与其保护伞较量内幕揭秘
——在徐州举报腐败官员和黑恶势力是一场战斗，一场举报人与被举报人及保护伞之间的生死较量
http://blog.cnfol.com/fanfujiehei/article/6571271.html
2、震惊世界的、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贪官淫官情妇过百的徐州市组织部长陆正方在徐州腐败八年，也是越是腐败越是能得到升迁。举报腐败官员是一场腐败与反腐败的生死较量。
徐鸣是陆正方违法犯罪保护伞
　　　　 2009年12月中旬，王培荣得到消息，江苏省市委书记和省纪委书记对副省长兼原徐州市委书记、市人大主任于一身的徐鸣的好部下香港大公报揭露情妇过百的陆正方有了结论性的评价：
　　　　在江苏省干部会议上，江苏省委书记梁保华怒斥徐州前组织部长陆正方：“腐败透顶，五毒俱全”。江苏省纪委书记冯敏刚介绍徐州前组织部长陆正方案情时说：陆正方案比贪污受贿2千余万元、有146名二奶的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还要严重、恶劣，徐州前组织部长陆正方相对于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有过之而无不及”。
　　　　王培荣还从省委组织部得到消息：徐州前组织部长陆正方案被列为2010年反腐教育典型。
　　　　徐鸣的好部下陆正方，在徐州腐败八年，情妇过百，买官卖官上百人，买官卖官受贿三千多万，许多向陆正方买官得到升迁的官员现在还在官位身居要职，陆正方情妇过百内，有不少是官员，通过向陆正方性贿赂得到升迁，现在还在官位身居要职。众所周知，身为组织部长陆正方没有买官的真正实权，徐州市处级干部任命的决定权在副省长兼原徐州市委书记、市人大主任于一身的徐鸣手上，组织部长陆正方对干部只有考察权和推荐权而已。但至今没有一个国内媒体能写报道揭露陆正方案的，事关副省长徐鸣生死的徐州前组织部长陆正方卖官买官受贿案还真查还是假查，拭目以待。对陆正方违法的一些违法犯罪徐鸣早就知情的，在这里王培荣揭露一个徐鸣是陆正方违法犯罪保护伞的一个事例。
　　　　据知情人向王培荣反映：陆正方在徐州任组织部长期间，住在徐州宏达宾馆。陆正方把一个服务员肚子搞大了，服务员的母亲领着服务员向徐鸣举报，徐鸣把这个服务员安排成公务员工作，徐鸣就这样把问题“解决了”。

二、徐州官场越是靠行贿买官的官员地位越牢固

　　 2010年1月，召开了一年一次的区县人大会议。仅从徐州铜山县和泉山区政府网站上关于人大会议报道看，徐州中级人民法院在董锋判决书认定的行贿买官三十个官员一年后还逍遥法外，而且多达五、六个行贿买官处级官员还坐在主席台上的，腐败官员当道，这是徐州的耻辱。
详情请看网页：
多达五、六个行贿买官官员还坐今年人大会议主席台，看徐州官场买官卖官盛行
http://blog.cnfol.com/fanfujiehei/article/9277075.html

三、手段越黑越能生存，堪称史上最牛被举报的腐败官员徐州市常务副市长李荣启逍遥法外
　　　王培荣举报常务副市长李荣启遭到副省长兼市委书记徐鸣“出卖”；李荣启不择手段向王培荣施压，要王培荣撤帖停止网上举报；李荣启个人假冒市委省政府向中国矿业大学施压，要王培荣停止对他网上举报；王培荣响应四中全会号召，网络举报徐州高官腐败遭矿大处分；常务副市长李荣启以权谋私至少有六套福利住房涉嫌触犯刑法，“李三多”（子女多即超生拥有三个子女、住房多仅徐州市区拥有福利六套房，钱多）逍遥法外揭露徐州市官场腐败冰山一角；

　　其中二套是李荣启以权谋私低价非法购得面积280平方米外单位二套集资房，该房位于徐州市中心地带建国西路的高层星光大厦302、303，市场价不低于5000元/m2，举报人举报星光大厦302、303共280平方米外单位二套集资房李荣启只付了三十万，李荣启没有拿出任何证据只是口头声称是以2580元/m2买的，明显低于市场价按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十种行为被明确以受贿论处。
　　　王培荣举报一年半，没有如何部门向王培荣了解情况和通报查处结果，得到的只是李荣启的威胁和打击报复。
（一）李荣启“解释”，充分说明李荣启是个无赖
　　　　李荣启“解释”：超生的子女属于领养；徐州市区拥有多套福利住房是经有关领导同意的。
　　　　但李荣启唯独不谈他超生和以权谋私在徐州市区拥有6套福利住房是党纪国法所不容的违法犯罪行为。难道“领导同意”是李荣启逍遥法外的理由吗？
（二）明眼人都能看出李荣启的违法犯罪，但有关部门就是不查

（1）关于李荣启超生三个子女问题
　　　普通职工超生要面临开除的处理。而李荣启超生，不但没有处理，反而入党、升官。所谓领养只是李荣启开脱之词。
①李荣启没有做DNA检验，不能证明三个子女不是李荣启亲生的。
②领养子女是有条件的，要办理法定手续的。据王培荣所知法律规定，领养子女至少必须具备二个条件：领养人无子女和年龄超过四十年。李荣启不符合领养子女的条件，所谓领养子女只是借口而已。即使依据宣传部副部长张儒昌的谎言，李荣启违法领养子女，骗取独生子女待遇。
　　　　更严重的是李荣启欺骗了党和政府，请有关部门公开李荣启升迁徐州市党政部门领导时的档案，看看李荣启在家庭成员栏中是否填了领养的子女，看看李荣启是否到民政部门办理了领养子女的合法手续。一切以证据说话。
③李荣启子女是领养的是骗人的谎言。李荣启不敢说出子女是领养谁，有关部门为什么不查查。现在都是独生子女，谁给他领养的？对方有多少子女的情况下李荣启领养的？什么时间李荣启办的领养手续？向社会公开这些信息，李荣启谎言不攻自破。官员必须接受百姓的监督。腐败官员违法犯罪行为必须曝光。

(2)李荣启以权谋私在徐州市区拥有6套福利住房，卖掉部分福利房谋取私利，涉嫌刑事犯罪

　　　　一个官员只能拥有一套福利分房，但李荣启以权谋私在徐州市区拥有6套福利住房。其中部分已被李荣启卖掉，谋取私利，如李荣启以权谋私得到的位于康居小区和泰山嘉园的市委集资房二套集资房已被李荣启卖掉。
　　　徐州常务副市长李荣启不缺住房，在享受在徐州市委、市政府家属院内二套市委房改住房情况下（李荣启解释第二套房时是补因职务升迁原享受住房面积不达标），后来李荣启滥用职权在徐州康居小区非法购买130多平米的市委集资房一套。（房改房和集资房是给职工的福利，是不能重复享受的。仅拿李荣启的康居小区那套超过130平米的房子来说，远远超过李荣启依法该享受的待遇120平米，李荣启怎么又能拥有市委二套房子，不但以权谋私，而且一定是腐败行为）。康居小区那套的市委集资房被李荣启卖掉谋取私利。
　　　李荣启有三套住房还不罢手，到了疯狂的地步，外单位的集资房李荣启也敢要，不但李荣启要了徐州建设局得集资房一套，李荣启老婆（一个是徐州市总工会普通职工）也依仗李荣启的权势要了徐州建设局得集资房一套。地点：徐州市中心地带建国西路锦绣嘉园内层高22层的星光大厦302、303。
　　　李荣启以权谋私还要了一套泰山嘉园的市委集资房，卖掉谋取私利。

（三）李荣启是以徐州市委市政府名义以权谋私违法犯罪

　　　　在王培荣向徐鸣举报一年无效果情况下，王培荣在继续正常途径举报同时，在网络公开举报李荣启十分明显的违法犯罪行为。
　　　　2009年5月，矿大党委书记罗承选找王培荣谈话，有学校二位副书记及学校党办人员在场。罗承选转达李荣启在宾馆要与王培荣单独谈谈的要求，遭王培荣拒绝，王培荣立场十分明确，举报人王培荣和被举报人李荣启不可能谈，一切由有关部门查处。罗承选十分恼火，很不客气的说，你（王培荣）必须去与李荣启单独谈，这是党委决定。王培荣不给罗承选面子，转身离开会议室，二位二位副书记急忙追到电梯门口，希望给罗承选一个面子，王培荣没有答应。之后，罗承选书记学校二位副书记等，再次找王培荣，希望说服王培荣不要举报李荣启，王培荣没有理睬。
　　　　2009年7月12日（星期天）中午12点多，在中国矿业大学行政楼4楼会议室，本该休息而且已到吃饭时间的中国矿业大学领导罗承选等四为书记和校长陪同李荣启，等网络公开举报李荣启违法犯罪的举报人王培荣到来。
　　　　正在家做饭的王培荣，被学校党办的一位主任用专车接到会议室。
　　　　李荣启讲了如何以徐州市委市政府名义取得建设局绣嘉园内层高22层的星光大厦二套集资房的过程：
　　　　当时李荣启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有市委二套房子二套房子（一套60多平米，另一套40多平米），还有康居小区138平米一套市委福利房，李荣启夫妇住在康居小区，父母住市委房子。考虑到照顾父母不便，李荣启向当时常务副市长庄华平（现徐州市政协主席）提出解决住房困难，由庄华平安排，市政府秘书长兼建设局局长杨军操作，得到二套280平米建设局集资房，一套在李荣启名下，另一套在李荣启老婆名下。
　　　　李荣启一再声称：他得到的二套建设局集资房是市委市政府同意的，是合法的，但拿不出任何证据。
李荣启一方面十分动情，称“我是农民的孩子，到这一地位不容易。我没有腐败，举报我没有意思”云云。当然，在为自己辩解、小施苦肉计的同时，李荣启还不忘威胁王培荣，称王培荣的网上举报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了很大压力。他家在徐州有很多亲戚，由于徐州民风彪悍，他做了很大努力才制止住他们不伤害王培荣，所以王培荣到现在还是安全的。
　　　　在李荣启逼迫下，学校领导当李荣启的面，当场向王培荣施压，要王培荣表态立即在网上撤掉全部举报李荣启的帖并不再上帖，遭到王培荣当场拒绝。后来，学校领导说如不在二天内举报李荣启的撤帖，学校作出将对王培荣的处分。
即使李荣启有天大的保护伞也掩盖不了李荣启以权谋私违法犯罪的真相。王培荣继续举报揭露李荣启以权谋私违法犯罪。
这次副厅级官员对一位平民百姓的“求见”，虽改写了官民关系的新篇章，却没有给李荣启带来任何的好运。于是第二天，李荣启便迫不及待地“气数已尽”，终于没能“努力制止”住他的“亲戚”雇凶施暴——7月13日上午，李荣启腐败问题举报人王培荣就在派出所门前惨遭袭击、暴打。
　　　　耐人寻味的是，这场袭击和暴打，被安排在了派出所门前，而且是用警察头盔袭击王培荣。因而这既是一出官匪勾结的戏，又巧妙地暗示在这次袭击中，警匪其实是一家的，生动描绘了又一幅官、警、匪关系新图景，弥合了原本天壤之别的官、警、匪的界限。其意大约是在强烈暗示和警告王培荣：举报只能激起报复欲念，只能遭致你王培荣挨打；或者就是在赤裸裸地威胁，假如你王培荣还执迷不悟，还不停止对李副市长的举报，那接下来，或许根本就不用黑社会动手，就可以直接把你王培荣给灭了（在袭击案发生之初，医生曾紧急呼吁王培荣住院治疗，称因袭击部位独特，不排除有生命危险）。当然，由于新时代官、警、匪的“新型关系”，这次几乎对王培荣的“致命一击”，连同历次王培荣挨打、挨侮辱一样，都成为历史“悬案”，光吃干饭不干人事的警方也许永远也无法破了如此重大、又如此复杂、且如此重要的“疑难杂症”。

（四）李荣启以权谋私违法犯罪，为了逃避法律惩处还恶意陷害党和政府组织

　　　李荣启认为住房有困难，应该去社会买商品房解决。

　　　　从李荣启自己叙述的取得建设局集资房过程，十分明显是以权谋私取得的。李荣启当时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是市委的人，有240多平米三套福利住房的李荣启如认为住房还有“困难”，理应向市委后勤部门申请解决。李荣启有什么权力直接向外单位的当时常务副市长庄华平提出解决住房“困难”。作为常务副市长庄华平更没有权力给外单位的有240多平米三套福利住房的李荣启再安排建设局二套280多平米的福利房。这是徐州官场严重腐败的表现之一。

（五）李荣启涉嫌十分明显刑事犯罪无人查
　　　　举报人举报星光大厦302、303共280平方米外单位二套集资房李荣启只付了三十万，李荣启没有拿出任何证据只是口头声称是以2580元/m2买的，明显低于市场价按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十种行为被明确以受贿论处。从王培荣网络举报而落马被判刑的泉山区委书记董锋的判决书可以看出，董锋低价购买的房屋，以受贿论处。但李荣启涉嫌十分明显刑事犯罪无人查

　　　腐败官员李荣启以徐州市委市政府名义以权谋私违法犯罪的危害性比其他腐败官员更严重，恶意陷害党和政府组织，严重败坏党和政府形象。

（六）李荣启个人假冒市委省政府向中国矿业大学施压，要王培荣停止对他网上举报

　　　　 2009年8月10日左右，李荣启再次一个人到学校来，因假期王培荣不在徐州，举报人王培荣没有参加会议。这次李荣启个人竟敢假冒市委市政府名义压矿大和理学院领导，还敢众目睽睽之下撒野，当面怒斥行政级别比他高的矿大领导（正厅）无能，一个矿大老师都管不住（指王培荣网上举报李荣启的事）。

　　　　在场的学校和学院任何领导都知道：李荣启是个人身份假冒组织来施压的，办理处理举报李荣启本人的事，组织上不可能同意李荣启参加的，更不能由李荣启个人以组织名义一个人来办办理举报他自己个人的事。

　　　李荣启是一位地方领导，他实在把矿大领导逼得没有办法了，一位矿大有正义感的领导给了李荣启回应：“王培荣教学的事归矿大管，王培荣举报的事是社会的事，属于社会管，徐州市委市政府管，不属于矿大管”；针对李荣启提出他本人已多次给王培荣解释了，但王培荣还不停举报，这位矿大领导回应李荣启：“如果市纪委、省纪委调查后出证明，证明王培荣举报你李荣启的问题不存在的话，那时王培荣如果还在网上举报你李荣启，学校马上处理王培荣”。

　　　徐州官场腐败出乎人们的想象的，矿大在徐州办学，矿大领导领教了徐州腐败官员的厉害，这些腐败官员不给好处是不办事，在矿大建新校区在批地时，相关材料到董锋手里，被董锋无辜拖了几个月，当时董锋对老婆说，矿大不出血，别想拿到地。矿大只能给董锋这个初二也没有读的全国最荒淫无耻区委书记好处，又是送研究生文凭（MBA），又是送中国矿业大学名誉校长头衔，这是中国矿业大学的耻辱。但当时矿大领导认为得罪不起区委书记董锋，屈服了，现在学校认为得罪的比董锋职位更高的徐州市委常委、徐州市常务副市长李荣启，以后办学必将困难重重，学校领导后怕了，立即在假期找王培荣返校，甚至派车由理学院领导专程到绍兴找王培荣，学校领导引导王培荣用正常途径举报腐败，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手段阻止王培荣继续网上发帖举报腐败，说这样副作用太大。话说回来。如果徐州正常举报畅通的话，用不着学校说，王培荣也不会用网上举报这种手段。考虑徐州现状，不能完全放弃网上公开举报的手段。

　（七）王培荣响应四中全会号召，网络举报徐州高官腐败遭矿大处分

　　　　党中央四中全会发出反腐号令，王培荣应该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加大举报力度，清除腐败，不但给学校好的办学环境，而且也还社会好的风气。王培荣选择了继续网上公开举报之路，2009年9月19日博客上公开发表文章《黑：徐州市常务副市长李荣启处理王培荣举报李荣启事件》（全文请看附件），矿大理学院2009年9月21日以王培荣还不停止网上举报为由，作出对王培荣十分严厉的处分。

　　　　一位良知的领导直言不讳说：“我们都支持你王培荣反腐败，但由于你反腐败，腐败官员相应的报复严重影响我们学校正常工作和学校生存时，我们只能处理你。如果你王培荣有能力在一、二个月内能把你举报的腐败官员送进监狱，我们就不处理你，我们也盼望社会有好的风气”。另一位领导也曾经多次告诉王培荣：“你举报徐州官员腐败，他们现在找不到你个人岔子的情况下，被你举报的官员千方百计找不停地找学校，学校找学院，直到学院不耐烦了，就把你开除了，学校就安定了”。
　
详情请看：
09年反腐悲壮曲：中国正义人物王培荣举报官员腐败失去工作
——“成功”反腐的中国正义人物王培荣流血又流泪，中央三中全会加大力度反腐，而王培荣因网络反腐遭中国矿大停课、撤销职称、开除处分
http://blog.cnfol.com/fanfujiehei/article/9200360.html
　　　　但即使被开除公职也丝毫不能动摇王培荣举报网上腐败官员的坚定决心，因为王培荣坚信党中央能清除徐州的腐败，给学校好的办学环境，还社会好的风气。等到徐州正常举报畅通的话，用不着学校说，王培荣也不会用网上举报这种手段。

辣椒城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性分析

2010/02/23

木然，共识网

　　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喊了三十年。如果说这三十年没进步，那是情绪性的说法。如果说三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那是夸张的说法。如果说政治体制一动不动，有失客观公正。如果进步得让人们看到前进的方向，（所谓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就有了典型的意识形态色彩。如果说对原有的体制进行修修补补，倒也比较贴近实际。这是因为：

　　理论和实践两张皮。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到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中国共产党在对民主作用的认识上不断提升，在实际运作中却没有大的修为。你说你的民主，我行我的集权或专制，说一套做一套，马克思列宁主义口朝外，挂羊头卖狗肉，以民主之名，行专断之实，高举民主大旗，贩卖自己的私货。理论上最民主最彻底的地方是实践上最不民主最不深入的地方。不是理论玩了实践就是实践调侃了民主。理论越来越深奥，实践越来越浅薄。理论不断地背叛实践，实践变成了脱缰的野马。理论和实践变成了两股道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

　　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方向。想当年，孙中山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还有个步骤，有个方向，即军政、训政、宪政，政治发展分三步走，最终的目标是宪政，这个宪政目标在台湾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到了毛泽东那里，政治体制也有一个方向，那就是公开说搞专制（马克思加秦始皇），开倒车，搞复辟。改革开放之后也有方向，这个方向就是民主，而且说得很清楚，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个方向是没有步骤的方向，类似于空中楼阁，但有方向比没有方向好，况且是个前进的方向。再到了后来方向就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淡化，最后搞得没了方向。这也使得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少了方向意识，多了问题意识。比如说什么《要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于建嵘），《中国未来社会的主题是社会建设》（陆学亿）。问题是政治体制不改哪能带来真正的稳定？现在社会的不稳定都是僵化的政治体制带来的，政治体制不改搞不好社会的建设，中国的社会建设到处可以看到权力寻租的影子。顺便说一句，今年的春晚就是在权力政治正确的指导思想下搞砸的。

　　政治体制改革没步骤。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步骤，比如经济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战略步骤。就是邓小平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三个措施也没有得到贯彻落实。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架构存着重大的不足和缺欠。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绝大多数是官员，比如市长是市人大代表，省长是省人大代表，一身兼二任，这不是自己选自己吗？这样的代表会监督自己吗？出了事会用自己的左手砍右手吗？中国的政协委员绝大部分是富人，这样的富人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很多具有原罪，他们自己会清洗自己的原罪吗？他们提出的建议不是无关痛痒、就是为既得利益集体谋利。中国的其它的民主党派在监督中也很难发挥重大作用。中国的政治体制如果真改，那就必须放弃议行合一原则，省长、市长不能当人大代表。政协应该成为类似西方的上院并由选举产生。中国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都是竞争性的执政党。如果在原有框架上进行改革，第一步就应该是人大的改革，第二步是政协的改革，第三步是政党制度的改革，这些改革又是在原有的框架下难以进行的。

　　政治体制改革力量薄弱。政治体制改革既缺少物质力量又缺少精神力量。政治体制改革成功与否取决于两个基本的因素，一个是利益，一个是信仰。利益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信仰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精神动力。相比较而言，利益具有优先性的考虑。这两个动力缺一不可。可是中国政治体制内部的人，缺少内在利益的驱动，缺少对信仰的追求。如果从民主宪政的方向进行改革，体制内的人只会失去利益。“改革使现存特权集团的权力受到抑制”，原先权力可以无法无天，滥用权力，改革之后权力小了，利益少了，甚至利益失去了，只有傻子才会进行利益不断丧失的改革。即使是那些有信仰的改革政治家，不是被利益者裹挟，最终放弃改革，就是被体制内的人驱逐到权力的核心圈子之外。况且，中国已经进入了世俗化社会，信仰已经严重缺失。从体制内人反普世价值、从重庆打黑看对宪法与法律的讽刺与嘲弄无一不显示信仰的缺失。学者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善治、增量改革（俞可平）都是理想的说法，甚至可以是一厢情愿。政治体现从来是对原有体制内人利益受损的改革，附着于权力意识形态理论只会把政治体制改革搞得更糟，而不是搞得更好。体制内的人如果有信仰，那也是自我保全的信仰，他们的信仰总是放在未来的某一个地方。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启动机制。一个熟知的说法是，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但党内民主不是一个伪命题就是特权。中国的行政成本居高不下，其原因就是把党的开支纳入行政成本当中，其负担难以估量。在这方面台湾的国民党有经验教训，也有逐渐成功的经验。说得简单一些，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台湾人掏一份钱养一个官员的地方，大陆人得掏双份钱养两个官员，一个是行政系统的，一个是党的系统的，这也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不计经济成本的结果。政治体制改革正如邓小平所言关键是党政分开，现在却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取代了党政分开的关键突破口。还是邓小平说得对，党政分开是关键。党政不分，党占领各个制高点，党领导一切（最近又出现在律师里面建立党支部，以求占领法律的制高点）的情况下，行政成本会越来越高，民怨会越来越大，政治体制会越来越难以突破，党会越来越成为矛盾的焦点。吴敬琏先生说，改革正在过大关，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政治体制没过关，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涉水，哪来的深水区？

　　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制衡机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既没有内在的制衡也没有外在的制衡。分权才制衡，分权越彻底制衡就越强，分权越不彻底制衡就越弱，这是人类政治智慧的常识性内容。可在中国，权力不分立，党政合一，政法合一，党法合一，司法不独立，党凌架于所有权力之上；绝对权力的滥用，腐败的大面积的出现，官员的设租寻租，强征土地，强制拆迁，黑社会的大量存在；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以实话实说的方式公开表明党与民的对立，以党的利益至上、人民的利益至上来压制甚至取代法治的进程，以纪委的“双规”取代法律的约束，以破坏宪法来获得政治利益，以新闻媒体的批评与监督的迷失来换取政治正确；中央的政策出不了中南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些众所周知的现象都是因为没有权力制衡或权力制衡不彻底造成的，以赤裸的方式彰显了权力的傲慢与无礼。与此相适应，中国的公民社会发展的极为缓慢又极为脆弱，制衡权力的外部力量极不有限，正常的公民社会的活动受到维稳的限制，就连正常的制度规定的上访制度在实践中都扭曲变形，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只是一纸空文。强政府弱社会是中国社会的现实，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努力又有很大一部分被政府所同化。

　　知识分子的求新癖与超越癖自觉或不自觉地抽掉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性内容（这尤以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为甚），从而使政治体制改革虚掷。这大概与中国穷有关，经济上穷就以超越英美为目标，政治上弱就以社会主义民主优于资本主义民主为标榜，文化上没自信就创造新词来掩饰。连民主的基本含义、基本特征都没有搞清楚，以词的优越代替事实的不足。协商民主、审议民主、财政民主、网络民主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没有以选举为起点的民主，没有宪政民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这些民主都不是真正的民主。民主只有一个，那就是宪政民主，宪政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除此之外的方向都不是方向。除了宪政民主方向，其它方向都是使政治体制改革误入歧途的方向。

　　政治体制改革缺少公民文化的支撑。按着丛日云先生的概括即为：“公民文化就是民主文化，是与民主制度相耦合的公民的政治态度、情感、信仰和价值取向，属于民主制度的隐结构。”公民文化包括民主、法治、人权、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观，它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文化条件。而中国的政治文化主要是臣民文化而非公民文化，这种文化是与公民文化相对立、相排斥的。好人政治、包青天心态、官本位思想、民本思想等都是臣民文化的表现形式，这种文化心态以寻求好人而不是寻求一个好的制度为己任。

　　政治体制改革内部缺少决断能力的政治家。学者于建嵘说：他最近访问了中国一批退下来的部级干部，其中一位曾是中央的一个核心智囊部门的核心人物。这位核心人物说“你（于建嵘）认为中国社会不会发生动荡，我认为一定会发生动荡，而且时间不会太久”。于还访问了一些重要的在职领导干部，他们也有这个结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以较小的社会动荡换来社会的长治久安，还是以较大的社会政治动荡换来暂时的稳定？政治家的决断至关重要。如果说：“革命是罕见的，改革由可能更罕见”，“一个成功的革命者无须是政治巨匠，而一个成功的改革者则必是一流的政治家。”（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1989年版，第316页，第317页）对于改革者来说：“没有什么事能比创造一个新秩序更难于实行，更缺乏成功的把握，更需担当风险的人了。因为对于改革者来说，所有从旧秩序获益的人都是他的敌人，而那些将得益于新秩序的人却只是他的不热心的捍卫者。”（马基雅维里语，（同上，第326页）在政治体制改革要求如此迫切而又难以撼动的情况下，中国缺少一流的政治家。没有一流的政治家，政治决断就成了优柔寡断，维稳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政治体制改革缺少民众的支持。从宏大的角度来说，民主是时代潮流，顺者昌逆者亡，这应该成为中国公民的共识。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人上，具体到中国社会每一个阶层上，看法和做法也有着诸多的不同。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最大的不同点在于，经济体制改革会带来直接的看得见的利益，政治体制改革即使是带来利益也是相对比较长远的利益。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与普通公民的利益不一致，甚至相矛盾、相冲突，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更可能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所得是普通公民利益所失。当政治体制改革给既得利益集团带来利益时，普通公民就不会支持政治体制改革。当政治体制改革给普通公民带来利益时，既得利益集团设置障碍反对改革，从而影响了普通民众改革的积极性。赢者通吃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零和博弈，在中国公民处于弱势的情况下，是不会支持政治体制改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