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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全球化时代要“重估一切价值”
2010年7月09日     　　“我一生逃过很多劫难，人家说我的命大。我说不是命大，是上帝太忙，把我忘掉了。”周有光微笑着对记者说，幽默的话语中透露出一个世纪老人的从容淡定。


    　　这位出生于1905年的老人，几乎见证了晚清以来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这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历经磨难，周有光的命运也随着时代大波起伏跌荡。

    　　“我所处的时代是动乱时代。我们家是一个大家庭，太平天国军打破了常州城，曾祖父投河而死，我们家第一次被扫地出门。抗战时我们家居苏州，日本人来了，我们第二次被扫地出门。‘文革’中，我下放宁夏两年四个月，回来后发现造反派住在我家，家里连一个纸片都没有，这是第三次扫地出门。”回顾一生的苦难，老人没有丝毫怨尤，“这也很好，没有财产，就没有包袱，很轻松。”

    　　他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他主持编制国际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泽被亿万人，可是，他迄今仍然居住在北京朝阳门内一片灰色的老式楼群之中。不足10平方米的书房里，没有任何装饰，书桌就像一张陈旧的单人学生课桌。老人就笑眯眯地坐在临近北窗的书桌前，慢慢地说着略带吴侬软语的普通话，不时发出开心的笑声。在这个浮华的时代，他就像安居陋巷的颜渊一样“不改其乐”。

    　　105岁的老人思路依然清晰，逻辑严谨。在长达近3个小时的采访中，他畅所欲言，无挂无碍。有时，他还会提醒记者一下：“我的话是靠不住的，你要批判引用……我讲话可能太直率，你发表的时候，要稍微考虑一下。”

    　　要改的是国情，不是民主

    　　《南风窗》：近年来，您提出社会发展的三大规律：经济，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再到信息化;政治上，从神权到君权再到民权;文化，从神学到玄学再到科学。在您看来，现阶段的中国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分别处于什么阶段呢?

    　　周有光：在经济方面，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同时进入信息化，但是水平非常低。中国的工业化是廉价劳动和外包经济，这是低水平的工业化。至于信息化，我们的信息化水平也是很低的。罗斯福讲四大自由，现在我们要提第五大自由，就是网络自由。全球化时代是透明化的，苏联经不起透明，一透明就垮掉了，我们难道害怕透明吗?

    　　中国思想界如今的状况很糟糕，仍然是神学思维、玄学思维，不是科学思维。最近发生的“张悟本事件”就说明，中国的群众还在神学思维阶段，不会思考。拿医学来说，什么西医、中医，科学没有中西之分，科学有一元性。如果承认社会科学是科学，就不能分什么阶级性，也不能分中外东西。如果走不出神学玄学，实现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

    　　政治上，民主是必由之路，但是中国搞民主是很难的，传统里没有民主思想，历史又长，包袱越大，改革越难，所以要有耐性。国外估计，中国快的话需要30年，慢的话需要150年。慢一点进步也是进步。总之，中国不可能不走上民主道路。

    　　《南风窗》：有些人认为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另外一些人则公开对民主的价值提出了质疑，您怎么评价这些观点?

    　　周有光：共产党内许多重要的知识分子我都认识，他们都是有民主思想的。从专制到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是某个国家要不要的问题。有一位清华大学的教授讲，民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其实，要改的是国情，不是民主。民主是自然趋势，会慢慢走的。我有一次到美国演讲，美国人说你们中国走得太慢了，我们很着急。我说，你们美国只有200多年历史，所以着急，我们5000年，所以不着急。

    　　中国改革是半步半步走的

    　　《南风窗》：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这两年不断有人鼓吹“中国模式”，认为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榜样。您怎么来评价所谓的“中国模式”呢?

    　　周有光：据我看到的资料，关于“中国模式”国内外有两种讲法。第一种讲法，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中国模式，就是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越南模仿这种模式，也很成功。第二种讲法，认为美国的民主模式不行了，中国的模式起来了，未来中国模式将代替美国模式。那么我就找一找，哪个国家学习我们?没有。所以我想这不是真的。

    　　中国改革不是一步一步走的，是半步半步走的，走了半步，大家已经很满意了。外国人研究中国的社会，认为中国已经发展到日本的明治维新时代，在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之下发展经济。

    　　《南风窗》：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之下也是能够发展经济的。

    　　周有光：可以发展经济。归纳起来，有几种社会转型的现象是相似的。第一种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四大财阀垄断了日本的资源。第二种是苏联瓦解以后的俄罗斯，今天俄罗斯的大资本家都是苏联原来的官员。第三种是中国，叫做“翻牌公司”，“公营”一翻牌就变成“私营”了。第四种是印尼，苏哈托上台以后经济发展了，搞的是“裙带资本主义”。国外研究认为，这四种转型是同一个模型，都是原始积累。原始积累很难逃过。

    　　《南风窗》：当前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矛盾尖锐，贫富分化严重，有人说中国有坠入“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周有光：国内外部分研究者认为，权贵资本主义跟印尼的裙带资本主义、日本明治维新四大财阀是同一个类型，跟苏联官僚摇身变为大资本家是一个模式。俄罗斯学者写了很多文章，可惜我们很少能够看到。

    　　《南风窗》：那么，权贵资本主义问题怎么解决呢?

    　　周有光：不走民主道路不可能解决的。专制，有野蛮专制，也有开明专制，走开明专制也可以解决一部分，但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本来苏联是一个集权模式，当时许多国家学苏联，高潮时一共有40个国家跟它走，今天还有几个呀?苏联自己都垮了，说明苏联这个模式失败了。苏联是新中国的原型，虽改革开放，略作修正，未脱窠臼。中国要建立一个模式，我想可能性不是挺大。中国的社会结构水平还是很低的。

    　　最近新加坡的李光耀发表了一篇很长的谈话，他说，中国发展得很快，但是要追上美国，至少要30年，而且这30年美国不是站着不动的。中国是在发展，但是太乐观不行。我觉得李光耀讲得对。 /博讯

余杰：不取消国保，中国就无法长治久安

2010/07/09

余杰：不取消国保，中国就无法长治久安

中国作家余杰日前发表致温家宝总理的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国保。并称取消国保是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的第一步。国保全称是国内安全保卫，近年来中国各地国保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七月五日下午，作家余杰被北京市国保大队传讯。余杰对德国之声表示，整个审讯过程持续了四个半小时，主要目的是确认他在海外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并阻止他在香港出版新作《中国影帝温家宝》。余杰日前在网络发表的公开信中写道："温家宝先生，你知道吗？就在你主持'依法行政'国务院会议的同一天，我家门口又多了一群国保前来'服务'了。这一天并非敏感日子，又没有外国元首来访，为什么你的'服务型政府'又来为我提供特殊服务呢？余杰在信中向温家宝发出邀请，欢迎总理到他家中做客现场办公。以便"可以亲身感受一下贵政府是如何为一个只是努力说了一些真话的公民'服务'的。"

对于为什么会想到向中国总理发出这份公开信，余杰表示："这个组织不断发展膨胀，肆无忌惮地执法犯法，在胡温执政以来，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奥运会以来，在'维稳'的幌子下，国保干了很多很恶劣的事情，使政府的公信力下降，使中国的国际形象也越来越差。"

余杰表示，国保人员一天24小时三班倒地在他家门口实施监控，他的亲朋好友不断受到骚扰，他的电子信箱不断被"黑"。而全国各地像他这样受到国保特殊照顾的人数不胜数，而国家为此的资金投入也是天文数字。余杰表示，中国政府一再许诺提高教育经费，但教育经费原地踏步的同时，公共安全支出增幅却高达47.5%。余杰表示，。"天价维稳"成为"胡温新政"的最大特征，"国保治国"成为一项至高无上的国策。从奥运会到世博会，国保的非法行政活动越来越猖獗，他们在奥运会和世博会期间查禁商店里的菜刀和老鼠药，他们不分昼夜地蹲守在每一个异议人士的家门口。互联网上的"敏感"词汇越来越多，日历上的"敏感"日子越来越多。所以，国保的经费越来越多、编制越来越大。

余杰对德国之声表示："5000多亿这个数字来源于社科院一份公开发表的刊物。前不久，清华大学一份有关维护稳定的研究报告也引用了这个数字。我相信，实际数字要高得多。"

余杰的公开信中写道: "有了国保的保驾护航，你们和你们的御用文人说，平安了，但这样的平安真的可以持续下去吗？熟读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温家宝先生，你不会不知道，靠暴力和谎言是无法让一个国家和民族获得长治久安的。"余杰以纳粹德国时期的盖世太保和民主德国时期的斯塔西为例，说明庞大的秘密警察机器最终只能加快独裁政权的灭亡。尽管余杰明确指出，温家宝先生，如果你不从今天起取消国保，国保未来的命运和你的党的未来的命运将不堪设想。

不过余杰也深知，他的这份公开信并不会得到官方积极的回应。他说：" 最近几年，中国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贫富悬殊，官僚腐败。像胡温这样最上层的权力阶层以及他们的家属已经形成了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所以他们不会以良性的方式回应任何来自民间的呼吁。他们出于强烈的不安全感，对未来没有信心，所以只能采取这种暴力手段来维护暂时的稳定。"

记者：达扬

德国之声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