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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走向民主操作上将面临的几个问题 刘云辉
现在中国大陆的政治制度是一种专制制度，政府是一党独裁政府，用政治学的基本标准来评定，这是可以确定无疑的事情。如果有得选，普遍的民众都是会愿意选一个民主政府来“为人民服务”，这种对民主的集体无意识常识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将近一百年来，这里的政治制度还实现不了事实民主，尤其经过近二十年的一些努力，民主的操作还停留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这是什么原因呢？在这里，笔者作为一个后辈，作为一个“民主”门外汉，本着抛砖引玉之精神，凭自己的理解说上几句看看。
民主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政治制度，它是通过人自已本身才建立起来的，在除人之外的动物界，它是不需要民主制度的。也因此，在这里还有必要把当前的人员群体构成分类作一个罗列。境内人群十大阶层划分的说法已经得到普遍公认，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说法：
(一)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指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中，行使行政职权的领导干部。
(二)经理人员阶层：指国有大中企业，城乡各种股份所有制大中型企业、大中型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中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三)私营企业主阶层：指拥有私人资本，雇用八人以上的企业主。
(四)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指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各种经济成份的企业中从事科学技术的专业人员。
(五)办事人员阶层：指协助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处理日常事务的专职业务人员。
(六)个体工商户阶层：指拥有少量资本，从事小规模生产、经营活动的小业主、工商户。
(七)商业服务人员阶层：指在第三产业中从事体力或非体力劳动的员工。
(八)产业工人阶层：指在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中从事直接或辅助性生产的体力、半体力劳动的员工，其中农民工占大多数。
(九)农业劳动者阶层：指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并以此为收入主要生活来源的农民。
(十)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包括失业、失地、待业的人员。
当然，对于阶层划分，有好事者常作一些通俗解读散落于网间，可供参考，本文还是以这个主流划分为准，在这个基础之上来看各群体对民主诉求的表现。
通过对比，作为一种人类政治制度的民主概念不太好理解，作为利益分配的手段，基本上可以这样认为，对于民主的诉求只能是越底层的人才越有动力，这很好理解，人都不傻，说民主不知道，一说钱，大家就都会明白，只是越底层的人可能未必能更好地理解为一种民主，或者还没有学会使用“民主”的话语来表达，他们对自己的利益损失感受因为更切身而更容易通过行动来表现而已，想想也是，你拿农民的一百块钱，对他个人的影响可能比拿一个富翁的一万块钱的影响还大。也就是说，民主的理解跟经济问题是有很重要的联系的，是否认可这个说法，将对民主的操作具有重要的影响。
有了这个人员划分基础，再来看看当前的“民主现状”。
如果用“民主口号”+“民主行动”来作为标识，对于当前境内的民主现状，基本上可以认为，目前的“民主阵线“主要还是一些知识份子是主体。这里面，冲在最前面的，又以上世纪九十年代组党的一批人为主。他们基本上是一批知识份子，能说能写，有过“八九六四”的洗礼，有明确的民主诉求、行动纲领和事实行为。当然，他们理所当然受到了残酷打压，据他们自己的统计，这批人坐监狱的时间总合已达上千年。用团体名称来标识，主要是中国民主党与自由民主党为主。
其次，则是最近几年出来的，有法学背景的学者，或者本人本身就是律师的一批律师，还有一些自由知识份子。这些人，以维权打个案官司为媒介，或者用文字语言和行为艺术关注时事热点问题，或参与教会的组织和发展工作，他们同样受到了种种打压，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总体上，他们坐监狱的人还算少，除了个别人或多或少的坐过不超过五六年的监狱，或者普遍受到执业的限制，个别被吊销了营业执照，或者偶尔被软禁拘留受到行动自由的时段限制，至今除了个别退出的，或者暂时转行的，这些人的行动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都还在路上跑着，只是侧重点与操作技巧会因时而动，不一而足而已。他们不一定有很明确的民主政治口号，也没有结社的把柄，但他们有很清楚的宪政意识，具有很专业的工作能力，这是不可否认的。
再就是散落于民间各处，有点钱有点闲没事读点书的人员，或者没钱没事想找点事的人员，他们没有很明确系统的民主意识和行为，也提不出自己的口号，基本上是跟风，什么事热闹就往什么事上蹭，一不小心就跟着弄点事情出来。如果说组党派的核心人员一百人左右，维权派的热点人物一百人左右，散落于民间各处的人，大概就有上万人了，而且变量很大，很多人可能都有这个倾向，但没有表达出来，或者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表达出来。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这样认为，目前大陆活跃在“民主阵线”的人员，大约一万人左右，主体人员不超过一千人，因为互联网的技术进步原因，还有这批人自身具有相当的工作能力为基础，他们已营造出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引领了民主发展的时代潮流，为全民的民主运动作了很好的铺垫。
但是，作为个人或者时代的原因，目前这些人的工作同样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还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民主进程的阻碍，对于中国大陆走向民主社会，还需要做更多的改进和担当。其中，主要又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一、民主意识传播单一问题
因为当前的“民主阵线”人员主要以知识分子为主，这种人员构成的纯粹性就会使得知识份子自身的弱点无形中被放大，他们在意识传播上就表现得比较单一，大多也就写写文章开个博客发发贴子，关注于某个个案，偶尔搞搞围观之类的形为艺术，如果你上网，会感觉很热闹，但在真实的生活里，民主的气氛总体上还是死水一潭，除了专制体制的高压限制这个客观原因之外，知识份子的单一性具有不可推卸的重要决定因素。如何将各种文艺文化文体形式整合到民主阵线来，需要这个群体的人员具有这种意识，更需要去做很多具体细致的相关工作。
二、对农民关注不够问题
为什么要在这里单独把农民问题单列出来，除了农民的人数众多之外，还有农民参与社会活动会有其他阶层人员做不了的事情。用过去的话说，农民这个群体的“革命性”更具有行动的彻底性。这是大多知识份子不可能做到的地方，而这种行动，不管是搞革命，还是搞民主，都是很需要很必要很现实的，如果农民起不来参与不进来，在大陆这样一个“农民大国”里，搞出来的民主也不会有多大的希望的。“秀才造反，三十年不成”，秀才要想在大陆搞民主，也会是一样。从专制到民主，这本身也是一场革命，秀才们不用去忌讳这种对现实的不切实际的回避。
这里面就会涉及很多很需要耐心去做的很艰苦的细致工作。一方面，农民不管是土地的被剥夺还是户籍的被限制，对于他们来说，这两大社会基础问题，每天他们都深受其害，但自己又说不出来，他们很需要这种表达。另一方面，相对而言，能成为一个知识份子，个人的社会生存能力，相对于普通的农民，还是会强一点，找份工作或干点什么，日子基本上还过得去，如果意识不强烈，往往很难走到农民身边去，或者只是把农民当作自己造势的筹码。为了大陆的民主事业计，远离农民，简单地利用农民，这两种工作方式都是不可取的，是需要改变的。知识份子如何跟广大农民相结合，在大陆做民主工作仍然是绕不过去的坎。一个客观的事实是，当前的大陆的极端冲突表现在农民身上，而且数量巨大，一年已达近十万起，如何让农民通过自己的意识提升实现群体事件的政治表达，这是民主阵线的知识份子可以参与但无法替代的工作。
三、对资金的重视不够问题
因为当前的“民主阵线”人员以知识份子为主体，而知识份子一个最大的特点是脸皮薄，好面子，不喜欢公开谈钱。但民主工作是一个个很具体的工作，是很多人参与才能最终有效推进的工作，如果没有很好的路径解决民主工作的经济问题，民主的工作将是艰难的，前进的步伐将会大大减缓。很难想象，一个想多为民主事业做点事情的人，一天到晚还得想着吃饭问题，想出个门，车票都没有，这会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而且民主工作作为一个社会体系的一部分，也是有分工的，不管是社会的，还是个人的，对于普通参与者，前期能对民主有点兴趣的，往往是赚钱能力有一定缺陷的人，这也很好理解，你叫一个亿万富翁来搞民主，人家肯定不干，财富到了一定级别，如果不是因为思想的原因，民主不民主，对他个人来说，意义不是很大的。作为一个群体，如何从中分离出一部分人来关注民主工作的经济问题，这将是很有必要和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做这个事情还有个很好的前提是，经过这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建设，这个社会其实是不缺这个经费的，是有这个经济基础的，唐福珍们其实都是个人资产好几百万的人员，这个工作只是需要民主阵线的人员达成基本的共识，在工作的磨合中如何做好分工，找到一种比较好的途径和方法实现这种有效的沟通就可以了。
说到这，不得不提一下“海外民运”这个圈子的话题，当然，也不仅仅是这个圈子的问题，只是他们特别的明显。“海外民运”可以认为是早期民主工作的精英份子，也因为他们出身的精英，所以，虽然已到海外，依然是把自己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大陆民主运动的领袖，事实上他们远离大陆，除了不能适时了解国内的境况之外，还因为他们一直来的精英意识，与国内的底层越来越远，没有再历练的经验，基本上还停留在从“八九”时学生对农民工人的劝退思维，二十多年之后，到如今也不见有太多的实质进展。他们仍然对农民关注不够，对资金重视不够，工作仍然停留在写文章之上，与国内的人员争夺话语权上，据说办了一本《北京之春》的杂志，最后连稿费都发不出，有句话说，达人者先达人，如果这种状态没有太大的改观，他们将注定是被接下来的全民民主运动淘汰的那一部分人。除了对他们个人表示尊重，作为群体，之所以这样刻薄地说他们，因为他们是有很多国内不具有的更好工作条件的，只是因为自身的定位错位，一天到晚只盯着中南海那一亩三分地，而使得他们的工作对当前的民主工作建设意义泛善可阵，以至于在行动上受到普遍怀疑，不知他们是为了自己的民主还是为了国家的民主。至少，在自由亚洲电台这样的媒体很方便就可以找到国内的人员电话的情况下，笔者不知道这么多年来，这群国外的民运人士给国内的圈外有民主意向的人员打过几次电话，寄过几毛钱，在杨佳这些人出来的时候，他们表了什么态做过了什么具体的事情没有。
直接与资金对应的还附带一个技术支撑问题，比如象法轮功，他们的具体情况很多人无法清楚，但他们搞出来的“自由门”，这个很好用的东西，对大陆民主的贡献是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的，它让普通的民众翻墙也不再是个什么大的问题，虽然可能翻过去也不起什么作用，但这个口子的打开，在宣告着专制对外交流绝对控制的全面破产。如何利用海外的资源与技术，对国内的网络提供技术支持，这也是大有文章可做的事情。
四、对暴力认识不充分问题
说到杨佳，在这里，笔者想就民主工作的暴力问题谈一下个人的看法。作为一个搞民主的个人，不去制造暴力，不去煸动暴力，这个底线的没有问题的，但作为一个群体，对于暴力问题刻意去回避，甚至对暴力事件出来后无动于衷，这只能说这个群体是不成熟的。甚至可以简单地说，在操作层面上，杨佳先生一把刀的有效社会影响对专制体制的作用远远超十个知识分子写的一百篇文章。如果在极短时间内，有哪个群体的人用同样极端的方式和参与暴力征地拆迁的十个官员及家人进行沟通，也许拐点就开始可预见地出现了。如果境外的某个团体声称对某个事件负责，虽然可能其实只是说说话而已，对于民主进程的作用可能远远比办本杂志牛叉得多、务实得多。
总而言之，有了人的基础，有了对现状的认识，大家都抽空静下心来想想，看看要走向民主的阻碍是什么，哪些是现在可以做的，哪些是接下来要做的，哪些是可以尝试的，哪些是需要再看看的，立足于自身，除了个人力所能及的努力坚持毫无疑义的争取之外，作为一个群体，逐步实现从个人到组织意识的超越（自由知识份子是很难走到一起的，这也是其自身特点之一，民主阵线的成员的广泛性所以就变得更有必要和紧迫），如何充分利用网络的技术基础和平台，集合更多人的智慧与力量，让更多的人参与民主事业中来，并一小点一小点的看到可见的希望，这是正在做的事情，也是需要继续做强做大做广的事情，有了这种行动的积累基础，全民民主运动的时日就在可见的不远之处了。/博讯
百年梦想，百年荒凉
——兼祭辛亥革命一百年
观察网
梁立俊── 原载 作者博客
Thursday, October 07, 2010
在目前的中国，流行着两种很有意思的“政治”思潮。第一种思潮竭力从理论和实践上证明民主可能引发效率损失，降低全民福利，甚至引发社会动乱。这样的人也分两类：一类是光明日报、求是发表文章的那些人。奇怪的是这类人发表的文章堂堂正正，但是署名（秋石，宋鲁郑等，怎么都不像“人”名）却是躲躲闪闪，不知道怀的是什么鬼胎。另一类人试图从学理的角度瓦解民主。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左派，也有一些学者参与，刘小枫推崇施密特便是一例。质疑、反对民主制度的人，站在意识形态的高地，声音很大，但是似乎自己也知道这样的反对民主，大多是商业买卖和“终南意识”作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勾当，对着鬼神，回到常识，他们中的多数人可能私心并不反对民主制度。第二种思潮便是中国所谓的自由派，他们无望、无力地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证明（或者说服）民主是世界潮流，认为：非此，中国的前途非常危险，所谓的大国崛起也是沙盘上的高楼，颓倒是迟早的事。
第二种思潮之所以“无力”和“无望”是因为代表这类思潮的人物，他们从人数上来说是极少数，而且他们的事业既没有民间的有组织支援，更没有庙堂上的仁者知音——两头空荡荡。民间不是没有民主的诉求，但是，民间经过60年的解构，“社会”被毁弃了（熊培云的观点），也就是社会自组织能力被阉割了。没有“社会有机元素”，民间无法组织起来，草根无力，于是挺不起自己的民主精英。庙堂也不是没有对民主的认知（比如，坚拒民主者也许心下私淑宪政呢，很多退休官僚转向民主就是明证），但是，利益和权力把在场的政治人物统统异化成了奴才和佞臣，没有人敢冒既得利益之险，通过改良把自己和子孙嘴里的肥肉吐出来。庙堂没有仁者和知音，谁还去倾听民主精英们的盛世危言呢？当年康梁维新，还有一个所谓圣主光绪可以幻想，今天中国民主派们内心的荒凉和无奈比100年前的前辈不知尤甚几许！
中国人似乎有制度迷信的癖好，却常常忽略制度如何发生的问题。比如，从逻辑上看，民主是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实际上，这句话套话里更多的是豪气，而非真实的历史过程。纵观世界历史，你会发现民主制度的发生在边际上（和经济学上的边际决定论一样）往往系于一人之道德良知，而非历史的天命注定。比如，使无华盛顿们（包括其他几个人杰斐逊、汉密尔顿等）之高风亮节，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否能够顺利建立还是一个未知数。使无甘地之放弃暴力专制，印度的民主政治不知还要延误几个世纪。使无曼德拉之坚持政治和解，南非可能还在以暴易暴的轮回中挣扎，民主政治全无指望。使无戈尔巴乔夫之新思维，死而不僵的苏东体制可能仍在垂死中凭借惯性苟延残喘。使无蒋经国之没有永久的执政党，陈水扁前总统今天可能仍然在专制体制的牢笼里作斗士，而在非民主治下的监狱里作囚徒。可以说，这些国家（地区）皆是天佑社稷，降下英才，而非仅赖于“历史之必然性”致使民主获得成功。
退一步讲，民主制度固然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大约相当于必然性），如，民智开化，公民社会，权利意识，等等（其实这些是否是民主制度的结果也未可知）。但是，这些条件可以在伟大的政治家治下进一步发展壮大，也可以在独夫民贼的手里被恶意践踏、毁弃。比如，洋务运动和维新启蒙积累起来的大清文明在慈禧太后手里就被完全毁掉，结果宪政成为骗局，吏治腐透，民间绝望，满清完全失去其政治合法性，三百多年的帝国基业在几声零星的枪炮中轰然倒下。一个社会经过启蒙仅仅具备了民主的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如果在此关头，有伟大的政治家以自己的人格力量推动宪政，民主或可顺利“发生”。相反，如果天弃生民，遇到一个，或者一系列自私、昏聩的“皇帝”，他（们）剪除民主力量，培植利益集团，鼓励人性之恶，进而诱拐商业阶层，招安知识精英，离间民间草根，整体社会日益溃败，而一代集权政权也将末日临近。
这里引出一个问题：政治家和民主制度哪个更为重要？民主制度发生的过程中，政治家的作用如何体现？其实，这是一个不同阶段孰为主导的问题，而不是哪一个永远居于关键位置的问题。在民主制度已经建成并正常运行之时，制度主导，即法治为先，政治家退居其后。而在民主制度发生之时，或发生之前，政治家至关重要。因为，与集权制度相比，民主是至善的目标，至善的事业需要宏大的精神才能完成。因此，至善之民主制度能否发生有赖政治家本人善念的发动和信仰的坚守。只有政治家有大理想、大勇气、大操守，他才能抵御权力诱惑，担当历史使命，完成社会转型（包括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培育民主的社会基础等）。民主制度如果完成，政治家或仅获清名（比如，杰斐逊名载史册，但本人在贫困中死去。戈尔巴乔也有生计之虞）。如果失败，政治家甚至有性命之忧（比如，遭遇软禁等）。相比之下，集权制度则是人性之恶的产物，推行集权制度，政客只需要放任恶之天性，摒弃基本操守，以天下福祉为牺牲，或因循守旧，顺水推舟，或工于厚黑，擅玩阳谋，虽然落得万世骂名，但一代皇权在握，巨万财富入囊——对于无良政客，权力和财富才是其至上的目标。
中国近代历史，民主宪政没有实现，其根本原因，我私见以为并不是民智不开，科学不昌，而是前仆后继的当权者皆为奸党权臣所致（即，没有遇到善人）！慈禧太后情愿输掉大清，也不愿真心立宪，行止不如娼门。袁世凯不惜断送共和，也要披上黄袍，嘴脸酷似地痞。蒋介石硬可丢掉大陆，仍然执迷军政，处心几乎下作。但是，这样的恶人，却曾经或是国人仰仗的神武领袖。这不能不是说中华民族近现代以来的悲哀和不幸！具往矣！1949年民主宪政的机会有一次摆在中国面前。共产党以民主为号召，发动人民推翻腐败无望的民国政府，而毛泽东却说“打扫龙庭作天下”，之后，“红太阳”经过一次一次的“阳谋”，彻底剿灭党外、党内民主势力，实现了他个人“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政治理想。更为不堪的是，自毛泽东始，中国社会形成惯性，“制度化”地重复铲除民间，消灭精英，鼓励黑厚，腐化社会的过程，直至把理想主义从草根到庙堂消灭干净。
民主的目标是至善，而民主的基础是理想主义。没有至善的追求，政客执迷权势，罔顾子孙，不惜毁掉社会；没有理想主义，民间堕落成犬儒，精英变成幕僚，大众沉迷物欲，整个社会失去价值标准，既无法孕育追求至善的政治精英以引领民主潮流，也不能对庙堂之上的政客形成淘汰压力。其结果是正义沉沦，社会溃烂，黑恶公行，腐化成风，文明进化出现返祖现象——背离普世价值，向以统治者自身私利为特色的反文明方向坠落。此时，政权得以苟延末日，但社会堕入中国古代式王朝更迭的循环，暴力革命的报应近在咫尺。比如，辛亥革命，从离析社会结构，把中国导入军阀时代的后果看绝无必要，但从统治者处心积虑欺瞒民众，绝无妥协地逼迫民间的恶行看注定要发生，这是慈禧太后的坏心眼酿造出来的“报应”。之后，北伐战争则是北洋军阀逼出来的“报应”，解放战争则是蒋家王朝逼出来的“报应”。
暴力革命固然快意恩仇，但空耗人类生命，文明却无法积累。辛亥革命马上100年了（2011年10月10日）！回望历史，我们所得几何！辛亥革命是一次仓促成功的革命，主要是满清政权气数已尽（1898年以前，中国的GDP世界第一，与今天崛起中国相仿佛。但世界第一却不能为满清带来合法性）①，革命力量的“破坏”倒是其次。结果，辛亥革命一夜成功，竟然没有多少暴力。按理此时正可以建立共和，确立宪政。但是，由于孙中山不善“实践”民主，而袁世凯私心梦想黄袍，当时的中国又缺乏另一个有权威、有担当、有智慧，又能坚定推动民主宪政的政治领袖。结果，一场革命推翻了帝制，却错过了建立宪政的绝佳时机，只留下一个民国、共和的虚名头。一场千古未有之革命，却由于袁世凯这个“极坏”的榜样，改变了辛亥革命的初衷，更改变了中国政治演进的方向——从此，中国的政治进化不是通过制度积累向民主宪政演进，而是不断倒退——皇帝做不成（袁世凯）就做军阀（段祺瑞、张作霖），军阀做不成就立军政（蒋介石），军政之后又来“专政”，等等。如此这般，辛亥革命100年，中国的政治制度几近秦政轮换，而民间思想几近荒凉绝地！
辛亥革命转眼100年了，而中国仍没有实现梦想，民主、宪政“发生”之日仍然遥遥无期。下一个100年中国在能否解决民主、宪政的问题呢？从庙堂越来越缺乏具有担当精神和理想主义的政治精英及民间反常识的思维大行其道的现实看，前景确实无法乐观。因为，政治生态的人为破坏，不但挖断了通向民主的道路，而且毁掉了一旦天降民主，民主政治赖以倚重的“支援意识”（比如，重复非洲式民主乱相），而这些都是自私、卑劣的现实利益主体过去处心积虑为之，今天仍然坚持不懈努力的“建国伟业”。但是，另外一侧，民间和一部分知识阶层相互唱和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左派思潮，却越来越获得广泛的社会响应，在神州上下大有蓬勃之势。这似乎预示着另一场暴力革命的循环正在酝酿，如果这样，下一个百年有可能是这一个百年的翻版。如此，我们只能哀叹：中国何辜，为什么将商周鼎盛和汉唐气象抛弃，却直接在始皇秦政的100年历史中循环折腾呢！而让人不解的是，庙堂把仅劝其身退的民主诉求视为死敌，而把直接取其头颅的民粹主义引为同道。
辛亥革命后的100年，中国在不断站起来（包括主权独立和国力富裕）的同时，政治制度却在一片荒凉之中不断演出大荒唐。百年沧桑，令人悲哀的是我们播下龙种，却收获跳蚤——今天中国面对的甚至不是社会如何进步的问题，而是如何回到起点的问题。因为社会演进的方向是错的，前进得越快，离文明和进步就越远。关键的是重新回归起点。一个是如何清理这100年留给我们的历史遗产，也就是如何清除 “专制”实践对中国社会结构的不断扭曲，以及这种扭曲导致的，在物质上崛起几成事实的条件下重新堕入暴力轮回的可能性。另一个是回到洋务运动和启蒙运动在 100年前取得的最初成果——在全社会上上下下达成但求真民主和真宪政的最大共识。第三个是重建公民的批评权利，提升公民的参与意识，以此阻止、扭转庙堂把社会导向腐化和溃败的恶行，为真正的政治家的诞生准备条件。第四个是尽快放弃对民主的无为争论，回到历史常识，回到民主实践。民主制度只有在民主政治的实践过程中才能发展起来——民主制度的“好处”只有在民主实践中才能壮大起来，而民主制度的“坏处”，也只有在民主制度的实践中才能逐步去除。
今天，如果辛亥革命值得纪念，这应该是这场革命100年对于我们今天和未来的启示和意义吧！
2010年8月动笔，2010-9-23初稿，2010-9-25改定
① 根据美国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和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等著作，十九世纪末，中、英、美、日四国，按四个国家GDP占世界的比例，1870年，中国占17.3%，而日本、英国、美国仅分别为2.3%、9.1%、0.9%。到了1900年，中国的比例为11.0%，落后于美国的15.8%，但依然领先于日本的2.6%和英国的9.0%。从占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来看，1860年中国与英国相当，分别占19.7%、19.9%，远高于美国（7.2%）和日本（2.6%），1880年，英国制造业将中国落在后面，但中美的差距却并不明显。直到 1900年，中国（6.2%）的制造业才落后于美国（23.6%）、英国（18.5%），但依然高于日本（2.4%）。从GDP数据看，清末中国绝对是世界上的强国之一，虽然不能跟英国相比，但即使到了1900年，中国的经济实力也依然高居日本之上，是世界至少是亚洲强国之一（转引自《衰弱“强国”：1900年中国GDP高于英国的启示》2008年07月20日
《环球时报》。作者：熊志勇，外交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