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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时常撒谎，老百姓如何诚信？

2010/05/04

决策者时常撒谎，老百姓如何诚信？

作者：决战　　

归根到底，改制就是所有制变更，就是变集体和全民所有制为官僚、资本家、洋人所有。

莫说改制一词不准确，私有化一词也不准。工人是不是私人？农民是不是私人？农民工是不是私人？都是。改制之后他们拥有工厂了吗？没有，恰恰相反，这最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恰恰是改制运动的受害者，所有权没有了，参政权没有了，福利大幅削减了。只剩下劳动权，失业权，拿低薪不敢吭气儿权。

当改制这个词儿刚出来的时候，老百姓并不清楚其含义，误以为国家要将企业股份化给每一个老百姓了呢，化公为私，人人有份，切实拥有，不很好吗？支持。于是改制了，但改制的结果是什么？绝不是人人有份儿，而是零买断，管理者买断，多数人没份儿，工人变工具，还想有份儿？私有化一词虽不准确，至少值得警惕。换成改制一词则抹去了欺骗性，直到生米做成熟饭，大家方才知道，哦，所谓的改制就是掠夺国家和人民财富造就一帮新权贵啊。

民营企业家这个词儿同样有欺骗性，什么是民营企业家？全世界找不到这个概念。说穿了就是资本家，资本家私人拥有企业。资本家就资本家嘛，光明正大，直接自称资本家好了，何苦拐弯抹角地说自己由“民”来经营“企业”呢？资本家是工人？是农民工？劳动人民有股份？劳动者可以用资本雇佣劳动从而赚取剩余价值？不能。既然如此，雇佣劳动就是雇佣劳动，资本家就是资本家。为什么用鬼鬼祟祟的“民”字来代替“老板”？为什么用“企业”掩盖“私人所有”？

物权法曾经赢得过民众的欢呼，其出台据说是为了保障老百姓的房产，据说有了物权法房产就受到保护，如果没有物权法，老百姓的房子就随便推。事实如何呢？如今有了物权法，照样有强行拆迁。还有开发商直接埋人的。物权法的出台是为了保护你的房子？别傻了，房子不过是借口。物权的欺骗性在于它还包括了厂房、豪宅、设备、资金。物权法之出台目的是保护私人财产，那些靠贪污、剥削、走私富起来的一族不放心，有个物权法他们就放心了。

保护居民的住房，可以。立《居民住房保护法》嘛，为什么搞一个《物权法》，物权法的范围远远大于住房。至于物权的范围嘛，老百姓一时还没想明白，就通过了，通过之后方才发现，房子仍然没保障，私有制却雷打不动了。保护私产？谁的私产最多？谁最需要保护？

有道是，骗子横行。为什么骗子横行？除了骗子的自身因素，社会熏染也是要素，尤其是报刊、电视、互联网、政策的熏染。试想，如果我们的政策充满的欺骗，如果骗人的概念和技巧出自学者之口，出自官员的决策，出自资本家和洋人的实践，怎么构建一个诚信、诚实、老实的社会？

拿“权力下放”来说，如果权力真的下放到劳动人民手里，也是好事儿。但实际情况如何？权力下放到知识分子手里、市长县长县长手里、厂长经理买办手里，仅仅下放到这些人手里罢了，并没有进一步下放。这些人最终失去了民众的制约，变成了学阀、腐败分子、狗腿子、新权贵，成为劳动人民的压榨者。

既然如此，凭什么说权力下放就是民主呢？原本的权力结构是中央、条块儿、基层，三者相对平等。为了避免历史循环中央曾经发动基层修理条块中的诸侯。但后来的“权力下放”呢？削弱了基层，加强了条块儿中的诸侯，如今这些诸侯真的独霸一方了，或一言堂不争论，或变成大鳄，或变成学阀。哪里有民主？权力下放最终变成诸侯专制，变成资本家高高在上，还好意思说人民民主专政吗？年轻人不懂军阀形成的道理，以为下放就是利民的，结果他们只好当房奴。

中国之现状，就政治形式而言，仍有一些社会主义影子，但经济上看，已经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军阀割据、三六九等。社会形态怎么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主要靠什么区别？靠所有制，靠贫富分化状态。资本做工人的主子，基本上就是资本主义。如果中国经济已经全面资本主义化，还是自称资本主义比较恰当，比如叫什么“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之类。经济上已经资本主义，还硬说自己社会主义，本身不诚信，怎么示范民众啊？

很早以前，有打左灯向右转的说法，言论上形式上说自己社会主义，实际上搞私有化，搞资本主义。这种做法开了一个坏头儿。左就是左，右就是右，如果右派和私有制光明正大，人民接受，不妨大胆地说出来。搞诈骗就不好了。如果说道德沦丧，搞诈骗不是道德沦丧吗？

国家政策应当多一些阳谋，少一些欺骗。欺骗老百姓，虽然能蒙一时，但总不是长远的法子。/ 辣椒城

中国民众表达利益的渠道已经全被封死？

2010/05/04

　最近，黑龙江省穆棱市国土资源局李局长成了热门人物，这起因于他的那句雷人语录，“不要相信小报的报道，不准确”。这里的“小报”，指的是黑龙江省的党委机关报《黑龙江日报》。

　　挨批是自然的。在媒体报道后的第二天，大量的评论就涌上报端，有的说，视省报为小报的国土局长眼里会有谁；有的认为， “不要相信小报”折射出畸形地权力伦理，张扬着权力的骄横；还有评论指出，这一事件反映出媒体监督的困境，如此等等。

　　而实际上，作为一种民众利益的表达渠道，媒体的报道不被重视，甚至被不屑一顾，其反映的问题得不到应有的解决，已是司空见惯。据《南方周末》本月初的报道，近三年来，拆迁自焚案中无一地方官被问责。而这些自焚案，许多都经过媒体的重点报道，自焚者的利益也通过媒体得以表达，但他们的利益并没有因此受到应有的尊重，最终导致悲剧发生。

　　更进一步看，在民众通过媒体表达利益的过程中，地方性媒体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因为它们很难对地方政府中的一些部门构成威慑。穆棱市作为黑龙江省的一个县级市，其国土局长竟都不把省委机关报放在眼里了，媒体的处境可见一斑。

　　除了通过媒体表达利益之外，民众还常常采用上访的方式，这在农村地区尤其常见。但最近几年的一个现象是，谁上访，谁就有可能被政府部门送进精神病院，或者是像坐监狱一样被迫去上“学习班”。据《中国青年报》4月23日报道，因帮助残疾人邻居状告乡政府并在两审皆输的情况下“越级上访”，河南省漯河市农民徐林东被乡政府送进了精神病院，一关就是6年半。在这里，问题的实质不是利益表达渠道是否畅通，而是只要表达了让地方政府不高兴、威胁到他们政绩的事，他们就会千方百计地让你闭嘴。

　　这几年来，关于利益表达渠道的问题，常常受到学者和媒体的关注。一个较为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不仅能反映出社会的许多弊病，有助于更加公正地维护各个阶层的利益，还能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利益表达的渠道有很多，比如通过人大代表、政府热线、上访和媒体等等。尤其是这几年来，通过互联网这种渠道反映自身利益的现象已经较为普遍，但利益表达之后呢？

　　目前我们看到的是，上访者被送进精神病院；媒体报道后要么不起任何作用，要么被政府部门轻描淡写地处理一下以应付舆论。至于互联网上，太多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帖子，因为点击量低、缺乏传统媒体的跟进等，无法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相应地，如何通过各种技巧影响媒体的报道方向，将新闻事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变坏事为好事，已被一些政府部门提到了重要议程。

　　缺乏利益表达的渠道，会激化社会矛盾，加剧社会的不稳定。但有了表达渠道，却没有对这种表达给以积极地回应甚至还打压之，其后果也非常严重。首先，它会促使公众以更加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比如自焚、跳楼等，由此会对社会治安等各个方面带来严重的问题。其次，它会降低政府和司法部门的公信力，使得正常的利益表达渠道不再受民众的信任。其三，它可能让公众对许多有损公正的公共事件变得冷淡和麻木，失去参与公共事务的兴趣和信心。其四，它也可能让推动公众利益表达的媒体等，产生疲倦和厌烦情绪。另外，它还给腐败留下了许多空间。

　　民众的利益表达没有被积极回应，从某种层面上也说明我国的改革已进入更深的层次。如何大胆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如何打破某些既得利益者构建的不合理的分配制度，这是民众合理诉求被积极回应的充分而且必要条件。

　　刘福利，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