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日报
内地传媒再有大胆之举。广东南方报业集团属下《南方人物周刊》最新一期，刊出北京访民倪玉兰的专访，记述北京市为办奥运会，把这位京城女律师逼成上访者的过程及她遭酷刑的惨情。文章引起网络轰动，网民大赞刊物「好样的」，慨叹倪的遭遇「太可怕了」。据悉事件引起北京市当局不快，向中宣部逼宫要求广东处分有关刊物。
《南方人物周刊》专访文章题为《倪玉兰这两月》，虽然目录提要不显眼，但内页全文长达 5,000字，且配上受访者大幅相片，相当引人注目，堪称是本期刊物的「压轴之作」。刊物本应今日正式出版上市，但前日网民已开始热传有关内容，腾讯、网易等网站昨日提前转载全文，引起外界关注。
倪玉兰是北京市上访者的代表人物，还经常介入其它维权事件。
最新一期《南方人物周刊》专题报道倪玉兰的惨况。
「维稳黑名单」之一
专访文章从今年 4月 14日，倪玉兰坐满两年监出狱那天开始，记述了这位北京著名上访人士，因反抗当局筹办奥运会强拆其房屋的遭遇，包括被工作人员和公安民警施行暴力，以「妨碍公务罪」对她判刑，她的左腿被打得肌肉萎缩，从此再无法正常行走；她因维权被剥夺律师资格，最后沦为无家可归的上访者。
中共当局一直禁止辖下媒体涉足上访题材，倪玉兰作为北京市上访者的典型代表人物，而且她还经常介入其它维权及要求平反六四等政治事件，是北京市当局「维稳黑名单」首要人物之一，《南方人物周刊》竟发表对她的专访，还大爆当局对她的残酷迫害，令外界侧目，不少网民对刊物的敢言大为振奋。
北京向中宣部投诉
昨日，新浪微博、网易和腾讯有关新闻跟贴出现大量网民留言，「南方报业好样的」、「关注倪玉兰就是在关注我们自己」、「向南方报系致敬」、「你们是有责任感的媒体人」等；有网民慨叹：「这是甚么社会啊！连律师都被逼成这样，那里还有正义可言？」「天子脚下发生这种事，太可怕了！」
据悉，北京当局发现该文刊出后，向中宣部及国新办投诉，要求当局责令广东南方报业集团收回文章，消除影响。周刊副主编万静波昨日接受本报电话查询时表示不会评论事件，称媒体最重要的是做好报道，评论由别人去说，「如果有压力，我们会按规定处理」。本报记者
遭公安打残腿部 倪玉兰维权无悔
「我一点不后悔走到这步！」现年 50岁的倪玉兰昨接受本报电话采访时指，她虽然已是无家可归，但会继续上访维权，「我已经被逼成这样，还担心甚么？大不了他们把我这条命拿去好了！」
倪玉兰早年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分在中央单位工作，又有律师牌照。但 2001年北京夺得奥运会主办权，噩梦开始了。当局为迎奥运大规模拆迁，她家所在西城区大四条也在拆迁范围内。
捨身維權前的倪玉蘭眉清目秀，卻慘被公安打殘腿部。
住所惨遭强拆
为了自己和其它被强拆居民的权益，倪毅然走上了维权之路。 2002年 4月 27日，她在清拆现场抗议时，被公安带到派出所毒打，原本好端端的她，被打残腿部，现在要靠拐杖行走，还失去工作和律师牌照。
九年来她不停上访，利用全国「两会」、六四纪念日或其它重大活动时机示威，成为北京上访核心人物之一。 08年 4月京奥前，当局以「妨碍公务罪」将她判监两年。今年 4月出狱后，她和丈夫被公安暂时安顿在小旅馆，出入受监视，形同软禁。
本报记者
南方报业和从业人员出位言行
2010年 6月 28日
•《南方人物周刊》刊出刚刑满释放的北京维权人士倪玉兰的专访长文
2009年 11月 18日
•《南方周末》违背纪律擅自接受美方安排，在京专访美国总统奥巴马
2008年 4月 3日
•《南都周刊》副总编长平在英国《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中文网发表文章，质疑西藏 3.14骚乱事件真相
2004年 9月
•《南方人物周刊》评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 50人」，不少是被中共列为异见者
2003年 3月
•《南方都市报》报道大学生孙志刚被广州公安强送收容致死，逼中共取消收容条例
流动人口双刃剑 都市遍布计时弹
2010/06/28 |
流动人口双刃剑 都市遍布计时弹
太阳报
* 待遇过低 饱受歧视
最新发表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显示，去年内地流动人口数量达到二亿一千多万人，预料未来流动人口规模将不断增加，到二○五○年将会有三亿五千万人，流动人口分布仍以东部沿海为重心。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农民摆脱土地束缚进城打工，源源不绝地为企业提供廉价劳动力，增强了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令中国逐渐发展成「世界工厂」；与此同时，也加速了内地城镇化的步伐，推动现代化进程。这一趋势持续增强，不可逆转，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滚滚潮流。
但是，由于当局忽视配套管理，流动人口也衍生了大量社会问题。正如中国社科院专家指出，大量农民工虽然进入城市，但其收入水平、福利保障并没有融入城市。以珠三角城市为例，大部分农民从事高危行业，月薪平均在一千至二千元之间。以此等收入，外来民工一辈子也无法置业，他们中的不少人惟有入住简陋的出租屋。于是，城市中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城中村，村内环境杂乱、道路泥泞、交通拥堵、危楼林立，俨然成为中国特色的贫民窟，与城市的日益现代化格格不入。
除生活艰难外，更令农民工难以忍受的是身份歧视。由于受现有户口制度的限制，外来人口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医疗福利，看病难、吃贵药。而他们的子女更不能入读公立学校，只能在条件恶劣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儘管中央已下令，要将农民工子弟学校併入公立学校，但很多地方出现一校两制，两种学生、两种待遇，泾渭分明，令歧视更加表面化，并且加深了他们与城市居民的矛盾。
待遇过低 饱受歧视
这一切都使得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很难享有体面劳动的待遇，也无法过有尊严的生活，只能沦为城市中的二等公民。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农民工受歧视的问题，几乎在改革开放初期已经存在，但是当局一直视而不见，只把进城农村人口视为廉价劳动力，创造GDP政绩的工具，从不考虑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和平等的公民待遇。在地方官员们看来，农民工能进城工作，收入已比留在农村高出不知多少，不应有任何不满。
更令人气愤的是，一些地方政府竟将外来人口视为犯罪活动的根源。深圳市某副市长宣称，要将无职业的外来人口驱赶出去，才能解决当地治安不靖的问题。如此荒谬的论断理所当然激起外来人口的义愤。
其实，对中国的发展和稳定而言，逾二亿流动人口始终是一把双刃剑。处理得当，城市化朝着健康方向发展；处理失当，城市化的副作用愈来愈明显，甚至造成大中城市遍布计时炸弹的后果。不患寡而患不均，饱受歧视的进城农民终有一天会在沉默中爆发，当局若掉以轻心，社会将陷入溷乱，城市化的成果将毁于一旦。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