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教會的興起及前瞻

——北京錫安教會主任牧師金明日訪談

金明日簡歷

金明日牧師，朝鮮族，出生于黑龍江，一九八六年考入北京大學地球物理系，一九八九年重生得救成為基督徒。之後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兩年後接受上帝之呼召，放棄世俗職業，入燕京神學院學習。畢業之後，在神學院任教並在北京一家“三自會”控制下的教會擔任牧師。二零零二年，赴美國富勒神學院學習，研究新約神學，獲神學博士學位。二零零七年歸國，同年六月三日，與一群同工一起創建北京錫安教會，任教會的主任牧師。

錫安教會雖然只有短短三年歷史，卻是北京發展最為迅速的教會之一。目前有漢語堂和朝語堂，共八百多名會友，除了主任牧師之外，還有六名全職傳道人。在北京上千家新興城市教會中，錫安教會與守望教會、復興教會、福音教會等較有代表性，是一家是采取公開化策略的、以城市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福音派教會。金明日是積極推動新興城市教會走向公開化的牧師之一。

采訪緣起

我第一次見到金牧師，不是在北京，卻是在大洋彼岸的舊金山——這本身就表明中國家庭教會之間的聯系與互動的匱乏。二零零八年十二月，我應邀參加由神州傳播協會主辦的“一代人的見證”大會，在這次大會上與金牧師相遇。金牧師中等個子，頭發花白，神采奕奕。初步交談之下，才知道他原來是北大學長，是一九八六級地球物理系的畢業生。當時，我就想︰一九八九年，金明日正好在學校里，那段經歷在他人生的旅途中打下了什麼樣的烙印呢？

大會的第二天，安排了來自中國大陸幾位牧者和基督徒作見證。金牧師是第一位發言人。他開口的第一句話便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他說︰“我的信仰歷程與‘六四’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他認為，“一代人的見證”始于“六四”，是“六四”改變了這一代人的人生觀和生命軌跡，讓這一代人不約而同地走向了信仰。雖然我不是“六四”那代人，但“六四”也是我生命的轉折點。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隨著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六四”越來越被人們淡忘，逐漸變成一個人們自我約束的“言論禁區”。在許多教會當中，甚至在大多數海外教會里，“六四”也成為“過于政治化”的議題。當金牧師斬釘截鐵地說出“六四”這個詞語的那一刻，我想必定有聖靈的同在，是聖靈給他勇氣做這樣美好的見證。

回國之後，我萌生了采訪金牧師的念頭。我先請在錫安教會聚會的獨立經濟學者張大軍轉送給金牧師一本我寫的《白晝將近》一書並附上一封短信。幾天之後，金牧師打來電話，與我約定見面的時間與地點。原來，錫安教會就在離方舟教會僅數百米的一棟大樓上。

二零零九年二月六日，我來到北四環邊上北苑路的浴都商務會館。這是一座裝飾華麗的娛樂場所，是近年來中國經濟畸形發展的標志。這里會有一家規模很大的教會嗎？當我正感到疑惑時，金牧師已在樓下等我了。我想，這就是今天中國城市教會面臨的現狀︰我們就處于此種環境之下，這個燈紅酒綠的世界就在隔壁。教會如何應對之？

上了旁邊的寫字樓，才發現別有洞天︰大半層樓都是錫安教會租用的，有主堂、辦公室、主日學教室等功能區，寬敞的主堂可容納兩百多人，這是我在北京市區看到的面積最大的家庭教會之一。教會的各項設施相當齊備，兒童房、辦公室等井井有條，可以跟北美中等規模的華人教會相媲美。這樣的教會足以修正外界對家庭教會因陋就簡、隱秘封閉的成見。

在錫安教會的一間會客廳里，我們開始了三個多小時的訪談。幾天後，我將整理出來的稿件傳給金牧師。三月十三日，金牧師我再度約我面談，並修訂完成稿件中若干疏漏之處。

在“六四”屠殺之後的絕望與虛無中走向信仰

余杰︰金牧師，你好，在舊金山“一代人的見證”大會上，我曾經听到你分享個人的信仰經歷，很受感動與鼓舞。你在北大求學期間的精神求索，比你遲入北大六年的我也有過。可惜，那次每個發言人只有五分鐘時間，沒有听到你的比較完整的見證。今天很高興有機會單獨傾听你的分享。

金明日︰我出生于黑龍江，是地地道道的農民的兒子。當時家里非常貧困，條件惡劣，母親生了八個孩子，四個孩子先後夭折了。窮人家的孩子早當家，我從小學習刻苦，在各個方面都是標準的“好學生”。一九八六年我考入北京大學地球物理系。那時，我已經是中共預備黨員了，是文革之後第一批在中學生中發展的預備黨員。只是當時我還不滿十八歲，當地的黨組織沒有為我舉行宣誓入黨的儀式，但他們說，你一入北大就可以舉行儀式正式入黨。

進入北大之後，鑒于我有預備黨員的身份，立即被任命為班上的團支部書記。但是，我立即受到巨大的精神沖擊。那時的北大，自由主義的思潮此起彼伏，老師和同學都在討論民主自由這些概念，大家幾乎有這樣的共識，都認為共產黨是中國發展民主的障礙。于是，我經過一番思考，放棄了入黨，變成了一個沒有信仰的人。

一九八七年，我開始去教堂，是一個三自的教堂——崇文堂。那時教堂中大部分都是老人，牧師的講道我也听不懂。覺得基督教是一種很被動的宗教，如果年輕人都信了教，誰去關心和承擔國家的未來呢？我去教堂跟家庭沒有關系，我家里沒有基督教背景，父母都是循規蹈矩的農村人，對基督教相當排斥。是我自己想去尋求人生的真諦。

我生命的轉折與“六四”有關，“六四”的經驗在我的生命中已經“內在化”了。當時，我是一名三年級的學生，不是那種最熱心最積極的參與者，但與大部分的北大學生一樣，是贊同和支持學生運動的，也多次參加游行活動。六月三日、四日的時候，我不在北京，因為家里的事情，去了青島。我記得很清楚，四日清晨，我在泰山頂上看日出，下山的時候，突然听到一個高音喇叭在播放美國之音的消息，這才知道北京的軍隊開槍了。那是一個很特別的時刻，高音喇叭中居然在播放美國之音。我听到這個消息之後，仿佛天崩地裂一般，決定立即趕回北大。

六月五日的清晨，我抵達了北京站。此時北京的情形與幾天前離開的時候完全不一樣，整座城市都處于癱瘓狀態，沒有公交車，人們紛紛離開這座城市。回到北大之後，老師們都勸我們趕緊回家，他們估計很快軍隊就要開進學校實行軍管，會大肆搜捕學生，學校會很不安全。我一邊整理自己的物品，一邊流淚，整個人被一種絕望的情緒所籠罩，原來的世界全都破碎了。

不久以後，學校通知大家復課。回到學校，繼續學習，但已經是物是人非，有同學永遠離開了我們，我自己也像死過一次一般。那是一九八九年秋天，我突然接到教會的一個朋友傳來的消息，說崇文堂的一位老姊妹過世了。這位老姊妹跟我在教會里有一些來往，一直都在關注我的信仰狀況，一直都在為我禱告。據她的親人說，直到她患肝癌去世前夕，還在為我信主的事情懇切地禱告。

我听到這個消息之後相當地感動。要知道八十年代的大學生是沒有自我的，沒有獨立性的，是很少被愛的。大學是免費的，連牙膏牙刷都是國家發給的生活補助買的，大學生是屬于國家的人，是一個抽象的群體。“六四”之後，我突然覺得自己是一個被拒絕、被拋棄、被欺騙的人，在高壓下連話都不願說，也不願看官方的宣傳報道。直到現在，二十年來，我都不看新聞聯播。那時，突然得知有這樣一位老姊妹牽掛我、關心我，心中最柔軟的那一部分被輕輕觸動了。

余杰︰我是一九九二年考入北大的，被強迫到石家莊陸軍學院接受了一年的軍政訓練。第二年才進入北大學習。那時的北大與八九年相比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商業浪潮席卷校園，但我仍然感覺到當年殘存下來的絕望與虛無的氛圍。我到北大之後，也經歷了相當長的一段極其失望的時期，因為我心目中的北大，具有“五四”精神的北大已經蕩然無存了。在我的同齡人中，有“六四”情懷的人寥寥無幾，也很少有人思考生命的意義的問題。

金明日︰就在那個人生的低谷，原來的那些理想都破滅了，上帝卻揀選了我。我去參加在八寶山舉行的那位老姊妹的追思禮拜，那是一個最普通的基督徒，一個被眾人瞧不起的老人，除了上帝之外大概很少有人關注她。但就是這樣一位老姊妹，心中卻有愛。這是我第一次面對面地看到死去的人的尸體，突然感到自己有一天也會躺在這里面，不知會有幾個人來看自己的尸體。“六四”同學的死難才過去幾個月，死亡的問題一直縈繞在我的心頭。當時我還是唯物論者，在唯物論者看來，死後人就變成了灰塵，就再也不存在了。

那天我流了很多淚水，既是為那位老姊妹而流的，更是為自己而流的。我听到周圍的基督徒在唱歌，他們唱的是“經過約旦河與天父見面”的那首，听到這歌聲，我非常感動。以前，我們村里也有基督徒的葬禮，父母都很反感，認為子女不燒香、不倒酒、不磕頭，是不孝順，而且還在葬禮上唱歌。這一次，我身臨其境，覺得基督徒的追思禮拜，意義與中國人傳統的葬禮完全不一樣。我感到信仰是勇敢的，不是逃避現實；以前我听不懂教會內的用語，是因為我沒有處在那種光景里。我發現基督徒的歌聲里有一種強烈的盼望，這是一般人沒有有的。我想起讀過的丹麥哲學家齊克果的一句話︰“信仰需要付出代價，但不信仰需要付出更大的代價。”是的，絕望是因為沒有盼望的理由。以前听不懂上帝的話語，覺得上帝沒有存在的必要。但這一次的追思禮拜讓我意識到上帝很重要。

那一天之後，我便開始積極參加教會的聚會。那時真是如鹿渴慕溪水，再長的講道也听得津津有味。還參加查經班，雖然“同學”都是老人家，上周查完的經文，這周他們又忘記了，還得重新開始。但我還是如饑似渴地傾听，做筆記。也很熱心地在教會中服事，比如打掃衛生等等。幾個月過去了，教會的弟兄姊妹很關心我，我是教會中惟一的一名北大學生，那時的大學生很少去教會的。

這時，開始面臨畢業的問題了。同學們都忙著畢業設計，看我整天往教會里跑，都勸我說，不要弄得畢不了業，一份北大的文憑對未來的生活是可靠的保障。但我當時考慮的中心問題是︰上帝是否真的存在？我是誰？我為什麼而活著？同學們追求的目標與我追求的目標，孰對孰錯？我學的專業是地球物理，听過方勵之物理學方面的講座，一直以來都是科學的信徒。要讓我相信像神話一樣的《創世紀》是事實，與我所受的科學教育是矛盾的。

那時，教會有一位來自美國伯克利大學的、到中國來短宣的弟兄。他一直在注意我，有一天他突然對我說︰“你想成為真正的基督徒嗎？”我一听這話，心中有點惱火︰“難道我是假基督徒嗎？”他看到我的神情，便對我說︰“真正的基督徒不是參加聚會、查經、服事就可以成為的，真正的基督徒是耶穌與你的生命發生了聯系。你若有內在的需要，就去敲門，向主敞開你的心，主就進入你心中。”他的話帶有不由分說的力量，卻給我極大的震撼。

這時，我感到自己是一個需要被上帝拯救的人，便跪下來禱告。禱告時，我真的感受到了主的同在，我表示願意接受耶穌基督為我生命的主。我流著淚，心中卻有大喜樂。聚會結束，我騎自行車回北大，四十多分鐘的路程，一路上我都在流淚，我的里面有看見，那種喜樂是誰也奪不走的，就好像一個孩子被人欺負之後回家，父親早已在門口等候，孩子看到父親伸出來的擁抱的手，一句話也不用說，便痛哭流涕了，所有的委屈都在那一刻得到了安慰。

那天是我重生得救的日子，我被聖靈大大地感動。我們教會是下午聚會，聚會完回學校的時候已經很晚了，一路上我看到路燈下沉默地奔波的人群。一九八九年的秋天是我所經歷的最為陰暗沉悶的秋天，我在這種壓抑的情緒下生活了許久，第一次感覺到人生如此美好，北京如此美好。當時，北大學生起床的第一句話，異口同聲地都是︰“苦啊，苦啊！”（不是“主啊，主啊！”）“六四”讓這個世界整個地翻轉過來。絕望抓住了每一個人。那天，我第一次感到生存本身便是上帝的賞賜。正如C.S.路易士所說，對美的體驗是上帝賜給每一個基督徒的寶貴的禮物，我們應當懷著感恩的心接受這個禮物。

那時，我住在二十八樓四三一房間，這里曾經是高自聯的總指揮部。我回到宿舍，同學們都在打牌。幾個月的時間，同一個地方的氛圍宛若隔世！“六四”之後，幾乎所有的北大學生都沉迷于打牌，這是一種消極反抗，以虛度最寶貴的青春年華的方式反抗。有個同學嘲笑我說︰“老金啊，上帝對你說話了嗎？”我大聲回答說︰“上帝真的對我說話了！”那個時刻，我被基督的愛所充滿，感到立即要為大家做點什麼，便跑去為周圍的三個宿舍的全部同學打開水，跑了很多趟，打了十多壺開水。這樣的事情在大學里從來沒有過，大學生們都愛偷用別人的開水，而不願自己打水，更不用說幫別人打水了。大家都說，教會真是讓人變得善良的地方。但我卻清楚地知道，耶穌改變了我的生命，上帝安慰與接納了我。

我看到，周圍的那些同學都是中國的精英分子，但他們那麼絕望，他們通過打牌能獲得安慰嗎？天國與地獄同在一個地球上，沒有耶穌的人深陷于絕望之中，我自己也是那樣走過來的啊！我對絕望有著深切的體認。現在我講道的時候，講得最多的一個詞語便是“盼望”，絕望之後的人才會明白有“盼望”的人生是多麼的美好。

余杰︰魯迅說過︰“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同。”魯迅是一個徹底的悲觀主義者，不認為未來有一個“黃金時代”。你卻在絕望之後得到了永生的盼望。那麼，你成為基督徒之後，很快便走上了全職事奉的道路嗎？當時有沒有生存方面和家庭方面的壓力？據我所知，在九十年代初，很少有知識分子選擇當全職牧師的道路。這些壓力你又是如何解決的？

金明日︰我信主之後不久，就知道自己一生要做什麼，要為真理而活，要做一個傳揚福音的人。當時我在缸瓦市的一家“三自”系統的教會聚會，他們缺乏講道的牧師，那時規定很嚴格，沒有北京戶口的人不能講道。我畢業分配在北京，有北京戶口，是北大畢業生，有文化，在聖經方面又很有追求，所以大家讓我來講道。

那個教會只有三四十個人，盡管是“三自”系統的教會，但當時北京控制非常嚴密，在我講道的時候，派出所的警察和安全局的官員就混在其中听。我被聖靈充滿，就放膽講道，大聲疾呼這座有罪的城市趕緊信主，不然就要滅亡。我將每一次的講道都當作最後一次。感謝主的保守，一直沒有出什麼事情。

家里人對我熱心于教會的服事非常不以為然，他們專門安排我哥哥來勸說我。哥哥幫我介紹了一家外企的工作，收入很高。但我心中始終不得平安。兩年之後，我遇到燕京神學院的吳慕迦先生，他當年曾經為信仰做過牢。他跟我一接觸，知道我的願望之後，就對我說︰“你來我們燕京上學吧！”

通過了入學考試之後，我決定辭去工作到燕京神學院念神學。當時，我還不敢跟父母說是去念神學，只是說要學習。父親知道了之後便說，年輕的時候多讀書總是好的。母親很細心，仔細盤問我到哪里去念書，當她知道我是去念神學之後，差不多氣得昏了過去，躺在床上好幾天時間不理我。後來，母親對我說了三句話。第一句是︰“人生很短，要做些有意義的事情。”她以為我是經過“六四”之後，對這個世界灰心失望，看破紅塵要出家當和尚去了。第二句是︰“中國是共產黨的天下，共產黨是堅持無神論的，你們信有神論的沒有好下場。”她知道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的基礎是無神論，與有神論是沖突的。第三句是︰“你的妻兒誰來養活呢？”她考慮到了我們小家庭的生計問題。母親雖然沒有讀過多少書，她是從生活中得來的樸素的智慧。

但是，上帝為我開了道路。我妻子當時在北大進修，她支持我的選擇，停止了學業，進入一家日資企業工作，以此來支持家庭。我成為文革之後第一名進入燕京神學院學習的重點大學的畢業生。經過兩年的學習之後，第三年開始在神學院任教，並到一家教會牧會，有近十年之久。二零零二年我去國外念神學，二零零七年回國。六月三日，錫安教會漢語堂從七個人開始；六月五日，朝語堂從二十多人開始。有一家有三四十人正在尋找牧師的教會也加入了。第一年，教會超過了三百人；第二年，教會發展到五六百人。

余杰︰二零零九年是“六四”二十周年，當局一直不肯認錯並給予受害者以國家賠償。在“兩會”上，新聞發言人趙啟正在回答美國之音記者的問題的時候，再次強調“中央對此事早有結論，二十年來中國經濟發展有目共睹”。將中國經濟的發展當作天安門屠殺的直接後果，這是一種“殺戮有理”的法西斯主義的邏輯。以“天安門母親”丁子霖[1]為代表的有關人士，二十年來始終堅持不懈地追求真相與和解。另外，民間的怨憤與苦毒也越來越大。你認為教會和基督徒的信仰與價值，可以在解決“六四”問題的時候發揮何種作用？

金明日︰我在教會的一次退修會中分享了聖經中贖罪祭和贖愆祭的區別，《利未記》中有很多關于贖愆祭的儀式的記載。贖愆祭包含了“補贖”的意義。贖罪祭是人在得罪神之後如何消除自己的罪孽，上帝如何寬恕懺悔了的人；而贖愆祭還涉及人與人之間如何修復彼此的關系。人與人關系的恢復（當然也包括國家、政府、政黨與個人的關系的恢復），需要加害一方對受害一方作出一定的補償，不能大而化之地說“向前看”，“彼此包容”。最近有一部韓國電影《密陽》便討論到此問題，受害人追問說︰“為什麼我還沒有原諒加害者，上帝便先寬恕了他？”

愛和公義需要取得一個平衡，不能只有無原則的愛，而沒有公義。那樣對被害者一方而言，是不公平的。這里的補償包括了物質層面的，《利未記》中說需要獻祭母羊、羔羊等。天主教傳統中，有金錢奉獻，以前新教批評說，這是把信仰當作買賣，其實這也不能否定，這里面有聖經的傳統。贖愆祭的觀念運用到社會層面，那就是，如果執政者因為執政的錯誤而引發了人為的虧損，給人民帶來各種傷害，就應當主動認錯並給予具體的補償，補償的數量應當是加倍的。

余杰︰是的，在韓國處理光州事件、台灣處理“二‧二八”事件的時候，都由國庫中拿出錢來，成立專門的基金會，給予受害人以補償。雖然逝去的生命不能復生，但這種補償是社會正義的重要部分。

金明日︰處理其他的沖突也需要這種從聖經中來的大智慧。比如西藏問題，中央政府如何面對長期以來西藏人民遭受的傷害？藏人的心靈需要得到安慰，只有心靈的問題解決了，才能建立永久的和平。如果一直像現在這樣，一有不同意見便使用高壓政策，不讓人表達，積怨越來越大，總有爆發的一天。

新興城市教會的主體性與獨立性

余杰︰一九四九年之後，持守信仰的中國教會被迫轉入“地下”狀態，而惟一公開存在的是受官方“三自會”控制下的教會。我不使用“三自教會”或“官方教會”的概念，因為我並不認為他們是符合聖經原則的神的真教會。或者用張伯笠牧師的說法，他們是“被擄的教會”。由于中共當局對城市嚴密控制，而鄉村相對松懈，所以中國的家庭教會在鄉村還有一定的生存空間，中國家庭教會的命脈得以保存在鄉村。

鄉村教會在堅守信仰、為主受難及靈修傳統等方面，為未來中國教會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財富。但我們也要看到鄉村教會的問題與局限。比如不重視甚至反對神學，這與民間的反智主義傳統有關，也使得基督信仰民間宗教化；比如不重視教會內部管理方式的建設，導致某些魅力性領袖篡奪教會的權柄，會眾對此類領袖的崇拜超甚至過對上帝的崇拜，教會變成封閉的獨裁體制。而上帝在世紀之交興起中國的城市教會來，便是讓城市教會接起中國信仰復興的下一棒。金牧師如何看待農村教會和城市教會力量之消長，以及各自不同的使命？

金明日︰一九四九年之前，中國教會的主體還是城市教會，尤其是經濟文化發達的沿海城市。一九四九年之後，公開存在的城市教會幾乎都被納入“三自”系統，反對者被打擊、關押。文革期間“三自”系統的教堂也被關閉，所以城市教會差不多全軍覆沒，只有少數地方，如山東、溫州等根基較深的地方得以延續。一九七九年之後教會的復興，是從農村開始，如河南、安徽等地。九十年代之後才出現了城市教會的復興。

中國農村教會固然存在若干問題，但我們仍應對其正面的成就有充分之評估。第一，在教會歷史上，福音從來沒有多麼深入而廣泛地接觸最底層的、被剝奪和被凌辱的民眾，也就是那些“最小的弟兄”；第二，農村教會形成了有中國自身特點的教會傳統，比如以純樸的心聯接的靈性，忍耐，重視禱告，有點類似俄羅斯信奉正教的農夫，這些傳統都是應當保護的；第三，以中國的現狀而論，仍然是一個農業大國，百分之六十左右的人口都集中在農村，所以繼續推動農村的福音化依然不可忽略；第四，向農村傳福音，主要的推動力還是農村教會，以農村教會的團隊為主，他們的長處是全國宣教；第五，九十年代之後，城市的教會的福音是在農村教會的幫助下出現的，城市教會靠自己未必能夠取得今天的成績。

當然，城市教會的興起，我們應給予特別的關注。中國城市教會的興起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時代意義。我認為城市教會的興起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因素︰第一，城市化的浪潮為城市教會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機遇。據一份資料顯示，二零零六年中國的城市人口已經接近百分之四十三點九左右。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對城市的監控衰退。為何一九四九年之後教會在城市中失敗、在城市中沒有容身之地？國民黨時代，城市活躍，人口流動性大，公共空間也大，所以城市教會發展迅速；四九年之後，因為共產黨政府的監控力度極大，無孔不入，在嚴密的戶籍制度下，城市居民處于恐懼之中，生怕失去城市的身份，導致教會根本生存的土壤。而近年來城市化的速度超過了官方的預期，大量的新移民的涌入，自由職業者群體越來越多，于是空間便出現了。第二，八九年之後，知識分子對體制內改革失去希望，知識分子追求信仰，成為基督徒的比例很高，我個人便是如此。第三，是“三自”自身的失敗，這一點後面還可以詳談。第四，是國際化的趨勢，中國加入全球化之中，國際宣教團隊得以進入中國大陸，他們基本以城市為主。

余杰︰中國城市教會的復興，還沒有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史長。如果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算其的話，也就是十多年的時間。由于特殊的國情，中國的城市教會一般沒有宗派，此種情況有弊也有利。其“弊”為︰沒有一個可以直接遵循的神學體系和教會治理制度；其“利”為︰沒有傳統反倒可以輕裝上陣、博采眾家之長。不知你理想中的城市教會治理模式是什麼樣的呢？中國城市教會如何發展自己的神學體系並進而更新中國文化？

金明日︰錫安教會沒有明確的宗派歸屬。當然，我們有改革宗的背景，我們開設的神學院，老師大都傾向于改革宗。但我們很警惕將改革宗絕對化，比如在溫州的一些年輕人那里，幾乎是“加爾文之外無真理”、甚至“唐崇榮之外無真理”，這種唯我獨尊的思路要警惕。

余杰︰我跟唐牧師有過接觸，他並不是一個狹隘和絕對的人，反倒是某些自稱受他影響的年輕人，儼然以聖戰斗士自居，這種以為真理只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想法非常危險。我們每個基督徒尋求真理，都只能是“瞎子摸象”，沒有人可以全部佔據真理。我個人也傾向改革宗，但改革宗也只是相對而言摸到更多一部分真理而已。我們在上帝面前必須謙卑。

金明日︰中國城市教會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身份認定和主體意識的確立。這個問題與你談到的宗派問題有關。近代以來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國的城市教會差不多是西方各個宗派在中國的翻版，因為他們都是西方各個宗派的傳教士到中國幫助建立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西方各宗派在中國的“殖民地”。一九四九年之後，這種聯系被斬斷了，這種依附關系也被解除了。近年來興起的城市教會，差不多都是沒有宗派的。可以說城市教會是在一個特殊的嬰兒房中成長起來的。

那麼，我們如何回到大公教會的傳統之中，我們有沒有可能發展出與中國自身時空環境對應的新的宗派呢？許多宗派都誕生與特定的時空環境中，如德國之路德宗，英國之長老會，荷蘭之改革宗，美國之浸禮會。我們需要總結新教進入中國兩百年來上帝對中國教會的帶領，明白上帝的計劃和心意，並承擔自己的使命和角色。

城市教會必須承擔其文化使命來。我們如何用神學來表達上帝的亮光和啟示？這是我關心的問題。我們錫安教會有六名全職工作人員，我是牧師，其他有三名傳道，一名干事，一位實習的神學生。錫安教會還很年輕，我們還沒有按立長老和執事。我們有一個教務委員會，朝語堂有五人，漢語堂有十二人，重大事務由該委員會決定。但我要強調的是，組織結構不是上帝啟示的本質，只是工具和武器，且找不到一種放之四海皆準的模式，一個教會有五十人的時候用五十人的模式，有一百人的時候用一百人的模式，不可能削足適履。我更重視的是教會的主體性和獨立性，錫安教會對自己的身份定位是“開放的獨立教會”。

主體性是針對西方教會而言的。西方教會總體上呈現沒落趨勢，而中國教會如同清晨的太陽。中國教會要有全球視野，不要只想著今天能否安全聚會，奉獻多少，要抬頭仰望︰上帝是否會在英國和美國之後興起中國，讓中國教會負擔起更為宏大的異象？錫安教會有三個目標︰傳揚上帝話語，建立基督化家庭，推動福音西進。最後一點是我們看到的“大使命”。

獨立性是針對“三自”而言，“三自”為了一碗紅豆湯出賣長子的名份，它沒有主體意識、沒有生命力、沒有創造力。此前我在“三自”有長達十年的牧會經歷，比大部分家庭教會的牧師更了解“三自”的情況。“三自”是一個國家壟斷經營的機構，與國有企業的特征一模一樣。換言之，它是宗教領域的“國企”。正如國企無法應對市場經濟的挑戰一樣，“三自”也無法對這個新時代人們心靈的需求作出及時而準確的回應，所以它的衰亡是必然的。

“文革”勢力惟一沒有被清除的地方就是宗教界，其他領域在鄧小平掌權之後基本上都將文革的勢力清除了，只有宗教界是原班人馬。所以，他們是最左的勢力集團。一九九八年，“三自”進行所謂的“神學建設”，其實質是自由主義神學的高度政治化，是定于一尊，使得“三自”內部主張包容、聯合、妥協的人（而這些人多半是有才華的人）絕望而離開。

余杰︰我十分贊賞你使用的“開放”一詞，連官方都有信心說他們要“對外開放”，為什麼教會反而懼怕和回避“開放”呢？燈要放在燈台上，不能藏在斗底下。真教會不應當是所謂的“地下教會”。我們應當努力讓“地下教會”成為一個“歷史名詞”，我們應當在一切場合為自己“正名”，我們是“地上教會”。孔子說，名不正，言不順。地下狀態顯然不利于真理的傳播。

那麼，教會與政府的關系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在今天的中國家庭教會內部，亦存在分歧。這些年來，錫安教會遇到過什麼樣的來自政府方面的逼迫？又如何應對之？有沒有特別的經驗可以提供給眾教會參考的？

金明日︰我們教會從一建立的時候起，我便給朝陽區的有關部門寫了一份報告。不是登記也不是申請，而是“自我介紹”，在這封信總詳細講了我本人的履歷，我是從哪里念書回來的，我們教會的具體情況等等，算是一次明明白白的告知。不知他們有沒有人認真閱讀這份材料，或者已經將其扔到廢紙堆中去了。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日，錫安教會組織了第三次北京城市牧會模式研討會，遭到當局的強力制止，甚至向我們租房的業主施加壓力要解除合同。我跟物業方交涉說，我們租房的時候已經表明是用于宗教活動，我們沒有任何違約之處。如果你們硬要解除合同，第一，必須有書面文件明確說明，是因為我們“非法聚會”，你們受到了有關部門的壓力才被迫這樣做的；第二，由此產生的一切經濟和社會後果由你們承擔，而不由教會承擔，比如有會友因無法聚會而去公園等公共場合聚會，去政府部門上訪等；第三，我們會請律師用法律手段展開訴訟，並會向媒體公布。

很快，有關部門就打來電話詢問說︰“听說你們要去中南海示威，千萬不要這樣做啊。我們是奉命行事，是奧運前對不穩定因素的一次清查。此事還可以慢慢商量。”我回答說︰“教會遵紀守法，不是不穩定因素，你們錯誤的處理方法才會催生不穩定因素。無論如何，我們都不會停止聚會。”最後，他們終于退讓了。我一直認為，這是合理的要求，教會要去爭取合法權益，這不是不順服掌權者。

我們與官方交涉，與“三自”接觸，都是本著愛的原則，在愛里沒有懼怕。奧運期間，我與政府溝通，我對他們說︰“奧運會是一個世界性的活動，是中國向世界展示開放的一面，宗教信仰自由也是一個重要方面。我們不會停止聚會，也不會關門聚會，西方人來了，願意到我們教會，我們當然歡迎了。比如，如果美國在開奧運會的時候，我去美國訪問，去美國某個教會參加禮拜活動，難道那個教會的牧師會給美國政府打電話去請示說，有個中國人要來教會參加禮拜，可不可以？”

余杰︰我們再來談一個具體的問題，就是登記的問題。據我所知，中國城市家庭教會對登記問題有著各種不同的態度︰有的教會為了登記，做了相當大的妥協，甚至願意登記在“三自會”之下，但竭力保持自身的獨立性，這就是所謂的“第三條道路”；有的教會積極努力與當局接觸，希望在不違背聖經原則的基礎上實現合法登記；有的教會暫時不主動去嘗試登記，采取觀望態度；有的教會根本就對登記沒有興趣，但並不反對其他教會去嘗試登記；有的教會自己不去登記，也反對和批評哪些嘗試去登記的教會。我認為，各自不同的處境、神學立場導致了不同的應對策略。王怡曾經提出登記的五原則，即社團原則、自願原則、獨立原則、程序原則和普遍原則。你和錫安教會如何看待登記問題？

金明日︰教會一方面屬于上帝，一方面也是社會團體，必然與現有的政治秩序發生關系。我在“三自”呆了十年之久，所以對“合法性”問題不是很熱心。據我所知，缸瓦市教堂就不是法人地位，北京只有基督教“兩會”有法人地位。從法律意義上來說，那些“三自”控制之下的教堂與我們家庭教會的處境相似。今天的“三自”又能有多少宗教自由呢？即便某些家庭教會擁有了法人地位，家庭教會整體性的境況也難以改變。

我對政府如何管理教會更有興趣。前不久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些人士對話，我的感覺是，他們並沒有在登記政策上松動的意思。

余杰︰我想，他們只是初步來了解一些情況吧，他們不是有決策權的人。不過當局願意與家庭教會對話，表明當局已經意識到︰根本不可能依靠原有的“三自”體系來統合家庭教會。他們無論有多麼不情願，也得承認這是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也就是說，半個多世紀以來的“三自”運動，雖然如同“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但已經可以斷言它是失敗的了。當然，“三自”的失敗，並不意味著當局有了踐行憲法中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善意和決心。

金明日︰我對短期內教會能夠實現合法登記不抱太大的希望。首先，這會引發一個多米諾骨牌式的效應。難道官方會單單讓基督教的家庭教會實現登記，其他那些宗教怎麼辦呢？其他那些民間組織怎麼辦呢？一旦家庭教會合法化，將會出現一連串的效應。如果單單給家庭教會以特殊待遇，家庭教會難道就不假思索地全盤接受嗎？這又是一個問題。

其次，目前的宗教政策的基礎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關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規定，而是鄧小平時代出台的中央十九號文件。這份一九八二年發布的中央文件規定︰“一切宗教活動場所，都在政府宗教事務部門的行政領導之下，由宗教組織和宗教職業人員負責管理。”執政黨的文件的權威超過了憲法，這本身就是一件荒唐事，這就是一種“中國特色”。鄧是一代強人，他的政策別人根本不敢改動，江澤民、胡錦濤都“蕭規曹隨”，除非出現跟鄧一樣強勢的改革派的領導人。但現在還看不到有出現這樣的人的可能性。

我認為，比登記更重要的是宗教立法。在什麼樣的精神下立法？在當局不能放棄更多干預宗教的欲望之前，亦不能啟動立法程序。我們要弄清楚共產黨究竟如何看待自己的地位和角色？我記得趙丹去世前說過一句話︰“黨和政府對文藝管得太死了。”對宗教也一樣。

其次，我還有一點特別的看法，就是家庭教會不能享受比普通公民更大的權利。家庭教會不能成為渴求獲得部分“甜頭”的“特殊分子”，像宋江那樣被招安，從而失去了美好的見證。上帝既然讓我們生活在這個時代，便是讓我們與同胞一起受苦、一起承受逼迫。如今，公民權利正在慢慢增加，物權法也出台了，作為公民社會的組成部分，教會的空間也越來越大，這是我們努力爭取的結果，不是當局賞賜給我們的禮物。家庭教會當然需要合法的身份認定，但關鍵在于︰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實現？

不能登記，沒有法人地位，當然會有很多麻煩，如不能建堂等等。但是，教會不怕沒有房子，教會最怕沒有精神。耶穌被掛在十字架上，耶穌在空中，這本身就表明地上是容不下耶穌的。但耶穌卻征服了世界，吸引萬人歸向上帝。

林昭之殉道與教會之復興

余杰︰近年來，海內外、教會內外討論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十分看重數量的增加。許多時候，人們向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便是︰中國有多少基督徒？是八千萬，是一億，是一億兩千萬？在我看來，數字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真理的扎根，是生命的改變，以及用改變了的生命去改變社會。如果真理不扎根，生命不改變，名義上的基督徒的人數再多也是沒有意義的；而僅僅躲藏在教會內部，滿足于舒適的教會生活，將教會生活當作是一種“精神按摩”和“心理治療”，這樣的基督徒又怎麼能夠充當“光”和“鹽”呢？當今的中國基督徒生活在此一特定的時空之中，究竟有何時代性？

金明日︰我也一直認為，人數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有什麼樣的基督徒。在這里，我要談及我們北大的一位學長，中國教會歷史上最偉大的聖女——林昭。[2]我看了林昭的文章以及胡杰為之拍攝的紀錄片之後，一夜未眠，流了很多眼淚。在中國，聰明的人很多，有才華的人很多，有學問的人很多，但為真理把自己擺上祭壇的人很少。林昭就是罕見的一位。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尤其需要林昭這樣的基督徒。

那麼，今天的中國城市教會中，是否能走出一批具有林昭的人格力量和精神氣質的公共知識分子基督徒呢？換言之，教會的生活能否燻陶與教導出像林昭這樣的基督徒來？基督徒能為這個敗壞的社會提供什麼樣的精神方向？我想，這才是中國城市教會面對的一大挑戰。

余杰︰是的，中國教會的復興，必須是真理的復興。如果沒有林昭的精神為催化劑，這種復興很可能是曇花一現的。我在許多文章中多次強調說，我們需要對林昭進行“普及”。在北大校史上，林昭是一個失蹤者。百年校慶的時候，我還在學校里，那時校慶紀念的主角是些什麼人呢？是毛澤東——這個除了在北大當過幾天臨時工之外與北大沒有太大關系的、卻瘋狂戕害北大精神的暴君；是李大釗——這個與甦聯特務勾結起來出賣國家利益的共產黨人（當時，有關賣國的文件均在甦聯使館中被查抄出來並在媒體上公布）。而真正的北大最優秀的學子林昭卻無人知曉。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在教會內部普及林昭——在海內外華人教會中，沒有多少基督徒知道林昭。

我在訪問德國慕尼黑“白玫瑰”基金會的時候，基金會的負責人告訴我，德國曾經有一次民調，評選最偉大的德國人，年輕的女大學生索爾榜上有名，與歌德、貝多芬鄧偉人並列。她就是一名基督徒，是慕尼黑大學中“白玫瑰”小組的成員，因為本著聖經中愛與公義的原則，撰寫傳單反對希特勒，而被判處斬首。戰後，德國人用各種方式來紀念他們的聖女，關于索菲，有許多傳記和多部電影，有塑像、紀念館和基金會。中國人卻忘記自己的聖女——林昭的甦州郊外靈岩山的墓地，因為有人去祭掃，當局居然在旁邊的樹上安裝攝像機，以示威脅。一個習慣遺忘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而不能從歷史中尋求精神資源和傳統的教會，也無法扎根于中國社會。林昭理應成為中國教會最寶貴的精神資源之一，她是中國基督徒“活出基督”的典範。

金明日︰我們教會開過三次以林昭為主題的研討會。當時有一位知識分子，到教會很長一段時間了，他一直是慕道友，從理性上不願接受基督信仰，並且反問說︰“當反右發生的時候，文革發生的之後，這個民族在受苦的時候，基督徒在哪里？”當他看完林昭的紀錄片，流了很多眼淚，並決志信主了。他說，還真沒有想到當代中國出現過這麼偉大的基督徒！他從林昭的言行和生命中認出耶穌基督來，這是多麼美好的見證啊！我們還專門組織了一個讀書會，許多弟兄姊妹一開始以為讀書會要學習一些靈修作品。但我的想法不一樣，我們最近在讀三本書，一本是林昭及懷念林昭的文集，一本是朋霍費爾[3]的《獄中書簡》，一本是于歌的《美國的本質》。這樣的學習尤其是對青年人潛移默化，很有幫助。

我最近讀到南京的一位學者潘知常寫的題為《林昭、海子與美學的新千年》的演講稿。潘知常將林昭提到中國當代思想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位置上，甚至認為魯迅之後最偉大的中國知識分子和精神創造者就是林昭。他特別贊賞林昭在獄中用鮮血寫下的這段話︰“為什麼我要懷抱著，以至對你們懷抱著人性呢？這麼一份人心呢？歸根到底，又不過是本著天父所賦予的惻隱、悲憫與良知。在接觸你們最最陰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權利中樞、罪惡核心的過程中，我仍然察見到，還不完全忽略你們身上偶然有機會顯露出的人性閃光。從而察見到你們的心靈深處，還多少保有未盡泯滅的人性。在那個時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對此，他評論說︰“我覺得在那個時候，能流淚能流血的人，才是真正的中國人。而在那個時候還在微笑，還在振臂高呼革命口號，還在把忠心獻給誰誰，我覺得，那樣的中國人幾乎不能算做人，而只能算做奴隸啊。……這個時候的林昭已經最終脫離了在少年時期就被灌注的階級、斗爭、革命、解放這樣的一些觀念。她的心靈真正地自由了。代表著我們中國人的一種新的思考方向，她走上了一條新的思想道路。”

通過了解林昭的史料，我發現林昭在世時，從未在教會得到過牧養、安慰、支持和幫助（那時候的城市教會幾乎被消滅了），除了在獄中接觸過一名基督徒俞以勒之外，她大部分時候都是一個人直接與上帝交流，通過讀經和禱告來獲取屬天的智慧和勇氣——在監獄中的時候，連聖經也讀不到了，就只能禱告了。今天，教會更有必要認識林昭，讓林昭的生命與每一個基督徒的生命發生踫撞。林昭的身上有四種極其重要的精神要素，可以供眾教會分享，那就是︰饒恕、公義、盼望和愛。沒有這四種精神要素，中國便沒有健康光明的未來。

余杰︰林昭身上最了不起的地方，也是她的信仰帶給她的精神上的升華，就是她用的是這些與她的對立面完全不一樣精神資源來進行這場“公義之戰”。這在中國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過。中國的歷史是以暴易暴的歷史，是成王敗寇的歷史，是比賽厚黑與無奈的歷史，每個朝代都是前一個朝代的循環。所以，以“二十四史”或“二十六史”論，歸根到底其實是一部歷史。如果走不出此種歷史循環，我們的未來就是沒有希望的。

近代以來，政治家和革命者當中出現了不少自稱基督徒的人物，但他們都是表面上的基督徒，他們的公共行為與他們的信仰不符甚至背離。比如孫中山、蔣介石、馮玉祥以及今日之香港特首曾蔭權（天主教徒）等人，均是如此。我驚嘆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同化力和破壞力，這確實是一群悖逆之民，這確實是一片磐石般的土地。

然而，我們總算有了林昭，這是上帝對中國人的憐憫與恩典。有林昭或沒有林昭，中國的思想史和教會史肯定迥然不同。遺憾的是，對林昭的接受和介紹，並非始于基督徒和教會。直到今天，在認識林昭上，大部分教會和基督徒仍然“後知後覺”。我在一些基督徒的論壇上，甚至發現若干否定林昭是基督徒的言論，這與當年某些德國教會的頭面人物對朋霍費爾拒斥何其相似︰一九五三年，在浮羅森堡集中營舉辦朋霍費爾的追思會，當地的主教麥塞示威性地缺席。麥氏認為，朋霍費爾是政治異議者，不是教會的殉教者。林昭是基督徒，這點毫無疑問，她在獄中用血書寫到道︰“作為基督徒，我的生命屬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為著堅持我的道路，或者說我的路線，上帝僕人的路線！”許多基督徒和教會以“政治”為借口對林昭“敬而遠之”，其實還是因為怯懦與冷漠。林昭不是政治人物，而是為上帝的公義而戰的聖徒，是付出生命彰顯真理的先知。中國的基督徒和教會應當為回避林昭而認罪悔改。

從中國教會疏遠林昭這一現象可以看出，中國教會缺乏符合聖經原則的“政治神學”。此種狀況是如何形成的呢？這此種狀況我們該如何反省與檢討？

金明日︰毋庸諱言，中國教會有兩個負面的傳統。其一，神學的保守主義導致政治上的幼稚主義。一些過于基要的神學觀念，使得基督徒和教會選擇“隱居”式的生活。其二，信仰過于內在化，對真理狹窄化的處理，從而使得教會失去了對社會的影響力。如倪柝聲的神學便存在此類問題。這樣，中國教會便缺失了舊約中很重要的先知傳統。基督徒不能把握時代的脈絡，不能聖經的真理去“參透萬物”，解讀不了身邊發生的一切。

余杰︰基督徒既是天國的子民，又是地上的公民，基督徒需要有現代公民意識。許多基督徒對聖經十分熟悉，也按時參加教會、經常禱告，但在面對一些現實問題的時候，其言行頓時與聖經真理背離，也不符合現代公民的身份，被當局長期的教育和宣傳洗腦的後遺癥立即表現出來。比如，有基督徒說，中共當局對藏族民眾的打壓是應當的，因為藏族人信仰佛教，所以這是上帝借政府的力量來警告這些異教徒，這是一種表面上的原教旨主義，實質上的怯懦和冷酷；再比如，有基督徒說，一旦台灣有風吹草動，就支持中央政府對台灣動武，因為國家統一不容破壞的，這是“愛國”（其實是“愛黨”超過了愛教會和愛真理）。在這些反面，教會如何教導會友作出正確的判斷呢？

金明日︰基督教不能回避政治，不能聞政治而色變。基督教是彌賽亞宗教，彌賽亞的核心就是拯救世界，而不像佛教那樣離開這個世界去獨自修煉。彌賽亞宗教在相信耶穌基督是彌賽亞的時候，就已經表達出了鮮明的政治觀點。我們需要做的是尋找上帝的旨意，謀求他人的利益，不求自己的益處。如果整天都在考慮自己的得失，如何如主禱文所說“讓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上帝最不願看到的是便是人類失去良心，這良心是上帝安放在人身體之內的。基督徒應當成為一個社會最後的良心，當其他人都放棄良心的時候，基督徒仍然不放棄良心。基督徒沒有權利絕望。基督徒必須出于基督精神為民族盡責。

余杰︰近二十年來，許多公共知識分子受洗成為基督徒，並將信仰帶入公共領域，這是上帝對中國教會特別的祝福，這一現象，在北京尤其明顯。對于已受洗的基督徒公共知識分子來說，有教會生活和沒有教會生活，其生命狀態有極大的差異；到教會中是例行公事、走馬觀花，還是真正委身下來、謙卑服事，其生命狀態亦有極大的差異。而他們生命狀態的差異，直接影響他們在公共領域的發言和表現。教會如何吸引受洗的公共知識分子，如何對他們進行“全人”式的牧養？

金明日︰近年來，我也注意到有大批具有強有力的社會關懷和責任感的、有批判能力的知識分子加入城市教會，使得教會不僅在數量上增長，而且在質量上有了提升，能夠更加深刻地去思考“我是誰？”、“我要做什麼”這樣的形而上的問題。

在教會里，每個人的靈魂都是一樣的，但牧師確實應當更多地關注公共知識分子基督徒，特別是在靈性的成長上幫助他們。錫安教會里有你的朋友經濟學者張大軍，有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教授王東成，他們都具有公共知識分子的身份，都是很好的弟兄。我跟他們保持密切的接觸，大家一起讀經禱告。他們經常將他們的文章和人文社科方面的一些文章發給我看，我也從中了解學術界和知識分子圈子里的動態。傳道人自身的素養要提高，無論在神學上，還是在其他知識領域，這樣才能給予到教會的公共知識分子基督徒以充足的靈糧。

有道德的教會、有愛的教會及有遠景的教會

余杰︰今天的中國社會，無論在縱向上與歷史上的任何時代相比，還是在橫向上與其他任何國家相比，在道德上都最為淪落的，可以說淪落到了谷底。家庭的解體、婚姻的破碎所引發的社會整體性的危機，甚至比政治制度的滯後更為嚴峻。政治制度的變化遲早會來臨，我想即便是共產黨的統治者也不會自信到認為他們的統治會永遠持續下去（當年東德的領袖昂納克也只是宣稱柏林牆將屹立一百年，可說完這句話之後僅僅幾年時間，柏林牆就倒掉了）；但家庭的解體、婚姻的破碎以及背後人心的敗壞，並不會隨著政治制度的變化而全面好轉。我們看看台灣的情況就知道了，台灣民主化之後，社會基本價值重建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昔日的人權斗士、“台灣之子”、反對黨領袖陳水扁掌握政權之後立即蛻變為貪腐分子，整個家庭都參與到貪腐案件之中。可見，民主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藥，只是一種較好地處理政府與民眾關系政治手段。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對民主始終寄予過高的期望；而在我看來，即便中國實現民主化的那天，如果不能解決價值觀的問題，仍然將是弊亂叢生。

我很重視教會在重建中國社會道德倫理秩序方面所能發揮的作用。當下的主流文化，是一種摧毀穩定的家庭婚姻關系的扭曲敗壞的文化，是一種否定所有道德倫理（包括中國傳統的一些優秀的道德倫理）的虛無主義的文化。人們不相信婚姻是一種“約”，人們將道德看作是虛偽的代名詞。今天流行的那些電視連續劇、電影和小說，全都遵循這種無是非、去道德的文化取向，給觀眾和讀者帶來全方位的負面影響。比如，二零零九年春節期間票房收入最成功的賀歲大片《非誠勿擾》，便堂而皇之地歌頌二奶的“愛情”，將此一“愛情”渲染地驚天動地、可歌可泣。而大部分觀眾並沒有意識到這有什麼不妥，因為大家的道德觀都模糊了。這種去道德化反而被認為是“人性的解放”。那麼，教會如何應對外面敗壞的世界呢？

金明日︰錫安教會有三大異象，一是“傳講神的話語”，二是“建立基督化家庭”，三是“推動福音西進”。我們很重視家庭婚姻問題。我們相信家庭不僅是社會和教會的基礎，也是上帝要救贖，得榮耀的對象。耶穌當年在迦南的婚宴席上以水變葡萄酒來祝福一對年輕的新婚夫婦，耶穌今天也在充滿危機和挑戰的現代家庭中施憐憫、賜恩典。我們願意讓基督在我們的家庭生活中作王。出國之前，國內的情況似乎沒有今天這麼嚴重；在國外的時候，更不會有這種火山即將噴發的感受；而在回國牧會這三年，我才有了深切的感受。

西方當然也有家庭婚姻的破裂，也有高企的離婚率，也有婚外情，色情業泛濫以及艾滋病、同性戀、墮胎等等問題。但是，西方的情況是這樣的，一部人確實完全墮落了，沒有任何底線和道德標準；但大部分人仍然生活在有善惡、是非判斷的環境之中。西方有一套歷史文化和信仰共同形成的防御系統，當負面的力量增加的時候，正面的力量也會相應地增加。

余杰︰美國就是這樣，美國有一個強大的清教徒傳統，美國是一個相當道德化的國家，真正的美國不是我們從好萊塢電影上看到的那個充滿色情、暴力和犯罪的國家。我記得演員姜文周游美國之後，說過一句很經典的話︰“我在美國怎麼沒有遇到一個壞人啊？原來美國的壞人都在美國電影里。”

金明日︰是的，西方尤其是美國有一個強大的保護家庭的社會氛圍和力量。家庭是人類社會的最小的結構，既是社會的根基，也是教會的根基。沒有健康的家庭，便沒有健康的教會，也沒有健康的國家；沒有健康的家庭，也沒有健康的孩子——而孩子是我們的未來。所以，對于教會來說，家庭婚姻的問題，比起政教關系問題、登記問題更加重要。後者不是所有教會的負擔，只是一部分有特殊看見的教會的負擔；而前者是所有教會必須面對的問題。

我與有關部門官員對話的時候，便告訴他們說，以前共青團、工會、婦聯、民政部、文化部、衛生部等機構試圖解決卻始終無法解決的一些難題，即家庭婚姻方面的工作、大量的社會關懷工作、慈善工作，現在都是由教會在做，而且效果非常之好。教會是社會穩定的基石。比如，在心理陪談領域，我在一份調查表上看到，在目前中國心理醫生嚴重不足的情況下，教會承擔了一半左右的工作量，從而節省了大量的社會資源。

錫安教會很重視家庭婚姻問題的輔導。會友要在教會里舉行婚禮，牧師出面證婚，必須經過五次婚姻布道的程序。我們每年舉行兩次新婚夫婦的培訓，教導新婚夫婦如何在主里面相愛。只有先愛神，才能愛人如己。我們還專門設置了一個家庭婚姻工作小組，主要負責那些婚姻失敗、家庭破裂的會友。現在，中國基督徒中的離婚率也很高，有很多帶著傷害來教會的信徒和慕道友。

我剛開始牧養這個教會的時候，教會還沒有舉行過證婚儀式。我第一次主持的是一個分居儀式。一對同在教會里的夫妻出現了問題，當時我建議他們暫時分居，看看下一步有沒有復合的希望。但最終他們還是以離婚結束。社會上的誘惑太多，許多基督徒里面活不出豐盛甜美的生命來，便難以維系家庭和婚姻。經過我們的努力，也有很多成功的個案，比如與你們教會的情況一樣，婚前同居問題的解決等等。另外，我們這個教會是一個年輕的教會，也是單身的年輕人較多的教會。這就需要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戀愛觀，教導他們如何守節，如何選擇終身伴侶，如何預備婚姻。這方面的工作量也非常大。

余杰︰基督徒生命的轉變是全方位的，有些人聲稱自己有重生的經歷，卻在日常生活的諸多方面仍然與外邦人一模一樣。比如，可以舉出最小的例子來︰看到紅燈的時候是否仍然與其他人一樣搶著過馬路？是否與其他人一樣隨地吐痰？在這些方面，基督徒能不能比非基督徒做得好呢？還有的基督徒在教會里是一種狀態，到社會上又是另外一種狀態。

金明日︰教會的牧者在教導上要跟上，不能只講屬靈的問題，不講怎麼樣生活的問題，這樣就容易造成信仰與生活的脫節。講道的時候，我經常會涉及一些道德性的例子，比如三鹿毒奶粉事件，既是制度問題，更是道德問題。如果一個民族淪落到連自己的孩子都要加害的程度，它還有什麼希望呢？

余杰︰教會還要為中國社會尋求新的超越性的價值觀。比如，在民族主義盛行的今天，基督信仰是否可以成為抵御民族主義狂潮的“防火牆”？一九八九年以後，官方意識形態有一次重大的卻是隱蔽的轉型，那就是從馬列主義轉向民族主義。因為他們發現，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對民眾已經毫無吸引力了，而民族主義用愛因斯坦的話來說，乃是“流氓手上的最後一張王牌”。從這幾年來的若干事件中可以看出，官方的策略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年輕一代中國人頗受民族主義思潮的左右，盡管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具有相當的虛偽性和功利主義色彩，但其危害仍然不可低估。

基督信仰是一種普世的信仰，是最反對民族主義的超越性的價值，它理應成為民族主義的“解毒劑”。但在中國，它似乎尚未起到這樣的作用。在基督教成功地促成了民主轉型的韓國，基督信仰似乎也未能有力地克制民族主義情緒。這背後是什麼原因呢？

金明日︰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話題。我想從以下幾個方面討論︰第一，在抵抗民族主義方面，新教確實有欠缺之處。新教改革是以民族國家主義為同盟，路德巧妙地利用了那些急于獲得獨立地位的德國諸侯的力量來反抗羅馬教廷。所以，新教未能形成抵制現代民族國家主義的教會論，在若干時期都為民族國家主義服務。即便是美國的教會也存在此問題，一些美國教會將美國夢與信仰結合起來，一旦走過頭便可能導致危險的結果。

其次，在第三世界的語境下，民族國家主義成為一個具有感召力的、至高無上的意識形態。比如，在中國，便有狹隘而狂妄的“中華帝國夢”，還有一種更危險的“大漢族主義”——這是一種“集團利己主義”，在這種思想框架下，少數民族天生就是被壓制和剝奪的對象。許多中國人一說起愛國主義來，立即變了一個人，喪失了全部理性，這是十分可怕的。

為了對抗民族主義，由于新教的興起與民族國家形成之密切關系，我們還需要向中世紀需求資源，向天主教的傳統尋求資源，在神學上重新進行闡釋。耶穌本身就是民族主義的解毒劑。我是研究新約神學的，我這樣說有神學上的依據，更有聖經的依據。過去對耶穌的傳講太蒼白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去歷史化的、宗教化的耶穌。其實，耶穌活生生地生活在具體的歷史處境和民族處境之中，即羅馬帝國統治之下的作為被殖民者的猶太社會。耶穌面對著猶太民族主義抬頭的趨勢，面對著奮銳黨人的壓力。但耶穌超越了猶太民族主義者、超越了奮銳黨人。耶穌用他的言行和殉難，彰顯了民族主義的有限性和上帝國度的優先性。

耶穌告訴我們說，一個守誡命的人，愛是第一位的，愛是律法中的律法；而愛的對象當中，上帝是第一位的，人必須先愛神，才能愛人。所以，人不能滿足于愛自己、愛一個小集體、愛同一血緣和種族的人；耶穌用他的一生來向我們證明，要將愛拓展到所有人那里，甚至仇敵那里——仇敵是我們的社會關系中最後的那個環節。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處境，為了應對這種特殊的處境，包括主日學課程、包括查經資料都需要重新撰寫，都要由我們自己來撰寫，別人幫不了我們。我們就生活在這里，我們才知道聖經真理在這里如何應用。不能簡單地沿用西方已有的那些神學觀念及各種課程。中國教會需要全方位建設自己的神學系統，要有我們的時代性和歷史感。

余杰︰如今，迅速發展的中國家庭教會可以說是一個最大的“NGO”組織。這幾年來我一直在思考教會內部建造的問題。中國城市教會盡管增長迅速，但面臨著嚴重的“內憂外患”，情形實在是不容樂觀。“外患”為政府的逼迫、憲法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得不到保障、世俗化的壓力等等；而“內憂”則是教會內部的建設。

我認為，“內憂”甚于“外患”——“外患”是暫時的，而“內憂”則是長久的；即便在宗教信仰自由的西方國家，教會也存在種種嚴峻的“內憂”。一個被聖靈充滿的教會、一個傳揚真理的教會，無論面對如何巨大的逼迫，它也不會瓦解。在教會的歷史上，從來還沒有哪個教會是被世俗政權摧毀的。那些垮掉的教會，其垮掉的根本原因是沒有聖靈的同在、沒有真理的持守——與其說他們是被外部的權力打垮的，還不如說是被自己打垮的。

很多人樂觀地估計，未來中國實現民主化了，福音會獲得爆炸性的傳播。我並不這樣看，如果教會不能在此之前完成內部的建造，不能解決“內憂”問題，說不定將來的情況比現在還要糟糕呢。台灣就是一個近在咫尺的例子︰台灣社會的民主轉型成功已經二十年了，但台灣教會根本沒有什麼拓展，對社會也沒有多大的影響力；就基督徒的比例而言，還不如缺乏宗教信仰自由的大陸。反倒是佛教、媽祖之類的民間信仰和各種新興宗教如魚得水，鬧得烏煙瘴氣。這是我們的前車之鑒。

金明日︰韓國也是如此。我是朝鮮族人，我對韓國教會的歷史有所了解。在軍政權的高壓下，當韓國基督徒的比例只有百分之五的時候，教會的影響力卻最大。在光州事件當中，教會和基督徒拯救了很多民眾，教會代表著社會良心和希望，神職人員深受民眾的尊重。而民主化之後，韓國教會的人數增長迅速，財力可謂富可敵國，教會卻單單為著自己的存在而考量，單單著眼于自身如何發展，並與政權之間維持過于密切之關系，甚至企圖利用政府的力量傳教（現任總統李明博是某教會的長老，曾經為教會中負責管理停車場），結果受到民眾之懷疑和批判。

我也認為，未來的中國，共產黨政權之後，教會將面臨更大的挑戰。首先，伊斯蘭的力量將興起，不僅局限于西部地區，不僅局限于少數民族，伊斯蘭的擴張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連西方國家都拙于應對。其次，傳統文化及傳統民間宗教信仰，如佛教、道教將會迅速拓展；以及由此產生各種“變種”，如法輪功等新興宗教，也極具蠱惑力。第三，世俗主義的力量亦相當強大，長期的唯物論教育的慣性，再結合改革開放以來的拜金主義、虛無主義等思潮，將融合成一個中國化的“怪胎”，阻礙福音的傳播。所以，從教會角度來考慮，未來的形勢將更為嚴峻。歷史留給我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我們要意識到“大使命”的緊迫性。

余杰︰教會不僅要回應時代的呼聲，還要有創造力和前瞻性。教會要有“先知”的職分，既要更早地發現社會所存在的種種弊端，也要比世俗人群看得遠、看得高。中國歷來就是一個世俗的國家，中國文化中宗教信仰的因素很稀薄。如何以基督信仰來拯救中國社會的危機，連許多本人還不是基督徒的學者都在關注和思考這個問題，難道教會反倒對此袖手旁觀嗎？傳福音離不開文化松土的工作，要讓福音遍滿全地，基督徒就應當創造出有生命力的文化來。

金明日︰這一代人如何抓住機遇，明白並完成上帝的托付，為國家民族來自世界作出貢獻？由于人的罪性，人人都想成為上帝，但基督教的奧秘就是，上帝成為人，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來到我們中間，成為我們當中的一員。從此，人成為神聖的生命，人權、自由及人的尊嚴神聖不可剝奪。如果我們明白這樣的奧秘，就能明白上帝在我們每個人身上的奇妙計劃。

教會要盡責任，要更多地思考國家民族的未來。要有領導力培訓，不要拿固有的條框來舒服人，要鼓勵有領導力的牧師和基督徒開拓新的模式。百年來中國的歷史豐富多彩，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社會主義運動、四九年之後的一系列政治運動，以及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看西方，百年來涌現出一大批有時代性的神學大師，如卡爾‧巴特[4]、蒂利希[5]、布爾特曼[6]、莫爾特曼[7]等等，我們中國呢？我們能否出現有創造力的神學家？我相信，未來各個領域內最了不起的人物，都要從教會中走出來。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又有神學研究的經歷，有深沉的靈性，心靈深處被上帝所光照，故而能夠在教會內外作出美好的見證。

如今的流行文化基本上是沒有生命力的，基督徒的文章卻有生命力，有生命的文章和沒有生命的文章一眼就可以看出來。我最近看到我們的會友王東成教授的一篇采訪稿，是他跟學生的對話，我非常感動，仿佛回到了八十年代的大學校園。當他有了信仰之後，懷著基督徒的愛去愛學生，作為教授，就是跟別的教授不一樣。

我們教會每年都很重視感恩節，都會準備很多活動來紀念感恩節，以此恢復和傳達美國創國之初的清教徒精神。這一精神在美國本土已經越來越失落了，但在未來的中國它有可能大大地復興起來。中國教會和基督徒要讓我們的祖國成為一個有謙卑、公義和愛的國家，一個負責任的大國。願上帝幫助我們。

二零零九年三月初稿

二零零九年四月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