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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银行提供的报告中，有二份报告，极具震撼。第一份是世界银行专家在4月 17日公布的关于印度经济状况的报告中指出，印度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的利益的经济增长。第二份是世界银行专家12月1日宣布的分析报告：在2001年至2003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 10%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

　　第一份报告让人震撼，是让人们知道，有一种经济增长，叫“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印度的经济增长，开始于2001年。从2001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速度约7％，经济总量增加了70％。然而，印度的工资和人均收支却增加了 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的增长，超过了300％。八年间，印度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印度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当下，印度人平均月工资25112卢比，约合人民币3650元。其中孟买和班加罗尔人均工资最高，目前人均约4.6万卢比，折合人民币6700元；与中国接壤的东北部首都地区最低，月均工资在22000至 28000卢比(人民币3200至3360元)之间。

　　实际工资增长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只是印度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印度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领域的。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等弱势人群，也扎扎实实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随着经济增长，印度各地每一个季度都调整“人均最低生活标准”，也就是“贫困线”。最低生活标准每一季度由印度各联邦主体制定，用于评估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作为制定补助金、补偿金及其它社保支付的款项。印度今年第三季度，人均最低生活标准为月11000卢比(折人民币每月1700元，北京市2006年7月1日起，基本生活费确定为每人每月448元，仅为印度最低生活费标的 26％)，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标准为 12000卢比，退休人员8000卢比，儿童是10000卢比。与中国西藏接壤的

　　阿鲁纳恰尔邦边疆区今年第二季度居民人均最低生活费标准定为月9300卢比(折人民币每月1450元，与之接壤的云南省昆明市市现行居民最低生活费保障标准是1997年制订的，市区每人每月200元，曲靖市、保山市、大理县和普洱县为 117元)，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费指数为10800卢比，退休人员8800卢比，儿童9700卢比。由于“贫困线”的标准特别高，全印度平均计算，相当于人均GDP的40％，而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的最大一块，就用在医疗、教育、补贴、救济等社会保障体系上。以孟买市2007年预算儿童补贴项目为例，全市明年财政预算，用于有子女家庭社会支持款项总额750亿卢布(108亿人民币)，生育二胎及更多孩子的家庭所获一次性补助金额将增加4倍，从5000至 1.6万卢比不等；每个儿童的月津贴数额将增加1至1.5倍；多子女家庭的年度校服补贴从1000卢比增至7000卢比；因在家照顾3岁以下残障儿童而不能外出工作的父母将获得每月7500卢比(1300人民币)；抚养三岁以下儿童的大学生家庭每月的食品补贴将增加两倍，从550卢布增至1650卢比；为预防社会孤儿出现及发展家庭教育方式，发放给监护人用于抚养被监护人的资金数额将从4500卢布提高到8000卢比。(注：最新汇率10卢比=1.453人民币)

　　可以这样说，今日的印度，“贫穷”是相对的，从绝对意义上，已经没有穷人了。民选的官员，拼命讨好选民，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印度政府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这样情势下，在经济恢复了的印度，想当穷人，不容易做到。4月10日，印度财政部部长慕克吉(Pranab Mukherjee)宣布，根据印度2007～2009年三年预算计划，未来三年间，实际工资还将提高50%。印度宏观经济分析和短期预测中心《印度经济长期趋势》报告预测，2012年前印可赶上韩国、西班牙、以色列的经济发展水平，2020年前，人均GDP可达29400美元。

中国发火了 强烈质疑世界银行最新报告 2010/07/17

美国之音　　 世界银行一份有关外国投资的报告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应。中国商务部官员直接批评世行报告有失公允，没有全面反映中国投资环境改善的现状。但是，欧盟商会表示赞同世行报告，认为中国在对待外国企业方面确实是世界上最具限制性的国家之一。美国贸易专家指出，中国反应如此强烈主要是担心，世行的报告有可能会被世贸组织采用，在今后做出不利于中国的裁决。 自从7月7日世界银行发表了2010年跨国投资报告之后，中国对外资多有限制的问题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中国是世界上对外资限制最多的国家之一的说法在网络搜索中一下子变得非常抢眼。许多中国媒体不仅报导了这个消息而且刊载了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的评论。 7月15日，中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刘亚军在新闻发布会上直接对世行的这个报告做出回应。刘亚军说，“他对这一报告的结论并不认同。” 刘亚军还质疑世行报告使用的四个研究领域：行业准入，外商建立子公司，获取商业用地，涉及外商的商业仲裁机制。这位商务部官员强调，用这四个方面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投资环境是不充分的。他说，劳工成本、供应链等因素也应当考虑在内。 对于刘亚军对世行的研究方法提出的这些质疑，不少中西方的专家并不认同。美国贸易问题专家、卡托研究所贸易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丹尼尔·埃肯森(Dan Ikensen)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报告至少是非常全面的。它不只是了解一下中国的问题后就说中国开放不够。报告实际上把中国跟它的邻国以及世界许多国家进行了对比研究。而且是按照同样的政策标准进行比较。” 埃肯森说，不幸的是，中国在多项统计中表现不太好。但就研究使用的标准来说，当然是客观的。 埃肯森还指出，外资对中国的抱怨和批评早已经不是新闻，而这次中国方面对世行的这个报告如此不安，主要原因是，这个报告是一个全面性的比较研究，它有可能被世贸组织审理涉及中国的案子的时候作为证据加以采用。这对中国很不利。 世行专家、报告的撰稿人之一皮埃尔·吉斯兰7月7日在报告发表的当天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曾经指出，这项研究不是要就一个国家的整体投资环境做出评判，而只是对它的外国投资相关法规中所具有的限制性内容进行的一次调查。而整体投资环境和获得外资多少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经济规模的大小，投资机会的多少等。 不过，对中国政府的反应，世行拒绝做出评论。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头30年对外资采取了非常欢迎的态度。不过，在过去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在华的外资公司发现，它们在中国受到的欢迎程度明显下降，受到的限制也越来越多。批评和抱怨之声持续不断。 欧洲商会秘书长阿布鲁齐尼(Arnaldo Abruzzini)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外企对中国的批评增多可能不是因为中国对待外资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的逆转，而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结果。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前往中国发展，中国应对失措，增加了不少限制，让外企挫折倍增。 阿布鲁齐尼说，西方企业受到的限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他说：“(它们的)一个主要担心是在中国在许多领域里不能够得到与中国企业平等的对待。例如在政府采购问题上，中国政府明显歧视外资企业。再一个问题是，中国对外资企业并购采取的限制。要成立合资企业，外资方面必须寻找中国公司作为合作伙伴，双方的股权分配只能是一半对一半。” 阿布鲁齐尼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知识产权保护。他说，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严重不足，这给外资企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阿布鲁齐尼认同世行报告的观点，认为中国对外资的限制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他说：“欧洲企业对于中国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非常关切。欧洲没有这些限制，很开放。在中国，欧洲企业遇到很多问题，法规是一方面，文化障碍也是一方面。这都影响到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是的，我们也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具限制性的市场之一。” 欧洲企业的抱怨并不是孤立的。在华经营的许多美国企业也深有同感。中国美国商会在4月份发表的白皮书中提出，美国公司担心的主要问题主要是，政府采购、创新市场和外国企业的国民待遇。白皮书还“强烈敦请”中国履行入世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