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胡温新政”进入紧急状态

曾被许多人寄以厚望的“胡温新政”即将进入第九个年头。八年来，“胡温庸政”的冷酷现实不仅早已把人们当年的期望变成了彻底失望，而且，“胡温庸政”造成的严重后果正在转化成越来越多的不满和愤怒。看来胡锦涛对此有相当清楚的认识，他最近作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那就是宣布“全国公安开展为期7个月严打整治行动”。

正如网友指出的，“严打”是一个中国人才懂的怪词。这个词来自1983年“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自那次以来，中国人从数次经验中懂得，所谓“严打”，就是政府可以置法律程序于不顾，“从重从快”地打击“犯罪活动”。本期《经济观察报》为此次宣布“严打”发表社论，“严打应是公正基础上的效率”。就是基于过去的经验，对政府发出了婉转的警告。

不过，社论的作者当然明白，政府敢用“严打”一词，就没把公正二字放在心上。社论的真实意图是在告诉当权者，目前中国正在发生的“有组织犯罪和个人激情犯罪”的新趋势，“与人口大量流动、行政权力存在寻租空间、贫富差距拉大、个体诉求得不到回应等都有紧密联系”，“而这些，显然不是靠严打就能解决的”。

胡锦涛难道不懂这个道理吗？当然不是。他在此时宣布“严打”，与薄熙来重庆打黑一样，都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只不过各自的政治目的不同。薄熙来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争取民望，因此，他在打击黑社会的同时，剑锋还指向了与黑社会勾结的公安和司法机构。而胡锦涛此次“严打”，绝不会指向普遍腐败的执法和司法机构。恰相反，他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指向那些民众反抗行动的潜在组织者和领导者。

有消息说，就在宣布此次“严打”的次日，北京维权律师倪玉兰被警方非法骚扰、拘押；15日晚上，北京NGO活跃人士苏雨桐被警方非法抄家、拘押，同时热心于救助访民的刘德军被从家中带走并遭暴力殴打，享受“黑头套”待遇；6月16日，也就是中国传统端午节早上，人权律师唐吉田被朝阳国保郁军带队围堵家门；其他一些人权活跃人士也收到警方的关切电话，被询问在哪里、有无活动计划。联想到最近一段时期的罢工风潮，人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此次“严打”的一个重要政治目的，就是要防止更多群体抗议事件的发生。

虽然中国的民众并不能知道这些迫害事件，但他们对当局“严打”的真实意图非常清楚。在网民对当局宣布“严打”的新闻评论中，我看到很少人对当局的决定表示支持。网管一定删除了不少激烈的评论，但从剩下的评论中，第一条就写道：

“中国（是）一个神奇国度，要看笑话吗？看中国吧。真丢人，法律有毛用。不出事你们（警察）天天打麻将，出事多了就对城中村啊什么什么的开刀。”

第二条是一个网民表示支持打击赌博和高利贷，但另一个网民马上评论道：“源头呢？哪个赌场，哪个放高利贷的没背景啊？”

一条大胆的评论得到了比较多的支持。这条评论是：

“（严打）做给老百姓看的，是拿老百姓开刀的，是打那些没有背景的，没有任何势力的犯罪，有本事的话打几个有背景的黑势力给老百姓看看，不吓死你们这些严打的//真正的黑社会就是你们这些披著人皮的狗，用正义做挡箭牌为满足你们自己的私欲/最无耻的是你们”。


胡锦涛是不会去看这些评论的，温家宝则有可能。温家宝现在更加注意显示自己的亲民形像。端午节那天，他不仅特意看望农民工，并且要求各地政府“对待年轻农民工要像自己孩子一样”。从网上评论看，这番话赢得不少赞赏。但谁知其中有多少来自“五毛党”呢？有一条评论显然是真话：“说得是好，但事实很残酷”！

“胡温新政”的事实确实非常残酷，胡温的平庸和无能已经把中国带到了危机全面爆发的边缘。以至于胡锦涛不得不以“严打”为名进入事实上的紧急状态。他这样做的危险就在于，“胡温庸政”由此可能会变成“胡温乱政”，以至后面的人更加难以收拾。


自由亚洲

方兴未艾的中国工运　　 2010/06/22

方兴未艾的中国工运　　　 　 早报　社论 　　佛山本田汽车零部件公司工人上月底发起的罢工事件，三个多星期以来在中国各地引起了连锁反应，本田制锁（广东）有限公司、佛山丰富汽配公司，以及另一家日本汽车制造商丰田在天津的两家工厂，接二连三地发生了罢工事件。这些罢工事件有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工人自行发起而非经由官方控制的工会组织的自发性工业维权行为。　　 　 　 　　此外，经营肯德基在沉阳市门店的百胜餐饮公司的约两千名员工，在工会向资方施压后获得了加薪，劳资双方还签定了中国首份集体合同。与其他罢工事件不同的是，这并非员工的自发性工业行为，而是有官方背景的沉阳市总工会向百胜餐饮公司施压几个月争取得来的成果。其最大特点是建立了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无论是工人的自发性罢工，还是工会向企业施压，都是为了要求资方调高工资、改进工作条件、提供工友福利等，旨在维护工人权利。中华全国总工会不久前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五年，近四分之一的中国工人未曾加薪。而自1983年以来，工资和薪酬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持续减少，从1983年的65.5%下降到2005年的36.7%。同期，资本回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却上涨了 20%。这是典型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　　 　 　 　　工人收入长期停滞，物价却连年上涨的状况，若再不改变，中国迟早会出现足以动摇国本的激烈社会动荡。这种情况显然不是中国政府所乐意见到的，而促使企业调高工资，提升中国工人的收入水平，虽然不能完全解决中国人普遍面对的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三大难题，但至少能局部改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对各地工人的自发性罢工行为表现出罕见的容忍的原因。　　 　 　 　　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中国各级政府以高压手段来处理这一系列的罢工事件。相反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上周在端午节假期看望北京农民工时表示，成家立业、买房子、生孩子是年轻农民工遇到的新问题，要求“各地要从实际出发，逐步为农民工融入城市创造条件”。温家宝的这段谈话，被解读为同情农民工目前得通过罢工来争取加薪的遭遇。　　 　 　 　　另一方面，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前天接受香港凤凰卫视采访时，刻意澹化最近发生在外资工厂的一系列罢工事件，指出无论富士康，还是广州本田都是个桉，并不呈现整体性，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工潮，但这一系列的罢工的确提醒政府和企业，要看到在劳动工资上出现的新问题，并慎重作出处理。这是近期中国多个城市的外资企业接连出现工人罢工、要求加薪的事件后，中国官员首度作出回应。　　 　 　 　　由于197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工人罢工自由的权利，在 1982年修宪时被取消，而现行的《劳动法》和《工会法》等相关法律，都没明确将罢工作为职工和工会的权利的条文，因此有舆论认为中国工人此起彼伏的自发性罢工是非法行为，但是现行法律中同样没有明文规定职工和工会无权罢工，因此中国工人罢工充其量只能说是没有受到宪法及相关法律的保护，并不能说是非法行为。而是否要援用其他与罢工权无关的法规来取缔，则取决于有关当局的态度。从温家宝的间接回应和陈德铭的直接表态，看得出中国政府对待这个问题的立场。　　 　 　 　　工人通过怠工、罢工等斗争手段，向资方争取权益，却不受到对付，在世界民主国家屡见不鲜，但是在中国，这样大规模的自发性罢工，却是1949年以来的首次。从中国政府对待罢工事件表现出的高度克制和容忍，足见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已能适应现代民主政治生活，也愿意面对公民提出的合理诉求。应该说，这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一大进步。　　 　 　 　　不过，工运的影响往往会超出劳资纠纷的范围，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一股强大力量，也是英国、美国等先进国，甚至韩国、台湾等亚洲新兴经济体所经历过的历史阶段。中国方兴未艾的工运，能否促进中国的社会发展，则尚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