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oooooooooo萬維:“唯一的印象就是窮”，干洗店的小伙子給我講起對朝鮮，“好像十年過去了，對面的房子還是那幾間。”他是個樂觀的年輕人，來自遼寧省的丹東市，在鴨綠江這邊，他看得到對岸人影綽綽，盡管他從未去深圳，卻確信無疑的說︰“從對面游過來，可比從深圳游到香港近多了”。他出生于1978年，記得小時候源源不斷的朝鮮人從對岸游過來，他听說過朝鮮政府對于偷渡者的殘忍懲罰，還對于朝鮮姑娘的印象不佳──她們全部面帶菜色。 盡管我們沒有討論朝鮮的核危機，但這卻是我兩個月來，第一次談到朝鮮問題。從干洗店出來，我感到一陣不安。我相信自己是一個典型的知識分子，為一份報紙寫過四年的國際政治評論，知道朝鮮問題是中國在成為一名受人尊敬的地區性領導國家道路上的第一個重要的考驗，也是巨大的機會，但顯然，我對此既缺乏理解也不夠關心。 類似的情況在我的生活中不斷出現。我對于中國的能源現狀不清楚，對于環境惡化的程度缺乏了解，當我要了解中國的最近的政治、經濟、社會變化時，我選擇的信息來源是《紐約時報》和《經濟學人》，而如果我想知道對中國未來十年的預測和分析，我期待听到的聲音則是布魯金斯學院或是卡耐基基金會的中國研究部，《華爾街日報》與《金融時報》的記者可能比我們最好的經濟學家都更好的描繪了中國的市場改革，甚至在記錄三峽變遷這樣的歷史事件時，一位《紐約客》的記者的工作都比我們所有的社會學家、作家都要更杰出…… 在幾周前的專欄中，我對于今天的中國人一心要過別人的生活而不相信自己的生活，表示了嘲諷和不滿。但一個嚴峻的現實是，在那種膚淺的模仿背後，是一種深刻的、在短期內無法改變的匱乏──在創造了一個逐漸豐沛的物質世界之後，我們卻沒有創造對應的智力與精神世界。作為亞洲最重要的思想家，新加坡李光耀學院院長馬凱碩曾說，亞洲人在政治與經濟上獨立了，但在頭腦上卻仍是西方的殖民地，《金融時報》的一位專欄作家則發現，亞洲缺乏自由的思想市場，亞洲人對分析自身、分析世界缺乏成效與興趣。 經常在盲目的自傲和自卑之間的搖擺的中國，同樣如此。過去三十年中國社會的成長動力，來自于之前長期被壓抑的欲望和技術上摹仿的結合，在國際事務上我們埋頭于自身發展，拒絕給出自己鮮明的立場；在國內事務上，我們不爭論，物質渴望既是這個社會動力，也是粘合劑，我們不去理會環境惡化或是社會失衡可能導致的代價…… 整整一代人受困于文化大革命中沒完沒了的大字報、紅衛兵們空洞的爭論，他們不信任嚴肅智力探討對一個社會發展的重要性，而將其與社會失序、停滯不前聯系在一起。如今這種思路的後遺癥已日益顯露出來︰我們不知道如何在向外人解釋自己，中國在世界上激起的不信任感，與這種缺乏解釋有著密切關系。中國對于未來的發展缺乏智力上的儲備，我們說啟蒙運動與工業革命共同締造了近代歐洲，後者提供了物質能力，而前者則是智力儲備，啟蒙運動的領導者們探索了新的知識疆域，創造了新的價值觀，使得人們適應一個新社會的到來。今天的中國早已卷入了更復雜的環境，它的社會內部則面臨著種種危機，口號式的“和諧社會”無法抹平普遍的心理躁亂，缺乏思想上的自由探討空氣，也難以真的把握住知識經濟，更重要的是，我們的頭腦似乎仍陷于那個更威權和計劃的時代，以為依靠國家性的工程、資金與運動，就可能帶來知識上的創新與內心的改變，我們不可能依靠建造三峽水壩與青藏鐵路的方式的來建構一個好社會的，好社會的建造是自下而上的，是依靠個人的主動性、創造性和歸屬感帶來的。更重要的是，社會危險的預警器也失效了，放棄了討論嚴肅的國際與社會問題能力的中國知識階層，演變成了一群自我沉溺的人群，他們帶著嘲諷和怨憤的心情，將對探討權完全交給壟斷信息的政府部門，社會已經如此復雜，我們卻仍期待一個指揮中心給出所有指令。這很可能導致賈里得‧戴蒙德所說的“失敗的社會”，這位因寫作了《槍炮、鋼鐵和病菌》與《崩潰》而聲名大著的人類學家將失敗的社會歸為四種類型︰第一種，它沒有預見到問題的出現，第二種，當問題出現時，社會的決策層沒有理解它，第三種，當這個社會決策層理解時，他們卻不能作出努力，去解決問題，第四種，當決策層做出努力時，卻失敗了。他發現失敗的社會非常遲鈍的，它的決策者們，不管是國王、貴族還是政治家們，總是將自己局限在一個非常的狹小的範圍內，觀念與意識形態上的糾纏使他們拒絕對現實的變化做出反應，因為封閉的小圈子，即使當外部環境已經極度惡化時，仍感受不到，因為他們的特權足以保證免受匱乏、災難；而他們最終不得不做出反應時，又發現一切為時過晚，或者是他們在慌亂之中做出的努力，不過使問題變得更糟。 為未來中國的種種可能性，進行理論上的探討，進行智力上的準備，不僅關乎明日中國的發展，它同樣是解決眼前的迷惘與困惑的最有效手段。我想象不出，我們在對于現實的挑戰如此漠然和無知的情況下，是否能做出合理的決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