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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学运领袖李禄陪同巴菲特回国惹争议
德国之声中文网
八九年"六四"学运领袖之一李禄现身中国大陆，于9月27日陪同美国"股神"巴菲特出席比亚迪汽车公司在深圳的活动。在当年被通缉的学运领袖中，李禄是21年来第一位能够公开回到大陆的人物。
今年44岁的李禄是八九年北京学运的主要领袖人物之一，曾因学运遭镇压前夕，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面前举行婚礼而在"六四"历史上写下传奇一笔。李禄现在的身份是美国华尔街金融家，据信是有"股神"之称的巴菲特（Warren Buffett）投资中国比亚迪汽车的中间人，金融分析家认为他极有可能成为巴菲特接班人之一。
中国维权律师李方平认为，当年被通缉的李禄能作为金融投资家公开回国，也说明中国的政治意志常常高于法律。他指出，从理论上，李禄回国而没有法律后果,说明中国的司法与执法部门在违反自己的法律。李方平律师指出："当时还是老的刑法，79年的刑法，97年以后经过修改。但是，一般来讲，只要启动了刑事侦察，发出了通缉令，那么正常来讲这个案是还没有撤的，也就是说没有时间的限制。但这类案件一般是典型的政治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案件重启的话，肯定都是要经过综合的政治考量。 "
八九年民运中因参与抗议军队镇压行动而被判刑七年的北京画家武文建对德国之声说："中国的法律是根据政治的需要来调整的，中国根本不是以法治国，而是根据政治需要，当局的需要。"
另一位对八九学运一代生存状态非常关注维权律师浦志强认为，"六四"已经过去21年了，李禄作为当年学生领袖选择政治以外的生活道路也很正常，这次他能回国，对他个人来说，是积极的事情。浦志强认为，中国的刑法中也有个追诉时效问题，法律中甚至还有对没有及时立案的可判死刑的案例也有个20年追诉期的规定，因此尽管通缉令本身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但是对21年前的通缉令事实上不被执行了，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也不值得奇怪。
民运人士想回国"自首"都无门
在过去的21年里，八九年被北京当局明令通缉后流亡海外的学运与民运领袖人物中，有不少人试图回国，但均遭拒绝。"六四"学运灵魂人物之一王丹在过去十几年里多次提出从美国回国探亲的要求，却一直不被中国官方批准。现生活在台湾的著名天安门广场学生领袖吾尔开希曾多次试图从香港闯关入境，要求向中国官方"自首"，但均在香港或大陆的海关被拦截。另一位八九学运领袖封从德今年"六四"21周年前夕写信给旧金山中国领馆，表达希望回中国公开接受法庭审理的心愿，但被拒收。
2008年，另一位流亡美国的六四学运领袖周勇军透过中介公司获得得马来西亚护照化名试图入境香港，结果被香港警方以涉嫌银行诈骗罪名送交给中国政府，并于今年一月被中国四遂宁市射洪县法院判处9年刑期。八九民运时曾任北京高自联主席的周勇军在"六四"被镇压后就被判刑，于1993年获释，随后流亡到美国。他曾经于1998年返回中国后被捕，并以"偷越国境"罪被判劳教3年，获释之后于2002年再度回到美国。
从商后最成功的学运领袖
目前，除了当年被通缉的21名学生领袖，中国大陆以外有数百名民运人士被拒国门之外，不得回中国大陆探亲。也曾有个别民运人士获准入境，但这些人或者被要求回国后鸦要非常低调，或者是他们已经告别过去，回国只谈生意，莫谈国事。
八九年风云人物中，流亡国外后渐渐淡出公共视线的不在少数，如学生领袖柴铃和沈彤都在到了美国后转而在学业上深造，然后经商。李禄无疑是当六四学运领袖中从商最成功的一位，在华尔街崛起成为一名有影响的华裔投资家，得到"股神"巴菲特的赏识。不过，由于弃政从商，李禄的一些做法也在海外民主人士圈中引起争议。其实，李禄也并不是流亡到国外就与八九民运拉开距离，他曾根据自己的经历出版英文自传"移山"，1994年自传又以纪录片的形式成为一份珍贵的八九历史记录。
个人选择权利与道德使命的冲突？
本来，巴菲特与比尔·盖茨的中国之行早已为媒体高度关注，主要原因是两位巨富宣布要将身后财产全部捐赠，引起人们对他们将在北京举行的慈善晚宴的高度关注。出席慈善晚宴与否，被解读为是对中国富翁如何对待财富与慈善关系的考验。在深圳，李禄伴随巴菲特低调亮相，显然官方限定他不得进入中国媒体视线。李禄是否出席媒体热衷报道的慈善晚宴，也成为一大悬念。
无论如何，李禄以投资家的身份重返大陆，自然成为经历过八九民运的中国人所关注的话题。武文建表示："巴菲特到中国做生意没有问题，但是李禄这样做就有问题了。他是八九学运时保卫天安门广场的副总指挥，是著名的当事人，"六四"到现在还被评为'反革命暴乱'，他能回国，说明与当局达成了某种默契。李禄的这种行为于情于理，于'六四'的亡灵，都是不义的。李禄是由于参与了八九民运，国际社会才给予他一种同情。他之所以有现在的今天，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国际社会对'六四'的同情转移给李禄了。从个人道义个人良心来讲，李禄不应该忘记'六四'死难者和家属，以及大多数现在还不被人知的入狱人员。今天还有几位'六四'人员在狱中。所以从道德道义角度，李禄不应该这样。"
作者：潇阳
“钱大于法” 陕西省公安厅潜规则废除中共宪法
来源：参与 作者：王英强
（参与2010年9月29日讯）:由于陕西省公安厅内部某些干部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知法犯法，明目张胆包庇罪犯，只要花钱就能逍遥法外，完全把个人利益建立在百姓生死之上，一意孤行充当地方黑恶势力保护伞，导致积案成山无人处理，双手沾满了众多冤民的鲜血。他们的这种做法与国家所提倡的关注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宗旨无形中形成了鲜明对比。冤民王英强便深受其害。因为陕西省公安厅这些内部败类们长期与涉案单位火电三公司，火电四公司狼狈为奸，弄虚作假，违法办案，长期拖案，有法不依，致使我家至今仍处于一死二残没有活路的绝境之地。 (博讯 boxun.com)
迫于无奈，我只好克服种种困难于2010年9月26日身穿写有冤字的白衣，抱着老伴的遗像，拿着残疾证和相关案件诉状及证据，在省公安厅附近的未央路和凤城路之间向群众哭诉省公安厅违法办案的全部经过。很多群众在仔细查看完我的所有材料后纷纷大骂一心只朝钱看的地方政府太腐败，把没钱没权的弱者整成这样还不给解决任何问题，真是太没人道了。还有一位路人发出这样的感叹：“到底是中央在给老百姓空唱和谐社会的高调呢？还是陕西省公安厅大搞地方特色争给个人创收，潜规则废除了中共宪法呢？作为咱老百姓还真有些搞不懂了。”还有人说：“重庆的黑保护伞文强最终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而大快人心，陕西的地方黑保护伞咋就没人查呢？杀人，抢劫，强行拆迁到处都是违法乱纪的身影，老百姓还咋活？”正当群众议论纷纷的时候突然从人群中冲出一个便衣模样的小伙子，扔给我一元钱馍，说：“赶快吃点东西回家吧，把我领导惹急了，没你好结果！”说完便没了身影。我不理他，继续向群众诉苦，希望能遇到一个帮我的正义的人。过了一会儿，一个衣着讲究的老汉走到我面前说：“你一个既没钱又没权的穷酸瘸老汉还想告省公安厅的状，别做白日梦了！”又过了一会儿，又有二个老汉一起走到我的面前说：“识相点你最好不要再告省公安厅了，公安部最好也不要再去，这样对谁都好，老老实实呆在家里最安全，省得以后遇上不必要的痛苦和麻烦！”晚上回到家听女儿讲，那个专为省公安厅服务的社会混混雷冬官下午又给家里打威胁电话了，他威胁我女儿说，如果以后我再敢去北京上访，就会得到比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对访民的更残暴的下场，让我最好放老实一点。
2010年9月28日，我再次去省公安厅信访处上访，信访处夏主任很不情愿的接待了我，我问他打算什么时候给我家依法办案处理问题。他的回答令我很吃惊，他说：“我已查过大量的法律条文，咬你儿子的狗属于畜牲，，不懂事，无法追究，至于管狗的人嘛也只不过是道德上出了点小问题，即使狗把人咬死了顶多也就是个小小的民事纠纷，教育一下就行了，算不上什么刑事案子，再说你儿子不是现在还活着吗？有什么好追究的，你就自认倒霉吧！”我有些迷茫，不知道他查的所谓的法律条文是哪个国家或个人制定的。这也许就是路人所讲的地方特色吧。我又和他据理力争，他突然又问我上网是怎么回事？我更迷茫了，我常来省公安厅上访，他们的办公桌上基本上都有电脑且连网线，我常常看到他们不是在网上炒股就是在网上打麻将，玩游戏，对待访民从没耐心，只要想办法打发走就算大功告成，完全置百姓生死不管。我不过是请求一些不知姓名的路人帮我在网上喊喊冤，何错之有？随后他又警告我，让我以后不要和其他访民交往，省得落个拉帮结伙的罪名可就会很惨了，也不要在社会上乱听群众讲话，以免上当，最好在家哪也别去。我一个人来此上访不过是想请他尽快帮我依法办案，还我家一个公道，没有别的目地，我本就是一介草民，都说警民鱼水情，我不理解夏主任身为国家干部为什么要主动灌输脱离群众的思想给我呢？关于案子的主题他却极力回避不谈，大谈特谈这些与本案无关的话题，他到底想干什么？恳请海内外各位有正义感的朋友、律师及媒体给以援助，尽快让我家冤案得以昭雪，让关注民生，构建和谐社会落到实处！
王英强
电话：029---33711064
2010年9月29日
附件一：
上访三年我家四口一死二残
我儿叫王小刚,是陕西省电力公司下属火电三公司的正式职工，工令13年。
我儿于2007年2月6日由公司调入蒲城项目部工作，任保卫部纠察。去蒲城工作前体健无任何疾病。2月7日第一次上班，被安排为上晚8点的班，接班时他看到值班室门锁着，值上一班的陈文才提前带值班的大狼狗回自己宿舍休息去了。王小刚去陈文才宿舍门口喊叫要钥匙，陈文才认为暴露了他旷班私自休息的事情，一怒之下放出藏在宿舍的值班的大狼狗咬伤王小刚，腿上鲜血直流，满院子的干部、工人、小车无人救人！是我儿自己向农民问路，步行去乡卫生院打防狂犬病疫苗救自己的。由于突然遭受意外暴力伤害，导致王小刚产生了强烈的恐惧心理，开始一天十几次地给家人打电话诉说工作环境不安全，又有人放狗咬他了，恶梦吓得他睡不成觉，连续几天均如此，我立即赶到蒲城项目部了解实情后，找相关领导要求处理问题和上报工伤，单位领导拒不处理任何问题也不准休息。
我儿从2月7号至3月24号上班46天只发给700元工资，还说就这么多。3月24日那天每人发5000元奖金，我和我儿去找保卫科长张小兵要奖金和以前的收入，当时张小兵、办公室主任张广利、财务科长白石、食堂管理员王怀忠这4位干部雇用农民三人从张广利办公室出来，到处找我们父子俩，一直找到食堂里边，王怀忠现场指挥，张广利抱住我，让农民三人打我儿，在食堂里边和外边共打了4次。张广利、张小兵还威胁我：你儿还要不要工作？满院子干部、工人，没有任何人敢出来管管此事。事后不许我们报案，不让休息，不给治病，如休息就停发一切。这只能说明火电三公司党、政、工、团领导平时对干部职工不教育的结果，使单位无形中变成了欺压职工的场所。
我看事情严重，无奈将我儿强行带回家中休养治病。我们回到家也不得安生，白天有人监视、监听，晚上屋前屋后站岗放哨，外出有人暗地跟踪，这些人有的认识有的是生面孔。我多次去火电三公司找相关领导要求处理问题，三公司领导态度十分恶劣至今拒不处理任何问题，也不给上报工伤。
我儿被单位的人有意放狗咬伤、被欧打、被欺负，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确诊为偏执型精神障碍，生活不能完全自理。他母亲得知儿子被迫害的消息后忧愤交加，患了严重脑梗、偏瘫，大小便失禁，生活无法自理，被定为二级残疾，于2010年1月1日含恨而死。我到北京公安部、中纪委、国家电网公司、国务院信访局上访已有多次，到咸阳市、陕西省政府上访不知有多少次了，我因去北京上访被公司人员吴国荣戴手铐，多次殴打。
2007年3月26日我到火电三公司找总经理赵晓飞要求给我儿看病和上报工伤，赵晓飞让保卫科挡住我不让上楼。我万分伤心地回到家中，又用电话和赵晓飞联系，赵晓飞在电话中十分嚣张地说：你儿子吃得胖胖的有什么病？不要装病，休息几天赶快上班去！报工伤是不可能的事，对单位经济有损失。我们反复乞求他给适当处理些问题，要有人道，他很不耐烦地说我很麻烦，想上哪告你就上哪告去，联合国也可以，员工想告倒企业真是天大的笑话！冒着危险和阻力我又连续不断近百次地去三公司希望问题能得到处理，三公司态度十分恶劣，拒不处理。无奈之下我去咸阳市政府有关部门上访，结果他们都说三公司是省级企业他们管不了。为讨说法我只好去省委省政府上访，省电力公司也去过多次，每次都是信访部门接待，每次结果都如石沉大海。
每次从西安上访回来，屋前屋后的监视人员就增加很多生面孔。怕出意外，我只好常常连续几天睡在省委、省政府附近的马路上不回家，连续上访。无数次上访，恶劣的生活条件和过度的劳累使我腿致残。我于2007年6月偷偷连夜去北京上访，被火电四公司用车从北京接回。沿途四公司保卫科副科长吴国荣、信访办主任董小成等人下车吃饭、游山逛景，用手铐把我一个人铐在车里。回到咸阳后，四公司信访办董主任跑到我家威胁说要扣我退休工资，以补偿公司进京接我的费用，让我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哪也不许去，否则公司将采取强制措施。大约从2008年3月起，火电四公司院内好多在火电三公司有亲戚的人不间断地来我家，劝我们说不要再告状了，再告也告不出结果的，让儿子快去上班吧，小心丢了饭碗。这些人中好多都是平时不来往不太认识的人。
大约从2007年6月起，我儿子的病越来越重，已经发展到不认识家人并一天多次将家人打倒在地的程度。我们百般迁就和照顾都无效。家人想带他去医院看精神科，他却说他没病，是家人和敌人合伙想害死他、关死他。2008年3月5日，家人将他骗到二十局医院检查，确诊为严重的精神分裂症，需立即住院治疗。我拿着医院病历找到三公司工会领导苏志强，要求给我儿子看病。他看完病历后竟说是装病，不给看并催着叫赶紧上班去，别没事找事。
2008年4月1日，我和坐轮椅的老伴及小女儿，带一块白布上面写着诉状，摆在三公司大楼门口静坐，要求相关领导出来解决问题，给我儿看病报工伤。没有多久，赵晓飞总经理放出近10个保安，由杨斌科长指挥将我老汉打倒在地，并抬出很远扔在地上，将我老伴也推出很远。我小女儿打了110报警，秦都区110叫来120车把我们拉到渭阳西路派出所，该所长一见杨斌就很热情地打招呼，并和杨斌进了里屋密谈约20分钟，出来后就对我们大声斥责，让我们不要没事找事，赶紧走人。小女儿不服，要求他们给我看伤，他们竟说要看自己看去，他们没钱。120车把我送到二一五医院做完检查，医生让住院留观，我们身上只有不到20元钱，只得强忍伤痛回家自己买药医治。
经人指点，我于2008年4月8日到蒲城报了案，接案的警官叫路栋栋。火电三公司收买了蒲城东陈派出所余所长，余所长不让查案。我于2008年4月25日和6月18日两次去蒲城请求破案，路警官让我去找余所长，余所长不谈破案的事，只说让三公司给点钱行不行？这二次催案当天都被赵晓飞指挥张小兵强行用公司的车将我从蒲城送回。我回来后去三公司找杨斌转达余所长意思，杨斌坚决反对。
2008年5月5日迫于政府压力（可能与开奥运会有关），三公司答应给我儿看病，于2008年5月6日由公司出车，保卫科长杨斌陪同去西京医院住院治疗。我们要求三公司出陪护，三公司领导坚决不同意，无奈之下我们决定自家陪护，可杨斌也不同意，坚持只准留王小刚一人在医院接受治疗。医生说每家最少要有一名陪护，否则不收病人，杨斌才勉强同意留我当陪护，但公司不给出陪护费和生活费等各类开销。住院期间三公司曾几次中断缴费。6月13日出院时，医生交待让最少吃二年的药，每个月的药费大约在800元左右。买了几次药之后，杨斌说让我们自己用医保买药去，二年的药费公司承担不起，就是当时所花的医药费到时还要打入王小刚医保账户，现在只是临时挂在公司账上，并说是领导的意思。
大约从2008年7月起，火电三公司收买了火电四公司西安总公司的人力资源兼信访部经理高建设和信访办董主任，安排四公司咸阳基地10多名工作人员对我家人进行严加看管，一天数次上门问有什么新动向，人在不在家等等，连去市场买菜都有人骑摩托强行跟着，每次外出发现就打，连民政局也不许去。高建设还曾多次开小车围着我家前后观察，几次私下将我叫到无人处进行威胁说：冤死也不能告状，国家有内部文件说上访的人都不是好东西，是反革命。
2008年9月8日我赶早偷偷去省委上访，还没出小区大门，吴国荣就强行跟了上来，我骂他没人性，他说这是领导的安排，他不跟踪我领导就要让他下岗。途中他不断地往外打电话， 刚到省委门口，高建设、董主任、司机和一个不知名的小年轻开着车就来了，扭着我的胳膊像押犯人一样将我推上车，在车上偷走了我的提包，包里有上访的材料和一件装有114元钱的衣服。车把我拉到西安四公司总公司，又是一顿毒打和威胁。事后我问他们要我的提包和衣服，高建设拒不承认和归还。2008年9月9日下午，三公司杨斌和工会干事张汉杰来到我家，很得意地说：你都告了一年多了，也没把企业怎么样，要不要去联合国试试？是不是吃的苦受的罪还太少？还是尽快让你儿子去上班吧，再不上班就按劳动法除名！他们刚走约5分钟，吴国荣就跑来说领导有事叫我。我和小女儿来到基地办公室才发现高建设和董主任坐在那里。他们说是省电力公司让他们来调查事情的，我将案件整个过程再次讲给他们听，他们很不耐烦，给我举出很多例子，说明社会有多么腐败，政府有多么阴险，很多上访的最后都被定为反革命了，劝我不要再告了，省得丢了老命，最好到年底也别出门。
2008年10月18日，我偷跑出来坐火车打算去郑州找亲戚借钱，因没买全票被华山站查出来通知了四公司。凌晨3点多，基地领导肖建华、祁红喜、吴国荣赶到，将我用车接走。途中车上我再次被吴国荣打的满嘴流血，脸肿起很高。10月19日晚上，小女儿气不过要拉我去领导家讨说法，结果咸阳基地所有领导都不在家，却意外发现办公室灯亮着，过去一看，竟发现高建设、董主任及咸阳基地全体领导在开会研究如何对付我上访的事。截止2008年10月20日，三公司已给我儿停药二天，我不得不又偷跑到省政府希望通过政府为我儿先讨点药吃。四公司领导和吴国荣又急急赶到，吴国荣不由分说当场把我打倒在地，并叫我立即起来，还准备再打，被人拉住。途中在车上吴国荣把我塞在座椅下面，又打得我满嘴流血，并扬言再敢上访就要我老命。
2008年10月21日，我带老伴（坐轮椅）及小女儿共三人一起去三公司给儿子要药吃。杨斌坚持要让我儿自己用医保买药，我们不同意，双方争执起来。大约下午6点左右杨斌打电话叫来一个自称叫张振勇的片警来断案。张振勇来时没穿警服也没开警车，开了一辆车号为陕A31700的微型面包车，说要帮我们破案并帮助协调买药，将我们骗回家中。
2008年12月5日下午，我和小女儿去三公司，我怕他们打人，就将诉状写在地上让行人评理。下午三点多，三公司叫来一个警服号码为002785的警官，对我推推搡搡，并威胁说要以骂人的罪名制裁我，我说三公司打人害人在先，你嫌我骂人就先处理他们打人一案，此人只好开着小车走了，整个过程都没有出示过任何证件。
大约从2008年7月起，杨斌曾多次提出让我们领蒲城工资，我们问他是多少工资？他说大约每月700元左右，我们说连基本工资都不够，他说就这么多，还说到年底蒲城工程一结束公司并账就一分也没有了。此前我们也曾多次问他们要过工资及其它收入，压根就一分不给，现在却突然玩此花招。
我因到处上访忍饥挨冻受尽折磨造成左腿严重骨网膜损伤，被定为三级残疾，现在只能靠拄棍子走路。全家四口人一死二残，过着不如四川灾民的生活！我们到哪反映情况他们就收买到哪，官官相护，层层包庇，拒不处理，还多次无理要求让我那患严重精神病的儿子立即回单位上班，否则按劳动法除名。从2007年3月24日起，我儿工资等各项收入至今没有发放一分。
中国政府提倡要关注民生，和谐安定，多年来我家的惨案及困难不但没人管，还因上访讨条活路又险些家破人亡。中国各省政府官员大面积乱作为导致冤案成山冤民遍地，得不到应有的人权保护，有很多甚至连基本的正常生活都无法维持！我恳请各位有能力援助我的国际好心人进行调查核实，让我这个不幸的家庭得以生存，维护国家法律尊严，保障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
附件二：
陕西省公安厅雇社会混混欺骗访民
2010年8月13日上午我去省公安厅问询我家案件的办理情况，公安厅信访室说领导不让处理，我们也没办法。态度十分凶狠。无奈之下我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走出信访室，在公安厅附近的街道上向群众诉说公安厅知法犯法，违法办案，置百姓生死于不顾的整个迫害经过。群众听罢都很气愤，纷纷指责共党政府太黑暗。没多久省公安厅门卫跑来叫我，说领导要请我吃饭，让我不要在街头上公开演说了，影响不好。我不接受，告诉他，你们领导的饭我不敢吃，只要依法处理我家的案子就行了。他只好走了。大约又过了有一个小时左右，一个身高不到1.7米的30多岁的小伙子不知从哪跑出来，来到我身边，他自我介绍叫雷冬官，家住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汉城乡北玉丰村34—2号，和温家宝、胡锦涛有很深的私交，可以帮我们寄信给胡锦涛、温家宝督办案子，肯定会得到尽快处理的。之后带我去了西安钟楼邮局，通过EMS的方式把我的材料寄往中南海。然后反复告诉我以后坚决不准再去上访了，在家等结果就行了。我以为遇到贵人了，满心欢喜的回了家。当晚雷冬官打来电话问我是否到家，并再次叮嘱不要出门上访了，会有人主动上门来给我办案的，让我在家乖乖等着。如果案件很快处理完且结果让我们满意的话，一定要转变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看法，要对外界说共产党万岁，国家领导人英明，最好能亲自给胡锦涛或温家宝写封感谢信。第二天，雷冬官又从早到晚打来几次电话，问我是否在家，有没有出门去上访？又和我女儿通电话，打听我女儿手机号码，手机里有没有存和案件有关的东西，因女儿手机出现故障无法正常使用，如实告知，他不信。他又反复问我女儿会不会上网发消息等等话题。
直到2010年8月17日，每天雷冬官都要打来好几次电话，没话找话的问我有没有出门去上访，我女儿有没有出门，如果出门，都去了哪里？并告诉我，最好不要出门上访，否则发生意外的成分比较大，还是老老实实的呆在家里哪也别去最好。
2010年8月17日中午12点左右，雷冬官又打来电话说想来我家看看，不论我用什么方式婉拒他依然坚持要来。无奈我只好同意，大约下午3点多他来到我家，告诉我，我的材料明明是寄往中南海的，怎么会是中央军委签收呢？但通上网查询，结果的确如此。他又要求验看我女儿手机，发现手机确实有故障无法使用，他又急切的将手机卡拔出打算插在他的手机上，看看里面都存了些什么？被我女儿一怒之下夺下
他又要求看我家案子相关证据原件，我拒绝。他见势不妙又很很凶狠的对我说，以后不要再出门上访了，否则不会有好结果。我告诉他，上访是公民的合法权力，除非国家把所有的信访部门都关门了，那也就不存在访民上访了。他又对我女儿说，你就不怕你爸在外遭意外吗？我女儿告诉他，有理走遍天下，我们已经家破人亡了，还有什么不敢坚持真理的，不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一定要依法讨回公道，就算我们全家都被迫害了，我们的朋友依然会替我们接着讨回公道的。他见势不妙只好找借口离开了我家。
2010年8月18日上午我再次去省公安厅上访，他们闭口不提案子的事，却问我女儿手机里还存有什么相关案件材料，赶快老老实实交出来，我说女儿手机坏了，里面也没什么东西。他低声嘟弄一句，派个混混专门跑一趟居然没搞到有价值的东西，真是个废物。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叫雷冬官的是他们收买的来对付我的社会混混。真没想到陕西省公安厅对待访民还有这样无耻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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