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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荣/重读爱因斯坦的 我的信仰 /电影the hiding place/21世纪的基督教与世界政治
發佈時間: 7/11/2010 3:20:11 AM 被閲覽數: 349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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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荣


     


flyfish/wenxuecity
 

推荐电影: the hiding place
送交者: 天婴 2010年06月30日 [彩虹之约] 

重读爱因斯坦的“我的信仰”

发布者 thchen 10-07-10

·格丘山·

 

没有一篇文章像爱因斯坦的“我的信仰”令我这样感动,在“我的信仰”这篇短文中,爱因斯坦以一个科学家的诚实和简洁说明了他的人生观,宗教观,政治观

 

对于人生,爱因斯坦说:

 

“要追究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看来,我总觉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末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 

 

对于政治,爱因斯坦说: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我自己受到了人们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其原因大概在于人们有一种愿望,想理解我以自己的微薄绵力通过不断的斗争所获得的少数几个观念,而这种愿望有很多人却未能实现。我完全明白,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当受到强迫,他们必须有可能来选择自己的领袖。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而群众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觉上也总是迟钝的。”

 

对于战争,爱因斯坦说: 

 

“我想起了群众生活中最坏的一种表现,那就是使我厌恶的军事制度。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轻视。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单单一根脊髓就可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文明国家的这种罪恶的渊薮,应当尽快加以消灭。由命令而产生的勇敢行为,毫无意义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我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预这种可憎的勾当。尽管如此,我对人类的评价还是十分高的,我相信,要是人民的健康感情没有被那些通过学校和报纸而起作用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蓄意进行败坏,那末战争这个妖魔早就该绝迹了。” 

 

对于宗教,爱因斯坦说:

 

“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是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他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是迷糊不清的。就是这样奥秘的经验——虽然掺杂着恐怖——产生了宗教。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我无法想象一个会对自己的创造物加以赏罚的上帝,也无法想象它会有像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体验到的那样一种意志。我不能也不愿去想象一个人在肉体死亡以后还会继续活着;让那些脆弱的灵魂,由于恐惧或者由于可笑的唯我论,去拿这种思想当宝贝吧!我自己只求满足于生命永恒的奥秘,满足于觉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的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并且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在自然界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分,即使只是其极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想诸位也许能够比我从这些话中吸收到更多的真谛,最后让我抄录爱因斯坦在悼念玛丽·居里夫人时说的话与大家共勉,“居里夫人的品德和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我想,对中国也一样。



 

(来源: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6279)
由yimei1926张贴

 

21世纪的基督教与世界政治



王珍编译



美国《大西洋月刊》222年10月号刊登了菲利普·詹金斯题为《下一个基督教》的文章,认为21世纪基督教将面临一场“反宗教改革”:信众将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居民,这种穷人的基督教具有反知识的信仰主义倾向,而且强调团体忠诚和归属感,这和近些年来全球化导致发展中国家社会解体有关。未来意识形态冲突将越来越具有宗教性,宗教冲突可能成为世界政治的主题。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次宗教改革在西方历史上不仅改变了宗教的实践,而且也改变了社会、经济、政治、教育以及法律的性质。

与16世纪宗教改革一样,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不但对于天主教,而且对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变革时刻。基督教整体上正以西方观察者看不到的种种方式发展壮大、发生变化。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今天的新闻充满了关于重新兴起的、有时是愤怒的伊斯兰教徒影响的报道。但是,正是基督教,以它的多样性和生命力、以它的全球性影响、以它与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社团的联系、以它重心的转移、以它价值和实践方式的变化,将在21世纪留下最深刻的印记。这一进程并不必然是和平的,21世纪里,宗教将作为人类事务方面最主要的富有活力和破坏性的力量取代意识形态,主导人们关于政治自由、政治责任、民族的观念,当然还有冲突和战争的观念。

基督教在第三世界的迅速发展

16世纪的宗教改革向神圣权威发起了挑战。它推进了个人主义,推进了宗教信仰的私人化。15世纪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极大地刺激了用本国语言创作的大众文学,并且加强了宗教变革的力量。许多人认为,在最近的将来,电子媒体将对我们现有的宗教方式产生类似的强大冲击。这种观点认为,天主教将变得更具有包容性、更少审判性、更愿意接受对性行为和性别角色的世俗态度。在自由派天主教徒看来,现在很多危机直接来源于陈旧的教条,这包括对牧师独身生活的强制、对同性恋的不宽容以及对妇女做牧师的禁止,更不用说对性行为更为普遍的恐惧了。

如果把目光越过自由的西方,我们会看到另一场基督教革命已经兴起,它大大不同于富裕北方所要求的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基督教实际上正转向超自然主义和新正统主义,并在很多方面正转向《新约》所表述的古老世界观:视耶稣为神圣力量的体现,他能克服给人类带来灾难和疾病的邪恶力量。在第三世界,巨大的、并且还在不断扩大着的基督教人群——目前拉丁美洲有 4.8亿,非洲有3.6亿,亚洲有3.13亿,这与北美的2.6亿形成对比——现在形成了天主教学者瓦尔伯特·布赫尔曼所谓的第三教会,这种基督教形式明显不同于新教或者东正教,并且很可能将在基督教信仰中占统治地位。发生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比北美宗教(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当前的任何变化有更强大的影响。在所谓自由主义的北方宗教改革与正在兴起的南方宗教革命之间紧张关系日益加剧。

过去半个世纪,基督教世界的核心已决定性地移到了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平衡就这样永远打破了。

在今后的25年中,全球基督教世界的信众可望增至26亿(这将使基督教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到2050年底,有50%的基督徒分布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其他约17%在亚洲。这个比例将持续攀升。基督教徒主要国家包括:墨西哥、巴西、尼日利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和菲律宾。

人口的变化在特定的天主教团体中更为明显,其中欧美人口已只是一小部分。《世界基督教百科全书》表明,到2025年底天主教徒中几乎有四分之三分布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这个21世纪天主教的可能图景正是天主教反宗教改革和其全球传道事业的后果。

这些数字实际上低估了南方在天主教中或更一般地来讲,在世界基督教中的优势,因为它们没有考虑南方向欧洲和北美的移民。人口统计表明欧洲白人聚居区人口在下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实践正远离传统基督教的根基。结果是其他肤色在欧洲教堂中日益抢眼;伦敦所有去教堂的人中现在有一半是黑人。

在美国,天主教徒中所占比例在增加的是拉丁美洲人口,他们大约到2050年底应该占到全国天主教徒人数的四分之一。亚裔美国人也有相当多的天主教徒。目前的趋势表明这种带有南方民族和文化传统的天主教宗教价值将长时间相当明显地有别于美国其他人群的天主教宗教价值。

欧美的天主教徒以后几十年内在全世界天主教会中所占比例将越来越小。据报道,1998年在1800万受洗的天主教徒中有800万在中美洲、南美洲,300万在非洲,近300万在亚洲。换言之,这三个地区在所有受洗的天主教徒中已经占到四分之三多。菲律宾每年受洗的天主教徒总人数比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波兰几国加在一起的总和还要多。

世界基督教的南北分裂

基督教内部这种人口数目的变化对神学和宗教实践以及全球社会和政治具有多方面的影响。自由派天主教作家詹姆斯·卡罗抱怨道:“世界基督教在反知识的原教旨主义的支配下正日益衰落。”但是,这恐怕是难以抗拒的。

风靡南半球的基督教派以经济发达国家的标准来看,它们都是坚守传统的、甚至是反对进步的。它们重视权威并信奉超自然恩赐的观念。

五旬节教徒站在南方反宗教改革的前列。虽然五旬节教派作为一种运动只是20世纪初主要出现在北美,但是今天它至少拥有4亿坚定信仰者,他们主要聚居在南半球。到大约2040年底,教徒可能会达10亿。这样,仅仅五旬节派教徒人数就将大大高出世界上佛教徒人数,并且与印度教徒人数大致相当。

五旬节教徒信仰超自然的、不切实际的和天启的信息。对他们而言,预言是每天的现实,许多独立的教派把它们的基础追溯至直接的先知权威。宗教学者习惯地把这些正在飞速发展的教会作为“先知教会”来谈论。

正如美国人在设想摆脱了等级、迷信和教条的教会一样,那些最为成功的南方教会今天却在公开谈论精神医治和驱魔。一个正发展为国际性的、有争议的教派是以巴西为基地的上帝之国普世教会,它宣称可以提供“强有力的祷告,摧毁魔法,治疗着魔、恶运、恶梦及一切精神问题”,并且许诺其成员将获得“成功和商业突破”。西非的天使派运动宣称具有“关于邪恶精灵的明确知识,这些精灵播撒不舒服的种子,传播恶运、疾病,引起不育等问题”。

美国人和欧洲人常常把这种宗教观点与古代原始农村环境联系起来,认为这种古老的世界观将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出现而消失。然而,在南方,超自然教会的成功倒是城市化的直接副产品。在过去的三四十年中,当以农村为主的社会逐渐城市化的时候,数百万的移民为更广大的城市地区所吸纳,这些地方缺少资源和基础设施满足这些移民的需要。有时人们到本国的城市中旅游,但是他们常常发现自己置身于不同的地区和文化之中,遭受着巨大的陌生感。在这种背景下,宗教团体出现了,提供健康、安全和教育。

宗教团体这种作用的重要性很可能在增加,因为人们的需要和政府满足这些需要的能力之间的差距在逐渐增加。看到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成功,历史学家彼得·布朗写道:“基督徒团体突然开始吸引感到被抛弃了的人们……显然,在公元250年,做一名基督徒比做一名罗马公民会获得更多的保护,免受同伴的袭击”。今天,做一名活跃的基督教会成员,很可能要比仅仅做一名尼日利亚或秘鲁公民能获得更多的实际利益。

通常,那些新兴教会由于它们处理压迫和贫穷恶魔的方式而获得支持:它们用超自然的话语来解释城市日常生活中的恐怖。在非洲很多地方对魔法信仰的强烈程度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疾病、剥削、污染、酗酒、毒品和暴力,这一切合在一起能够说明为什么人们能很容易地相信他们正处于魔鬼力量的围困之下,并且只有神的干预可以拯救他们。甚至激进的自由神学家们也偶尔使用天启性的语言。

在教会快速发展之际,出现了天启和弥赛亚运动,它们努力通过武装暴力实现上帝天国。一些人努力建立耶酥基督在地球上的千年王国,像《圣经·启示录》中预言的那样。

极端主义基督徒运动在非洲部分地区经常出现,那里国家机构力所不及。这些运动组织包括诸如赞比亚的卢帕教会、乌干达恐怖性的上帝抵抗军(LRA)。卢帕教会吸引了数十万名追随者,他们组成了一个乌托邦团体,以等待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

北方基督徒和南方基督徒之间的文化差异在今后的几十年中不会缩小,而会增大。当南方人坚持团体和传统权威等较为古老的理念时,北方团体将走向更为非中心化和更为私人化的信仰形式。

关于道德问题,南方教会也远不同于北方自由派教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教会在诸如同性恋和堕胎的问题上非常保守。如果北美或欧洲教会为了更多地与进步的世俗价值保持一致,从而宣布一种道德立场的话,那么他们将会与日益发展的南方天主教会造成事实上的分裂,如果不是正式分裂的话。

中世纪再次来临?

第一个基督教世界(从6世纪到16世纪支配欧洲的政治一宗教秩序)在世俗的民族主义面前,在托马斯·卡莱尔描述为“现代文明三个伟大因素:火药、印刷术和新教”的巨大冲击下坍塌了。从此民族国家就一直支配着世界。但是,今天完整的民族独立概念受到挑战,这部分是新技术的结果。据最近中情局的报告,在今后几十年中,“政府将越来越少地控制其境内的合法或不合法的信息流通、技术、疾病、人口迁移、武器和商业事务。如果像‘大不列颠’这样一个从前毫无疑义的构架也正受到严重挑战的话,那么毫不奇怪,人们将对非洲、亚洲的许多政治架构提出越来越多的疑问。”

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分析民族国家衰落的社会科学家们把今天的世界和中世纪政治上分裂的、却具有世界主义的世界相类比。我们越多地观察南半球,就越来越多地看到虽然超民族的观念正在兴盛,但它们却丝毫不具有世俗性。这与中世纪极为相似。

今天,南半球正在兴起的宗教狂热与民族国家自主权的下降同时出现。单个的国家法律仅仅与国家本身存在一样长久;而基督教共和国或许能够提供一套更具普遍性的、更高级的标准和习俗。基督教共和国是一种主要的文化参照,它作为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新秩序极有可能在南方基督教徒中真正地再次兴起,在这种秩序中,政治、社会和个人的自身认同主要由宗教忠诚明确规定。

整个南半球的红衣主教和主教17世纪以来,就已经以一种在西方根本看不到的方式变成了民族的道德领袖。由此我们可以想到南非教会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同样,20世纪80到90年代非洲其他地区很多教会和教派支持民主运动也给人以深刻印象。高级教士知道自己被期待着替他们的人民说话,即使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正当这种道德领导的含义增加的时候,我们或许会合理地提问:基督教是否也会对世界许多地区提供一种指导性的政治意识形态。我们甚至可以想像一个新的基督教国家浪潮,在这样的国家中,政治生活与宗教信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赞比亚1991年明确宣布它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类似的观念已经在津巴布韦、肯尼亚、利比里亚传播开来。

在21世纪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一些地区中,广泛的宗教争端已逐渐展开。最重要的冲突是在尼日利亚,最近的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暴力事件可能导致尼日利亚社会的崩溃。穆斯林和基督徒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苏丹和越来越多的其他非洲国家中相互残杀;印度教徒极端主义者在印度迫害基督徒。人口统计表明未来这些仇恨只会加剧。非洲和亚洲当前的斗争或许预示了即将出现的政治轮廓,并预示了将来巨大政治力量联合的基础。这些斗争类似于20世纪的意识形态冲突,即法西斯主义与民主的拥护者之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之间交替出现的热战与冷战。然而,当今互相竞争的意识形态明显是宗教性的,这些意识形态许诺给其追随者的是在尘世上的实际的而不是比喻意义上的上帝之国。

由于人口膨胀的国家要占用大量的居住空间和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仅人口变化就可能导致更具侵略性的国际政策。而宗教间的紧张状态可能使这一形势更加恶化。如果成百万人口的城市不打算由于社会不安和骚乱内爆的话,政府必须找到某种途径动员大批涌现的失业的少年和青年。说服他们为上帝而战被证明是可行的转嫁国内危机的方法,特别是当宗教已具有一种强大的殉道理想的话。利比亚、乌干达等国已经出现了残酷无情的民兵,随时准备为指导他们战争的主人的任何命令或杀人或去死。20世纪80年代,伊朗强硬的什叶派毛拉通过牺牲几十万名青年抗击伊拉克的方式建立并巩固了他们的统治。在当今印度尼西亚,在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国民自卫队中随时都能看到数千名愿意为反对国内基督教少数民族信徒而战的穷苦新兵。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我们的政治领袖和外交官对宗教性的边界问题的关注应该不少于他们曾经对石油产地的关注。

媒体近些年来倾向于认为伊斯兰教,而不是基督教正成为一种强大的、有威胁的超民族的意识形态。而如上文所述,基督教在南方国家正在大力发展并将成为影响社会的重要力量。

(刊摘)

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902[/b]

若迷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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