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點滴，當潮流         ◎ 金恒煒
弱者沒有行動，只有用虛構來滿足──尼采（《道德系譜學》）

　　龍應台 2009年轟轟烈烈推出的《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雖然名列暢銷榜，明顯的已沒有過去席捲的熱潮，也沒有造成撞擊的效應；台灣不只是多元社會，同時也是分化社會，歷史詮釋不可能只是一孔之見，更不可能因一本書而改寫。龍應台試圖用「外省人」觀點來涵蓋一九四九年之後的台灣史，號稱「跨民族、跨國界、跨海峽」，老實說完全走不出「外省人」意識形態的樊籠。「外省人」真的不了解、不關心台灣，也不了解、不關心台灣一九四九年之後走過的血淚史。

● 1949年11月，在共軍炮火聲下，上海一艘原給美海軍提供補養的船上，擠滿了行李簡單的難民。（美國記者傑克‧伯恩斯）

意欲建構一九四九的大歷史

　　龍應台的文字一貫煽情、媚俗，正如昆德拉所說的kitch；這本打出「大江大海」這麼鏗鏘標題的書，偷渡的是龍應台的自傳，或者說是「前傳」；龍應台追尋她父母因為國共內戰而舉家南逃的經歷，書的〈前言〉第一句是「他們曾經意氣風發、年華正茂」，末句是「我以身為『失敗者』的第二代為榮」，龍應台「追問的是我的父母究竟是什麼來歷」。（頁）但真正隱藏的重大問題性卻在：為什麼一九四九年的這段歷史，使活在這當時的那一代及下一代，「眾裡尋他千百度」，最後只剩下「半截山水」？（頁）這一事實不正突顯中國國民黨統治台灣的霹靂鐵腕所在！

　　胡適之鼓勵人人寫自傳，「給史家做材料，給文學開生路」（《四十自述》）。龍應台的這部「自傳」，野心可大多了，不是要給史家「做材料」，龍應台是要自己建構一九四九的大歷史。可惜的是，龍應台的父親在四九年時只是小小憲兵連長，不只沒辦法掌握歷史發展的命運之舵，也不是歷史舞台的主角，處於邊緣的邊緣，以她父親（槐生）與母親（美君）的經歷，建構不了歷史。套用如社會史家陶希聖的說法，個人只是「潮流中的點滴」，然而陶認為可以「從點滴看潮流」，也可以「從潮流看點滴」（見陶著自傳《潮流與點滴》〈序〉），但是龍應台不甘只居「潮流」中的「小點滴」地位，她努力所在，就是把「點滴」當「潮流」，就是達到「我即歷史」、「歷史即我」的效果；龍應台書寫的大策略在此。這就是為什麼全書用了比「自傳」多很多的篇幅去訪問、去比附，以填充歷史的空白！

　　已去世的演員尤勃連納（Yui Brynner）一生主演舞台劇《國王與我》達五十三年之久，共演出四千六百二十五次之多，難怪有人說他已經從「The King and I」變成「I am the king」。這個軼聞拿來做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比喻，一點也不過分。龍應台正是企圖把自我無限放大的投射在歷史之中，佔滿歷史，所以才會寫出「向所有被時代踐踏、汙辱、傷害的人致敬」的句子；好像「時代」是抽象存在，也好像龍應台一人已與於「時代」平起平坐。

● 1949年3月，在上海北站的火車上，擠滿了逃難的民眾。他們有多少人可以逃出內戰的苦難？（美國記者傑克‧伯恩斯）

同是寫母親與雷震大不一樣

　　不必如經濟學家Galbraith般稱揚「馬克思本身就是歷史」，即使陶希聖這樣視自己為「點滴」的，至少在汪精衛政府中，他與高宗武炮製的所謂「高陶事件」已足足成為歷史的一頁；就此而言陶希聖不必刻意追尋、爬梳，他的娓娓道來就成歷史。其實更值得拿來當參考架構的是雷震劫餘所寫的回憶錄《我的母親》（續篇），雷震是一九四九年大事件的當事人，國共談判的要角，更是下開台灣民主進程的先導。

　　有趣的是，雷震與龍應台的書都是以母親為切入點。龍應台的《一九四九》是獻給母親與父親，全書就是從母親的逃難開始，雷震的回憶錄取名《我的母親》（續篇）卻沒有一字涉及父母；文首則有序言表示他遵守母親諄諄教誨，「為人處事須有是非，不畏強暴，不屈不撓」，他「都一一做到」，接下來他說：「不幸得很，流亡來台之後，為主持《自由中國》半月刊和組織反對黨中國民主黨而坐了十年軍人監獄。......裡面我沒有一點錯。茲將經過情形稟陳，伏祈在天之靈鋻?。」所以雷震獻給母親的書，就是記述從事《自由中國》到組黨到被捕下獄的過程。雷震平鋪直述他的後半生正是為那一段歷史留下紀錄，不容青史成灰！雷震不必祭出任何驚人的形容詞，不必刻意挑選入傳的人物，更不必虛構場景，他書中所有出現的人與事，都是歷史上活生生的見證。

　　龍應台則不然，龍應台非要用文學的手法，製造戲劇性的衝突，才能夠把散在千裏之外無關涉的人株連在一起，然後用虛構情節製造事件的「在場」。最早登場的是香港科大校長朱經武的父親朱甘亭上尉與龍父槐生相遇情節。一九四九年五月，朱甘亭押解空軍後勤黃金上船，經過天河機場時，被駐守的憲兵隊攔下；而龍應台的父親當時?據說?正是衛戌天河機場，於是龍應台質問朱經武說：「什麼？」「你是在講，我爸爸搶了你爸爸一箱黃金？」（頁）於是風馬牛不相幹的兩個人，在龍應台筆下就撞在一起。這不是孤例。頁中，龍應台留在中國的哥哥「每次火車經過龍家院：：：看到任何短頭髮燙得捲捲的女人，都以為是我媽......我永遠追不上」，甚至在頁還拉出大作家沈從文，說：「沈從文這個湖南孩子比槐生（龍父）大十七歲」。不止，不止，連朱熹、張栻也可以黏得上。頁中，「六十年後，當我讀到前輩作家王鼎鈞的自傳《關山奪路》時，我才能想像，喔！『那一天』，在『衡山火車站』，槐生大概『看見了聽見了』什麼。」（按：雙引號為筆者所加）。頁 ，連「八百壯士」倖存的李維恂也可以「很可能」和到新畿內亞的日本兵田村在帛琉海面比肩並進。

失敗者第二代的教訓在哪裡？

　　最神奇的是，兩位卑南族人陳清山、吳阿吉在國共內戰的撥弄下，站在敵對的陣營。龍應台同時訪問兩人照例玩老把戲，問「打國軍」的陳清山說像「回頭打國軍......吳阿吉還在國軍裡頭」，「你們兩個繼續打仗，只是在敵對陣營裡，一直到阿吉也被俘虜。」在龍誘導下，陳清山果然入殼：「我把他俘虜了。」「那個時候阿吉可能真的在裡面。」（頁 ）一家人分處兩個戰鬥陣營，槍戰不已的現象，在越南內戰時屢見不鮮。美國電視主持人波登（Anthony Bourdain）刻意訪問經歷此種情境同一家人的兩位越南人，他們說當下拿槍就開，根本不知道打什麼人。這才是實情實況。

　　如實的描述像雷震，雖沒有龍應台的彩筆，卻能震撼歷史，創造歷史；這還不是重點。重點是，雷震全力推動言論自由，推動反對黨運動，推動台灣民主化。雷震決心退出蔣介石利益集團的那一刻，台灣才開始出現真正的歷史與政治進程。龍應台〈前言〉中高唱：「我們這一代，得以在和平中，天真而開闊地長大」時，雷震以及許多民主鬥士不是以身殉，就是關在綠島唱「綠島小夜曲」。「和平」以及「開闊」恐怕不是雷震以及雷震第二代所能奢望的，也不是「外省人」及「外省第二代」創發出的，甚而剛剛相反。

　　龍應台引為驕傲的所謂「失敗者的第二代」真的從「失敗」中得到教訓？真的知道「值得追求的價值」是什麼？去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錢學森的姪兒錢永健十二月到中央研究院演講，他接受記者訪問強調他是美國公民，從小就不想當中國人，不吃中國菜，不學中國話，原因呢？「血統出身不能決定一個人的身份，一個成功的科學家必出於開放的社會，多元包容的價值才是關鍵」。永遠抱著「失敗者的第二代」／「外省人第二代」的神主牌，只有國族，卻坐視封閉社會的可怕而不敢問，甚而卑躬匐匍於下，恐怕還是在「黑盒子」中爬不出來。

　　自傳或傳記，可以是系統性的做假；有人用「宗譜學特權」來形容！信然。

 

 

 

一個國家記得誰？　

　獻給冷戰的犧牲者

 

 

一九九八年，在美國內華達州長大的史帝夫 。瑞銳去爬查理斯騰高山。在接近四千公尺高的南峰處，他再度經過一堆飛機殘骸。這堆飛機殘骸，從他有記憶開始，就在這裡了。小時候瘡痍滿目、遍佈山坡的焦鐵廢塊，經過幾十年登山客的淘取，已經少了一大半。

 

史帝夫看著被風霜雨雪逐漸消磨的殘骸，突然升起一個念頭：儘管不知道是什麼人，為了什麼任務，在這人煙罕至處喪生，人們都應該為死難者在這裡立一個小小的紀念碑。

 

立碑，他就必須一一找出死難者的名字。下了山來，他帶領一群少年童軍開始四處打聽這個殘骸的來歷；足足打聽了一年，沒有人知道。一九九九年，從一本寫查理斯騰山自然史的書中，他發現了一個記載：空難發生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機上十四人，全部喪生。

 

他讓少年童子軍馬上開始搜尋舊報紙，得知那是一架C-54，從加州伯卞克城起飛。封鎖現場的是美國空軍，但是空軍對媒體的詢問諱莫高深。

 

伯卞克是洛克希德製造舉世聞名的U2間諜偵察機的地方，難道這架飛機和中情局的秘密任務有關？史帝夫和他的少年童軍開始了一連串抽絲剝繭的電話探詢。洛克希德一個職員記得一九五五年正是該公司在緊密研發U2的時候，承諾一定協助找出真相。幾天之後，回電了：那一架C54正是從洛克希德機場起飛而出事的飛機，機上十四名全是跟U2機密有關的人員。研發U2是中情局的業務，職員建議史帝夫和他的童軍直接去找中情局。

 

中情局告訴史帝夫，整個五零年代的U2檔案，剛好在一九九八年解密，他們可以在網上找到當年列為最高機密的資料。史帝夫終於找到了答案：中情局為了不曝光地運送U2零件和人員到試飛實驗場，從一九五五年十月起開使啟用C-54，才一開始，這架飛機就撞山了，機上是U2的研發設計師和中情局的人員。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中情局把飛機的原始失事鑑定報告以及死者名單寄給了史帝夫。

 

一名童軍的祖父剛好是當地的議員，聽說了這整個過程，遂和其他議員發起一個提案，要求美國政府為所有在冷戰期間為國犧牲而沈默的勇士們成立一個冷戰紀念館。

 

沒有聲音的人

 

呼籲成立冷戰紀念館最引人矚目的是葛瑞。包爾斯（Gary Powers Jr.）。他說，「我們美國人對於為自由而戰死的勇士們總是給予極高的榮耀，但是對於冷戰，卻毫無表示。冷戰，長達五十年，犧牲了數千勇士的生命，花費掉上兆的金錢，改變了歷史的軌道，使美國成為世界唯一的強權。但是今天的世界卻對冷戰一無所知，對於那些在冷戰中犧牲了生命的人而言，是極大的不公平•••在一九四五到一九七七年間，美國有四十多架秘密偵察機被擊落，犧牲者卻從來得不到一絲的榮譽或感謝。」[L2]

 

美國人知道包爾斯這個名字，是因為包爾斯有個有名的父親，法蘭西斯•包爾斯。小包爾斯五歲那年，一九六零年五月一日，他的父親駕著美國最新的科技成果U2偵察機潛入蘇聯領空一千三百英裏，然後被薩姆彈擊中，法蘭西斯被俘。三十歲的法蘭西斯在公開審判中表示「懺悔、認罪」。關了兩年後，美蘇劍拔弩張的冷戰期間有名的一個鏡頭出現了：換俘。法蘭西斯站在柏林格林尼克橋的東端，美國所逮捕的蘇聯間諜阿貝爾站在橋的西端，然後兩人同時往前走，回到各自的祖國。

 

美國人民對被釋放了的法蘭西斯責難有加：他為何不自殺？他為何不毀掉飛機？他為何承認有罪？他為何如此怯懦？法蘭西斯黯然離開了中情局，在一九七七年駕駛民用直昇機時墜機身亡。

 

二零零年五月一日，在新的U2基地，美國空軍追贈十字勳章給法蘭西斯，紀念他被蘇聯逮捕的四十週年。主持典禮的將軍致詞時說，「國家在五零年代對於法蘭西斯和他的同袍們所要求的，現在看起來是如此的不可思議──國家要求他們在那個危險的年代裡飛進莫斯科──孤獨一人，沒有任何武裝，還要求他們表現出無所畏懼！」

 

很多人支持小包爾斯的呼籲和奔走。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說，「冷戰是二十世紀下半葉最重大的國際衝突，也是人類近代史上最長、型態最特殊的一種戰爭。」普立茲獎得主專欄作家克勞漢莫說，「冷戰紀念館不需宏偉，但是一定要有一個長廊獻給那些英雄──杜魯門、邱吉爾等，一個大廳獻給陣亡者，也就是那些無名無姓的諜報員。」

 

紀念典禮結束時，一架最新的U2漂亮地掠過天空，表示致敬。小包爾斯安慰地說，父親的榮譽，總算是得到公平的對待了。

 

在我讀書玩耍的時候

 

兩年前，我到台灣新竹的清華大學任教，第一次聽到「寡婦村」的名稱。說是，新竹是空軍基地，飛行員常常一去不回，因此哪天暗夜裡一家傳出哭聲，整個村子都會哭。我沒太在意，只是稍覺奇怪：又沒打仗，哪來這麼多飛機掉下來？

 

可我也看過飛機墜落的。那是戰鬥機，從天空捲起一股濃煙一頭栽進茫茫漠漠的玉米田裡。鄉下的孩子們奔過去撿拾看不出名堂來的碎片。

 

是在新竹，我第一次聽到「黑蝙蝠」和「黑貓」的名字，而且從一個開過戰鬥機的飛行員口中聽到，從新竹基地升空到對岸，只要六分鐘。是在清大，北院教授宿舍要搬遷，我才聽說，原來「北院」曾是美軍顧問團的宿舍，而美軍顧問團和美國中情局的白手套「西方公司」有關，「西方公司」就在東大路。這時，我還沒聽過U2這個詞。

 

鳳凰衛視製作的「台灣天空的秘密」今年四月在中天頻道播放，我才恍然大悟這些道聽途說的蛛絲馬跡和「我」的關係：

 

民國四十四年我三歲時，「黑蝙蝠」開始執行任務，到大陸低空飛行，攝取情報，到我十五歲時，他們的任務才結束。法蘭西斯的U2在一九六零年被擊落之後，美國不便再進入蘇聯，沒幾個月就把兩架嶄新的U2運到台灣來，讓中華民國最優秀的飛官潛入中國大陸，以高科技探察中共的軍事設施、核子試場、國防能力，任務一直執行到我大學畢業那一年，一九七四。

 

原來在我讀書玩耍的時候，黑蝙蝠中隊的年輕人出機八百多次，十架墜機，一百四十八人喪生，那是全體隊員的三分之二。原來在我準備層層考試要出人頭地的時候，黑貓中隊的年輕人一次一次地夜航U2，一半的隊員死亡，兩個人被俘虜。原來在我讀書玩耍成長的時候，和我同齡的人，有些已經永遠地失去了父親，而且他們的母親還不能公開哭泣。

 

我趕忙補做功課。原來，這些軍官以生命獵取情報，把情報交給美國，換取美國對台灣的長期援助。原來，是黑貓和黑蝙蝠所獲得的情資，使美國得以掌握中國的核武發展進度。原來，是這些台灣人的犧牲，使季辛吉證實了中蘇邊界在六零年代末的緊張而積極拓展美中建交。原來，是這些飛行員在整個中南半島的天空裡秘密穿梭，和法蘭西斯一樣，「改變了歷史的軌道使美國成為世界唯一的強權」，同時保住了台灣數十年的安定。

 

可是，這些人的命運和法蘭西斯多麼不一樣啊。

 

對冷戰一無所知

 

我的功課很快就把我引到了葉常棣、張立義這兩個名字。

 

葉常棣，一九六三年執行第三次高空偵察任務時於江西上饒被共軍薩姆二式(SA-2)地對空飛彈擊中跳傘被俘，在醫院搶救中，醫生從他身上取出五十九塊導彈碎片，此後下放勞改，備嚐艱辛。十八年的磨難之後，於一九八二年被釋放到香港，台灣政府卻不接受他回鄉，最後由美國中情局安排他赴美居留。十八年間，妻子改嫁，人事全非。到一九九零年才被准許回到台灣。

 

張立義，一九六五年於蒙古遭到薩姆飛彈襲擊，跳傘被俘。勞改下放後與葉常棣同時被釋放到香港，同樣不被台灣接受，由中情局收留，接往美國。家庭折裂，青春毀損，人生不可迴轉。

 

隨著美國對U2的解密，黑貓中隊的殉難者資訊打開了，但是黑蝙蝠的歷史，牽涉到空投諜報員，仍舊蓋在黑紗中。巫毒中隊的情況，社會知道得更少。知道得少，我們根本無從去認識那隱藏的悲劇和瘖啞的委屈。

 

還有那些根本沒有機會為自己嘆息的人：陳懷生、祁耀華、李南屏、吳載熙、黃七賢、黃榮北•••我們的社會何時對這些沈默的犧牲者道過一聲感恩的「謝謝」？

 

我發現我竟然和小包爾斯一樣想發出吶喊：「今天的世界對冷戰一無所知，對於那些在冷戰中犧牲了生命的人而言，是極大的不公平。」

 

亞細亞的孤兒

 

清華思沙龍的學生在我研究室裡默默地看完了「台灣天空的秘密」。我問，「怎麼樣？」

 

我不太確定他們會怎麼反應，因為，不是整個社會都在說，今天的年輕人是沒有思想的「草莓族」，反抗深刻，崇拜感官，對歷史茫然？

 

可是他們很誠摯地說，「超感動。」

 

如果這個國家不去榮耀他們最傑出、最勇敢的子弟們，如果這個社會不懂得疼惜、尊敬自己最悲壯的歷史，那麼就讓年輕人扛起來吧。清華的學生決定由他們來對這些沈默的勇士們表達敬意。他們分工合作搜索資料，編輯手冊，設計海報，發放傳單，同時用各種方法蒐集黑蝙蝠和黑貓隊員名單，一個一個打電話去耙梳線索，去發出邀請。被擊落的十架黑蝙蝠飛機中，只有三架被找了回來，死亡三十三年之後，烈士的骸骨回到故鄉。學生們尋找烈士遺族，希望把他們請來清華。在打電話之前，學生還彼此研究要如何對遺族措辭來表達自己的誠懇。他們討論時極認真，極嚴肅。

 

史帝夫的少年童軍，在尋找那十四個死難者的名字時，是不是也抱著同樣純潔的理想和熱情呢？

 

我打電話給羅大佑，問他，「聽過黑蝙蝠這三個字嗎？」

 

他說，「沒有。」

 

於是我把歷史和大學生希望對歷史致敬的心意告訴他，期待他到新竹來，獻一首「亞細亞的孤兒」給那個殘酷又悲傷的時代。大佑靜靜聽完，說，「我去。」

 

我給詩人向陽寫信，問他願不願意挑選一首他自己的詩來新竹朗誦，用閩南語，紀念那個蒼涼的歲月。

 

數日之後，在一個寧靜的午夜，他回信：「我已經為黑蝙蝠完成了一首詩。」

 

當年英氣逼人、出生入死的勇士，今天即使倖存，也已垂垂老矣。在他們全體帶著寂寞的歷史離去之前，讓我們挽住他們，謙卑地說一聲「謝謝」吧。

 

是的，我同意甘乃迪所說的：

 

評斷一個國家的品格，不僅只要看它培養了什麼樣的人民，還要看它的人民選擇對什麼樣的人致敬，對什麼樣的人追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