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朝平

目录

引子：大错铸成

第一章 牺牲

第二章 移民泪

第三章 翘首望长安

第四章 田园将芜胡不归

第五章 劫后“伊甸园”

第六章“逃犯”逃进中纪委

第七章 避风港

第八章 舆论风暴

附3：聚焦三门峡水库存废之争：陕西河南的利益博弈

【代序】

龙平川

十余年前，策划、组织过一个选题，后来成为一篇长篇通讯发稿：《鹿死谁手：检察官的败绩》。文章记录的一个个以失败收场的惨淡结局，是我们常常回避的。在我的记忆中，类似的选题或内容因其“敏感”再没有出现过。这类选题触及到最不堪的一面，就是失败。我们是忌讳失败的，谁都奢望胜利及其光环。战争年代、血雨腥风，勇者不死，那必定是锦袍加身，然而，非战争年代、非血雨腥风，真正的勇者并非一蹴而就。于是，锦袍加身的人，我们常常投以怀疑和审视的眼光。而怀疑和审视是我们无法忍受的。只有在荡涤私利、私欲的前提下，我们才可能坦然面对。

现实的情况是，我们有太多的忌讳。这些忌讳甚至不是“上边的意思”，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戴上的镣铐。我们为什么要戴上它？因为一种合理的推定，让我们进行了安全的选择。“合理”是制度决定的——然而，不要一切都埋怨制度，安全的选择跟制度有关，更与潜规则有关；同时，也是宽泛而不能言说的利益决定的。一个7岁的孩子说：40亿年后，地球都死了。其实不用她说，几十年以后，我们都死了。但是在面对私利、私欲的时候，我们都忘了常识。我们都以为自己长生不老。是孩子天真，还是我们天真？

最早知道三门峡，是一位诗人的诗。所以对于一些诗人，我很瞧不上，虽然我自己写了数百首的诗歌。我眼中的那类诗人有太多的激情，激情到了蒙着眼睛说瞎话，激情到了睁着眼睛也说瞎话，要不就是无病申吟般地自言自语。知识分子是要探究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实质的，如果诗人是知识分子，那大多一定是最蹩脚的那一层。

这本沉甸甸的《大迁徙》，竟然把我写进去了——说实话，在读到有关的文字时，我觉得羞惭。2006年6月，当我撤下本书作者谢朝平当初的两篇系列报道时，我没有太多去关心这个行为的是非对错。或者因为我的麻木，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所以当整整两个月后，中央电视台对渭南相同题材进行报道时，我既不觉得诧异，心中也无波澜。

我不会去追问何以如此，因为我知道那股力量由何而来。

当初撤稿之后我没想到的是，谢朝平后来又多次去了渭南、华阴等地，并将三门峡移民史写成了一本书。我以为这样的选题是需要以做课题的方式，由一个课题组来完成的，却由他一个人用绵里藏针的方式颠覆了三年前的那次撤稿——我可以放弃和逆来顺受的东西，他却没有逃避。

移民史是一部民族史，也是一个民族或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更是世界史。有关移民的专著在世界学术界更是蔚为大观，然而，对于移民的研究、尤其是国内移民的研究我们却是缺乏的、回避的：学者们喜欢写跨国移民史，他们对天边外的事情似乎更感兴趣。屯守和掺水式的移民，是我们历史的常态。现实中，对于移民问题，我们也基本上处于行政操作的技术层面。中国水利工程项目和规模举世无双，而相对于人口数量而言耕地又如此宝贵和稀少，必然带来复杂且严重的库区移民问题。以这样的背景，这部《大迁徙》的出版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牵涉政治、经济、文化、法治、民众心理等等方面的观照，让我们找到我们生存的社会的痼疾，并探讨治疗的处方。

渭南移民史是一群蝼蚁一般的农民被拨弄来拨弄去的历史。恶劣的生存状态中谋求生存本来已耗尽了他们的精神，而备受挤压的生存空间更煎熬着他们的神经。面对他们的血和泪，我们中的有些人却无动于衷、甚至加以盘剥和专政。某一个地方一个应该有效、有益运行的行政体系轰然崩塌的时候，批评是远远不够的。然而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评价体系坏了，纠错也就无从谈起，只能眼睁睁看着追求、捍卫私利者一步步侵蚀社会健康的躯体，直至身躯变得羸弱不堪。那些或者对移民大打出手、或者步步盯防，在民众的苦难面前麻木不仁的人，从研究者的角度，我对他们倒没有作者在书中所表达的不满以至愤怒，我只是觉得伤感。在一个上下利益攸关的体系下，他们已经被“锁死”了，不进则退，自觉或不自觉当中，他们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

这样的人不是在我们身边蒙上眼睛就能抓出几个吗？

所以，《大迁徙》的又一重意义在于对贪腐的揭露和深恶痛绝，代表了普通人朴素的情感。这本书的完成告诉我们，在饱食之后，我们还有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那些以冠冕堂皇的名义忙于谋取私利，排斥不同的声音，却又在人前极力表现自己的厚道和忠诚的人，才是我们应该真正警惕的。

然而，这本书又不是一本仅仅关于移民的著作。三门峡移民以一种“运动”的形式进行，而移民的或轰轰烈烈、或偷偷摸摸的17次大规模返库也不得不以一种“运动”的方式进行。我们习惯了“运动”，我们今天依然能够感觉到“运动”的强大影响，“运动”的影子无所不在。如果竟然连行政操作层面上的准备都不够，那么，“运动”真的会害死人的!

《大迁徙》描写的是一群氓，一群在宿命的操弄下成为人类亚种的生存经历。他们向应许之地迈进，然而，他们没有应有的权利。他们或者惊惊乍乍，或者偷偷摸摸鬼魅一样见不得人，或者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但是，他们是在祈求。他们头上有两重天，一个可以不合时宜地晒死人让土地龟裂或者刮风下雨形成大洪水的天，一个青天大老爷几至于可以生杀予夺的天。所以，无论他们怎么人数众多，无论他们怎么热血豪情，他们始终在祈求。这是因为他们生命轻贱，如走路时一不小心就会被踩死一只蝼蚁一般的轻贱。然而，对于这些蝼蚁一般的生命，我们不应该有一丝一毫的轻忽。

因想撤前边提到的那两篇稿件，渭南的“灭火队”来北京时，我曾经向那位巧笑嫣然的女宣传部长讲了类似的话，但，她听不懂。她也不需要听懂。

处在一个社会的中下层，我们是一群最不活跃的人群。按照社会哲学家埃里克？霍弗的说法，一个时代的社会上层“精英”，固然是社会的形塑者，然而在另一端的底层，却也是社会的重要角色，“历史这个游戏的玩家一般都是社会的最上层和最下层”。那么，我们真的只有在台下看戏的份儿？

历史不会记住那些在三门峡移民事件中的部长、局长、主任们，如果不是这些“不安分的”移民，这部30万多字的著作里不会有他们的名字；即便有，对于他们的评价也并非本书可以完成，最有资格给他们投票的，是那些付出了巨大牺牲的几十万移民，他们会世世代代口口相传。那些上演了三门峡波澜壮阔的移民是这部书的主角，希望未来的某一天，三门峡因此而精彩。

我记住了那些移民曾经回忆搬迁前的日子：“那时，最穷的是县里的国家干部，最富的，是我们这些黄河滩上的农民。”这不是我们曾经信誓旦旦的理想吗？

埃里克霍弗说过：我们的时代虽是无神的时代，但却不是没有信仰的时代。

2009年10月2日于北京八宝山

（龙平川：资深媒体人、作家）

引子：大错铸成

这是一条奇特的大河——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几个泉眼淌出时，它还是清流汩汩，碧波粼粼，向东流过一座黄土高原后，它变成了一条浊浪翻滚的黄色泥河。

它因此而得名——黄河。

黄河用5464公里的长度和75万多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维系了炎黄血脉并孕育了华夏文明。中国人都公认黄河是自己的母亲河和“摇篮”，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灵魂……

面对黄河，一贯气壮山河的伟人毛泽东充满了敬畏之情。他告诫人们：“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以藐视，就是不可以藐视黄河。”

他的敬畏中多少夹杂着一种无奈的矛盾心情——对海河，他说“一定要根治海河”；对淮河，他说“一定要修好淮河”；对黄河，他似乎没有了一贯的大气磅礴，而只是说：“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然而，“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性格基调伴着“圣人出，黄河清”的浪漫情怀和“苏维埃加电气化等于**主义”的奋斗目标，还是使毛泽东无法放弃治理黄河的雄心壮志，他同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等决策者把坚定的目光投向了被中外水利专家不约而同看好的三门峡水库坝址。

所有错误都是在绝对正确的信念下铸就的。1955年7月18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宣布：“只要六年，三门峡水库完成后，就可以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黄河清’这一天！”

第二天的报纸说：邓子恢的报告赢得了中南海怀仁堂一千多人民代表雷鸣般的掌声，许多代表因那“激动人心”的报告而彻夜未眠。

激动的代表们忘记了三门峡上游的八百里秦川。当年，德国的水利专家到现场勘测后曾断言，“在三门峡筑起大坝，无异是在修建一个祸害关中的死库！”

怀有阶级偏见的决策者们把这一警告当作了“不怀好意的危言耸听”。

1956年，“苏联老大哥”的《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要点》完成，三门峡工程不可逆转地启动了。

大错由此铸成。

领导者错误的决策总是以无数小人物的利益和痛苦为代价。决策者的一念之差，陕西省渭南地区当初迁出的28.7万库区移民和他们的几十万个子孙后代（注：库区目前有近48万远迁移民，还有10万就近迁移移民）的命运从此开始转弯——就是从那时起，逃亡移民葬身沙漠风暴和黄河冰窟前绝望的呼救，17次闹返库时的呐喊，对侵吞移民利益者的怒吼不断响起在西北高原和三门峡库区那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

通过对这段历史的记述，记者希望也能像一篇写三门峡移民的文章里说的那样：让读者“读到那些烙印在历史记忆深处的磨难与挣扎。看到移民来来去去闹返库，执政者给予的充分理解，并尽力创造一切条件，争取让移民安居乐业。看到**党人是怎样一步步接受着人民群众的考试。”更想让读者看到党和政府的阳光雨露是怎样温暖和抚平广大移民那曾被伤害的心灵……

通过对这段历史的记录，记者也希望党和政府能关注并进一步惩治那些侵害库区移民利益的腐败现象，把原本属于移民的利益早日归还给库区移民，使库区的政治更加清明……

第一章牺牲

1、“污点人物”

要采访的对象有“污点”——介绍刘怀荣的朋友提醒记者：他虽是黄河中游那场悲剧性移民的重要亲历者和幸存者，但站在法律和政治的角度看，他是有“污点”的。

朋友说刘怀荣有“污点”，是因为他81岁那年曾经“进去过”。陕西省渭南市华阴公安局的材料记载：刘怀荣，男，汉族，生于1922年，小学文化，农民。现住华阴市华西村。因聚众闹事被**一年……

也许是担心记者知道了刘怀荣的“污点”后会放弃对刘的采访，提供这份材料的朋友用令人觉得有些夸张的语气介绍说：刘怀荣绝非一个一般的农民。他是一个被几十万三门峡库区移民尊为“头家”，被当地政府列为移民“四大司令”之一的重要人物。少了他，三门峡库区移民史也许就会不完整，移民在某个时期就会觉得缺少主心骨，移民的故事就没有主角。

在随后的采访中，记者才知道朋友的介绍并非夸张而是精辟——单从刘怀荣进入86岁耄耋之年时，华阴甚至是渭南各阶层还不能为其“盖棺定论”，还在为他所干一切究竟是“为民请命”，还是“聚众闹事，扰乱社会秩序”等问题争论不休这一点看，他的确应算是一个“人物”。

2008年正月初三晚，在渭北下吉镇北七村五社的一间农舍里，这个昔日名扬库区的“人物”就坐在记者对面，认真地回忆着并不十分遥远的往事，然后用不紧不慢的语气和辅以幅度较小的手势把他曾经无数次对无数人讲过的故事重复给记者。

他那些几乎涵盖了三门峡移民所有磨难与挣扎的故事早已烙印在了历史记忆的深处：有充满富庶和希望的甜蜜日子，有用谎言点燃的激情，有被异化、扭曲的人性与灵魂，有逃亡移民葬身沙漠风暴和黄河冰窟的惨烈，还有被编排、被欺凌的漫长岁月里弥漫着的那种伤痛与哀愁……

重温悲伤是件残酷的事，它会令人更加痛苦。凄惨的往事触到了刘怀荣那本就难以弥合的伤痛，老汉双肩颤抖，老泪纵横。记者也难抑唏嘘之情，采访因此而数度出现中止。

老汉不懂新闻，却恪守着新闻“真实”的准则。在长达二十多小时的采访中，对那些记不清楚的东西——哪怕只是一个数字、一个姓名或者一件事情的一个并不重要的细节，他都绝不胡诌乱编。他会停下来安静而持久地冥思苦想，让记者边望着被灯光凝固在墙壁上的那个沉思的雕塑边耐心地等待……

很难把刘怀荣与那些紧扎裤脚、身穿对襟、头裹“白羊肚”的关中老农挂钩。这位曾统领过数十万移民的“司令”虽满头花白，年事已高，但他气质不减，风度依旧。一张富态的国字脸上透出一种农民式的睿智和沉稳，他的沉稳甚至让人觉得这是一个城府很深的老汉，是一个也许更适合做官的人——如今的官员就大多是一副沉稳老道，高深莫测的样子——遗憾的是，刘怀荣终究没能做成官，上世纪中期，黄河中游的那场大移民把一个“战天斗地的带头人”和移民积极分子“锻炼”成了令当地官员头痛不已的“刺儿头”，他因此而常被监控、拘役甚至在80岁高龄之时还被送去**……

事实上，按弗洛伊德“人的命运就是他的性格”或曰“性格决定命运”的说法，刘怀荣的结局只能是这样——他的性格元素中除揉入了太多关中人粗犷仗义、顾群抱团又特别爱较真等特点外，他还有一个致命“弱点”：说话做事从不转弯抹角，总爱“一吐为快”。还喜欢提意见或曰告状——当生产队队长时老给村干部提意见，当移民时，又常到乡里、县里、市里反映问题，当移民“司令”后，甚至还跑到西安、北京告发当地干部……

“性格决定命运”这一理论的另一说法是：“播下一个行动，你将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你将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你将收获一种命运”。在我们这个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接轨而来的社会里，朝代更替中“遗传”下来的尊者对卑者、上司对下级、城市人对农村人的那种人格歧视还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在我们的一些官员还并不真正**、开明、大度的时候，尊卑上下和城乡有别被注入了现代性，卑贱之人发出的不同的声音对一些权势者来说都是大逆不道并必将会被排斥的。刘怀荣口无遮拦地给村、乡干部提意见，甚至到西安、北京告发当地政府干部，他“收获”被监控、拘役甚至在80岁高龄之时还被劳动教养这种“命运”也就在所难免了。

“命运”没有能改变刘怀荣的“性格”，时间的砂轮也没有能将刘怀荣身上的“棱角”打磨出丁点的圆滑。他把胯下之辱深埋心底，以边缘存在的方式让记者从另一种角度在一个“污点人物”身上看到了也许应视为具有“闪光”意义当然也是可彰而不可学的东西……

讲到带领移民闹返库的动机时，刘怀荣一再向记者强调：“是我把移民带到无法生存的绝地，我一定要把他们带回去”——记忆的揽绳已经把痛苦的往事牢牢套住，固执、倔强的老汉把自己的思绪定格在了五十多年前的岁月里，他无法忘怀关中那片“肥得流油”的土地和那片土地给关中人带来的富庶生活，无法忘怀家乡那条潺潺流过的渭河，无法忘怀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大迁徙，更无法忘记那些被穷山恶水困扰了数十年而变得贫穷不堪的移民……

“是我把移民带到无法生存的绝地，我一定要把他们带回去”的一诺千金成了刘怀荣人生奋斗的终极目标。他的一生，几乎都在像堂吉诃德那样“战斗”着，在赢得一片喝彩的同时也把一个斗士的坚强和脆弱表演得淋漓尽致——他放弃个人幸福和当地政府个别领导给他许诺的利益，与库区的几位移民“头家”结成“四大司令”，带领着他们的数十万部属，不屈不挠地闹返库、争土地使用权，直至被关进看守所那阴冷潮湿的监舍——那时，他有过沉默，有过被“震慑”后的短暂恐惧，但他终究没有屈服，甚至还对前去“招安”的某领导热嘲冷讽。于是，对其痛恨不已又无可奈何的人利用现代科技的手段给他制造了一个“被招安的事实”——铁窗内，面对记者伸去的话筒，刘怀荣向某领导保证：“我今后不再**了……”

这样的电视画面使得“司令”的部下们一片哗然。有人惊呼：“刘怀荣投降了！”有人埋怨老汉委曲求全，有人猜想，这也许只是他寻求摆脱囚禁的一种“诈降”和权宜之计，但就是没有人想到他这句话的前面还有一句“市里若把移民的事情解决好了”这样的前提条件被剪辑掉了。因为这句被剪辑了的话，刘怀荣在一些部下心目中没有能保持住一个移民“司令”的最后晚节和尊严。

显然，刘怀荣非常看重部下的感受和评价，谈到这一话题时，他多次停下来，望着窗外的夜空发呆。

记者明白，老汉是在为部下们的误解和评价而伤心。

其实，部下们的看法并不会影响或贬低刘怀荣的“司令”形象，连原华阴市政法委书记李集新都说：“移民能重返库区，刘怀荣起了重要作用”。这位原政府官员的评价是中肯的，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使刘怀荣和他的部下们度过了艰难的岁月，终于，他和几十万移民不屈的抗争赢得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注，中央下发文件允许15万移民走出缺乏起码生存条件高塬大山，返回他们数十年来魂牵梦绕的库区……

如今，三门峡库区的“四大司令”已有三人作古，“司令”们手下的干将们大多徘徊在生命的边缘，再也无心、无力于耗去了他们大半生精力与财力的移民问题。然而，86岁了仍敢骑着摩托在马路上狂奔的刘怀荣却背负着历史的尘埃，依旧为移民返库人数、安置土地等问题奔走呼号，他无数次地层层找领导、找当地和上级政府、找执法部门。但令他郁闷和伤心的是，他和他反映的问题总是在层层领导和各级政府部门之间被推来推去，个别执法者还动辄就对他“绳之以法”，好像个别人对移民的侵害天经地义，被人蚕食了的移民利益从来就游走于当地政府及“法律”的思维之外。

刘怀荣十分不解也十分不服，他对记者说：“当年，我们是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才移民的，对于国家来说，我们是有功之民，理应得到善待。可是，如今当地政府的个别领导不但不善待我们，还心安理得地侵吞我们的利益。更可气的是，移民利益受到侵害，渭南和省里还没有人管……”

激动和愤怒使得老汉的逻辑思维变得有些不大连贯，想指责“当地的个别领导”，他却又突然把话题转到从前。“上世纪五十年代移民前，层层政府的领导给我们描绘了多么美好的前景啊！给我们承诺了多少的好事啊！他们讲的那些话是何等温暖人心，感动得我们热血沸腾、无怨无悔地移民大西北，移民陕西渭北高塬……”

刘怀荣记得，最初感动他和库区百姓的是邓子恢副总理在全国人代会上的报告。

他说，邓副总理那“激动人心”的报告传达到陕西省渭南地区华阴县时，已是1956年冬春交替时节。对国务院邓副总理那份报告，“刘司令”的记忆里只剩下了一些断断续续的碎片。“唉，反正讲的都是如何修好三门峡水库为老百姓谋福利之类的事情；讲了黄河变清的美好情景；讲了建三门峡电站是治黄史上的千古大业；好像还讲了三门峡电站修成后对社会主义建设、对增强国力、对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政治意义。号召每个贫下中农要把自己的思想、命运甚至是生命都同党和国家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

刘怀荣的思绪又回到了那个政治激情燃烧的岁月——党和国家教育刚翻身做主人的农民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一切都要以听从党和国家的指挥为天职，以服从党和国家为己任。

那时有一首歌：“我是党的一块砖，任党用来任党搬……”

以歌词的标准衡量，刘怀荣绝对是一块好“砖”——当年，他“官场”的职务是华阴县(注：1990年12月改为华阴市)义合乡义升村三生产队队长。1956年初春，在乡上参加过“建设三门峡电站干部动员大会”回到村里的当天，他就同村干部们提着石灰浆桶用他那歪歪斜斜得有些难看的“手迹”到处书写“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支援国家建设！”“奉献三门峡、永远不后悔！”等标语。

数十年后的今天，刘怀荣依然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确实永远需要有国家和民族主义精神。在国家利益确有需要时，个人应该无条件做出牺牲。

但他又老思考着这样的问题：五十多年前，国家确实需要我们作出那样的牺牲吗？国家有能力修建三门峡电站或者的确需要修建三门峡电站吗？三门峡电站建设中的错误和几十万移民的巨大牺牲都是不可避免的吗？我们牺牲的实际意义和价值又是什么……

对三门峡工程的怀疑颠覆了刘怀荣移民初期“国家至上”的觉悟，这种思想的变化使刘怀荣的人生发生了质的演变——他因此而由华阴县移民初期的一颗小如萤火的“明星”蜕变成了一颗渭北平原上空很惹眼的“流星”……

2、“八百里秦川上的粮仓就要用来装水了”

五十多年前，华阴县义升村的“建设三门峡电站积极分子动员大会”是在村小学召开的。

那天，天公不作美，闹起了倒春寒。刺骨的北风夹裹着雪花来势汹汹地从渭北山区袭来，在渭河平原上凝聚、徘徊。窗外寒风怒吼，树木在白茫茫的原野上摇曳挣扎，雪花在风里盘旋着，风在雪里撕扯着，打着尖利的响哨狂暴地扫荡着关中大地。

一间50平方米的教室里，全村近百名先遣队积极分子密密麻麻地拥挤在一起。往常开会，会场里比集市还嘈杂，难得聚在一起的村民们会格外珍惜这种机会，他们一边抽烟，一边嘻哈打笑地打趣聊天，大着喉咙讲些家长里短，牲口庄稼之类的闲话。一会儿工夫，会场就烟雾缭绕，人声鼎沸，主持会议的村干部要站在讲台上又是挥手又是用教棍猛敲桌子才能让乱哄哄的会场安静下来。

可这天的动员会，教室里却出奇地静，除偶尔响起几声咂吧着嘴抽土烟的声音和有人被呛得直咳嗽的声音外，连人们粗重的呼吸声也能听得清清楚楚。

乡政府主持会议的冯乡长（根据部分受访者要求，书中隐去了他们的真实姓名。书中还有数人因读者可理解的原因，也都使用了化名。化名只在第一次出现时注明，其后出现时不再注明）省去了以往开会时那冗长的开场白，只用严肃的口吻宣布：下面，由李运龙大队长传达中央重要指示！

坐在冯乡长旁边的村大队长（后改称村主任）李运龙一脸肃容，从怀里拿出笔记本开始传达乡里前几天召开的会议精神。李运龙是村里唯一的高中生，能说会道，口才极好，平时开会总是信马由缰，口若悬河。但在这天的会议上，他一改往日的滔滔不绝，诚惶诚恐地拿着在乡里开会时作的记录照本宣科，声音里的沉重超过了他故意的轻描淡写，一副不敢多说一个字，不敢错说一个词的样子。

已在乡里开过“三干会”的刘怀荣知道，“教育”或者说动员的口径从省、地、县到乡、村、社都是一致的，在这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会议上，谁要是突破了或讲错了上边统一的口径是要负政治责任的——那个年代的“政治责任”包含着批评、检讨、撤职、开除、遭批斗、坐大牢乃至于家破人亡等等“一条龙”的处罚——这样的原因导致李运龙在整个传达中一直提心吊胆并格外地小心翼翼。

李运龙讲完，村支书刘柏松又表情凄然地念着为什么要把华阴等县作为库区的问题，肃穆的语气像是在给生他养他几十年的这片土地致永别的悼词。刘支书结结巴巴地照笔记本念几句，又忍不住离开笔记本想补充些什么，他费力地在脑海深处搜索并组织着语言的阶梯，竭力想表述清楚自己此时此刻的思想情感，但任他怎样搜肠刮肚也没能找到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只言片语，一时，“卡”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卡”了片刻，刘柏松没头没脑地冒出了一句沉重的叹息：“这里自古以来就号称是八百里秦川上的粮仓啊！可如今，这八百里秦川上的粮仓就要用来装水了……”

讲完这句话，刘柏松似乎意识到了自己已偏离了会议的主题和动员口径，于是赶紧又去照笔记本念会议记录。结果，费力地念了半天，他也没能从“八百里秦川粮仓”转到“库区”的概念。念着念着，刘柏松觉得自己还是没能进入会议所需要的状态，还是没能把库区的意思说清楚，便烦躁地站起身，从讲台上拾起一个粉笔头，然后转过身在黑板上画了一块瓦，接着，用教棍指着“瓦片”说：我们整个渭南地区都位于渭河平原东部，北边是渭北高原，南边是秦巴山地，黄土台塬，中间是渭河平原。地形呈现南北高，中间低，东西开阔，像一块不规则的瓦仰放在关中八百里秦川的东北部。我们华阴、大荔、朝邑、潼关四县就在“瓦片”最低的部位。所以，三门峡水库修成后，就等于堵住了“瓦片”的东北部，我们这几个县就成了蓄水的库区。

刘柏松以“瓦片底”作模型解释的“库区”形象而直观，五十多年后，参加那次会议的积极分子们依然对“库区”的解释记忆犹新。但刘柏松对库区的解释毕竟过于简单，这个只读了一年初中的村支书不懂库容、水位高程这些水利术语，更不知道“苏联老大哥”对三门峡水库建设的巨大影响，所以，他没能讲清富饶的“瓦片底”为什么会变成库区。

当时，为了修建三门峡电站，中国从苏联请来了原就职于苏联电站工业部的科洛略夫等人为主的外国专家组。

对科洛略夫出任专家组组长一职，他的同门师辈们早有微词。原苏联水利科学研究院院长、著名泥沙专家康恰洛夫说：中国找错门儿了。科洛略夫对河流一窍不通，他仅能就工程角度考虑，无法理解河流，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对于黄河这条世界上变化最大最激烈的河，就算把我们这些老头子全搬过去，一时三刻也治不了，科洛略夫不栽跟头才怪!

康恰洛夫一语成谶。在三门峡电站设计中，科洛略夫一门心思于高库大坝发电。在一次中外专家会议上，他用带卷舌音的俄语轻松而不可置疑地说：想找一个既不迁移人口，而又能保证调节洪水的水库，这是不能实现的幻想、空想，没有必要去研究。为了调节洪水，需要足够的水库容积，但为了获得必要的库容，就免不了淹没和迁移。任何一个坝址，为了调节洪水所必须的库容，都是用淹没换来的，区别仅在于坝址的技术质量和水利枢纽的造价。

凭着苏联人的气势和那时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老大哥”用淹没换库容的观点对三门峡工程的决策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事过十年，水电部党组在给毛主席和周总理汇报的材料中言辞颇为沉痛地说：三门峡修坝的问题，日本人研究过，***研究过，解放后我们研究过，都不敢定案。但是苏联专家说行，我们就定案了；1955年，针对不同意见，也组织了全国专家展开鸣放讨论，但是，我们急于想把三门峡定案，听不进不同意见，鸣放讨论只是走了个过场。

“急于想把三门峡定案”和“听不进不同意见”的不仅仅只是水电部党组，包括主席和总理在内的很多中央领导也都想把建三门峡电站的事定下来，当陕西官员有抵触情绪时，周恩来总理还让对西北局有很大影响力的彭德怀、习仲勋前去做说服工作，讲“淹一家救万家”的道理，讲三门峡电站修好后对中国工业建设的影响，讲在朝朝代代都没能治理好的黄河上建修大电站对提升新中国形象的意义——当然，也暗示“圣人出，黄河清”高层梦想。终于，陕西官员们向中央作出了“无条件服从”的表态。由此，在修建三门峡电站的最后一个障碍被清除的同时，三门峡电站的大错也从此铸成。

为此，在1964年的半年内，总理曾两次实事求是地总结三门峡水库建设的经验教训。他承认：“三门峡工程我们打了无准备的仗……建国才五六年就兴建三门峡工程，当时想要黄河清，志向很大，夸下了海口，但科学态度不够……”

对“科学态度不够”的原因，总理总结为，“当时决定三门峡工程急了点。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不能只看下游不看中游，更不能说为了救下游，宁可淹关中。这不是辩证的说法。做不好，上下游都受害怎么办？为什么不从另一面想想？”

本来，若是走错方向,停止就是进步。但中国的决策者们如此深刻而辨证地认识三门峡电站时为时已晚——修建三门峡电站的脚步已无法停止。按照苏联人设计的方案，三门峡水库正常高水位要达到360米高程(海拔以上的水位高)，淹没农田325万亩，库区移民87万人。后经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水利部青年技术员温善章等专家多次反对，三门峡水利枢纽终于有了低水位、少淹没、多排沙的设计思路。在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三门峡水库现场会议上，才制定出了既保留了苏联专家的意见，又兼顾国情的修正方案：三门峡水库拦河大坝按360米高程设计，汛前高程为335米。

即使是这样，专家们计算出的淹地和移民数字仍然大得惊人：库区要淹没山西省的平陆、永济、芮城和河南省的灵宝、陕县等县（占全库区总受淹面积的百分之二十左右），移民11万。而陕西省的大荔、朝邑、华阴、潼关等335米高程以下的100多万亩土地也将成为“库区”，库区须迁出移民28.7万余人。须搬迁朝邑、潼关两个县城和21个乡镇，253个村庄……

在华阴县义升村召开的“积极分子动员大会”上，当这组淹地和移民的数据经冯乡长之口补充出来后，会场上发出了一阵唏嘘和惊叹。

在一片躁动声中，刘柏松缓缓坐下，挥手示意大家静下来后才继续照着笔记本念道：这次库区移民动员的要点是，建设新宁夏，建设大西北。接着，他念了很多关于黄河祸害下游的事情，并念了三门峡电站修成后的发电量，对工业建设发挥多大作用等等一大串数字。他说：中央已作出修建三门峡电站的决定，三门峡电站修成后，不仅能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还能保护下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库区移民要放弃狭隘的小农意识，发扬“迁一家，保千家”，“一人迁，万人安”的无私奉献精神……

几位干部照本宣科的传达虽有些古板，但却在会场上轻而易举地制造出了一种荣誉感。每个与会者都开始没由来地对自己肃然起敬：自己将为黄河下游数以千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作出牺牲，自己是国家的功臣，自己将在中国经济建设中名垂青史……

人们还沉侵在自我陶醉的激动中，冯乡长又循循善诱，把另一个美好的场景推到了大家眼前：“我们的奉献不是没有回报的，上边讲了，我们迁一家保千家，今后，下游那些因修建三门峡水库获得利益的‘千家’也会反过来扶持‘一家’搬迁移民的！”讲到这里，乡长激动了起来，他同时高高地伸出双手，然后又将左右手的食指同时伸出，边用右手的食指压在左手的食指上边动情地说：“大家设想一下，一千家来帮助一家那将会是怎样一个概念啊，一家帮你一元钱是多少！帮你三元又是多少！帮你五元呢……”

这位高明的诱导者首先陶醉了自己——冯乡长眼里放射出发现阿里巴巴山洞般的狂喜，久久地伸着两根指头也忘了放下，给与会者留下了一个富有感染力的“雕像”。过了许久，会场里交头接耳的嘈杂声才使他从那个由数字换算出的财富世界里走出。喝一口水后，他接着换算另一笔账，“退后一万步讲，即使没有一千家帮一家我们也不会吃亏，国家要给我们广大移民‘输血’，按搬迁政策什么都会有专门的搬迁补助。我给大家透透风吧，一棵树赔多少，迁一座坟赔多少，拆一间房赔多少，上级都是有规定的。上级还有一个对我们移民非常有利的重要规定：在迁移区新恳荒地前3年不能达到安置区同类土地常年产量的，其产量差额部分由国家予以必要的补偿，并在3年内免交农业税。我可以肯定而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们搬迁的移民只会越迁越好，越迁越富。安置地的生活绝对不会低于迁出地现在的水准！”

村大队长李运龙赶紧附和：“肯定会越迁越好，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嘛……”

冯乡长和李运龙等人在作这番宣传时的心情是复杂的，他们明明知道，眼前这些先遣队员要去的宁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环境，他们也知道，1956年，三门峡水库移民计划中移民补偿费为每人620元，远迁为每人800元，这点钱，除掉干部进行移民工作的办公费和移民的路费就会所剩无几了，还有什么钱去安置移民？还有什么钱去保证他们能“越迁越好，越迁越富”？还怎样使“安置地的生活绝对不会低于迁出地的水准”？

冯乡长更没有想到，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过分强调自力更生和人的作用，逐渐降低移民安置补偿标准，1958年减少到每人429元，1959年降为每人316元，有人甚至还提出不给一分钱也可以搞好移民安置的口号，这种不顾客观实际的做法，直接导致了关中移民安置质量的低下。

对此，1958年4月21日,周恩来总理在视察三门峡水库工地时曾痛心地讲道：“在移民问题上,我们犯了一个政治错误。那就是去年增产节约预算下来以后,我后来才听说（移民资金部分）少发了一些钱,这个影响很坏。”总理强调：今后，有关移民问题,一切合理的要求,中央一定要负责解决。陕西一定要把迁移工作做好。

总理的指示并未能在陕西得到很好贯彻，导致不少移民无房屋栖身，无土地耕种，无饭吃无书读……

公正地说，出现这样的局面不能全怪基层的干部们，当时的实际情况的确使冯乡长这样的乡镇干部陷入两难：“没有钱也要搞好移民安置”的口号使基层的干部们成了无米之炊的“巧妇”，他们不用虚幻的“画饼”和“美好的前景”去欺骗移民，移民就不会到风沙蔽日、环境恶劣的宁夏，那个充满诗情画意的三门峡电站就不能开工，自己就完不成上边下达的任务，就会轻者受批评挨处分，重则丢官失职。在国家建设、自身利益与移民利益发生冲突时，干部们只有选择欺骗去坑害28.7万关中移民。

世间的事似乎皆有因果报应。当年，冯乡长在会场上对“迁一家保千家”与“千家扶持一家”的即兴发挥和对移民迁往宁夏后那番美妙图景的描绘使他在几年后也遭到了点小小的报应——1961年底，在下乡的路上，冯乡长被从宁夏逃回的那些愤怒的先遣队员们用麻袋蒙住脑袋一顿狠揍，打掉了四颗门牙，从此说话吐词不清，只好安上假牙。

如今，早退休在家安度晚年的冯乡长仍时不时会为过早离开自己的四颗门牙感到惋惜，也会良心发现地对当年那次会场上的欺骗感到歉意。但在有生之年，他也许永远也忘不了那次会场上受骗者如痴如狂的情景——自己的慷慨激昂使整个会场的人也慷慨激昂起来，自己带描绘性的煽动和李运龙的“画龙点睛”点燃了参会人员心中的烈火，会场气氛一下活跃起来，除一些可能有如刘支书所说的那种“狭隘小农意识”的人显得态度冷淡外，大多数到会积极分子都很激动，有的自觉地在鞋底上蹭灭烟头专心听讲，有的以点头微笑表达自己的心领神会，有的还用笔在黑乎乎的本子上记录着。这种按捺不住的激动渐渐演绎成了无法控制的狂热，义和村那个后来到达宁夏陶乐县平吉堡后聚众逃跑的李志强还带头呼起了口号：

“坚决支持国家建设！”

“牺牲我一家，幸福千万家！”

“迁出华阴县，为国做贡献……”

按会议议程，积极分子代表开始表决心。这一议程也是事前就安排好的，决心怎么表，说些什么，乡里已派专人把关。所以，大家的决心都近似于“坚决支持国家建设”、“迁出华阴县，为国做贡献……”之类的口号。

刘怀荣的发言却没有按乡里的“套路”来——他从人群里站起，先讲起了华阴、大荔四县的人文地理：“刚才，刘书记说我们这几个县像一块瓦片，这的确是一块令人难以割舍的‘瓦片’啊！这几天，我反反复复研究了地图，才发现我们这里的地势是以渭河为轴线，形成了南北两山、两塬和中部平川五大地貌。我们这里有山有川，有塬有滩，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尤其是水源丰富：黄河自北而来，沿陕西关中平原东部的大荔、华阴边境流过。洛河自西北而东南入渭河，渭河自西而东，在境内汇人黄河。这些，都是上天赐予我们丰衣足食的保证。秋季，我们这块“瓦片”上简直就是一片棉花、粮食、油、西瓜、苹果、花生、红枣的世界……”

“怀荣，别扯得太远了！”刘怀荣正讲得兴起，村支书刘柏松打断了他的话。平时开会，刘怀荣就常爱提些相反的意见，弄得村干部们很是难堪。在事关国家移民大事这样的会上，刘柏松见自己的这个部下信缰由马，山南海北地闲侃，怕他又唱反调，造成不好的政治影响，忙进行发言引导：“你就代表全村八个队的干部，表表如何用实际行动支援三门峡电站建设的决心吧。”

刘怀荣有些激动地应道：“决心要表，但我想多说几句！”会场里有人应和：“刘队长已憋好多天了，让他讲吧！”“我们没机会发言，已托刘队长替我们讲讲，怎不让说呢？”

冯乡长见状，摆摆手说：“刘书记，怀荣心中有话，让他说吧！”

得到乡长首肯，刘怀荣重新接上了被村支书打断的话头：“大家都知道，我们这里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历史厚重，源远流长。距今约80万年前的‘蓝田猿人’，20万年前的‘大荔人’，就在我们这些地方繁衍生息；周、秦、汉、唐两千年间，我们这里是京畿重地，历来为兵家所必争。被称为五岳第一庙的西岳庙，中外驰名的西岳华山就在我们县内。隋文帝杨坚这样的皇帝，杨玉环这样的美女，还有好多我说不出名字的文臣武将也都出在我们这里。这些都说明我们这一带是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

说到这里，刘怀荣话锋一转：“我们这里是金不换的风水宝地，最初听说要把我们迁走我还有些想不通，但通过上级的宣传发动，现在我想明白了，国家要治理黄河，要建水电站搞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这些托**党的福才翻身做了主人的贫下中农，我们这些新中国建设的积极分子，还有什么二话可说？还有什么理由同党同国家讨价还价！其他人怎么做我不知道，反正我刘怀荣一家决不含糊，坚决支持国家的移民政策，迁到南宁去建设新家园！”

冯乡长、刘支书等人带头为刘怀荣的发言鼓掌并带领大家把刘怀荣的发言内容变成了高昂的口号。“坚决支持国家移民政策，迁到南宁建设新家园”等口号透过教室，在茫茫雪野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