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副總理田紀雲發文︰

近距離感受鄧小平他拯救了中國（圖）

　　眾所周知，小平同志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這個評價名符其實。

　　我是1981年初調國務院工作的。1983年6月，在六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1985年9月，在黨的十二屆五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在國務院，我長期分管經濟工作和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地區的工作，經常向小平同志匯報工作，與小平同志接觸較多。每次接觸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初次接觸小平同志

　　我初次個別接觸小平同志是1984年春。3月13日，四川省駐京辦事處主任孟薇打電話給我，要我約小平同志和曾在四川工作過的一些老同志到北京的四川飯店聚一聚，品嘗一下川味，我同意為他約請。我首先給小平同志辦公室王瑞林打電話，他請示小平同志後表示同意，我又約請其他人。這些人有︰王震、楊尚昆、段君毅、陳野萍、李一氓、李伯釗（楊尚昆的夫人）、羅青長，還有當時的商業部部長劉毅、北京市市長陳希同等人，唯萬里我忽略了邀請。四川飯店坐落在北京西絨線胡同的一個三進四合院內，環境十分幽靜。3月15日上午11時許，大家都先後來到飯店客廳，11時3刻，小平同志在鄧楠和毛毛的攙扶下來到飯店，大家爭相與他握手、問好，飯前許多人與他照相，進餐中也有不少人站在他的坐椅後與他合影。他很隨和，那麼多人與他合影沒有一點厭煩之意，但當他端起酒杯與大家干杯時，突然發問，怎麼萬里沒有來？我馬上回答︰呀，是我忘了通知他。他詼諧地說︰吃川菜不能沒有萬里。後來我才知道小平同志與萬里有至交，關系非同一般。

　　　　小平同志對改革開放的若干指示

　　1985年至1987年是我與鄧小平接觸最多的時期，因為那時我在國務院協助萬里主持日常工作，同時我又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組長，每年總有幾次陪同中央、國務院主要領導同志向小平同志匯報請示工作，以下是我親自听到的小平同志關于改革開放問題的若干指示（這些指示，主要是根1978年12月18日，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圖為鄧小平同志在全會上講話。（新華社稿）據我當時的記錄，與經整理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的有關講話，在文字上不完全相同，有的《鄧小平文選》中沒有）。

　　我第一次去小平同志的家里是1985年7月11日，那是向小平同志匯報價格改革的思路和初步方案，由我主講（我是物價領導小組組長）。小平同志對于價格改革持非常積極的態度，他認為早晚要過價格改革這一關，遲過還不如早過。他說︰“物價改革是個很大的難關，但這個關非過不可。不過這個關，就得不到持續發展的基礎。”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31頁。又說︰“今後即使出現風波，甚至出現大的風波，改革也必須堅持。否則，下一個10年沒有希望。”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32頁。在價格問題談完之後，小平同志興致勃勃地談到4個經濟特區的建設問題（1984年1月24日-2月10日小平同志曾到深圳、珠海、廈門3個經濟特區進行視察）。他說，當初試辦經濟特區就有不同意見，但是我們沒有爭論，下決心干，不干，就闖不出路來嘛！現在看，這個決心下對了。4個特區辦得好，為今後擴大開放積累了經驗，如果說有不足，是沒有把海南島也列入特區。大家一致點頭稱對。這也是1986年國務院主要領導率領有關部門去海南進行考察，以及後來海南升格為省、並成為特區的最初動因。

　　1985年下半年出現了物價上漲過高的情況，人們對調整工資也有不少意見。中央書記處決定召開一次黨政軍機關干部大會，由我給大家講一講經濟形勢問題。機關干部大會是1986年1月6日召開的，會議由胡耀邦主持，中央、國務院主要領導差不多都參加了，由我作了《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的報告，針對當時經濟工作中的一些認識問題作了較系統的闡述，胡耀邦也講了話。隨後向小平同志作了匯報，小平同志說，中央機關干部大會上的報告講得好，可作為中央二號文件發到全黨（一號文件是農業問題）。

　　1986年6月10日，我與國務院主要領導又向小平同志匯報經濟形勢，當時整個經濟形勢是好的，但農業滑坡的局面未見大的好轉。我們進門尚未坐定，小平同志就說，農業問題可要注意啊！農業一旦滑坡，三五年轉不過來。

　　小平同志在听完匯報之後說，當前經濟情況總的是不錯的，是不是有三個問題，如果解決得不好，將會影響我們經濟的發展。一是農業，主要是糧食問題。農業上如果有一個曲折，三五年轉不過來。又說，我們從宏觀上管理經濟，應該把農業放在一個恰當位置上，要避免過幾年又要大量進口糧食的局面。二是外匯問題。外匯短缺，外貿發生逆差，會不會拖我們的後腿？要研究多方面打開國際市場。要打開出口市場，關鍵是提高產品質量。他指出，逐步減少外貿逆差是戰略性問題，否則，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就不可能，總有一天要萎縮下去。三是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小平同志說，現在看，不搞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適應形勢。改革，應該包括政治體制改革，而且應該把它作為改革向前推進的一個標志。要精兵簡政，真正下放權力，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把人民群眾和基層組織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機構多、人多，就找事情干，就抓住權不放，下邊就搞不活，企業也就沒有積極性。

　　小平同志講的三個問題都是戰略性的，十分重要。國務院根據小平的指示，很快采取了加強農業、加強外貿工作的措施，並經書記處研究成立了中央政治體制研討小組，研究政治體制改革方案。

　　1986年12月19日上午10時，姚依林、我和國務院主要領導向小平同志匯報經濟形勢和經濟體制改革問題。一坐下，小平同志就說︰改革要過幾關？我講了“過五關斬六將”，但究竟要走幾步？去年走了一大步，今後還要走幾步，花多少時間？

　　國務院領導回答︰要研究一下才能回答清楚。姚依林匯報了1986年經濟形勢，在講到外債時，小平同志插話說︰外債不怕，但要用于生產，用到補財政赤字那就不好。

　　接著，國務院主要領導匯報了下一步改革的設想，改革的問題。重點講了調整鋼材價格、原材料價格、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以及提高糧食價格和金融改革等問題。在講到提高糧食價格同時提高職工工資時，小平說︰“學校伙食要解決一點，300萬人，加點錢，解決一點，伙食改善一下。”

　　關于1987年工作，小平同志強調說︰明年工作重點是兩條，一是農業，增加糧食生產；二是搞活企業，從長遠看搞活大中型企業更重要。

　　在講到金融改革時，小平同志說，金融改革的步子要邁大一些，要把銀行辦成真正的銀行。我們過去的銀行是貨幣發行公司，是金庫，不是真正的銀行。對金融問題，我們知識不足，可以聘請外國專家做顧問嘛。

　　在講到要把大中型企業經營權交給企業家時，小平同志說︰這個問題沒解決，主要是老框框的束縛。其實許多經營形式，都屬于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手段、方法問題，既可為資本主義所用，也可為社會主義所用，誰用得好就為誰服務。

　　在講到要重視基礎設施建設時，小平同志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方向問題。基礎設施，包括電力、交通、港口、鐵路、通訊、原材料等，這些都涉及發展後勁的問題。

　　在講到要利用外資時，小平同志說︰墨西哥過去借了多少外債，不能說都是失敗的，有得有失。巴西人均外債4000美元，墨西哥人均2000美元，由落後國家發展到中等發展水平。他們用外資多了。我們要學習他們勇于借外資的膽略，但要適度，不能借得太多。但不能認為他們欠債多就是失敗的。

　　最後，小平同志說︰關鍵問題還是糧食、外匯這兩個問題，不要忽視。再花大量外匯買糧食不行。另外，電子工業太分散了，為什麼不與左鄰右舍掛鉤，聯合起來搞？太分散，各搞各的不行，那樣質量上不去。汽車工業如何組織起來，也要研究一下。形成企業集團，就形成力量，信息也就比較靈通了。

　　對于企業下放，小平同志說，企業下放，政企分開，是經濟體制改革，也是政治體制改革。下放的阻力來自婆婆太多，听說經委有上萬人，必須精簡，計委一定要小。這些人在中央機關工作多年，多數都還有一定知識，到基層去競選廠長、經理，顯示自己的本領去嘛！

　　1987年7月22日，在北戴河辦公期間，小平同志在一份關于與韓國關系問題的材料上作了重要批示，大意是與韓國實現關系正常化不能再拖了。隨之，中央、國務院決定成立中、韓經濟協調小組，由我任組長，在與韓國未正式建交之前，許多經濟交往，都是由這個小組首先研究提出意見報中央、國務院決定的。這對後來中韓正式建交，確實起了促進作用。

　　1987年11月初，我陪同國務院主要領導向小平同志匯報沿海發展戰略問題，這個問題是國務院主要領導經過大量調查研究後首先提出的，匯報時由國務院主要領導講，講得非常詳盡生動，主導思想是在沿海兩億人口的地區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把這個地區的近兩億人口甩到國際市場上去，到外國找飯吃，把國內市場讓出來給內陸地區。還講了沿海的有利不利條件以及需要在政策上解決的問題等。小平同志听後非常興奮，當即表態，這是一件大好事，要放膽地干。

　　1988年2月6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第四次全體會議，會議決定︰把沿海經濟發展作為一項重大戰略加以部署。3月4日，國務院在上海召開沿海地區對外開放會議，對貫徹實施沿海發展戰略作了具體部署。我在會議講話中指出︰“兩頭在外、大進大出、以出養進、以進養出、進出結合，這是實施沿海發展戰略的基本方針。”根據沿海經濟發展戰略，經國務院批準，新劃入沿海經濟開發區的有140個市、縣，包括南京、杭州、沈陽等省會城市。

　　1988年1月23日，小平同志在一份關于加快沿海地區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報告上批示︰“完全贊成。特別是放膽地干，加快步伐，千萬不要貽誤時機。”1988年9月12日，小平同志在听取關于價格和工資改革方案時又說︰“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的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

　　小平同志支持洋浦承包開發

　　1987年6月12日，小平同志在會見南斯拉夫代表團時說︰“我們正搞一個更大的特區，這就是海南島特區。海南島和台灣的面積差不多，那里有許多資源，有富鐵礦，有石油天然氣，還有橡膠和別的熱帶植物。海南島好好發展起來，是很了不起的。”1988年，根據國務院的提案，經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決定，建立海南省，並決定海南省為經濟特區，實行特殊政策。1987年下半年，海南省委和省政府與香港“熊谷組”公司達成口頭協議，由“熊谷組”承包開發洋浦30平方公里面積的開發區，並由“熊谷組”負責招商，引進項目，把洋浦這個自古以來一片荒涼、窮不堪言的海島地區建設成為一個海南自由工業貿易區。為了考察這一方案的可行性，我于1988年1月17日至20日率國家計委、經貿部、人民銀行、財政部、海關總署、特區辦公室等部門的負責人去海南考察論證。考察結果，從總體上認為是可行的，如能成功，將成為海南經濟特區建設的牛鼻子。我與參加考察的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和當時籌建海南省的省委書記許士杰、省長梁湘、“熊谷組”董事長于元平詳細磋商後，達成了以下共識︰

　　一、海南整個島是經濟特區，這是中央已經決定了的。但要一下子全面開發、全面鋪開建設，既沒有那麼大的力量，也不具備條件。海南開發只能像吃飯一樣，一口一口地吃，像走路一樣一步一步地走，全面鋪開是不現實的。選準突破口，一片一片開發是比較現實的。當然說重點突破，並不是說面上就地踏步，面上要逐步完善能源、交通等基礎設施，要把農業和水利搞好，穩步發展。

　　二、海南選擇洋浦作為重點開發地區是可行的。洋浦作為成片開發的起步點是比較理想的，條件比較好。一是傍海，有建設港口的條件；二是已經和正在建設深水港口，比平地起家好得多；三是地貌平整，不用愚公移山，又是一個半島，比較容易管理；四是那里的地層是岩石，將來打基礎方便，也可就地取材；五是移民少，搞成片開發選擇一個沒有移民的地點不容易。此外，還有易于防治環境污染，等等。

　　三、由于先生承包開發洋浦，是個理想的承包人。于先生有遠見，有魄力，是精明的企業家，在海外與一些大財團有廣泛聯系，而且對各方面都熟悉，是一位很好的承包者。希望于先生能做到“三不依靠”︰資金不依靠中國；能源（煤、電、氣、油）和原材料不依靠中國；產品銷售市場不依靠中國，至于中國需要購買開發區企業的產品，則作為進出口貿易對待。

　　四、有5個問題希望海南的同志和于先生充分注意到。于先生那里對投資開發洋浦提出了一些有關政策問題的意見。有些問題要考慮得細致些、明確些，然後達成協議。“先小人後君子”，協議必須做到“小蔥拌豆腐”，一清二白。這樣，以後的事辦起來就順當了。

　　（一）涉外問題。涉及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問題，要遵守我國的法律和對外政策。

　　（二）司法、公安的管理問題，要服從中國的法律。搞好治安，也為了保證開發區的安全。

　　（三）海關和稅收問題，總的要執行我們經濟特區對外資企業的法規。其他如有特殊要求的，要另議。金融問題也要專題研究。

　　（四）環境保護要服從我國環保法律。

　　（五）地下資源問題。如果這個地區發現地下有礦藏，則要另議。地下水開發利用到什麼程度，也應事先言明。

　　這些問題，是涉及國家主權的問題，要考慮得周到些，說清楚。在這樣的條件下，開發者享有充分的自主經營權，從開發、建設、生產、經營上，你說了算，企業說了算。這樣，就能建立相互信賴的合作關系，也保障了自主經營權。

　　洋浦利用外資成片開發的總體方案要抓緊報國務院審批，由中央、國務院決策。

　　對選擇洋浦吸收外資承包開發，時任海南省委書記的許士杰激動萬分，他在詩中寫道︰“豪情華發逾當年，又種神州試驗田。”“才放擔挑又上肩，途艱任重敢飄然？開門借得東風力，欲使雞毛上碧天。”真可謂“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不料在我率組去海南考察的同時，全國政協也派出了一個工作組去海南進行考察，我們前邊走，他們後邊到，我們看什麼，研究什麼，他們也看什麼，研究什麼，但他們得出的結論是洋浦開發是一個喪權辱國的方案，是割讓新的租界地，並向中央、國務院正式寫了報告。由于意見完全相反，我隨後向國務院寫的報告如石沉大海。就這樣洋浦開發被擱置起來，而咒罵喪權辱國之聲不絕于耳。

　　1989年4月28日，小平同志在中共海南省委關于設立洋浦經濟開發區的匯報材料上批示︰“我最近了解情況後，認為海南省委的決策是正確的，機會難得，不宜拖延，但須向黨內外不同意見者說清楚。”不久風波發生，洋浦開發也就擱置起來。直至1992年，在小平同志南方談話春風的推動之下，海南省終與“熊谷組”達成了承包開發協議，條件還是那些，一點沒變。但時間耽誤了4年，黃金時代的投資機遇已經過去，所以至今洋浦開發也不見生機。真是好事多磨，實在可惜呀！

　　從我與小平同志的直接接觸中，我認為小平同志的確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具有遠見卓識的戰略家和實踐家，他雖然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但又不受任何教條的束縛，一切著眼于實際效果，所謂“黑貓白貓”論可能是他的基本哲學觀點。他思想敏銳、高屋建瓴、膽識過人，雷厲風行、勢如破竹，言必行、行必果。毛澤東夸他綿里藏針，柔里有剛，人才難得，我看是符合實際的。

　　小平同志的歷史功績

　　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說，20世紀是最不幸的世紀，它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半個世紀的冷戰，冷戰中無數次的局部熱戰，給世界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犧牲。但正是這個不幸的世紀造就了無數的英雄，造就了一批出人頭地的領袖人物。他又說︰“一般來講，出色的革命領袖都不是優秀的國家建設者。革命領袖必須摧毀舊體制；國家建設則必須建立新體制。”

　　在我看來，小平同志不僅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舊世界的摧毀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同時他又是一位優秀的建設者，是他勇敢地領導中國人民同傳統觀念與實踐決裂，拯救中國于危難之時，把中國推向改革開放的康莊大道。

　　在他的主導下，召開了中國共產黨具有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作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小平同志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報告。在報告中，他強調要打破林彪、“四人幫”大搞禁區、禁令，制造迷信的做法，把人們的思想從假馬克思主義的禁錮下解放出來。他肯定和支持了由胡耀邦領導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明確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是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強調要真正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制，他說︰“一個革命政黨，就怕听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對于思想問題，無論如何不能用壓服的辦法，要真正實行‘雙百’方針”。他指出︰“現在我國的經濟管理體制權力過于集中，應該有計劃地大膽下放……應該讓地方和企業、生產隊有更多的經營管理的自主權。”在這個報告中，他第一次提出了“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的觀點，提出了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先富起來，以帶動其他地區、其他企業、其他人向他們學習的觀點。在這個報告中，對黨的干部路線，對于如何評價毛澤東都作了明確闡述。小平同志的這篇講話，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定下了基調。

　　在小平同志的主導下，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得非常成功，是一次真正的撥亂反正的會議。全會明確指出，在全國範圍內結束“以階級斗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確定了要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政治路線。全會指出，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經營管理方法應著手認真地改革，認真解決黨政不分、政企不分、以黨代政、以政代企的現象，實行分級分工分人負責，等等。全會決定大幅度提高農產品價格，調動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全會肯定了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思想路線，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全會還對黨的領導成員作了調整。根據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那些在“文革”中搞打砸的、幫派思想嚴重的、出賣靈魂陷害同志的人很快被趕下了領導崗位，大批挨批、挨斗、靠邊站的老干部重返工作崗位，大批冤假錯案得以平反昭雪。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及其以後的一系列重大政策調整，大得黨心，大順民心，它像一股強勁的春風迅速吹拂神州大地，使萬物復甦，鮮花盛開。

　　在農村，烏托邦式的“人民公社”迅速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所代替；在城市，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逐步展開；為適應國民經濟發展的要求，在1984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隨之對財政管理體制、計劃體制、商業外貿體制、物價體制、勞動管理體制、工資制度等相繼進行了初步改革。

　　1979年，根據小平同志的提議，開始創辦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經濟特區；同時對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

　　1984年1月24日-2月10日，小平同志視察深圳、珠海、廈門3個經濟特區，肯定了建立特區的正確決策。視察期間，他高興地為3個經濟特區都題了詞。在深圳的題詞是︰“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在珠海的題詞是︰“珠海經濟特區好”。在廈門的題詞是︰“把經濟特區辦得更快些更好些”。小平同志回到北京後在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在他的提議下，中央和國務院決定進一步開放大連、秦皇島、天津、煙台、青島、連雲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等14個港口城市。

　　1985年1月，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將長江、珠江和閩南3個三角地區開闢為沿海經濟開放區，建立以外向型經濟為主的經濟。1987年下半年，黨中央、國務院又決定實施沿海發展戰略，將沿海11個省市、2億人口、32萬平方公里甩到國際上去，靠發展對外經貿吃飯，把國內市場讓給中西部地區。

　　在經濟體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政治體制改革也被提上了日程。

　　南方談話

　　在小平同志改革開放思想鼓舞推動下，從1979年到1988年的10年，稱得上是思想大解放，經濟大發展，國力大增強，人民生活大改善的年代，飽經風霜的中國人民開始煥發出自己的青春。但不幸的是，正在中國人民意氣風發、闊步前進的時候，發生了大家都知道的那個“風波”，使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一度蒙上了陰影。

　　一些思想極其僵化的人，企圖利用“風波”帶來的機會，否定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把中國重新拉回到老路上去。

　　當時，“左”的東西的表現很多︰你要多宣傳一點改革開放，他就會說，這會破壞來之不易的大好形勢，他就沒有想一想大好形勢是怎麼來的，大好形勢是改革開放帶來的；你說要多利用點外資，他就會說，多一個外資企業，就多一分資本主義，就會威脅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你要劃出一塊地方給外商承包開發，他就會說，這是出賣國家主權、喪權辱國；你要多發展一些鄉鎮企業，他就說，鄉鎮企業是不正之風的風源，會腐蝕我們的干部，把鄉鎮企業視為對社會主義的威脅；你要多發展一些私營企業、個體戶，他就說，這會改變社會主義性質；你講要搞廠長負責制，他就說，這是削弱黨的領導；你講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不能動搖，他就說，這是走單干的道路，不利于集體經濟的發展和共同富裕。如此等等。有人作了這樣的高度概括，三資企業是和平演變的溫床，鄉鎮企業是不正之風的風源，農村承包責任制是集體經濟瓦解的根源。他們把改革開放以來最基本、最實質的東西幾乎全都否定了。有些人，一面吃著改革開放的飯，享受著改革開放的成果，一面大罵改革開放，對改革開放就是看不慣，就是不順眼。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還是留戀50年代、60年代的那種短缺經濟。也有人至今還留戀以階級斗爭為綱那一套，總覺得，你斗我，我斗你，群眾斗干部、干部斗群眾，人人不得安寧、干群關系非常緊張，沒有這樣一種情況就不是社會主義。

　　在那冷風吹襲的日子里，廣大干部、群眾都憋了一口氣，為中國的前途擔憂。

　　鄧小平冷眼觀察了3年，眼看他倡導的改革開放事業就要毀于一旦，他再也不能沉默了1992年初，鄧小平發表了著名的南方談話。他下決心去南方視察，發表了震驚中外的南方談話。他大聲疾呼︰“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70-371頁。“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71頁。又說︰“這次十三屆八中全會開得好，肯定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不變。一變就人心不安，人們就會說中央的政策變了。”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71頁。“城鄉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長期保持穩定。”同上。

　　小平同志的南方談話，代表了歷史發展的潮流，代表了廣大人民的意願，因此，它猶如一聲春雷，一聲霹靂，使沉寂的神州大地再次復甦，全國人民為之歡呼。把那些企圖開歷史倒車的人，嚇得魂飛魄散。正是這個談話，為中國的發展再次撥正了航向，為改革開放注入了新的生機與活力，使中國繼續沿著黨的十三大確立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勝利前進！

　　鄧小平拯救了改革開放，也再次拯救了中國！

前副總理田紀雲發文︰

近距離感受鄧小平 他拯救了中國（圖）

近距離感受鄧小平他拯救了中國（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