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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进入新常态第四种力量非常神秘/民主政体与专制政体谁的统治力更强
發佈時間: 8/30/2010 4:00:05 AM 被閲覽數: 167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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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进入“新常态”第四种力量非常神秘

作者:  阿波罗  2010-08-25

 

 

8月14日,四川地震的中心映秀镇遭遇特大泥石流。专家估计,此次泥石流的规模远超此前的舟曲。幸运的是,当地人汲取了舟曲的教训,才没有重复多人被淹埋的惨剧。不过,刚建成的新家园再次毁于一旦。

这不禁使我想到今年达沃斯论坛开始流行起来的一个新词——“新常态”。看来,大规模的救灾,已经成为中[共]国的一种新常态。这不仅因为遭人为破坏的自然环境已十分脆弱,在日益增多的极端气候袭击下,不可避免地发生更多大灾,而且,中[共]国的救灾体制显然存在非常严重的弊端。

以映秀镇为例,对发生泥石流的严重危险,竟毫无预判和防范,以致造成巨大的浪费。而这种失误绝非偶然,因为救灾决策被高度政治化,官员们根本没有时间对灾后重建进行通盘的长远考虑,也没有兴趣听取本地百姓和专家的意见。当然,更根本的问题是没有问责机制。映秀发生如此巨大的损失和浪费,但谁的责任也找不到。

另外一个中[共]国的新常态,就是城市的大拆大建。现在大城市普遍出现的一个现像,就是对相当新近的建筑群进行大拆大建。推动这一潮流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土地日趋短缺,地价飞涨。

据媒体报道,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到2020年,北京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但专题调研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北京实际常住人口总数为1972万人,举家迁移比例逐年提高,达41.2%。有专家直言,“北京已陷入人口爆炸危机。”。

北京的当权者正在谋划新的“人口调控目标责任制”,但谁都知道,除了给地方官员更多寻租和盘剥外来人口的机会,调控的目标根本不可能实现。中[共]国当局始终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是欠发达地区和基层的善治。这些地方和基层既没有激励也没有足够的资源在当地创造就业机会和提供公共服务,官员却可以一手遮天,勾结黑恶势力为所欲为。在贫穷和地方恶政的双重压力下,农民举家迁往大城市成为不可阻挡的大潮。没有对这些地方和基层治理的改造,什么样的调控也不可能阻挡这个大潮。中[共]国的发展在空间上加剧失衡,是中[共]国的新常态。

毫无疑问,在这样一个严重失衡的社会,当局的维稳面临著空前巨大的压力。根据本期《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当局已经认识到,单纯依靠国家机器的维稳模式难以为继。因此,他们正在寻找一种新的维稳模式。

据这篇报道,宿迁政府募集了众多“治安志愿者”组成“四支力量”:“社区、村庄义务巡逻力量,街头路面流动协防力量,场所部位治安守望力量,以及隐蔽力量。前三种力量包括退休人员、城乡低保人员、出租车司机、城管队员、环卫工人、送奶工、抄表员、物业保安、报刊亭业主等各色人等。第四种力量则非常神秘,官方文件的描述是‘为我所用,能够爬高钻深、提供深层次、内幕性、前瞻性信息’”。

“每个被公安局划入涉稳人员、重大刑事犯罪前科人员和其它重点人员等七类重点人员的‘危险分子’身边,都要安排两个志愿者,进行有效监视控制。”

结果是,“不到一年,宿迁治安志愿者已参与巡防43.6万人次,提供各类线索2199条,抓获各类逃犯59人,其他违法犯罪人员279名。”“案件破案率上升了7.1%,抓获刑事犯罪作案人员上升46.3%,命案下降20%。”

当然,“志愿者”不会给政府白干。“截至7月20日,已奖励1521名治安志愿者,累积发放奖金20.64万元,平均每人135元。”

不难看出,宿迁的“创新”,不过是过去“群众专政”在国家资本主义时代的翻版。对此,宿迁官员毫不讳言:“过去苏联‘在每个居民楼下都有志愿者’,所以‘社会秩序非常好’”。

宿迁模式已获得最高当局的高度认可,用人民来监视人民的维稳模式正在成为中[共]国的又一个新常态。

这一“新常态”反映了中[共]国这样一种可悲的困境:她总是迷信小聪明来改进专制秩序,却没有追求自由的意志和政治智慧,这只能让苦难成为中[共]国人的生活常态。

 

中南海新华门_图片1  中南海
 
 
 
 
民主政体与专制政体谁的统治力更强

落基山人 2010年08月24日 [天下论坛]

民主政体与专制政体谁的统治力更强这个问题,可能根本就不是个问题,一般的人都会说,是专制政体的统治力更强,也就是专制政体对百姓对人民的统治力更强。不过,事实上往往是,一般性的认为,都是不对的。

笔者原来也是这样认为的,以为西方是民主政体,因此西方世界是自由的世界,民主国家对百姓对人民的统治力要弱一些,可是,这种观念,在笔者到西方这么多年以后,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以笔者的亲身感受而言,西方的民主政体对老百姓的统治力要远高于中国的专制政体。这又是为什么呢?又有什么根据呢?除了感觉和感受以外,还有什么理论根据没有呢?

有一段时间,笔者去上一门课,就是管理这门课,在这个课上,笔者的西方老师在屏幕上打出一个形象的数据,来比较各个国家的统治能力,也就是国家对人民的统治和控制能力,我惊奇的发现,中国被排在非常靠后的地方,远远低于西方的大部分国家,属于控制力很弱的国家。我当时就非常的惊奇,因为我自己觉得,中国是专制国家,政府的权利非常的大,人民民主专政的铁拳是很厉害的,可是,为什么中国反而是控制能力很差的国家呢?

后来老师解释说,这里所说的统治能力和控制能力,是以一个国家对个人的控制能力为尺度的。当一个国家,可以有效的控制国家的每一个个人的时候,才称得上控制能力强。西方国家有各种各样的法律制度,可以有效的控制到国家的每一个个人,从每个人的身份,住址,个人体貌到你的就业情况,你的受教育情况,你的家庭情况,你的收入情况,纳税情况,你的个人信誉记录,你的犯罪记录,你的银行账户,都清清楚楚,无论你有什么样的行为,你个人的教育、信誉、犯罪行为,都逃不出法律的监控之下。尤其是西方国家有个人报税的传统,你个人的经济情况,通过个人的报税,就清清楚楚了,你很难在这个报税系统中去偷漏税;你个人的信誉情况,通过你申请信用卡,还有你的信誉记录,就表示的很清晰了。一旦你的信誉有不良记录,那么这个记录就会跟着你,大概会一直跟你到7年,在这段时间,你都很难贷到款,比如买汽车,买房子等等。过了7年,你都有良好的记录,那么你的污点和不良记录才会被抹去。

其实,很简单,西方民主国家和中国的专制谁的控制能力强,从一个现象就可以看的非常清楚。一个中国的贪官或走私犯,或什么人,像赖昌星那些人,来到西方国家,一下子就变的老老实实,他们好像都痛改前非了,做人都变的非常的规矩,他们在中国那一套办法,在西方国家都不灵了,为什么?在美国,在加拿大都有中国的二奶村,还有贪官村,可是,这些人在这里,是如此的老实和守法,你很难看出来他们原来在国内时的嚣张的气焰了。是他们的道德良心都变的好了吗?不是,是因为西方法律的严厉的控制能力,让他们老老实实了。

在西方国家,你想隐藏你的收入情况,是很难的。可是,在中国,那些腐败官员的收入情况,政府根本就不知道。中国灰色收入是很大的一块,没有人搞的清楚。现在政府还在要那些的官员申报自己和家庭的收入情况,很可笑。

因此,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谁对国民的控制力强,就很清楚了。

而且,西方国家不仅会有效的控制你个人的经济情况,信誉情况,犯罪情况,连你的家庭都要插手。夫妻打架,他们要插手;父母管孩子,他们要插手;父母抚养孩子和教育孩子,他们也要插手。这个他们是指相关的社会组织和机构。笔者在管孩子上,就曾经经历过一个组织的询问,他们就插手进来了,笔者曾写过一篇小文叙述过这个故事。

反过来看中国呢?中国对个人的控制能力非常的弱。每个个人的经济情况,政府并不清楚,因为没有个人的报税机制。每个人的报税情况,政府也不清楚,因为中国大部分不是个人报税,而是集体报税,单位或企业报税。信誉情况也是乱的,没有相关的惩罚机制。教育情况,也可以作假。身份证,可以随意伪造。一个人如果消失在人海当中,根本就找不到。小孩的受教育情况,家庭有没有家庭暴力,小孩是否收到虐待,根本不知道。这就是中国所谓的专制统治能力。

中国在毛时代,有一个户籍制度,还有一个档案制度,有一个单位制度,还有居委会制度,毛靠这四样,将中国人牢牢的控制住和组织起来了。如果说,那个时候的专制政权还有很大的能力可以控制住一个个人,还有点靠谱,但是毛的办法是将人固定在一个地方控制,人如果流动起来,毛也无法控制,现在,是完全不靠谱了。现在中国的专制政权对人民的控制力大为下降了。当然,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好事。因为中国在转型,中国人已经流动起来了,毛时代的那一套已经崩溃了,而新的统治和控制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毛统治人民,靠的是将每个个人放到一个集体的环境中,比如单位,靠单位将你个人的经济,信仰,道德,教育,家庭关系,住房,医疗卫生,甚至计划生育都管起来。

现在,传统的单位已经崩溃,个人都被甩到社会上来了,成为了一个个的个体,并且是流动的个体。而政府对这个流动的个人的管理和控制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中国现在是非常混乱的时代。

因此,我们说,说中国现在是专制政体,都有些的勉强。有点像民国以前,一直上溯到宋代。朝廷对小民的控制力,那个时候都不强,因为地方是自主自治的,由乡绅地主族长把持,没有朝廷什么事。因此,从古到今,中国的那个专制政府对老百姓的统治力都十分的有限,其组织和控制人民的能力,与西方民主国家的资本主义的统治力不可同日而语,要不,为什么那么大的一个清朝,GDP是英国的六倍,可是还会被一个英国几千人的队伍打个落花流水呢?还会被一个小日本在甲午战争的时候打个落花流水呢?因为中国专制政府的组织力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

中国的专制统治的控制能力超强,唯一的时代是毛时代,也就不到30年的时间而已。因此那个时候,西方的列强就不是毛的对手了。

那么,就自由度和个人的权利而言,是西方国家大还是中国大呢?这也是一个常常受争议的问题。笔者觉得,一个自然人的自由和权利的大小,是相对的,这就涉及到这个个人与国家的契约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涉及宪法和法律的问题。国家的权利大了,个人的权利就小了,个人的权利大了,那么国家的权利就小了。那么现在既然西方国家对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控制很强,按说,西方国家的小民的自由和权力要比中国要小一些。事实也是如此,很多刚刚到西方国家的中国人都有这样的感受,笔者本人也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不自由了,不如在中国自由。这很奇怪,西方国家不是号称是自由国家吗?为什么反而不自由了,自由度小了呢?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自由和权力体现在什么地方,第二,是这个自由和权力是所有人都平等的,还是分等级的。西方国家的权力和自由体现在政治上多一些,但在公司企业社会和家庭,其个人的权力和自由受到很大的约束,同时,他们的自由和权利是平等的,大家都一样,没有太多的特权,总统也没有太多的特权。而中国的自由和权利一般在政治领域要少一些,但在其他领域都很大,关键是,中国的自由和权利是不平等的,是分等级的,社会地位越高,其自由度和权利就越大,社会地位越低,其自由度和权力就越小。中国是等级社会和圈子社会。

现在,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地位高的人和精英,并不稀罕和在乎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权利,是因为,他们已经感受到了,西方国家在自由和权利方面,可能还不如中国的大,因此,他们就不需要西方的什么民主与人权了和自由了,何况,在中国混的好的,都是在等级上排的高的人,他们的自由和权利可以非常的大,因为中国是等级社会,金字塔结构,他们当然不喜欢西方社会的公平的权利和很少的自由。也因此,我们指望中国的精英,中国的富豪和权贵资本们能给中国带去自由和民主,几乎就是缘木求鱼,因为,西方的自由和权利是均贫富的,是人人平等的,而中国的那些所谓的精英,他们要保住他们超级的自由和权利,也就是为所欲为的权利和自由,他们怎么会要西方的民主?

因此,在中国,现在争民主,争自由争公民的权利,都是一些的小民和百姓,他们处在社会的底层,他们的自由和权利非常的有限,也非常的不平等,他们才真正需要西方的民主和自由,而不是那些的豪强们,精英们和政府们。

这是中国与西方的一个怪圈,也是自由民主公民权利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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