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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洗腦比無知更可怕(图)

    　　虛假、强梁的宣傳及其非理性话語會對整個社會的文化、道德、心態、思維方式造成持久的傷害。從本质上来说，這是一種語言的暴力。

    　　徐贲

    　　《第三帝國語言》

    　　[德]V.克莱普勒著

    　　Continuum 出版社

    　　2006年7月出版

    　　江蘇電視台的一個时事评論節目主持人有一次以罕見的媒體人的激情和坦率评論道，現在中國的食品、用品、商品、語言、活動、人際關系充滿了虛假，“什么都是假的，只有王八是真的，因爲王八本来就叫假(甲)魚”。不錯，虛假、伪装、謊言、假面充斥于当今的中國社會，但真实並没有從此絕迹，因爲這位主持人说的就是真话。而且，無論“假”多么盛行其道，但畢竟不能以假的名義作假。“假”必須说自己是真的。這就像最强橫的專制也必須以“民主”的名義实行專制一樣。在這世界上，真和假、美和醜、是與非畢竟是有區別的，而且是可以分辨的。

    　　在《说謊概要》（ConciseBookofLying）一書中，蘇裏文（EvelinSullivan）问道：“人爲什么说謊？人说謊的動機是什么？”她認爲只有两個原因，“而且明顯得叫人驚讶”。第一個原因是“因爲不想让別人知道真相”，第二個原因接着第一個原因，“因爲如果让人知道了，自己就會失去許多東西：權力、地位、尊敬、金錢、舒適、快樂等等”（p.56-57）。顯見的動機使得謊言成爲一種浅薄、平庸的罪過和邪惡。但是，浅薄、平庸是可以包装的。一旦謊言用高深的理論、高尚的事业、高貴的说辭装點起来，並且当作絕對真理来强行散布，它就成爲冠冕堂皇的“宣傳”。

    　　虛假、强梁的宣傳及其非理性话語會對整個社會的文化、道德、心態、思維方式造成持久的傷害。從本质上来说，這是一種語言的暴力，它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礎就是奉行“强權即公理”，以及無需程序合法性的權力結構。它的洗腦作用使人們把謊言当作真理，因而陷入一種比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更可怕的境地。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記》中有這樣一個故事：格列佛来到了在他看来尚未開化的馬國。他對馬兒描述文明國度中的“说謊”，馬兒表示不能理解。馬兒说：“说话是爲了幫助我們彼此了解，接受事实的信息。如果把不是说成了是，那么说话也就破坏了自己的目的。你不说真话，我就没辦法了解你。而且，你把白说成黑，把長说成短（把惡说成好，把醜说成美），你的话不僅不能告訴我什么，而且反而會陷我于一種比無知更可怕的境地。”

    　　飽受德國納粹迫害的犹太人學者克莱普勒（VictorKlemperer）在記录納粹德國话語的《第三帝國語言》（TheLanguageof theThirdReich）中，揭示了一個陷千百萬人于比無知更可怕境地的極權國家。主宰這個國家的是一種滲透到每個普通人日常語言和思維方式之中的官方宣傳。克莱普勒深深忧慮納粹語言對普通德國人思維方式的影響。他看到，德國媒體和宣傳所使用的語言並不僅僅是呈現在意识層次上的詞彙、概念和说法，而且更是一種在下意识層次誘導和左右普通人思維的毒质话語。這種極權語言像是很小劑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覺中毒杀人自發獨立的思想能力。

    　　克莱普勒之所以對這種毒质话語还有一些抗毒能力（他自己承認並不能完全不受它的影響），是因爲他能夠有意识地去“细讀”這些话語。而且他相信，其他人也可以通過學习、教育，去了解宣傳手法和邏輯謬誤，獲得必要的知识，增强免疫力。所以，在二战以後，他出版了《第三帝國的語言》這本書。

    　　克莱普勒是一位語文學家，他研究的是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实際接觸和使用的語言，這種語言看上去是口語的，但却滲透着納粹書面語言和政治宣傳的思維模式、乖戾邏輯和意识形態特征。民主话語的理性邏輯和说理是納粹非理性话語的死敵，也是阻止納粹非理性话語徹底勝利的最後希望。不久前，受南京大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心之邀，德國漢學家、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顧彬教授與董健、丁帆、王彬彬、蘇童、叶兆言、畢飛宇、黃蓓佳等學者、作家討論到中國語言的現状， “重新學习中國語言”成爲一個受關注的问題。在那次會議上，顧彬提到，從1933年希特勒上台到1945年下台這十二年，德語遭到了汙染、歪曲，德國作家們不得不要重新學习德語。一位與會者深有體會地说：“我回想我本人在六十年代写的文章，那是用汙染了的語言。可是我們没有察悟到，這一點我覺得給我觸動最大。我重讀賀敬之的《雷鋒之歌》，小说《欧陽海之歌》，重讀劇本《霓虹燈下的哨兵》、《豐收之後》、《年輕一代》……重讀了一大批作品，那種語言的汙染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引顧彬語）

    　　語言的汙染当然不會僅僅發生在小说写作中。说理，尤其是公共说理，更會受到同樣的汙染。说理是一種特別與“書面文字”（區別于“口語”的“文字”）相關的表達形式。说理的交流特別得借助于文字。邏輯謬誤出現在口头话語中，一句接一句，往往不可能一下子“聽”出来。当然，在文字表述中，如果只是 “粗讀”，也是讀不出来的。所以，说理教育的一項基本的學习和阅讀训练就是“细讀”（closereading）。

    　　“细讀”是一種專注的阅讀，也是一種開放式阅讀。“细讀”要求讀者先擱置自己的立場和想法，從写作者的角度看看他说的是否有道理，评估文本是否能夠自圆其说、言之有據、論之有理。邏輯是评估的關鍵部分，但並非全部。“细讀”还要對文本的內容有所思考和判斷，看它是否符合普遍道義原則，如尊重他人的自由、平等和尊严。说理反對極權宣傳的理由不僅是因爲極權宣傳無邏輯、非理性，而且更是因爲極權宣傳的目的是幫助維護一種專制、排斥、迫害、不民主、非正義的政治、社會制度。“细讀”的人不是一個被動的文本阅讀者，而是一個以價值判斷積極介入公共生活的獨立思想者。

    　　學生們從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學，“细讀”一直是他們學习並实踐公民思想的一種人文训练。大學的人文教育也就是“自由教育”，它正是在细讀經典文本的過程中進行的。在古代，当文字被人們很神聖地對待时，無需强調细讀。像《聖經》、四書五經或其他經典，都是被讀了又讀，甚至能夠背誦的。自從有了現代印刷機，再加上社會中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普及，阅讀漸漸失去了它昔时的严肅性，甚至變成一種消遣。“细讀”要糾正的正是那種囫囵吞棗、粗浅流覽、人云亦云式的阅讀。今天的網上阅讀大多數便是這樣的粗浅阅讀。在《娛樂至死》中，波兹曼對大衆文化时代人們因阅讀和接受习慣的改變而喪失思想能力充滿了忧慮，尤其對人們放棄批评精神和怀疑態度發出了警讯。他認爲，就说理而言，写作优于口語，写作的表述方法會對文化有較健康的影響，他在《娛樂至死》裏说：“印刷文化的認识論在日益衰退，電視文化的認识論在同步壮大。這些都會在大衆中産生严重的後果，其中一個後果就是我們將（因思想幼稚而）變得越来越可笑。”皮亚傑的理論是，只有口头語言的人在智力上不及有書面文字的人，而“電視文化”裏的人比前两者都表現得智力低下。


    　　说理是一種思想能力，它要求我們盡可能全面、完整地把握討論的问題，采取一種真实而客觀的態度。這就需要说理者隨时当心在说话和文字表達過程中的邏輯和論證。同时，说理者还必須能夠了解和判斷對方的態度和不同立場。在判斷说理可靠性的时候，他要同时做几件事情，“包括把判斷推遲到整個觀點完成时做出;把问題記在腦中，直到已經決定何时、何地或是否能回答它們;用所有相關的經曆作爲現有觀點的反證。还必須能夠舍棄那些同所涉觀點無關的知识和經曆”（波兹曼《娛樂至死》，2004版，P32-33）。

    　　如果一個社會中有許多人都能夠經常地、有意识地這么做，他們就能夠幫助提高整個社會的思維、判斷、说理能力，也能夠在此基礎上幫助維持一個理性、開放、多樣化的公民社會和民主秩序。 (東方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