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青越

VOA
一位中国大陆记者因撰写调查性报导而遭到全国通辑，之后又得到地方公安机关道歉，有外国评论认为，这表明在中国，记者的地位提升了。不过相关人士认为，事情并不是那样简单。

中国大陆近来传出一系列记者因言遇祸的消息。据大陆和香港的媒体报导，从6月份以来，先是北京“财经”杂志的一位编辑遭到两名男子持钢筋棍袭击。这名编辑表示，这可能与他所作的批评性报导有关。之后，又有“第一财经日报” 和“中国青年报”在福建的两名记者各自的私车在同一天出车祸。两人都在报导紫金矿业污染事件；几天后，“华夏时报”驻深圳的一名记者遭不明人士殴打。她最近发表文章，爆出上市公司深国商管理高层的一些内幕。就在几天前，还有“每日经济新闻”在上海的华东新闻中心遭人堵门和辱骂，肇事者自称是霸王上海销售公司的人员。前一阵媒体曾披露霸王产品含有超标致癌物，使得该企业的形象和销售一度受到影响。

*纽约时报：公安道歉，中国记者地位提升*

这一系列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经济观察报”的记者仇子明由于跟踪报导了浙江遂昌县一家即将上市的地方企业涉嫌贱卖资产、虚增业绩的情况，而在7月23号遭到当地公安局的全国通辑。不过，通辑令很快撤销，当地公安局同时向仇子明道歉。

这种公安向记者公开道歉的结局在中国大陆几乎没有过，有些观察人士认为，这表明记者在中国的地位有所提升。纽约时报的评论说，对于中国那些时常受到严格管制的调查性记者而言，仇子明的例子提供了积极的转机。

*真相报导困难，大陆媒体远避*

不过，同样在大陆做调查性媒体工作的张国发却表示，事情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身为中国产业报协会副秘书的张国发说，从最近那些记者受到报复的事件中可以看出，媒体在作真相报导，特别是涉及到地方事务的时候，遇到的阻力和压力有增大的趋势，而且非常普遍，不是公安一次陪礼道歉就能转变的。国内很多媒体也因为作负面报导太麻烦，而明令不允许发这类报导。

张国发说：“现在在中国，记者已经成了弱势群体了。一报就得说情，找人，大陆的口号是负面媒体是非常难做的，现在一般报纸已经明令不让做了。很多报纸规定不允许负面报导。”

*张国发：地方政府为效益和政绩自我保护*

张国发说，比较而言，他们的记者在一些涉及全国性事件的调查采访中，遇到的麻烦反而少。最大的压力都来自县级的地方政府。他说，去年曾出现过中央电视台记者被打事件，之后似乎地方上更认为，记者没有什么了不起，一样要听地方政府的话。因此在记者调查访问期间不予配合，设置障碍，通过各部门施加压力。或者在报导出来后，通过地方的宣传部发函，把本来不失实的报导说成失实。张国发认为，这是地方政府为了效益和政绩而自我保护的结果。

他说：“中国出现公安局抓记者有两个情况，一个是地方政府盲目为了追求集体利益，不顾老百姓的感受和意见，包括拆迁，土地的问题，而单纯地追求政绩。出现了种种问题的时候，记者一去，给钱，停事。要是不听话，就找你的毛病把你抓起来。这是地方政府不正常的经济活动造成的。”

*地方公权力与势力集团密不可分*

而在中国大陆作律师的冉彤说，记者被抓、被打其实是中国现在地方势力膨胀、自成体系的大趋势下的一个具体表现。他说，地方上无论称它是黑恶势力还是经济势力，已经和地方的公权力到了密不可分的地步，脱离了媒体监督、甚至国家法制的轨道。

冉彤说：“这不是一般的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整个政权的势力和当地的黑恶势力完全混合在一起，地方的黑恶势力有可能就控制了地方的国家公权力，就是在那个地方说话的不是国家的法律，不是中央的政策，而是地方的官员。而地方的官员有的时候自己就是黑恶势力，有时候是黑恶势力的代言人。”

*冉彤：中央政府要拿出权威*

对于中国大陆最近频频发生的记者受到打击报复的情况，有些观察人士认为，国家应该尽快出台“新闻法”，专门针对新闻报导、舆论监督，以及记者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和法律保护等方面立法，就会改善目前大陆记者的弱势状态。不过在成都市从业的律师冉彤认为，新闻法可能会对记者有一些好处，但是不能只在制度的层面，更要在执行的层面来解决问题，特别是中央政府要对地方拿出权威来。

他说：“如果说一个国家法制的权威，一个记者监督的权利，得到的保护是来源于民间的话，而不是来源于中央政府，来源于法律和法制的话，这是个很可怕，很悲哀的事情。你遇到麻烦，记者也好，律师也好，什么人也好，他们最终得到帮助的是从广大的网民，广大的群众，而不是宪法，不是法律，不是中央政府的权威，如果这样长此以往的话，广大的群众会相信法律吗，会相信中央的政策吗，会相信中央政府吗？ ”

国家新闻总署最近特别针对仇子明的案例发表声明，对记者正当合法舆论监督的行动表示支持。声明强调，新闻机构及其派出的采编人员依法从事新闻采访活动受法律保护。

记者罗洁琪：不要打我，也不要通缉我 2010/08/03

红网 我希望自己能有尊严地活下去，实现一个又一个的梦想。所以，官大爷，请不要打我，也不要通缉我，有话好好说。 在法治记者这条道路上，我还会走多远？我没有答案。只是至今，我还在路上。道路狭窄且漫长，迷雾笼罩，让人只能看到眼前，不见未来。 几个月前还在纠结，想着不做记者了，特别是法治记者。爸爸说，这份职业危险，让他不放心。妈妈说，不斯文，一天到晚东奔西跑，抛头露脸。从九岁开始，妈妈就让我站在灶台边，学做菜，学做人家的妻母，并且教育我“男人是树，女人是藤”。可是，至今我都没有过上妈妈想要我过的生活。 家人帮我在广州准备了房子(注明：我是承租方)，说，“别做记者了，也不要在北京混了，那个城市不适合生活”。那时候，是财新创刊之初，工作压力非常大。很想逃，渴望着安逸舒展的生活。内心挣扎了一段时间，想着“快刀斩乱麻”，于是和领导说，想辞职。 最终，还是舍不得财新，我竟然已经对这个团队产生了敬意，并且对其中的某些人产生了真挚的依恋。 上帝真是狡猾，他给予凡人的幸福通常都不纯粹，总会伴随着痛苦。 所以，走在这条路上，是痛并快乐着。 7月28日，周三。这是记者的交稿日，每周最忙碌的日子。我又在办公室写稿，关于囚犯在监狱失明的案子，这个事情很血腥，揭露了监狱的黑幕一角。这种话题，对于某些人来说，无疑是很敏感的。 晚上，和同事在办公室吃快餐。听说《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为报道而被通缉的消息已被证实。我很激动地对评论部的同事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财新要有所作为啊！”当时的心情，除了气愤，就是物伤其类。 那个同事说，他还不知道我们财新的高层如何考虑，最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当时，我听了很郁闷。在李庄事件发生时，我也对着北京的几个大律师激动地说，北京律协要有所作为啊，律师要团结起来啊，这事关律师职业的独立人格。最后，很讽刺的是，司法部通报李庄案，并要求各地律师协会以李庄案为例，在律师队伍中开展“警示教育”。 那天晚上，写稿写得异常烦躁不安。一直以来，记者的采访权利都得不得保障，可是，最近竟然演变成人身权利都得不得保护。当这种威胁和危险源自公权力，是万分的恐怖。 我心里发慌，想着，万一手头的稿件让某些人气急败坏，他们会不会派人来打我？如果他们来打我，财新公司能不能保护我？我超级怕疼，以前脚扭伤了，都会疼得昏倒。 监狱案的司法材料显示，在监狱里，人有可能会非正常死亡，也有可能会被暴打。有已出狱的人在律师笔录中说，狱警的镐把一抡起，他的无名指就折了。天啊，多像武侠小说的情景，比梅超风都厉害。 吃饭后的一两个小时，我一边看材料，一边抬头看窗外的黑夜，胡思乱想，安静不下来。跑去找保安，请他把办公室的窗户都打开，我觉得，空气太闷了，缺氧，呼吸困难。保安打开了一扇，然后很为难地说，如果都打开，空调的冷气就跑光光了。 我妥协了，因为我知道自己有时候很神经质。 后来，终于不闹腾了。很安静地写作了，写得很仔细，保证每个事实的细节都有足够的证据。 写着写着，突然要打电话给故事的主角打电话，想核实一些事情。电话无法接通。按照习惯，我编了个短信，希望他开机后回电。编了一半，忽然醒悟，他是双目失明。然后，骂了自己一句，“真笨！” 到了凌晨两点，稿件差不多好了，想回家。可是，办公室又剩我一个人了。楼下马路上传来几个男人的声音和口哨。我犹豫了。 我神经质地想，以后，会不会有人在夜里埋伏我，打我一顿，或者，搞个“莫须有”的罪名，通缉我，再把我扔进监狱里？监狱里面有很多武功高强的狱警，拿着镐把和鞭子监视我劳改。最后，就算我保着了小命，也会像稿件的主人公一样睁着眼睛进去，瞎了眼睛出来。但是，这还不是最坏的结果。更惨的是，在进入监狱之前，在侦查期间，就有可能在看守所被“喝水死”或者“躲猫猫死”。 我这个人胆小，害怕极了。于是，我决定，这是最后一次在办公室写稿，我要说到做到。 后来，我不敢回家，留在办公室，一边写，一边核对司法材料，直到落地窗外泛起了晨曦微光。 我写得战战兢兢的，害怕被通缉。当警察沦落到为达官贵人张牙舞爪的时候，无论是谁，在这个社会上都没有安全感。更何况是我，一个卑微得如蚂蚁的小记者。人家一发作，打个噴嗤都能把我震到西伯利亚去。我摔得粉身碎骨，可是最后的死因还是假的。 我不想这样死！我既不要“生的伟大”，也不要“死的光荣”。平凡如我，沉重的肉身需要食物，飞扬的灵魂需要抱慰。我没有理想，但是，我有很多小小的梦想。 例如，等我有了钱，就在北京郊区搭建一个木质庭院，有花有草有菜，还要养鸡，养我家乡的三黄鸡。“我为鸡狂”，可是，每年春节回家才能吃上白切鸡。一个假期，我只能吃20个鸡腿。所以，离家返京，我的行李箱不放衣服，只放很多只裸体的鸡，白切的，盐焗的，还有妈妈酿的酒。在北京的生活，因为没有鸡腿，所以我自怜，觉得是委曲求全。在法学院的时候，有个男生追求我，说，毕业后，不找工作了，去开个养鸡场，为了你。多动人啊，这句话比“我爱你”都让我神魂颠倒。于是，我成了他的女友。后来，他根本没养鸡，连花一百元陪我吃鸡都舍不得，说“鸡和你有仇啊？” 另外，我不能被毁容，我还要继续美丽下去，然后嫁夫，超生，要生一儿一女。我要孩儿们成为我的朋友，陪我玩，陪我爬绿山、趟清水，晒阳光。 还有，等我有了钱，我要开个私房菜馆，做老板娘。我觉得“老板娘”这个词很媚，风情万种，像电影《龙门客栈》里的张曼玉。我心仪古代的风流，“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我会让我的馆子足够妖娆，但绝不低俗。 还有，还有很多很多。。。。。。。我希望自己能有尊严地活下去，实现一个又一个的梦想。我的生命何其美好，刚逢初夏，尚未绽放。所以，官大爷，请不要打我，也不要通缉我，有话好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