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美国的社会作用

一、统计数字

　根据盖洛普调查中心等多家权威机构的统计，美国每10个人就有9个人自称相信上帝，有8个人认为基督教对自己的生活非常重要，有7个人属于某个基督教组织，大约每6个人坚持每天祷告，有50%以上的人认为上帝是美国民主的道德引导力量，有4个人每周必去教堂，在美国有30多万座风格迥异的教堂。美国每年观看橄榄球、棒球、蓝球、网球、赛车等每项体育比赛的观众为4亿人次，而参加教会活动的人却高达52亿人次。美国人花在体育上的费用约为50亿美元，而每年奉献给教会的捐款约为500多亿美元，相当于武汉市一年的GDP，美国的国歌里有上帝保佑美国，总统就职时要手按《圣经》宣誓，国会参众两院的每一届会议都以牧师主持的祈祷开始。军队里有牧师、神父，大学校园里有各种教会团体，医院、监狱、机场等等也都有教会的专职或兼职义工，85%的私立中小学的学生就读于教会学校，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美国著名的学府都是由教会创办的。美国今天有1200多家广播电台是基督教电台，播放各种宗教活动，教会的报刊有500多种，《圣经》在美国印了一亿多册，赞美诗音乐远远超过爵士乐，古曲音乐及其他流行音乐。一半以上的美国成年人参加过教会组织的各种慈善服务活动或做过志愿者，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婚礼在教堂举行，葬礼也由牧师、神父主持，全世界也只有美国人在钱上印着“我们信仰上帝”，美国总统所有的演说必在结尾处有“愿上帝保佑美国”，同时一个再优秀的人如果不信上帝，有60%的选民会反对而不能当选总统。


二、深深的影响着美国

　 正是这样一种强大的宗教社会基础，号称民族大熔炉的美国才得以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核心价值观。正因为此，美国人看待自己和外部社会，才会有一种特殊的使命感，一种基于基督教的理想主义，所以美国人常说自己是最具宗教情怀的世俗国家。就象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的胜选演说中说的，美国的强大，不是靠着军事力量和他的财富，而是他的信仰及信念。美国是世界上派出福音传教士最多的国家，同时美国的外交政策也有很强的基督教情结，美国人认为自己生活在《圣经》所描述的世界里，犹太人重返耶路撒冷，重建以色列国是《圣经》里所预言的，所以越支持以色列，上帝就越保佑美国，而恐怖主义活动就是反基督的一场宗教战争，也是《圣经》中所预言的世界末日的先兆。当然，这些观念是不是对圣经的正确阐释，还有待商榷。

　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认为：一个国家不可以没有法律，因为任何社会都需要秩序，但仅有法律是不够的，更主要的是要有信仰、有宗教，“宗教管精神，法律管行为”，没有宗教，法律就变成一种形式，基督教为美国提供了道德伦理标准，精神支柱以及核心价值观。当然，美国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也证明，人人都是罪人，都会受撒旦魔鬼的引诱而犯罪，偏离主的道。人的贪婪和自私都会对他人和社会起到伤害作用。多数美国人认为必须更严肃的对待信仰、道德、价值观的问题，而解决的方法，就是重归基督教传统价值观。

三、对我们的启示

　中国是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2000多年的儒家学说占据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儒家学说仅是一种现世处世、人与人关系的世俗哲学，她没有超越意识与终极关怀，他不是信仰，正是这种过度的世俗重视，而忽视了人心灵深处敬畏神的精神。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孙隆基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认为中国人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及终极关怀，没有宗教对精神的提升，一切以身体，今生的安顿为依归，造成有一口饭吃就行的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所以国人不会有太多的是非观念，也不会为是非去抗争的意识。

中国开始任命得到梵蒂冈批准的主教 2010/05/10

中国开始任命得到梵蒂冈批准的主教 英国《》 汤姆·米切尔 香港报道 中国政府支持的教会在中断两年多之后，已开始任命得到梵蒂冈批准的主教，这一迹象显示，双方长期紧张的关系正逐渐好转。 蔡炳瑞周末被任命为天主教福建省厦门教区的主教。他是三周来第三位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天主教爱国会(Catholic Patriotic Association)和梵蒂冈两方面认可的主教。 据接近中国与梵蒂冈之间微妙外交谈判的人士介绍，有多达20位主教可能在今后几个月内得到任命。“双方关系有所改善，现在有了更多的相互信任，”一名熟悉谈判情况的人士表示。中国与梵蒂冈自1951年以来从未正式承认对方。 梵蒂冈是发达世界中唯一仍与台湾（而非中国大陆）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与声称对全球逾10亿天主教徒拥有精神号召力的天主教会恢复关系，对北京方面而言是一场重大外交突破。梵蒂冈方面则热衷于在全球人口最多、估计拥有1100万天主教徒的国家扩大自己的存在与影响力。 双方高级外交官员近年来每年会晤两、三次，以推进重建外交关系的持续努力。上一次峰会于2月份在罗马举行，下一次峰会预期将于今年夏天在北京举行。 近期在中国进行的主教任命，对中国境内教会恢复活力也至关重要。新任命的这些主教年龄在40岁左右，他们取代已进入暮年、年龄在80甚至90多岁的前辈，两代人之间的这一差距源自毛泽东时代数十年的宗教压制。在4月18日孟清禄被任命为内蒙古呼和浩特教区主教之前，中国自2007年12月以来未曾任命过任何主教。 孟清禄获得任命几天后，沈斌被任命为天主教海门教区主教。 中梵关系在2006年4月陷入低谷，当时中国单方面任命马英林为云南省昆明教区主教。 中国政府则对梵蒂冈在那之前数月宣布的一项决定感到愤怒；梵蒂冈决定将香港的陈日君(Joseph Zen)从主教升格为枢机。陈日君在香港这一大体上自治的中国特别行政区直言不讳地倡导民主和人权，长期令北京方面头痛。 尽管近期有所改善，但中梵关系仍十分微妙，可能被另一项单方面的主教任命所破坏。 此外，梵蒂冈官员担心，像马英林这样未得到自己认可的主教，可能主持今后某一场主教任命仪式。 得到梵蒂冈认可的主教也承受着压力，要求他们参加中国国内的机构，包括天主教全国代表大会，并支持这些机构的正当性；梵蒂冈不承认天主教全国代表大会的权威。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