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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浩成：没有出版自由， 其他的一切自由都成了泡影 ——喜闻铁流捐资设立新闻基金，促进新闻立法
（参与2010年10月4日讯）:9月24日铁流来电邀请我出席欢迎作家谢朝平回京餐叙会，我因患脑梗在家休息不能参加，十分遗憾。昨天从网络上获悉辛子凌，郭道晖、杨继绳，孙培旭等人就新闻自由做了精彩论述，特别是老作家铁流见义勇为，从他多年辛苦所获积蓄中慷慨捐赠人民币一百万，成立“铁流新闻基金”，以促进新闻立法。当时提取五千元赠因著《大迁徙》一书遭受迫害，身陷牢狱的谢朝平，令人十分振奋。
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被认为是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在写入宪法的公民各项权利当中，言论、出版自由可以说是首要的。基本的。马克思说过，没有出版自由，其他的一切自由都成了泡影。就是按照中共的话语，人民连知情权、表达权都没有，如何实现其参政权、监督权。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是一句空话。
台湾从一党专政演变为宪政，还政于民，也就是从蒋经国开放报禁党禁开始。中国大陆从949年建政以来，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以及后面的四部宪法当中，均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写入宪法，然而至今没有得到法律保障。
1955年胡风的数万言上书和私人通信被列为反革命案件罪证。涉案获罪者上百人。1957年因响应毛泽东助党整风发言批评而获罪，被划为右派。铁流作为50年代新中国工农出身的老记者，就是受害者之一，仅因为一篇说真话的小说，整整蒙冤23年，直到1980年才得平反和改正。到1966年起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大兴文字狱，成为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翻版，全国因言获罪，惨遭迫害的更以千万计。
文革结束之后，人们痛定思痛，对文革以及反右等历次政治运动进行反思，总结教训，认识到必须进行改革，建立民主法治的现代化国家。1979年当时的中宣部有制定新闻出版法，以追惩代替预防之议，连一时左倾整人的周扬，也已幡然悔悟，赞同这一主张，但却遭到陈云的否决。他说，我们过去同国民党的斗争，是钻了国民党的空子，它取代了一个刊物，我们再办一个，我党的宣传从未中断，因此我们掌权，不能再开这个口子(大意)。
这一年，不但新闻立法未能制定，反而中共发布十号文件，取代民间刊物，一批民运人士被捕入狱。
由于我在《读书》1979年第9期上发表《论“言者无罪”》一文被认为与“中央唱反调”，公安部领导找我去谈话，给予批评警告。
1983年周扬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大会发表《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讲话，遭到胡乔木的不满。胡绩伟、王若水因在《人民日报》上刊登这一讲话，被解除正负总编辑职务。后来胡绩伟以全国人大常委的身份主持起草《新闻法》，这一草案多次举行研讨，征求各方意见，本人有幸出席陈词。不幸胡乔木、邓力群将起草权夺取，真正体现新闻自由，深受各方欢迎的胡绩伟草案胎死腹中。
1985年我接受香港《镜报》主笔林文采访，发表了有关政改的是一个问题，被公安部党组认为发表错误言论上报中央，遭到调离群众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职务，立即离休处分。1989年3月又因与四通研究所曹思源共同主持修改宪法研讨会，我所主持的法制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挂靠首钢）遭到北京市委立即解散处分。
六四事件之后，我被开除党籍，决定书上竟有“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再一次演讲中胡说‘没有出版自由，其他的一切自由都是泡影’等字句。经我指出此系马克思言论，虽然在决定书上删除了 我这一“罪错”，但仍然开除我的党籍。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学会、中国法学会相继解除我的领导职务。我所写的《权力与法律》和《谈风集》两部书稿，原已由黑龙江出版社和湖南文艺出版社分别出版，并且已排出清样即将付印，而在六四之后均被封杀。
特别是中宣部有一黑名单，禁止国内媒体发表文章，我亦忝列其中。最为要命的是，该禁令没有期限限制，等于无期徒刑，以至于二十年来我的一文章，均未能在国内发表。一个党的宣传部竟有违宪剥夺一个公民的言论自由，这也是中国特色吧。
我以上种种言论被剥夺的经历证明，不经过斗争而会自动获得言论自由是不可能，而且过去的抗争例如上书、启蒙，似乎效果不大，而且进步过程也过于漫长。所以我支持铁流对谢朝平案件进行维权，设立新闻基金等方式。言论自由的获得，我观察到，作诗的功夫在于诗外，通过维权运动推动更大。铁流做的这些事情，就是例子。我也很赞同杜光教授，启蒙与维权并举。
令人忧虑的是，这一些年来党政领导人多次宣扬要政治改革，但在维稳的体制之下，以言治罪的事件变本加厉，有增无减。08宪章起草人刘晓波被判刑十一年。最近的温家宝总理又宣扬有必要政治改革，是否当真，其中一项标准是实现新闻自由，结束“以言治罪”，平反这方面的冤假错案。这是一个试金石。
改革已死，我很赞同这个政治判断。而且我认为，改革不是死在1989年的屠杀血泊当中，或者经济改革的惨重代价之中，而是死在一开始。1979年理论务虚会闭幕式上，邓小平宣布了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我就认定了改革之死，政治改革不会有。作为第一批的改革推动者，我们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死马当活马医。可是我们明白：改革一出生不会有，就死了。所以我今天还坚持“没有出版自由，其他的一切自由都成了泡影”，是因为建设公民社会本身，言论自由同样是根本的，基础的。政治改革不会有，我们就必须建设公民社会，护住社会，避免未来发生革命，动荡太大。留着“社会”交给未来。
2010年9月29日
参与 《北京之春》暂停印刷 含泪断肠痛告读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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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21日 王丹：我们仍然期待
日前温家宝在深圳的讲话，引起外界很多讨论，进而演变成是否应当对党内民主派有所期待的问题。
首先要说，对于温家宝是否能成为党内民主派，我不抱希望。温家宝历来的表现，如果我们抛开他做秀的部分不谈，即使我们相信他的表现是真心的，他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民本主义者，而不是民主主义者。何况，目前的温家宝在党内几乎成为孤鸟，贵为总理但是其实并不拥有实际上的决策权，他说什么，不说什么，都无关大局。
但是，我认为我们对于温家宝，对于党内民主派，还是应当有所期待。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发生变局，离不开统治者内部的分裂，至少这种分裂可以减少改革的成本。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从外部就把他们往一起挤压，这只能让统治集团更加团结；第二，也许温家宝本人只是嘴上做秀，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中共内部还是有人持观望态度的，这些人也许是机会主义者，但是他们会以温家宝的命运作为自己的抉择的参照系。如果中共内部有人愿意出来讲民主，我们作为反对派的反应就是一棒子打死，这只能使得那些本来有可能转向的力量重新退缩和保守化，这对于中国向民主化顺利转型是不利的。
政治是一门权衡的艺术，我们期待中国的民主化，就不能不学习这门艺术。高举道德旗帜，表现出义愤填膺和势不两立，其实是最容易而最不负责任的做法。中国的反对力量应当成为理性的，负责任的反对力量，这是我们一贯的主张。因此，我们还是应当对党内的民主派有所期待，但同时保持头脑清醒。
来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