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无敌派属于敌对阵营 近日有没有敌人争论
(2010-3-20日)
目录：
徐水良：我们与无敌派属于两个敌对阵营
张三一言：谈谈某些没有敌人派的诚信和良心
关于郑义评刘晓波文章的争议
丁子霖蒋培坤：我们与晓波的相知、相识和相交
赵常青：为刘晓波辩护
余杰：刘晓波早已走出了谏言路
旁观者昏：理解刘晓波
左晓环教授：刘晓波背后是共产党因素小骂大帮忙
飞鸿黄：刘晓波强调的是广义上没有敌人，不是个人层面
张三一言（四则）：病中，仅答路可见：反刘晓波还是反共
我到底是反刘晓波还是反共？请各位看官自行判定
僵化思维：你批评刘晓波就是否定刘晓波
王希哲的＂中共阵营第九个花瓶党＂高论
伯夷：一个可能的情况——替张三老答路可见网友
莲子：君子与小人
我们与无敌派属于两个敌对阵营
徐水良
2010-3-20
1、我们与无敌派属于敌对阵营
前一段时间，没有敌人派写不出正规文章，留下一些泼皮在独立评论上耍赖，搞得独立评论全是他们的泼皮无赖帖，搞得笔者和许多朋友甚至不想上独立评论，当然更不会去读他们的无赖泼皮帖子以浪费时间。一些朋友估计这个争论将会接近尾声。但是，正像笔者在没有敌人论一出来时，就立刻指出的那样，这个谬论，看起来荒唐。但是，这是对方阵营精心策划，不是个别人的一时错误。因此批评这个谬论，也是攻敌所必救，对方阵营必然要拼命维护这个谬论，决不会善罢甘休。事实证明，笔者的看法是正确的，刘国凯等先生说这是刘晓波一时失误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这些天，对方阵营终于又推出了丁子霖，余杰，赵常青，何永全等多篇正规文章。争论还将继续下去。
也正像笔者一开始就指出的那样，有没有敌人的争论，牵涉对敌斗争大方向。不搞清大方向问题，反对派就无法继续前进，无法采取以后的一切行动，更不能保证自己行动的正确性。因为方向错误，就会越走离目标越远。而且，如果没有敌人，不仅不能再继续反对中共强敌的一切；而且，过去反对派为反对中共所做的一切，就不是对敌斗争即对中共的外斗，而是内斗，反对派过去反抗强敌中共的一切，基本上就全都错了。
因此有没有敌人的争论，是要不要坚持反对强敌中共这个对敌斗争大方向的问题。也是属于我们与中共两个阵营斗争的一个大问题。我们当然要揭露中共及其地下势力，以及中共第九个花瓶，即花瓶民运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阴谋和谬论。因此，有人说批判没有敌人谬论，是同一阵营的内部矛盾，完全不对。
2、中共第九花瓶，属于中共阵营
再说一遍，有没有敌人的争论，是坚持对敌斗争大方向，还是转移对敌斗争大方向的问题，属于我们与中共两个阵营，包括与中共控制的第九个花瓶，即与花瓶民运之间的斗争，是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
我不排除无敌派花瓶民运阵营中可能会有少数被挟裹的真反对派朋友。但总的说来，无敌派花瓶民运作为整体，属于中共阵营。
哪些拼命把有没有敌人争论说成内斗的花瓶民运，那你们为什么又要拼命坚持这个内斗和争论？为什么坚持中共不是敌人，相反却无所不用其极，丑化有敌派，把有敌派当作势不两立的敌人，甚至把理论争论的论坛，搞成泼皮们张贴丑化攻击有敌派的无赖泼皮帖的场所？
而且，既然你们认为中共不是敌人，那你们与中共之间，也不是敌我之间的外斗，而是非敌我矛盾的所谓“人民内部”的内斗，那你们为什么还要做样子，装模作样地反中共？
中共是我们的敌人，不是你们的敌人，你们装模作样地反中共，甚至抹黑有敌派，说有敌派是帮中共，这有用吗？你们的这种做法，只能说明你们是故意欺骗。
有的人，在我们的逼问下，不得不承认自己早就属于中共阵营，但是，他们仍然耍泼皮胡搅蛮缠，企图搅浑水。其实，我们看来，这只能是他们向中共表忠心的表现。
你们既然认为中共不是敌人，相反，或者公开明确地，或者不公开地指有敌派是敌人；而我们，当然认为中共是敌人，而花瓶民运属于中共第九个花瓶，属于中共地下势力控制。双方外斗，理所当然。
这也就是有没有敌人这样荒唐的问题，却要长期争论不休的原因。
所以，有的无敌派喋喋不休地称我们是“海外同志”，我要明确地告诉他们，至少在下，与你们属于不同阵营，我们不是你们的同志。被你们称为同志，我感到耻辱。
此外，在下等一些朋友，已经撤离狭义民运圈。我们也不希望有人以狭义民运圈“民运、民运”的所谓道理，来教训我们。我们没有义务来维护黑白颠倒，比劳改圈还不如的民运圈这个特务窝；相反，因为我们过去属于民运圈，因此，我们有义务来批判揭露这个民运圈，防止别人再去上当。
尤其那些本身有问题的人，我更加不希望他们这样来教训我们。前一段时间，侯文卓毫无道理地来对我的文章对号入座，纠缠不休。我就不客气地责问她，你凭什么自动对号？凭什么告诉不是说你，你还是无理纠缠不休？你凭什么“民运民运”不停地教训我？我知道你的情况，对你鄙视还来不及，凭什么你一定要我尊重你，向你道歉？
事情有真假，反共也有真假。我们与无敌派花瓶民运，不是一个阵营，道不同不相与谋。揭穿中共阵营包括第九个花瓶的诡计，理所当然。这本来就是对中共这个大敌的斗争的组成部分。
花瓶民运，早已经成为沦陷区、特务窝。早已成为中共控制的第九个花瓶，早已成为中共反激进、反极端，三反一温和，维护稳定，维持统治的工具。这个花瓶民运，并且早已充当官僚权贵散布自由主义，搞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大抢劫大掠夺的得力工具。
因此，无敌派花瓶民运把中共当朋友，把我们当敌人；而我们相反，认中共为敌人，认无敌派花瓶民运是中共附从，属于中共阵营，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之间的斗争，是外斗，不是内斗。有的朋友把我们与无敌派之间的斗争，说成是“人民内部矛盾”，完全不对。
说实在的，有些人我们很清楚他们的身份，我们的许多争论，对他们仅仅就事论事进行辩论，没有从两个阵营的高度来论述，已经对他们相当客气了。
3、无敌派的陈词滥调和谎言重复一万遍
多少年来，花瓶民运一千遍一万遍地捏造历史，重复“革命只能导致专制，暴力只能产生暴政”的谎言。
我们无数次用世界历史的铁的事实反驳：全世界的自由民主国家，尤其是大国，绝大多数都是由革命或者战争产生，只有极少几个不太重要的比较小的特殊国家和地区，如台湾，才由改良产生。世界上最早的自由民主国家英国和美国，由暴力革命产生。其中英国进行了一次流血的暴力革命，即清教革命，一次不流血的暴力革命，即光荣革命。德国，日本等国的自由民主，则由盟军通过一次大战的战争带来。东欧的自由民主，通过基本上是和平的天鹅绒革命和颜色革命产生。
但是，无敌派继续无视这些铁的事实。继续以谎言重复一万遍就是真理的劲头，继续不断地宣扬“革命只能导致专制，暴力只能产生暴政”的谎言。这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们负担着贯彻三反一温和、反对激进、反对革命的特殊任务。
这一次，他们继续宣扬：“中国向现代文明社会的转型过程，必然是渐进的、曲折的，时间的漫长也可能超出最保守的估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治体制的改变，任何急功近利的计划、纲领乃至行动，只能是难以兑现的空中楼阁。”这完全是早已被驳倒没有根据的陈词滥调。
４、故意假装的法盲
无敌派花瓶民运一千遍一万遍强调法制和法治，但是，一到如何对待共产党问题上，他们马上故意装出法盲的样子，反对依法处理共产党。这一次有没有敌人的争论，也是同样。他们不停宣扬：“废除一党独大的政治生态并不意味着必须推翻乃至于消灭共产党，共产党可以继续合法的存在”。他们继续坚决反对依法处理和惩罚共产党，不断宣扬对共产党献大爱。
未来社会是自由民主社会，是法制和法治社会。任何人，任何组织，犯了罪，就必须接受法律惩罚。对他们的处罚，由未来的立法系统和司法法院系统来决定，该依法入狱，不能赦免的，就必须入狱，该取缔，不能赦免的，就必须取缔。
中共杀了那么多人，搞死了８千万中国人，超过希特勒纳粹德国屠杀600万犹太人人数的十多倍。他们还搞了公有化大抢劫和私有化大抢劫两次大抢劫。中共犯了那么大的罪，只能由未来的立法司法系统依法处理，包括惩罚或取缔。如果不依法处理，法律法制和法治的尊严何在？无敌派故意装出法盲的样子，说“废除一党独大的政治生态并不意味着必须推翻乃至于消灭共产党，共产党可以继续合法的存在”。完全没有法律依据，完全是故意蔑视法律、法制和法治。完全是要故意违法去帮中共逃避法律责任。
５、继续散布幻想进行欺骗
从下而上的革命，是民众的权利；从上而下的改良，是统治者的权利。只要统治者拒绝改良，那民众就无权也无法搞改良。民众就只能选择革命。这是多少年来，我们无数次解释的一个常识。
可是，无敌派花瓶民运，却闭眼不顾这个常识。他们先是自大狂地把自己当做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宣称自己反对革命道路，坚决走改良道路。当他们的谎言被揭穿以后，就继续闭眼睛重复坚持改良道路的种种谎言。他们在中共几十年坚决拒绝政治改良的条件下，不断进行欺骗，要无权改良的民众，坚持搞改良，走改良道路。不断散布幻想，一是让没有改良权的民众幻想自己有改良权；二是让民众幻想，以为几十年坚决拒绝政治改良的中共，热衷于政治改良。
他们还不断攻击在中共几十年坚决拒绝改良的条件下，反对派不得不进行长期准备，准备革命，是口水革命派。事实上，他们才是真正的口水改良派。喷口水搞政治改良几十年，毫无进展。改良，只要统治者愿意，就很快可以进行，不需要像准备革命那样，准备非常长期的时间。他们攻击别人喷口水，恰恰只适用于他们自己。他们从来不是真正的改良派，而是假改良派，真保共派，真保皇派。
６、全民起义形势下的前哨战
为什么这么荒唐的有没有敌人的争论，竟然会延续这么长时间？
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国内局势不稳，广大民众的全民起义准备工作正在底层蔓延展开。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不是海外几个反对派书生的小小行动所能比拟。中共必须调动一切力量，尤其是调动具有欺骗性的花瓶民运，来千方百计模糊中国民众的敌我意识，一方面散布幻想，欺骗民众，一方面攻击革命道路，以便釜底抽薪，防患于未然，扑灭正在日益逼近的全民抗暴，全民起义，全民革命的熊熊地火，维护中共的长久统治。
因此，这一场有没有敌人的争论，实际上，很可能是一场国内全民起义的前哨战。
谈谈某些没有敌人派的诚信和良心
张三一言
我这里所指的不是没有敌人论者中的全体，只是指其中的一小部分人。或者是极小部分──曾经宣誓入藉美国的没有敌人论者。
在入藉美国的誓词中有这么一句：＂我将支持及护卫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和法律，对抗国内和国外所有的敌人。＂这就是说，凡是宣誓入美国藉者，是加入一个有敌人的国家；入藉者必须在理念上确信有敌人，且在行动上要有抗拒敌人的心理准备，才符合誓词的精神。若一方面庄严宣誓加入确信有敌人的美国国藉，另一方面又宣称自己没有仇恨，没有敌人，这种行为就是＂发假誓＂。我不知道在美国发假誓有没有罪；在香港，发假誓是极严重的刑事罪行。暂且撇开法律上有没有罪，不谈。发假誓，在个人诚信上则肯定是有严重问题。请想一下，一个人心中坚定不移地确认：他没有仇恨、没有敌人，而且这个世界也没有敌人这个东西；但是郄又庄严无比地对世界宣誓：他坚定不移地＂对抗国内和国外所有的敌人＂！是不是太卑鄙下流且极端虚伪了？我们可以这样说，曾经宣誓入美国藉的人士宣称自己没有敌人的观点，是背叛了自己的誓言，推卸了自己对入藉国的忠诚和责任，事实上是一种对入藉国的欺骗行为，严格地说是一种潜在的叛国行为；所以，这些人的个人诚信是非常值得质疑的。
这次扩展到几乎整个汉语舆论界的有没有敌人的大争论，＂始作俑＂者，反方没有敌人派主将是胡平、洪哲胜，还有格丘山、王希哲等人；（正方有敌人派我是主角之一）。我不知道胡平，洪哲胜，还有格丘山王希哲等无敌派主将们以及其众多的帮口们是不是发过誓愿做美国公民。如果胡平、洪哲胜，还有格山王希哲等人及其众多的帮口们不是宣誓入藉美国人士，他们宣扬没有敌人论当然顺理成章、理直气壮，不会有甚么诚信问题。如果胡平、洪哲胜，还有格山王希哲等人及其众多的帮口们是宣誓入藉美国人士，他们发誓要抗拒敌人后又宣扬他没有敌人，就是自相矛盾、自食其言，有绝大诚信问题。人们质疑他们的诚信是自然且合理的。
没有敌人派中的其中另一小部分人──曾经宣誓入藉外国（这些外国包括欧洲、太洋洲、亚洲、非洲、接丁美洲所有国家），而这些外国入藉誓词中有抗敌卫国要求的，这一小部分人就是伪君子，其诚信就值得人们质疑。
我认为，无需要，也不应该要一些宣称持没有敌人观点的人士公开表态以正自己的诚信。只是，我觉得，或者是我希望，若有我所指的诚信可疑的没有敌人派，暗地里，扪心自问一下自己的良心：我对得起被制造敌人的机器直接间接杀害的过亿人？对得起数以千万计的现在正在受到牢狱内外折磨的国人？对得起无法统计的受折迁等掠夺的国人？……或者具体地说，请你们扪心自问一下自己的良心：你们对得起在狱中受尽折磨虐待的陈光诚、胡佳、郭飞雄……一长串行不尽的维权民主人士？
没有敌人派，请你们暗中确认一下自己的诚信。你们良心还在吗？
20100317
洪哲胜驳张三一言：
一，这是指＂美国＂认为的＂敌人＂，不是每一个美国公民自己认为的敌人。美国无权强迫每一个公民去同意＂美国＂所认为的＂敌人＂是他的个人认为的敌人，之要求入籍公民要＂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对抗美国所界定的＂敌人＂。
二，一个国家把某人或某组织和某外国界定为自己的＂敌人＂，依法可能需要国会50%和75%的票数，而且，即使通过了国家也无权要求每一个公民在内心里头同样样、去认定这个＂敌人＂是他的＂敌人＂，而是要求国民同意依法＂抗敌＂。要不要把某人看成你的＂敌人＂，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雄辩能力，都只能是每一个个人的私事。
张三一言答洪哲胜：
请不要用诡辩转移话题：是讨论个人诚信，不是个人权利！
请不要用诡辩转移话题。请你看清楚我说的是甚么？我说的是一个没有敌人论者在坚持没有敌人观点的同时，公然向世人宣誓：＂我将支持及护卫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和法律，对抗国内和国外所有的敌人。＂──这一行为是发假誓行为；是个人没有诚信的表现，或者说是虚伪的伪君子行为。
人家美国向世人摆明：它有敌人，有国内外的敌人，你则宣誓：我同意有敌人，且同意支持及护卫这个有敌人的国家；可就在你宣誓之前之中之后心中却是：我没有敌人，这个国家没有敌人，你这个我宣誓入藉的美国＂无权强迫＂我这个公民＂同意＇美国＇所认为的＇敌人＇＂，我只要＂＇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对抗美国所界定的＇敌人＇＂就可以了。──这样的人只有两种可能：精神分裂者，或没有诚信者。很明显，现在的没有敌人论者精神是正常的。
请洪博士注意：我说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有没有权利认同或反对国家有没有敌人的观点，我只是而且仅仅只是指一个个具体的个人在其宣誓入这个依法（合法）规定有敌人的国家时的诚信。
你只要回答，一个人在宣誓加入并认同且准备以行动保卫一个有敌人的国家时，心中真实的状态却是反对这个国家有敌人的认定，不但不准备保卫这个国家，还反对这个国家去自保。你说这个人诚信到底有没有问题？
附：
美国入籍宣誓誓词：
我宣誓：
我在这里郑重的宣誓：完全放弃我对以前所属任何外国亲王、君主、国家或主权之公民资格及忠诚；
我将支持及护卫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和法律，对抗国内和国外所有的敌人。
我将真诚的效忠美国。当法律要求时，我愿为保卫美国拿起武器，当法律要求时，我会为美国做非战斗性之军事服务，当法律要求时，我会在政府官员指挥下为国家做重要工作。
我在此自由宣誓，绝无任何心智障碍、借口或保留，请上帝帮我。
关于郑义评刘晓波文章的争议
这算什么忏悔？——评刘晓波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
作者：郑义
简介：成名欲的疯狗撵得刘晓波满世界乱跑。从北师大跑到美国，又从美国跑到天安门广场，到处追寻＂鲜花与掌声＂。刘晓波的＂忏悔录＂（即《末日》）出书了。一看之下，令人气结，又受骗上当了，诋毁八九民运者，似无出其右！特别是由这样一位＂八九＂的著名参与者来现身说法地诋毁，未到过现场的人不由你不信。刘晓波对＂八九＂民运的种种丑化笔调——他笔下的知识份子、学生领袖个个都是权欲狂、名利狂，使我这个同样的＂八九＂参与者惊诧莫名。《末日》所描绘的那个阴暗的＂八九＂民运，正是刘晓波个人阴暗心理的投射。一举手一投足都在惦量名利得失，久而久之，麻木了，再以己度人，把天下人都抹黑。我下地狱，便拉天下人都下地狱。我是王八蛋，便骂天下人都是王八蛋。忏悔不应当说谎。说谎是对忏侮的最根本的否定。忏悔是个人面对上帝时真诚的低说独白，它是人生罪恶中最后一线良知之光。如果连忏悔都是欺骗，都是攫取名利的花样翻新的手段，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并非完人，人所具有的缺陷我们同样具有，但我们总可以要求自己不要太坏，至少要保有一丝廉耻之心，不要当众手淫。
原编者按：
本文发表于十五年前，由《中国时报周刊》于1993年9月11日、18日和25日分三期连载。去年夏天，在一次涉及中国民运伦理的大辩论中，一位热心的网友曾辛苦打字将其转换成了电子版，贴于＂独立评论＂论坛上。
与本文相关的二人，即本文作者郑义和被其严词批驳的刘晓波，嗣后均先后担任了＂独立中文笔会＂会长：郑义为现任会长，刘晓波为前任会长。
本文作者郑义先生坦承，＂多年来，我从未提起这篇旧文＂，＂从未把此文收入我的政论文集，并永远不打算收入＂。这是因为：＂多年之后，我才看清了自己的无知虚妄，才懂得自己并非上帝的代言人，才为自己的浅薄僭越而深感羞愧。＂
是的，作者今天来了个U Turn，为自己曾写过此文而深深忏悔，就象刘晓波曾为他参加＂六四＂而涕泪纵横地向当局忏悔，不旋踵又对该＂忏悔＂本身表示了忏悔一样，那都是当事者的＂权利＂和＂自由＂。但是，作者忏悔于自己的某篇作品或某类行为是一回事，但企图掩盖、甚至改写历史，尤其是重大事件的历史，则是另一回事。去年，郑义先生以＂版权＂为由，强烈要求＂独立评论＂将此文以及有关的评论悉数删除，企图在当局对＂六四＂制造的＂遗忘＂之外，再制造出另外一种＂遗忘＂，一种异议＂精英＂们共同期待的遗忘。
今天，在纪念＂六四＂十九周年之际，为着抢救历史档案，为着给历史学研究提供一部信史史料，本刊特全文转载此文，立此存照，拒绝遗忘。读者完全可以自己去鉴别、去思考、去俯览中国异议＂精英＂们所走过的心路轨迹，并联系到近年来那些总是和刘晓波直接、间接联系在一起的各种丑恶现象，从而去得出自己的结论。
《中国时报周刊》编者按：
有关＂六四事件＂的事实报导与历史评价，中共官方与海内外民间历来有不同版本。因涉＇六四＇流亡在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年来对事件的反省，也由于个人品格、思想深度与立场的不同，而出现针锋相对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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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似乎从末写过批评个人的文章（毛泽东们除外），这次破例批评刘晓波，心里很沉重。起意写这篇文章大约有一年了，那是滞留香港时，《中国时报周刊》刊登了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以下简称《末日》）一书部分章节，北明同我看了颇有同情。这位＂六四＂天安门撒退中的大智大勇者，仅因在狱中写了一纸＂悔过书＂便遭到许多抨击嘲讽，实在有点不人道了。北明还特地写了一文，发表在《开放》月刊（九二年七月号）上，为刘晓波打抱不平：
＂刘晓波在＂六四＂屠城时承担了历史的责任，和他的同伴一起，在杀人的枪口前，与戒严部队谈判，并说服学生，组织他们撒离广场。……至于对自己写悔过书一事之忏悔，是他个人的权利，是他的自我道德要求。别人是无权指责的。难道我们不应当更加宽容和人地道对待那些曾为中国的进步事业作出过努力，承受过苦难的人们吗？……专制统治者要千方百计地铲除自己的反对者，他们有意利用各种手段，制造叛徒，毁灭英雄。而人民，会永远记住那些为民主理想作出过贡献，付出过代价的人。在人民心目中，高压下的低头也不能抹杀英雄的形象。而他们所承受的苦难将为世人所铭记。＂
但不久，刘晓波的＂忏悔录＂（即《末日》）出书了。一看之下，令人气结，又受骗上当了，诋毁八九民运者，似无出其右！特别是由这样一位＂八九＂的著名参与者来现身说法地诋毁，未到过现场的人不由你不信。但我还是宽解地想，不过是他这个人活得有些猥琐，因之观察分析能力从来不够准确罢了，无论如何，还是蹲过秦城监狱的同道，批评文章就免了。不料，刘晓波连篇累牍地发表演讲和文章，诋毁＂八九＂民运，以今年六月七日台湾《中央日报海外版》（转载自《联合报》）上发表的《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一文达到新的烈度。我再也无法保持沉默。
谁在用谎言强奸＂六四＂
在《末日》封面，鲜红夺目的一行字便是：＂中国，除了谎言，你一无所有。＂十分骇人听闻。
在＂引子＂中，刘如此写道：
＂＇六四＇的枪声惊呆了世界，中共的残酷引起了全球性义愤。但是，更狰狞者在于，＂六四＂提供了一个以谎言来捞稻草、自我贴金的良好时机。各种人，怀着不同的动机，说着各异的谎言，此乃机不可失。政治性谎言、道德性谎言、求生性谎言、官方谎言、精英谎言、民间谎言……。＇六四＇被谎言打扮得一塌糊涂，也被谎言强奸得人老珠黄。。＂（《末日》十二页）
说被屠戮者被压迫者的道德性、求生性言论（就算是谎言也罢），比独裁政权残酷的屠杀＂更狰狞＂，言之重矣！于理似失之于荒谬，于情似失之于偏袒。刘晓波不只一次反复宣喻这个观点：
＂……即左右这次运动的重要力量之一就是层出不穷的谣言。谣言的力量绝不次于任何一个学生领袖和知识精英的宣言、演讲。＂（《末日》一八七页）
在这本书中，刘以＂谎言＂、＂谣言＂来取代、涵盖＂传言＂、＂传闻＂，在文字技巧上有点小小的不道德。现代汉语里，＂谎言＂与＂谣言＂主动性极强，说左右运动的是＂谣言＂、＂谎言＂，字面后的意思即知识分子、学生领袖欺骗民众，才闹起＂动乱＂。官方用＂谎言＂来欺骗，民众领袖也用＂谎言＂来欺骗，乌鸦落在猪身上，谁也不要说谁＂黑＂！这显然是不公正的。而且，玩这种文字游戏也是不道德的。
在＂八九＂民运中，确实＂传闻＂极多。大量的是正确的，比如在官方每一动作之前，皆有传闻：赵紫阳下台、实行戒严、五将军联名抗议、屯兵故宫人大会堂、决心武力清场、准备大逮捕……。大量的是夸大的，如把万里对民运的同情夸大为在外组织政府，如把各国的抗议夸大为不承认李鹏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如把三十八军上下的同情夸大为同二十七军火并等等，但谁都可看出这是＂事出有因＂，并非空穴来风。毫无根据的传闻也大量存在，其中最著名的一则是＂邓小平下台＂，搞得省港大游行庆祝、传回天安门广场，也欢呼了好一阵儿。
不必讳言，在传统的泛道德甚至超道德的伦理规范下，在现代极权主义的政治压迫，思想禁锢下，中国人确实有虚伪、说谎的痼疾。但传闻、＂谣言＂与之不同，在严密封锁资讯，垄断传媒的极权社会里，民众只有以传闻、＂谣言＂、＂小道儿消息＂的形式来传播重大社会信息。这是被剥夺了知情权，没有新闻、出版、结社、集会等基本自由的民众的反抗和特殊权利。而且北京人并没滥用这权利，传闻、＂谣言＂、＂小道消息＂大多正确或大多大体正确。比如，百姓就没有中共那些弥天大谎：什么学运＂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军队不是来镇压学生的＂、＂绝不秋后算帐＂等等。至于民间失真的＂谣言＂，大多是口耳相传的变形及操作上无法核实所致。对中共不断制造并用刺刀支持的大量真正的官方谎言不着一词或轻描淡写，而抓住抗衡官方谎言的民间传言之失实（而且，大量的关键的并不失实）大加鞑伐，恐怕有失公允，大约也并非笔误。
高估屠杀数字不必为愤
民间把屠城的伤亡估计偏高，也是令刘晓波愤怒不已的又一大罪过。统治者严加掩饰罪行致使情况不明，加之民众的义愤，一般来说，当时的估计数字要高于事实。这是各国专制政权大开杀戒之后的通常现象，不是中国人之专利，更不值得过于激动。有义愤，恐怕还是应首先冲刽子手去，然后再指责被屠杀的羔羊没把同类的数字点准。从今而后，如果刽子手掩盖真相，也千万不要自行统计、估计，否则，数字有了出入，你就会比刽子手＂更狰狞＂。
（著名古例：《明史》记载，张献忠杀蜀人达＂六万万之数＂，一眼看去就是史官用＂谎言＂把农民起义＂强奸得人老珠黄＂——明朝全国人口亦远不足＂六万万之数＂！但此数得来不虚：张献忠以杀人多少论功行赏，故部下多报冒功，合计四路屠杀大军所报之数，实为六万万有奇。从统计学角度来说，此数以讹传讹，虚假不实；但在古代一般人对户口总数缺乏正确概念的情况下，这一数字传达给人们的是屠杀之酷烈，可与后世中央政府大移民，＂湖广填四川＂之史实相互印证。这个夸大无比的数字表现了一种更为惊心动魄的本质化的历史真实。）
关于五一五大游行的两个版本
在＂官方谎言＂、＂民间谎言＂之后，现在谈谈＂精英谎言＂：《末日》中的谎言。在＂八九＂民运中，我与刘晓波只有一次相处，那是＂五。一五＂中国知识界首次大游行。刘晓波是这样描述的：
——五月十五日中午刚过，严家其、包遵信、郑义、柯云路、老鬼、徐星、赵瑜等几十人来到广场，他们打着横幅＂首都知识界＂，每人披着肩带，写上自己的名字和代表作的名字。他们在人群的簇拥下，念了宣言，并用高喊姓名的方式与群众见面。＂严家其！站起来。＂严家其站起来向人群致敬。＂包遵信！＂包遵信站起来向四周拱手，就像领袖来到群众中一样。可惜，他们的人太多，到了最后，人们似乎失去了兴趣，掌声和欢呼声渐趋微弱。这种自视具有特殊身分和知名度的出场方式，白杰明曾有一针见血的分析。
那天，我和赵瑜是总指挥，游行队伍当然不是＂几十人＂，而是＂几十人一的一千多倍——数万人。队伍占满了半条长安街，在上千名纠察队员的奋力开道下浩荡前进。当队首已进入纪念碑西北角时，队尾可能刚刚通过六部口——这些，刘晓波可能没看见，不去说它；但在他所亲历场面的描写中却充满贬斥性的谎言。当时广场上人山人海，早无立足之地，我无法把庞大的队伍全部带入广场，只好原地坐下，宣布开会。首先宣读《五•一六声明》，大嗓门赵瑜先手持电喇叭朝北念了一遍，于是南边鼓噪吶喊，只好又朝南念一遍，但热情的民众仍然要再听一遍；再听清楚点！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上，竟出现了这样感人的奇观：手执电喇叭的人念一句，周围凡能听清的上万人大声复诵一句！这巨大的齐诵声如大海的波涛一浪浪荡向远方……那么长的文件，一千五百字！广场上不时爆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这一切，刘晓波亲历亲见，但他倾向性极强地只有寥寥十三字（＂他们在人群的簇拥下，念了宣言＂）。对事实进行不公正的剪裁，不知道该不该算谎言。但有把握的是：颠倒事实总该算谎言！——《五•一六声明》念完，我和赵瑜把我们目力所及的有一定知名度的知识分子叫起来发表即席演讲。书生们都不习惯于在这种盛大的群众场面讲话，怯场，叫谁谁不起来，只好拉、点名＂将军＂。我看没有一个人想利用这场合来捞一票，＂自视具有特殊身分和知名度＂，＂向四周拱手，就像领袖来到群众中一样＂。
那天的演讲都是我和赵瑜硬拽起来的，只有一个例外——不是别人，正是刘晓波。他坐在我身旁，但我不认识他。他主动要求发言，对我说：＂我是刘晓波。＂我马上站起来宣布姓名，请他演讲。从《末日》一书的自白中我们知道了，八九年春夏之交的刘晓波，每一动作甚至每一眼神都充满了对名利权势的渴求。唯一的一个勇敢主动追逐名利的人向其它众多腼腆的被硬拉起来发言亮相的人倒打一耙，这一事实太绝对，太魔幻，太令人不可思议！
＂……到了最后，人们似乎失去了兴趣，掌声和欢呼声渐趋微弱。＂——极不真实。从始至终，每一位即席讲演者，每讲完一句话，就有上万人齐声复诵（同宣读《五•一六声明》一样），浩大的声浪一波波传向四方！这种感人的大场面，刘晓波应该不会忘记：因为他是靠近＂最后＂的演讲者，而他的演讲，同样是热情的民众一句句复诵而达致广场远方的。
准备＂一鸣惊人＂的假＂忏悔＂
在香港，看完了谎言多多的《末日》，激愤地和刚逃出大陆的著名美学家高尔泰讲起，特别谈到前言中的这一段话：
——友人们对《末日》手稿有种种意见，最后一种意见尤为尖刻，我刚刚听到时真如五雷轰顶。这种批评不是针对书中关于运动本身的记述，而是直指我对自己＂悔罪＂的忏悔。这位朋友说；＂你的忏悔尽管读起来有震撼力，但这是不是－种更高级、更巧妙的自我解释和自我辩护，甚至是不是另一种方式的伪装……＂（《末日》第八页）。
我同高尔泰讲，刘晓波不必装作＂五雷轰顶＂，我读书的感觉是：这不是忏悔，这是另一种以贬损他人，贬损＂八九＂民运以来挽救自己道德形象的精心设计的……伎俩！自己心知肚明，何必假惺惺地装出被误解的震惊！
高尔泰沈思片刻，问：＂你还记得在成都吗？我给你讲刘晓波最近来一信，说他不久又要一鸣惊人了。＂——我记起来了，那是九一年晚秋，我们夫妇二人匿居于成都川师高尔泰家中。据说刘许多语惊四座的观点之原版皆出自高尔泰，（他的创造性只是把高先生的观点绝对化、极端化、惊人化），这一次刘写信请高先生关照他的一位朋友，于信中随笔写了又将＂一鸣惊人＂一语。
不料又是一年过去，在香港故事重提，一推算那时间，恰是《末日》成书之前。也就是说，他早就打算以忏悔的方式（《末日》）来＂一鸣惊人＂了，又何苦在前言中表白一番，佯装＂五雷轰顶＂呢？一条教训：不要藐视读者的智力。加之世界很小，谎言终要被揭穿。
九三年初夏，我同北明去纽约看望隐居写作的诗人江河，在海滩散步时，谈及时下虚伪成风，谈及《末日》，江河便朗朗笑出声：不久前，就在纽约江河家中，刘晓波卖给江河一本《末日》，并当他面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以下意思：在狱中写了《悔罪书》，栽了，这次要通过忏悔，再捞回来——据说那口气无知狂妄之极，让人怀疑是否智商都出了问题。后来读了书，江河感到的不是心理痛苦，而是生理痛苦：胃受不了，要呕吐。
在《末日》中，刘晓波也透露出这种意识：
——我像一个长了头疮的人，忌讳别人写到或谈起，当这头疮的存在世人皆知，无法隐瞒之时，索性就来个不掩饰，在光天化日之下招摇过市，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坚硬、个性、我行我素和飘飘欲仙，通过不掩饰来更隐密地装扮自己。（《未日》五十五页）
在内心深处，我相信自己还会一鸣惊人，这是我的本能、天赋和命运。而对于我来说，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写作。（《末日》十九页）】
话说得已然十分明白，不需要再作阐释。
刘晓波是一个复杂的充满内心冲突的人物。我们谁又不是呢？
但是，刘晓波的内心冲突较为有戏剧色彩。比如说，他从来鄙视民众，似乎有意与尼采媲美。尼采的＂超人＂与蔑视民众，是由此表述新思潮的哲思，而刘晓波的＂狂人＂与蔑视民众，则是毫无理论品质的鄙俗与浅薄。
——我蔑视人群，视社会为乌合之众，崇尚天才个人的创造力，终生的目标就是想看看究竟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孤独天才强大，还是芸芸众生强大。（《末日》七十七页）
——一次穿越纠察线到广播站演讲，曾被学生纠察队阻挡，他接过话筒，开口之际，一种报复欲＂使我决定在演讲的开始高声重复自己的名字，让他们清楚地知道，此刻我就在他们严加把守的学运中心发表演讲。＇我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我叫刘晓波，我叫刘晓波，我叫刘晓波……＇……我说出自己姓名时的那种特殊的快感，却令我终生难忘。（《末日》一三四页）
这位对刽子手还讲和解、合作，既反对削弱＂民众对邓小平政权的信心＂，又鼓励刽子手＂重塑自己的公众形象＂的和宽宏的刘晓波，对不小心得罪了他个人的芸芸众生却报复至此，令人不寒而栗﹗
以投机为荣的孤独天才
这样－位蔑视民众的＂孤独天才＂怎么又舍得屈尊投入＂乌合之众＂的＂八九＂民运呢？——投机！
——……不管别人如何议论，我都坚信，＂八九抗议运动＂之机太值得投了，能够投上此机，确乎上帝有眼，赐福于我，即使被指责为政治投机者，也心地坦然，无怨无悔。（《末日》七十四页）
我想，投机不可能是全部动机，我不敢相信在刘晓波的全部思想情感中就全然没有真理追求和忧患情怀，但可惜的是他由己推人地事先就作出了这样一个＂定理＂：
——在每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参与者都抱着个人的目的来利用历史的契机，投机的成功者会由此赢得各种荣誉和利益，投机的失败者将被指责，错过机会者将悔恨。（《末日》七十三页）
我想这该算是人类常识的大胆挑战。不必细说那些彪炳史册的杀身成仁的众多英烈，那些视死如归迎向枪口和坦克的＂八九＂英雄们又该作何解释？他们血流京华，该算作投机的成功者、失败者还是错过机会者？当然，说到底他们还是抱着个人的目的，但这早已不是刘晓波所指的世俗的一己私利，而是在历史洪炉中经过升华结晶的一种堪称为圣洁的信念！
关于＂投机＂的人生哲学，使人不能不回忆起刘晓波迅速的成名史：一次是扭住一位文化名人，一次是扭住几乎全国作家，都是故作惊人之说，几近全盘否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以一纸谈话录而名扬中外，被誉为＂黑马＂、＂狂人＂、＂大陆的柏杨＂、＂当代中国的尼采＂，一夜成名。名是出了，只是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认真对待他的那些学问？——是偏激的理论呢还是投机的工具？
士大夫不甘寂寞何所不至
成名欲的疯狗撵得刘晓波满世界乱跑。从北师大跑到美国，又从美国跑到天安门广场，到处追寻＂鲜花与掌声＂。当他面对狂飘突进的＂八九＂民运时，内心很是矛盾：
——一个我是理智的、清醒的，只想旁观，不想卷入，因为我崇尚自由的天才的个人，而鄙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认为在中国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会有积极的意义。而另一个我是情绪化的，盲目的，急切介入运动的每个环节，想在运动中占有突出的位置，贪婪地注视着狂热的人群，认为如此空前的运动怎么能不留下刘晓波的痕迹。（《末日》六十九页）
绝食后的刘晓波站在纪念碑的最高层向下俯视，面对＂从未体验过的大众场面＂，面对＂人群的狂热欢呼＂，他一下子＂竟失去了最拿手的演讲技能＂（《末日》二○六页）当时在场的一位刘晓波的好友分析说：＂晓波，有没有当年毛老头接见红卫兵的快感。老于世道的毛老头儿都禁不住诱惑，你们初试云雨，可以理解。＂（《末日》二○八页）历史的契机往往有这样一种＂放大效应＂，它使正直者成为高尚，腐败者成为残暴，鄙俗者成为堕落。
我常常又同情那些被成名欲的疯狗撵得慌不择路的人们。他们没有定见，丧失人格，比如刘晓波，前天藐视民众，昨天引导民众，今天出卖民众。为了出名得利，往往愈是人们囿于情理所不齿之事，愈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古人早有遗训：＂士大夫不甘寂寞，何所不至！＂（黄宗羲）知识分子要追名逐利，还有什么坏事干不出来呢！
除此之外，刘晓波对＂八九＂民运的种种丑化笔调——他笔下的知识份子、学生领袖个个都是权欲狂、名利狂，使我这个同样的＂八九＂参与者惊诧莫名——还有另一个来源：《末日》所描绘的那个阴暗的＂八九＂民运，正是刘晓波个人阴暗心理的投射。一举手一投足都在惦量名利得失，久而久之，麻木了，再以己度人，把天下人都抹黑。在＂前言＂中，他正是这样开宗明义的：＂尽管这本书带有我个人的性格、局限和偏见，但我决不掩饰这一切。＂因为要＂尽量忠于我自己的体验。＂（《末日》第七页）
一个预先声明的对历史的歪曲。醉鬼对于一个动荡、晕眩世界的坚定描述，常常使人们莫可奈何，无言以辩。尤其是碰上那种事先就声明没有普遍真实的（绝对的）相对主义者。如果他偏偏又是借酒装疯，我们更加无言以对。
我下地狱，便拉天下人都下地狱。我是王八蛋，便骂天下人都是王八蛋。
忏悔不要说谎
共产党以人日记入罪是不道德的，小说《牛虻》中神父利用青年的忏悔去告密更是罪恶的，因为人对上帝及良心的忏悔是神圣不可亵渎的。那么，我引用刘晓波的忏侮来批评他本人，是否道德？
刘晓波的某些忏悔具有一定深度。我赞同忏悔，但反对在这种忏侮的掩饰下追名逐利，不惜代价，那怕洪水滔天，我批评的是表面真诚下深处的虚伪。也就是说，我所批评的，不过是在沽名钓誉的假日记，假忏悔。它们并不神圣。忏悔不应当说谎。说谎是对忏侮的最根本的否定。忏悔是个人面对上帝时真诚的低说独白，它是人生罪恶中最后一线良知之光。我不知道，如果连忏悔都是欺骗，都是攫取名利的花样翻新的手段，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并非完人，人所具有的缺陷我们同样具有，但我们总可以要求自己不要太坏，至少要保有一丝廉耻之心，不要当众手淫。我们确实有撒谎的恶习，但至少不要忏悔时撒谎。
我与刘晓波素无个人恩怨。我必须在一片丑化、否定＂八九＂民运的声浪中守护＂八九＂的光荣。＂八九＂民运之伟大，不仅在于惯于忍受的中国人第一次在中共面前挺直脊梁站了起来，要求结束做奴隶的历史，还在于天安门广场上的英勇抗争事实上成为共产主义世界总崩溃的开始，它已经成为确定不移的树立起来的历史的界碑。
谁该有＂深重的罪恶感＂？
＂八九＂起因于青年、民众不满中共一党专制，腐败无能，起而和平示威，要求加速民主化进程；中共老人一步不退，反而出动军队血腥屠杀；再是摇唇鼓舌，颠倒黑白——又有谁能否认这一基本事实？历时五十余昼夜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严格遵循＂和平＂、＂非暴力＂的理性原则，没有砸一块玻璃，抢一个商店，刑事案件与交通事故大幅度下降，民众自觉维护纪律，和睦友爱，许许多多人都感受到经历了一次灵魂的纯洁。甚至在屠杀现场，在血与泪与火中，仍有众多的市民和学生保护军人的生命……。试问，这样壮阔宏伟，理性和平的民主运动可曾有过先例吗？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光辉范例！理性至此，和平至此，刘晓波还要质问被屠戮者事后是否有＂深重的罪恶感？＂——真是天理昭昭啊！
没有距离，便没有历史感。我们往往很难看清近在咫尺的伟大。当岁月逝去，回首历史之际，我们可能更加准确地评价＂八九＂的光荣。我们应当为自身的种种过失和道德缺陷反思忏悔，尤其是当我们忆及那些永别了我们的死难同胞之际。但是我们无权以忏悔反思（尤其是假忏悔）之名去玷污＂八九＂的光荣。因为＂八九＂民运不属于我们个人，它早已属于我们苦难的民族和全人类。
我没有正面回答刘晓波对＂八九＂民运的全盘否定，一则此文着重谈了诚实、道德，怕在此讨论＂八九＂会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凡持不同意见者皆是刘晓波式的伪君子；二则篇幅已然过长了；三则不知他的种种言论是否值得认真对待？他精于计算，善于及时调整。
人民、土地与真理
批评个人并非我的目的。
从作为个案的刘晓波批评中，也许我们应该得出一些有益的教训。
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个人与群体的关系。
中国的传统儒学崇尚＂存天理灭人欲＂的群体主义，共产意识形态同样以＂大公无私＂、＂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来压制个人。在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政治—文化转型期，这种反人性的群体主义当然要遭到扬弃。所谓物极必反，作为一种历史的报复，目前所盛行的，甚至并非一种健康的个人主义，而是一种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利己主义。这种思潮深具破坏性，它不仅摧毁群体主义，同时也摧毁健全的人性。它不事建设，只有摧毁，它以赤裸裸的无耻来反抗伪装的无耻，结果还是无耻。我们所追求的，既不是个人销融于社会的片面的群体主义，亦非个人凌驾于社会的片面的个体主义，而是一种个体主义与群体主义的完美的平衡。
共产意识形态将民众神圣化，自有它的政治效用（但事实上民众受尽漠视与压榨）。是否今天当反而复之，蔑视民众，视民众为草芥？每一个人，无论贫富贵贱，都值得尊重，都有平等的生活与追求的权利，这是天赋人权。虽然宣称＂我蔑视人群，视社会为乌合之众＂并非什么＂贵族气＂，而宣布自己＂终生的目标就是想看看究竟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孤独的天才强大，还是芸芸众生强大＂，这里所透露出来的与民众誓不两立的暴戾之气，令人吃惊。手无缚鸡之力尚且狂暴至此，大权在握又该如何？
十年的农村、矿山生涯使我永远也无法蔑视民众。因为我与我的同代人曾在艰难时事中与民众相濡以沫。被称为＂文革＂的一代，我们失去了青春岁月和学业，但我们也有所得，那就是一段社会底层的生活，一分与父老乡亲——人民——的感情。我们务农做工的那一小块土地，那一大块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是我们生命之舟的永远的锚地。因此，纵然八面来风，形势莫测，也不易惊魂落魄，随波逐流。
走向真纯，走向崇高的人格理想不止一条道路。我们在狱中服刑的朋友葛湖就是另一种典型。在他从狱中所写的家信中，他回忆了自己的人生：＂我爱读书，爱知识，由此后来才懂得爱真理。……与很多人不同，我完全是从理性的、知识的道路走向＇不同政见＂的，不掺杂任何个人情绪和偏见。……正是这种对科学和真理的真诚，拯救了我自己的灵魂，进而又渐渐升华为一种超然于个人之上的对民族、对社会、对时代乃至对人类良知的责任感？……我把这种品质珍藏于身心之中，把它作为对父母养育我的一分一孝心，一分回报，作为对我所得到的爱情的感谢，作为我留给女儿的一分遗产。这是一枝心灵的玫瑰，比起财富，它的效用微不足道，比起成就，它的光彩也很不起眼，但如果它能够真正给人以感动，也不失为一种慰藉，一种满足。＂（《中国之春》九三年一月）
土地、人民和真理，是人类生命中最深刻的元素。我们热爱土地、人民和真理，生命就获得根据，获得了尊严。
原载：共舞台：http://gongwt。com/show。php•BD=0&ID=51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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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秦城（疑为打字输入转换该文为电子版者）感言：
郑义揭露刘晓波对其出卖六四鲜血作＂假忏悔＂、＂忏悔时还说谎＂的长文「这算什么忏悔？——评刘晓波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分上、中、下三篇，刊于《中国时报周刊》1993年9月11日号，第78-81页；9月18日号，第80-81页；和9月25日号，第80-81页。
郑义承认该文＂确为本人所著＂。这里对所谓＂版权问题＂哆嗦两句。
第一：版权何时适用？
版权是针对利益（权）而言的，尤其是经济利益。没有赢利、作为研究和评论之用，合理引用已经出版的文字，并不构成侵犯版权，尤其是对于很早以前的文字。郑义揭露刘晓波对其出卖六四鲜血作＂假忏悔＂、不顾廉耻＂当众手淫＂、＂连忏悔都是欺骗，都是攫取名利的花样翻新的手段＂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4年前，除了其中尖锐的论述与详实的史实描述足以供研究和评论之用以外，贴在网上完全没有什么商业利益可言。
第二：贴岀郑文没有侵犯版权
秦城贴岀郑义揭刘文，是在郑义在网上替刘晓波辩护的14年后，辩护的内容与14年前的文字南辕北辙，已经引起网友对其前后自相矛盾的评论，这时贴岀郑义揭刘文，仅仅是为了说明这种南辕北辙和自相矛盾，也可以留作后人研究之用，因此根本没有什么版权问题可言。但是，秦城贴岀郑义揭刘文后，对版权概念无知的郑义竟然提出＂拥有全部版权＂要求删贴（要求附后），一些对版权概念无知的版主竟然悍然删贴，不仅删除了郑义原文，而且一并将所有的网友评论删得一干二净，岂不知郑义在14年前发表文章领取稿酬后，版权就已归于《中国时报周刊》，而不是郑义本人，要怎么处理这篇文章，都是《中国时报周刊》的事，而与郑义无干。
第三：郑义揭刘文的研究价值
删贴的结果适得其反，竭力掩盖反而引起人们的极度好奇。郑义揭刘文网上本来一点也没有提及，一周后的今天（2007-7-28）则已遍布网路世界，你只要用＂＂这算什么忏悔？＂郑义＂Google一下，可以找到二千条。你再＂百度＂一下，那里也有，就连和＂百度＂一样属于国内搜索引擎的＂通用网址＂上也能找到，可见流传之广、之迅速。
中共恐惧这篇文章，因为其中揭露了＂六四＂的真相――与官方口径不同的＂六四＂真相，与某些配合官方的＂民运＂口径也不同的＂六四＂真相――不管是刘晓波的口径，还是现在维护刘晓波的郑义口径，都在1993年郑义揭刘文所披露的事实面前显得极度苍白。郑义揭刘文经许多网友自发地在大陆网路上贴岀后，马上就遭删贴，比如＂通用网址＂上存有《懒马网摘|文学历史》（www。lazymark。com/History）的网页快照就已经打不开了；百度上的《共舞台》相关链接基本上也打不开。但是，国内还有大量漏网之鱼，随时面临删贴，因此变得神出鬼没，四处游击，令中共和中共控制下的斑竹们删不胜删。
因此，郑义揭刘文的研究价值在于：一、究竟什么才算＂六四＂真相？如果官方口径掩盖了＂六四＂真相，那么＂民运＂口径的＂六四＂真相是不是就全然真实？＂民运＂口径又是如何曲折变化的？二、网络对话语权的颠覆：无论专制官方还是某些配合官方的＂民运＂精英如何压制，网民世界，哪怕是专制下的网民世界，自有途径而且是高效的途径获取真相和关于真相的辩论。
秦城2007年7月28日
（转自博讯刘自立博客）
丁子霖蒋培坤：我们与晓波的相知、相识和相交
＂我相信我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中国终有一天会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所有人都生活在没有恐惧的阳光下，为此，我付出了代价，但我无怨无悔。在一个独裁国家中，对一个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来讲，监狱是通向自由的第一道门槛，我已经迈进了这道门槛，自由就不会太遥远了。＂
——刘晓波于2010年1月4日在狱中会见律师时说的话
这二十年来，中共当局从我们身边先后抓走并投入大牢的共过患难的学生、朋友，一批又一批……。其中不少为世人熟知，如魏京生、王丹、江棋生、高瑜、刘念春、童屹、徐文立，等等。还有不少人，为他们的安全起见，我们不便提及他们的名字。这些人，在他们迈出大牢以后，有些被中共＂流放＂到了海外，有些则坚持留在了国内；有些即使到了天涯海角仍在苦苦抗争，有些则谋生自救。不管他们做什么，我们都尊重他们的选择。
然而，最让我们牵挂和揪心的却是刘晓波。
这不仅是因为他刚刚被判刑11年，而是因为他与我们太熟悉了。尤其是这十多年来，晓波夫妇已经成为我们人生苦旅中不可或缺的朋友。中共当局太狠毒了，一纸判书，把晓波从他妻子身边，从他朋友身边、也从我们身边生生夺走。这对我们俩人来说，这份伤痛堪与二十余年前的丧子之痛相比。
这些日子，悲愤交加，思前想后，头脑里都是晓波的影子。晓波并非伟人，也无壮烈惊人之举；他不过是在我们身边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从事写作的一介书生。他相信做事要持之以恒、点滴积累，像胡适先生所说的那样：＂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这种日进一分、月进一寸的韧性坚持才是今天晓波身上最难能可贵的。然而，这却是他穷尽二十年的跌打磨练、吃尽苦头之后获得的一种为人处世的不移信条。晓波自＂六四＂惨案至今，已判若两人了！
他认准一件事，不观望，不动摇，九牛拉不转。他写作时评，有一条始终不变的信条。那就是他认为：中国向现代文明社会的转型过程，必然是渐进的、曲折的，时间的漫长也可能超出最保守的估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治体制的改变，任何急功近利的计划、纲领乃至行动，只能是难以兑现的空中楼阁。
他认为，我们所奉行的是理性的、非暴力的抗争，不追求夺取政权的目标，而是致力于建设一个有尊严地活着的人性社会。也不必追求宏伟的整体改造目标，而致力于在日常生活中实行自由，通过生活细节上的思想启蒙、言论表达，通过一个个维权个案的持续累计，来积累民间的道义资源、组织资源和博弈的经验。
他还认为，既要不放弃自由主义的价值坚持，又要奉行宽容原则，提倡多元对话；在民间出现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选择之时，高调反抗应该把低调周旋当作一种补充。无论是体制内身份还是体制外身份，也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推动还是自下而上的推动，彼此之间都应该尊重其发言权，最终形成转型路径的民间共识，将产生更为有益的贡献。
我们知道，晓波在二十多年前的八九运动后期，曾发表过一份《六四绝食宣言》。在这份宣言里，就提出过：＂我们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我们没有敌人！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他认为，今天他仍然坚持＂以和平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赞成＂以暴易暴＂。因为无论是个体性暴力复仇和群体性暴力泄愤，并不能解决政治之转型的问题。中国从古至今的政权更迭全部是以暴易暴，至今也没有走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怪圈。暴力革命即使偶然成功，也很难保证那些取而代之的人不走独裁的老路。今天世界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意识到，暴力手段的成本极为高昂，不要说法外暴力的使用，即使是合法的暴力，成本依然高昂。对于社会制度的变革来说，选择暴力革命，不仅社会代价过于高昂，而且其结果往往走向反面。以暴易暴已经成为非常落伍的政权更迭方式，而非暴力转型，既符合人类文明的道义准则，也符合社会发展的效益原则，所以才能越来越成为大势所趋的世界潮流。
在晓波近五年的时评中，诸如此类的评述比比皆是，即使是为了给他控罪精心挑选出来的那六篇文章和《零八宪章》，也有不少类似的论述。但是奇怪，那些控罪者怎么连这样一些最常见的论述都不屑一顾呢？居然无中生有、堂而皇之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被告人刘晓波出于对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采取造谣、诽谤等手法，＂煽动他人颠覆我国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晓波的所谓＂罪行＂，均属于发表言论、撰写文章。从言论这个层面，如何推论到动机和效果，认为他＂煽动他人颠覆……呢？＂
这是典型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决不是什么司法审判，而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政治审判！现在刘晓波已经提出上诉，可以预料，其结果不外是＂维持原判＂。提出上诉，不过是进一步暴露中国司法之不公，证明其控罪之荒诞不经，让公众再一次看清这幕丑剧的最终结局。
××××××××××××
在这个案件即将结束时，我们脑海里无时不跳出南唐李煜的词句：＂剪不断，理还乱，是离别；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我们的心情大抵如此。想起与晓波的相知、相识和相交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了。这中间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都堆放在那里，还没有来得及清理，这一篇文章只能算是挂一漏万吧。
我们与晓波相识，始于80年代。那时他正值才华横溢，被人们称为一匹＂黑马＂，驰骋于中国文坛。他在回忆当年与我们相识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我熟悉蒋老师的第一个机缘，是因为我与他在专业上的相通。80年代的大陆出现过持续时间不短的美学热，朱光潜先生和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旧着重见天日，李泽厚先生和高尔泰先生的美学新论风靡于文化界和高校，……美学研究也成为大学里的显学，上海复旦的蒋孔阳先生，山东大学的周来祥先生，人民大学的蒋培坤先生，北京大学的乐黛云先生，是八十年代身为大学教授的知名美学家。＂
＂我当时在北师大读文艺学专业的研究生，不仅对西方美学、中国古典美学用力甚勤，而且对当时中国的各派美学论着也皆有涉猎，自然要读到蒋老师的著述。正因为蒋老师在当时美学界的声望，我的导师才决定聘请蒋老师出任我的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答辩委员会的九位委员之一。＂
记得晓波在博士论文写作期间，蒋还曾受他的导师之托，协助其指导晓波论文的修改。那是1988年春天，由于两人谈话投机，学术观点也相近，彼此交往日渐增多。论文答辩完后，蒋还与上海的王元化先生（答辩委员会主席）一起被推举为正式论文评议人。
这是要指出的是，当时，正值晓波在反自由化运动中被中共教委点过名，在教委主任何东昌看来，这样的自由化分子根本不配读博士学位。因此在答辩时，教委还派人来旁听。但是答辩委员会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使这个＂问题博士生＂的论文顺利通过。
也许是巧合吧！那时晓波来人大时，多次遇到我们罹难的儿子蒋捷连。那是在连儿放学回家的时候，他总是与客人有礼貌地打一声招呼，然后退身去做功课。我们想晓波一定是记得的？
后来他出国一段时间，再回到中国是89学运后期了。不久，＂六四＂枪响，连儿遇难，晓波入狱。他出狱后从他导师那里得知连儿的噩耗，于当年6月1日，＂既作为学生，又作为身背负罪感的晚辈＂，赶到了我们家里。记得那天他上身穿一件T恤衫，下身穿一条齐膝的画布大裤衩。大概是出乎他的意料，连儿的遗骨没有入土，而是安装在一个木制的竖柜里面，就置放在他生前所睡的小床的位置。那天他听蒋简述了连儿参加学运、遇难前后的情况后，就扭身告退出外，半个小时后，他手捧一束鲜花来到连儿灵前，一下子就哭倒在地……。我们彼此都沉浸难以扼制的悲痛之中。隔了一天，他又来到我们家里，在连儿灵前朗诵了他连夜创作的《给十七岁》。声音呜咽，不忍卒读。他为这首诗写了一个题记：
＂你不听母亲的含泪劝告，从家中厕所小窗跳出；你擎着旗帜倒下时，仅十七岁。我却活下来，已经三十六岁。面对你的亡灵，活下来就是犯罪，给你写诗更是一种耻辱。活人必须闭嘴，听坟墓诉说。给你写诗，我不配。你的十七岁超越所有的语言和人工的造物。＂
这首诗很长，这里只能引两段：
我或者
还有个不大不小的臭名
我没有资格和勇气奉着一束鲜花和一首诗
走到十七岁的微笑前
尽管我知道
十七岁没有任何抱怨
……
超越了年龄
超越了死亡
十七岁
已经永恒
1991年6月1日深夜于北京
这首诗，我们一直珍藏着，纸背已经发黄，字迹依然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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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我们读到晓波发表在台湾《中央日报》的一篇长文——《我们被我们的正义所压倒》。我现在已经无法找到那篇文章的复印件了，记得文章是对89民运的反思。批评当年运动的参加者狂妄地以为自己掌握了正义，不检讨自己的错误而最终导致运动的失败。文章还谈到当时广场上以谣言为依据，各种传说到处流传等等。现在看来，晓波对89运动的反思也许是有道理的，但文章过于尖锐，有些偏激。我们作为＂六四＂难属，内心充满着对于大屠杀的愤慨，这类文章在当时很难读得进去，总觉得有一种很难接受的感觉，尤其是联想到他第一次出狱后在连儿灵前哭倒在地的情景和那首《给十七岁》的长诗。但我们出于尊重每人各自选择的原则，既没有私下批评他也没有撰文公开讨论，只是通过他的导师及一些他所熟悉的朋友转告他，以后不要到我们家来了，以免再次触及心里的创伤。
1995年，国内民间一批人士发表《反腐败建议书——致八届人大三次全会》和《汲取血的教训
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结果王丹再次入狱，刘念春被劳教，发配到外地，晓波也遭秘密羁押半年多时间。获释后过了一段时间，他再三托江棋生捎话，要求与我们见面，甚至说：＂总得给我一个检查的机会吧！＂于是我们同意。
1996年夏，一天晚饭后，晓波来到我们家里。丁对他的态度甚是冷谈，她只是向晓波简单说明由于这些年来寻访＂六四＂遇难者家庭，对于劫后的苦难看得太多，感情上难以自拔，因此无法接受他那篇文章的观点。于是就进卧室休息去了。这次蒋与晓波谈得很多，但也多半是谈一些别的事情，一直到深夜12点以后他才离去。那次谈话，横在蒋与晓波之间的一些隔阂渐渐消弥了，他劝晓波不要再与他人联署签名了，有什么想法还是以自己的名义写文章。晓波同意了蒋的建议。
但是，刘晓波就是刘晓波。他是倔强的、执拗的，从不轻易服输。其实那次见面，他并没有解释什么，更谈不上检讨什么。他认为自己没有错。他后来曾在给我们的信里说过：＂我也知道，包括二老也都曾对我有过负面看法，但我真的打心里敬佩二老所为，真的从未哪怕是有过半点对二老的抱怨。因为我知道，我能用心换得二老的理解和信任——只要我真心面对亡灵，与二老交心，我们必定走到一起。＂他认准了，只要有一颗真心，总能换来对他的理解和信任。
此后，我们去了南方。一个秋天的傍晚，我们从外电获悉，刘晓波因于当年十月十日与广州的王希哲共同签署了一份＂双十宣言＂，被政府当局从北京的女友家带走，并当面签发了劳教三年的通知。王希哲则外逃到了美国。
这次晓波被捕，对我们来说震动极大，因为那时我们对他仍心存芥蒂：不久前我们还劝他不要再搞联署了，却偏偏又因为联署而入狱。怎么回事啊？这么倔强，这么坚持！但是，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注意到他在狱中表现十分低调，他只是提出了在牢中与刘霞正式结婚的要求，以便刘霞可以以妻子身份每月从北京去大连探监。这个要求得到了官方的同意，一对患难夫妻就这样在狱中以特定的方式结合了。
时间一晃又是三年，苦熬的牢狱生活过去。我们再见到晓波已经是1999年的12月31日，那是一个世纪末的除夕之夜，他偕妻子刘霞来到我们家，我们又一起在人大院里的＂乐乐餐厅＂共进晚餐。这是他此番重获自由后与我们的首次见面，也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刘霞。刘霞，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单纯、瘦弱的女子，不多说话。她只是依傍在晓波身边听我们谈论，不时呵呵地轻声微笑。那时刘霞还留着齐耳的短发，不到四十的年纪，已隐隐有了些许白发。虽是与她初次见面，但我们想到她一个弱女子，没有妻子的合法身份，这些年来每月往返于北京与大连之间，这份忍辱负重远非常人所能承受。我们对刘霞的爱怜之情即始于那初次见面，这也许就是一种缘分吧！
对于这次见面，晓波也有过一段描述，大抵也是关于刘霞的。他说：＂临走前，丁老师反复叮嘱我好好对待刘霞，不能再卤莽行事，把刘霞一个人留在有形监狱里的＂心牢＂里。我很感动，这才是对我们俩口子的真正关心，做政治犯的妻子之难，一点也不次于政治犯本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时我想，丁老师之所以关心刘霞胜过关心我，肯定来自她这些年的亲历，她太了解失去最亲爱的人的遗属们的艰难……。＂
告别时，我们把一份《见证屠杀，寻求正义》的8开小册子送给了晓波夫妇，这份小册子里收录了155名死难者的姓名、简历、照片，还附带有25篇＂寻访实录＂。我们再一次叮嘱晓波善待刘霞。他们回家后连夜读完了这份小册子。阅读时的经历和感受，他都写进了《来自坟墓的震撼》。该文说：
＂一进家门，连口水都没顾得上喝，就迫不急待地翻开《见证屠杀
寻找正义》读起来，从读第一页开始，我的眼睛就湿了。我是在泪水中念给刘霞听的，几乎每读一小段都要因哽咽而中断，我已记不清中断了多少次，每一次中断时的沉默都有死一样的寂静，都能听到亡灵们在地下发出的冤哭，那么微弱、那么无助、那么撕心裂肺。二位老师，由衷地感谢你们，使我和妻子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渡过了这个人人都在附庸风雅的2000年之夜。与离我家不远处正在举行的盛大而华丽的仪式相比，今晚和亡灵们在一起，我们的内心才有安慰，才感到踏实。我和妻子都感到这才是最有意义的千年之夜。现在，当我坐在电脑前写这些纪念＂六四＂的文字时，耳边仍然能够听到亡灵们无声的呼唤……＂。
他说：＂我这十年来，时时被负罪感所困扰。在秦城监狱我出卖了亡灵们的血，写了悔罪书。出狱后，我还有个不大不小的臭名，得到过多方的关怀。而那些普通的死难者呢，那些至今仍在牢狱之中的无名者呢，他们得到过什么？每每念及此，我都不敢往自己的灵魂深处望一眼，那里面有太多的懦弱、自私、谎言和无耻。＂
那天的谈话不多，但却是发自心灵深处的交流。晓波说：＂如果说，1988年蒋培坤先生是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委员，我去他家拜访时，称他们二位为老师还是偶然和礼节的凑合，那么在读过了丁、蒋二位老师的死亡见证之后，他们就是我从心底里敬重的老师了——不仅是知识上的、更是人格上的。我乞求地下的亡灵和二位老师，请接受一个甚至没有资格做你们学生的学生的尊敬——一种灵魂被震撼的谦卑和敬畏。＂
这次晓波低调坐牢，既没有向当局屈服，也没有向外张扬，刑期坐满出狱回家。现在回想起来，晓波这三年的牢狱生活，对他自己和刘霞的后半生，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关键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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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一直至2008年12月8日晓波再次被捕，这九年中，晓波夫妇与我们的交往日甚一日，以致我们有机会对他作零距离的观察与了解。
从大连出狱回京，我们感到晓波身上发生了很大变化，比起以前他性格上少了许多张扬、浮躁，而增添了难能可贵的沉稳、平和，常常觉得他里外一体，无所遮拦。这也许是三年在狱中读书和思考所得的收获吧！
那一段时间，他俩给我们拿来了一本小册子，名叫《美人送我蒙汗药》。晓波告诉我们，这本书是王朔与他合着的，署名中的＂老侠＂就是他。他当时刚出狱，生活上有问题，王朔就把全部稿费都给他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夫妇俩给我们抱来了一幅黑白大照片，画面上两个洋娃娃面对一大堆点燃着的蜡台，一个娃娃低垂着头，一个瞪大了眼睛，张开了嘴，仿佛在呐喊或哭嚎，那悲愤得扭曲的表情揪人心扉。这显然是为＂六四＂而拍的。晓波告诉我，这是刘霞的摄影作品，是他坐牢期间在家拍摄的。他出狱后为妻子办了个摄影展，有位美国老太太一见到这幅照片就感动得流泪，当时她买去了这幅大照片，还有同样的较小一幅，他们留下来送给了我们。我们一直把这幅照片挂在连儿的灵旁。它像一条无形的丝带，把天安门的亡灵、系狱者以及他们的亲人们紧紧地连接在一起。我要感谢心灵敏感缜密的刘霞，也要感谢那位素不相识、读懂了这幅照片的美国老太太。
从这个时候开始，晓波就成为我们家的常客。那时在人民大学周围没有像样的饭店，整个校园，就是那么一家＂乐乐餐厅＂，我们就常常去这个餐厅吃饭。三个菜，二荤一素，一碗汤。吃得舒服，那时人们很容易满足。
这段时间，＂天安门母亲＂群体面临的事情很多。刘易斯*维勒*斯诺夫人来华会见丁受阻，全美学自联陆文禾来华送＂六四＂捐款被上海警方扣留，接着就是苏冰娴之死，以及为＂天安门母亲＂争取诺贝尔和平奖。2001年1月15日，苏冰娴女士突然去世，在京的难属们无不为之惊愕。我们与苏的家人悲痛欲绝，晓波也感同身受。他不仅打电话慰问，还悲愤地以《献给苏冰娴先生
——＂六四＂十一周年祭》为题写出了一首长诗：
你突然离去的噩耗
正值冬季少有的大雪
为肮脏的北京
披上伪装的时辰
天安门广场上执勤的武警
用皮靴踢碎了
一个孩子堆起的雪人
我想起十一年前
你的孩子
就像这个雪人
被罪恶的子弹击碎
枪声响过之后
恐惧在每一个大脑
安装了监听器
叹息和泪水也被录音
…………
关于死亡
我能说的
决不会多于
你临终前的眼睛
每一瞥带来的震撼
决不亚于一次
末日审判
2002年1月10日，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应＂天安门母亲＂支持者的要求，发起为＂天安门母亲＂争取2002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活动。这项活动得到晓波的全力支持。他发表了《＂天安门母亲＂理应得到的荣誉》一文，＂以谦卑的敬意，全力支持＇天安门母亲＇角逐2002年诺贝尔和平奖＂。同时，他邀集了国内八位学者写文章支持。这项倡议得到了很多海外人士的支持。在一段时间里，他们纷纷撰文或发表谈话，介绍、评论＂天安门母亲＂群体多年来所从事的活动和所进行的抗争，使中国的＂天安门母亲＂成为一个广为世人所知并受到各界关注的受难者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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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底，蒋劳累过度，突发冠心病，随即送医院作搭支架手术。在医院治疗期间，晓波多次去看望他，耐心向他介绍外面知识界、民运界的有关情况。做手术的那天，他与张祖桦一起大清早就去了医院，推着蒋的活动床从楼上到楼下曲曲弯弯地一直到手术室，并一直陪伴在丁的身旁，直到手术做完，又把蒋推往重症监护室。这让我们都很感动。特别是在蒋住院期间，晓波还给他介绍了一位心仪已久的朋友——包遵信。在这之前，我们知道包的名字，却从没有见过面。而从那时起，晓波就常常带着包到医院去看望蒋。我们与包遵信先生也就是从这时起渐渐成了莫逆之交，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与包常常见面，无所不谈，直至2007年7月16日与他在延庆下营村最后一次会面。现在包遵信已经离我们而远去，与晓波又不得相见，以往的朋友中缺了这两位，内心的苦涩真难以言表。
也正因为蒋患了心脏病，身体大不如从前了。晓波就多次向我们提出建议：趁现在精力还好，赶快写出对一生的回忆，可以采取对话的方式，找一个合适的提问者和听者；或者找一台录音机。他甚至自荐：如果需要，他可以帮忙。他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但那时觉得眼下许多要做的事情更为紧迫，写回忆不忙，可以往后放放。这件事我们始终没有做，现在我们已经老的老、病的病了，也许此生就很难完成了。
那时，我们仍然像往常那样，每年春秋两季都会去南方＂连园＂居住一阵子。尽管在无锡也受着当地国安部门的监控，但比起北京来要清静得多。可以集中时间、静心读书、写作。晓波夫妇也曾不止一次去＂连园＂看望我们，并在那里小住。
在＂连园＂，聊天，是我们的常事和乐事。有一次丁婉转地向晓波提出了一个久藏于心的问题：＂依你的才华、博识何不潜心于学术研究呢？至少可以腾出些时间来着书立说吧？国内不能发表，可以在国外发表啊？＂言下之意，何必老是去写那些＂惹人生厌＂的时评呢？晓波当然听懂了，随即回答：＂我必须写时评，这是我的责任，我不可能回到过去了。＂也许他觉得断然拒绝过于沉重，随即换了一付口气故作轻松地笑着说：＂我现在是三夜睡二夜的觉，多多地写，好为刘霞攒下一笔稿费，万一以后我又……。＂他这么说，我们心里明白。他是倔强的、执拗的，既然走上了这条不归路，再也拉不回来了。从此，我们再也没有拉他的后腿。
2003年3月底，晓波夫妇第一次去＂连园＂，那次他还陪同我们去了苏州、太湖三山岛，以及丁文江的故居苏北泰兴黄桥镇。前后一个多星期。那时，我们无论走到那里，当地国安部门便衣人员都尾随着我们，一切都在他们的监控之下。
去太湖三山岛（苏州东山、西山之外一个1。6平方公里的小岛，并非太湖鼋头渚外的三山岛），交通实属不便，需从无锡坐火车到苏州，再从苏州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到东山，再由东山坐环岛的农民车到陆巷码头，换乘每天一班的渡轮才进得三山岛。那天我们费了很多周折到了三山岛，没有想到一群便衣已经先于我们一天到达岛上。他们一干十余人就住在我们所租的农民旅馆旁边的另一家旅馆，他们的窗子对着我们的窗子，好像是事先安排好的。据岛上的居民告诉我们，这个岛上唯一的一艘游艇拴在码头上24小时待令，唯恐我们这四个
＂要犯＂随时会出逃似的。令这干人意想不到的是，我们四人白天在这1。6平方公里的小岛上寻觅那明清民居的遗迹，爬坡串巷，悠哉游哉；晚上则在旅馆的阳台上聊天，瞭望太湖朦胧的湖光山色，而那干人始终只能在阴暗处窥视着我们。
这次是晓波夫妇是应我们之邀去三山岛的。因为我们想向他们交待一份嘱托。此前我们数次来过三山岛，年纪渐渐大了，就想到要为身后找一个安葬的地点。我们原先已选中离岸边不远处的一片水质洁净的平静湖面，想把我们身后的遗骨与连儿的一半骨灰撒到这片净水中。我们与晓波夫妇在湖边停留了很久，仔细商量，还拍了照。我们都认为这是个绝佳的去处。
在三山岛的逗留中，还发生了一件令人捧腹的搞笑事件。那是在4月1日愚人节，晓波突然告诉我们这天是刘霞40岁生日。真巧啊！但是怎么为她过生日呢？这岛上既无饭馆又无蛋糕店。我只得请求旅店老板娘按苏州人的习俗为我们准备一锅鸭汤面。自家杀的鸭子特别鲜嫩。大家正吃得津津有味，晓波又出其不意地宣布：他要为刘霞跳文革中的＂忠字舞＂，作为献给妻子40岁的生日礼物。这位魁梧的北方汉子真的一本正经地边唱边跳了起来，大家都忍俊不禁，笑得前仰后合。尤其是旅店老板娘夫妇哪里见过文革中的这等世面。看着晓波举手投足的那份认真劲儿，我们都被他对妻子的那份真情深深打动了。
从三山岛回家，第二天就是清明节。我们早就说定，清明节这一天到丁文江的故居去凭吊这位民初的地质学家和文化名人。在这之前，晓波已把＂连园＂所藏的有关丁氏的书藉和资料翻了一遍，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丁告诉他：这几年丁氏祖宅里置放了丁文江的一尊铜像，那是上个世纪丁氏在台湾的后代捐的。二伯父身后无嗣，他的墓地又远在长沙，恐怕在若干年来很难得到亲属的拜祭。我们清明这一天去拜访丁文江故居，也算是一种弥补吧。晓波夫妇欣然同意。
于是，我们四人带着三山岛归来的劳顿，于第二天清晨，又从无锡乘坐一辆破旧的长途公交车，颠簸了两个多小时才抵达苏北泰兴县黄桥镇米巷＂丁家花园＂。这座纪念馆原为＂黄桥战役纪念馆＂，现在多了一块牌子，叫做＂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这是专门为了纪念＂丁家花园＂这座清代古典建筑的。临近中午时分，馆内已无甚参观者。但是，在我们身前身后却紧随着几条汉子，我们走到哪里他们也就跟到那里。丁向晓波夫妇一一介绍这座祖宅的建筑格局以及当年兴办丁氏义庄和私塾的历史……。待进入纪念馆的陈列大厅，丁指着玻璃柜里一张小铜转椅，告诉晓波，这是她祖父当年坐的，然而现在这张椅子上却标明是当年指挥黄桥战役的陈毅元帅所用。据查，黄桥战役发生在1940年，陈毅那时是否真的用了这张椅子不得而知。
看到＂丁家花园＂这个庞大的建筑群，现在被＂黄桥战役纪念馆＂占去了绝大部分，室内也大都是黄桥战役的一些展品。晓波早已憋了一肚子气，终于发作起来，突然说了一句：＂唉！这倒奇了怪呀！明明是人家自个儿的宅子和东西，怎么都变成了共产党的了？而且还放在那里让人看！这都应该归还人家才是！……＂还没有等到我们反应过来，身旁＂相随＂的人中居然有人应声发话了：＂那是人家祖上觉悟高，献给党和政府的……＂未等此人说完，丁便接过话茬：＂那倒不是，我们的祖辈父辈并没有这份觉悟……是土改时把住在老宅里的三伯母赶到最后面的牲口房，才把这座大宅子腾出来的。＂这里开始是＂新四军东进纪念馆＂，后来是＂黄桥战役纪念馆＂。土改的时候，丁家父辈和其它丁氏家人有的已经去了台湾、东南亚，有的留在大陆，但除了三伯母外，也都离开了黄桥。丁说着说着，不知旁边的＂相随＂又溜到何地去了，而晓波的脸上却洋溢着孩子般的得意神情。
从大厅进入内宅，在那最西边的一排三间算是标明＂丁文江纪念室＂。可室内却空无一物，连一件纪念品都没有，据说正在整理。丁文江的铜像被孤零零地搁置在走廊的屋檐下，我们四人只好站在天井里向铜像恭恭敬敬鞠了三个躬，又一起照了相。可以说，整个黄桥之行扫兴极了，我们随即又乘那破旧的长途车回无锡。
在此后的相处日子里，晓波与我们常常提及丁文江以及他二、三十年代一大批友人、同道者的追求，他们之间的那份真挚友情。当谈起当年丁文江与胡适、傅斯年、翁文灏以及蔡元培等人创办《努力》周刊和《独立评论》的那番情景，他那仰慕之情，溢于言表。因此，不管是从坊间还是网上，凡是他得到的有关丁文江的信息，总来告诉我们。我们在2006年至2007年期间所发表在《观察》上的那17篇有关丁文江的文章，正是在晓波的鼓励下写就的。2008年底，蒋病危从无锡抢救返京后，晓波来家探望时还扛着一箱《丁文江文集》（听说是马少方购赠后托他送的）。他尤其欣赏镌刻在我们家大厅里的丁文江与胡适那两首唱和诗，胡适的一首是在丁文江谢世后在悲痛中改定的。其中最后二句：＂捧出心肝待朋友，如此风流一代无。＂
我们与晓波夫妇的相知和相交，日渐日深，久而久之，他对我们的爱护和关照，真像这两句诗描述的。＂有事找晓波。＂这是我们的口头禅，正像当年许多人说的＂有事找丁大哥＂。
晓波的乐于助人，在他圈内是人所共知的。不管是北京还是外地，也不管与他是否熟悉，只要求助到他或托人转告，他都尽力帮助。他营救或相助过的异议人士，不计其数。像徐文立、杨建利、何德普、刘荻、杜导斌、郭飞雄、高智晟、杨子立等等，乃至他们的家属。当我们提到孙志刚、李思怡之死，他都难过得涕流满面。一次，徐文立在狱中申请赴美，当局先是应允后又食言，徐的妻子贺信彤女士愤而上街静坐抗议，晓波跑前跑后照顾这位老大姐。贺出国前，刘霞又陪着她上街置装准备远行。海外一些朋友给国内的系狱者亲属所提供的少量捐助，或者是通过我们来转的，或者是通过晓波转的，最后都还是归到晓波那里，由他给系狱者亲属送去，以致常常被刘霞戏称为＂妇女主任＂。
然而，晓波最为牵挂的还是我们这个天安门母亲群体。他曾说过：
＂在当今中国，我们还无法改变极权者的自私和冷血，但是我们起码可以，要求自律，坚守住做人的底线，象珍惜自由那样，珍惜无数人用生命换来的道义资源。＂因此，他年年都要撰写纪念＂六四＂周年的文章，而几乎每一篇他都要向亡灵忏悔，表述他的愧疚之情。我们心里明白，这是指他第一次被捕在秦城监狱认罪的事实，他坦荡地承担自己的过错，始终跟自己的过错过不去，他在《来自坟墓的震撼》等文章里，关于这一点写得清清楚楚。我们平时总是小心翼翼地不去触动他内心深处的这块伤疤，但有一次我们终于把多年来憋在心里的一番话倒了出来：＂你不要再自责了。那么大一场运动，孰能无过？在当时那种凌厉、恐怖的情势下，＂认个罪＂也算不了什么。当年政府大开杀戒，你们在6月4日凌晨冒着生命危险，去和戒严部队军官面对面谈判。在那千钧一发之际，挽救了广场上大批的学生和市民，让他们安全撤出。这样的举动，功不可没，大家心里都有一本账，应该是清楚得很呢！＂丁还向他说过：当时的那些学生领袖，对于后来的流血惨案，有几个作了认真的反思和自责的呢！
时至今日，晓波仍然对＂六四＂亡灵及其亲人怀有一种抹不去的＂忏悔＂情结。他和他的朋友江棋生一样，对于＂天安门母亲＂的关爱始终如一。但他们只是给难属群体提供遇难者线索，或者转交海内外友人的捐款，难属群体内部的事情他们从不插手。用晓波的话说，那就是：＂他们难属群体的事情已经做得很好了，用不着我们去帮忙……。你要给难属捐款，那就把钱放在茶几上，自己走人。＂他们心态平和，从未把为我们群体所做的点点滴滴视为一种成本投入，或把与我们的交往当作某种政治资源。因为他们明白：凡是涉及天安门母亲的事，纯属道义性质，这里没有个人利害计较，与我们这个老弱病残群体的交往，除了多承担一份风险就不可能有什么回报。因此多年来，我们与他们的交往始终处于一种亲密无间而又轻松的状态。这是我们一直引为自豪的。
这次晓波在狱中第二次与律师见面谈话时说：对于涉及＇六四＇的人和事，无论从道义上还是良心上，他都一直想为他们争取做点什么。我们读懂了他这句话，但我们的内心在痛！
2008年12月7日下午，蒋病重住在北医三院，他半身不遂，连讲话都困难。丁不让亲友去看望，可晓波夫妇执意要去，仿佛冥冥之中他预感到第二天就会被投入铁牢似的。那天他们夫妇俩在蒋的病床边坐了半个多小时，谈话内容主要是《零八宪章》。晓波兴奋地一件一件告诉蒋：《零八宪章》是如何修改的，都征集了哪些人签名……。蒋听着欣慰地点头表示赞许。探视结束走出病房前，晓波突然告诉丁：《零八宪章》的事情现在可以告一段落了，他正联络国际上的一些汉学家联署提名＂天安门母亲＂群体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他认为这是为明年纪念＂六四＂二十周年所要做的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这大概就是他所说的一直想为难属争取做点什么。当时，丁听了不免一惊，马上对他说：你别做了！这是徒劳无益的。现在国际大环境怎么可能给＂天安门母亲＂颁奖呢？再说，在国内这样做明摆着去冲撞中共的大忌，他们会百般阻挠，危险太大。对于丁的这些话，晓波根本不予理会。为我们群体争取这个奖项，是他多年来的努力，而且已经考虑很长时间了。据我们所知，自从2002年以来，晓波与海外的一些朋友始终没有放弃过为＂天安门母亲＂争取这个奖项。2008年底中共当局出人意料地抓捕他，明面上是《零八宪章》和几篇文章，而内底里又何尝不是为了阻遏天安门母亲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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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晓波眼中，没有敌人，也无冤家对头。在他文章中，他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陈述他自己的观点、主张，而从不愿意与人争辩个上下高低是否。最典型的是，就是他不主张以公开的方式来质疑高智晟所发起的＂反迫害维权接力绝食＂行动。他主张私下劝说，劝了不听就由他去。当时丁之所以要给高智晟写那封公开信，本意也在劝。但考虑到，如果事情弄到不可收拾，高作为＂名人＂顶多坐几年牢，而跟着他跑的那些底层民众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将承担后果。这是鉴于1989年那场学生运动以及1998年民间组党的教训。丁认为当年已经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现如今就不应重蹈历史之复撤。所以那封公开信与其说是写给高的，确切地说是写给高的追随者们的。撰写并发表这封公开信，晓波事先并不知道。至于后来有人说，丁给高智晟的那封信是刘晓波与余杰＂捉笔代写＂的，那纯属无中生有。
再如，前几年余杰、王怡等人在美国白宫拒绝与郭飞雄同时受前总统布什接见，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有些好事者不断升温、上纲上线，甚至说这是刘晓波一手策划，刘余王联手干的。丁问晓波，怎么回事？他回答：这是他们教会的事，事先他根本不知道。丁认为，他应该出来澄清。他却一笑了之：＂管它呢！＂。等到事情越演越烈，眼看着要＂烧＂到独立笔会了，作为当时独立中文会长的会长，晓波却独个儿担起了责任，他逼着副会长余杰给笔会写公开信道歉。丁在一旁看着，甚为余杰不平，说：＂你既然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太大的过错，向笔会公开道什么歉啊！＂余杰边看着晓波边低声说：＂会长让我写啊！＂晓波在一旁严肃得一声不啃。余杰不是轻易肯服软的人，但晓波为了顾全笔会不被分裂的大局，最终还是说服了余杰。
当时我们眼看笔会里边闹哄哄的，还有几位要退会，我们有些替他发愁。但晓波却不为所动。他说：＂笔会有笔会的章程，最后都得按章程办。有人要出去，拦也拦不住……你非要他耽在笔会里不是强人所难吗？＂他相信章程比人强。
2006年2月，丁给高智晟的那封公开信发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网络上谣言四起，无中生有，诽谤攻击，不绝于耳。丁多次想撰文澄清事实，但一再被晓波劝阻。他在信中说：＂二老回应×××，我打心里痛，很痛。你们精力有限，何必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那些攻击咱们的人，加在一起还是零，我们干吗要与零作战呢？＂他认为，一些人用化名或假名写文章造谣诽谤，而不敢用真名，这说明这种人对于自己说了什么都不敢负责，那就不必理会。他知道丁不会用电脑，于是出主意叫蒋别让丁知道那些谣言，免得心烦。为此，丁曾不无埋怨他。
后来网络上有些人常常用＂丁刘联盟＂来称呼丁刘。批丁必连上刘，批刘必连上丁。面对这莫须有的＂罪名＂，丁甚有怨言。晓波又给丁写信：＂别人说丁刘联盟，没错。但我们的联盟，是心是痛是道义，而没有妒嫉、没有争夺、没有急功近利、没有相互利用。完全是心贴心的联盟，难道就是几个人所能玷污的吗？＂
相处久了，我们从晓波身上看到他的宽厚、善良，因此常常称他为
＂傻博士＂。哪怕有人恶意中伤，他总是一笑了之；哪怕别人让他吃了亏，他也总是忍让再忍让。行笔至此，我们禁不住想起当今中共这代领导人，若有晓波的胸襟，也不至于冒天下之大不韪，非把他判以重刑而后快，真应了＂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这句老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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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一年前《零八宪章》问世晓波被捕之后，海内外各方人士在《零八宪章》上签名的很多。而我们心里却十分矛盾，甚至极其痛苦。那时丁曾给刘霞发过一条短信：＂世上没有后悔药可吃，早知中共要借此对他秋后算帐，我们就不该催促他积极参与此事。这等于把他往牢里推了一把（大意如此）。＂
事情确乎如此。《零八宪章》的初稿原是由张祖桦起草的，后经多人多次修改，仍不尽如人意。我们希望以共同的智慧来完善这个政治文本。很自然，我们首先就想到晓波，也想到过×××、×××。我们在2008年9月去了无锡以后，又多次询问和催促晓波，了解文本修改的进度。
晓波被捕后，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对我们不闻不问，好像我们与《零八宪章》根本无关。2009年8月底，那时晓波已由监视居住转为逮捕。市国安局官员赶到延庆下营村来询问我们＂十一＂前的去向时，我们用明确的语言告诉他们：胡锦涛抓捕刘晓波纯属一着臭棋。谁都清楚，刘晓波是一个温和、理性的自由知识分子，连这么一个人都容不下，还谈什么＂和谐社会＂！丁还用讽刺的口吻对他们说：＂刘晓波才53岁，正值壮年，比胡年轻，他才华过人，这难道就招胡锦涛和他的幕僚们的忌恨了？！＂俗话说：一语成签，现在居然判了他重刑11年！
2009年12月21日下午，晓波案开庭前两天，市国安局官员又来我们家，通知我们23日开庭之日不得外出。对此无理的横蛮要求，我们表示强烈抗议。同时又明确告诉他们：既然你们以《零八宪章》之罪起诉刘晓波，那么，我们不仅是首批签署者，而且还是最初的动议者，为什么《零八宪章》发表之后你们连问也不问我们？我们还提到前些天在网上以丁子霖名义发出的一个倡议：＂我认为＇与晓波共同担当＇，不能只是一种表态，必须在其强行审判时付诸行动。因此，我们建议，当晓波审判之日，希望有尽可能多的（除年迈病弱者）联署者，赴法庭外陪审。……＂你们要是认为此举为＂煽动＂，那我对此负全部责任。安全局官员对此一声不啃。
我们知道，每次国安局官员来与我们面谈，他们都会向上级汇报的。上述两次关于《零八宪章》的谈话也不会例外。那么，为什么他们竟然没有一点反应呢？
在这篇文章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郑重地声明：中国是现今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不自由国家，在已经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海内外众多有识之士，为争取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至今未能成功。我们认为，刘晓波博士以其二十年之抗争，秉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为国人树立了榜样。他参与起草并发起签署《零八宪章》，为我们中国描绘了一幅民主宪政的蓝图。为此，他被中国政府逮捕并被判11年徒刑。鉴于此，我们认为他有资格成为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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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民主中国》
赵常青：为刘晓波辩护
作者：赵常青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自己都感到有些怪异。
记得王丹96年10月第二次被判刑的时候，著名学者许良英先生曾写过一篇题目叫《为王丹辩护》的文章发在《北京之春》上。但许先生的辩护是讲道理给共产党听的，指出当局强加给王丹的罪名不是＂牵强附会＂便是＂无限上纲＂。而我今天的这篇辩护却不是讲道理给共产党听，而是要说给一群＂多年来关心并参与中国民主运动的流亡海外作家、异议人士和海外华裔＂听的，也顺便说给旅居德国的遇罗锦女士听听——这可能是引火烧身的事，但没关系，道理是必须讲的，而且必须讲明！
众所周知，2009年12月23日，北京市第一中院开庭审理了刘晓波的所谓＂煽颠＂案，在法庭的最后陈述阶段，被告人刘晓波只被允许用四分钟时间发言，在不能充分表述自己观点的情况下，刘晓波只好授权其夫人刘霞女士将自己本应该在法庭所作的演说文稿《我没有敌人》交给自由亚洲电台发表，却不料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国内外引起诸多评论。
本来，不同观点的表达乃至于争论都很正常，或褒或贬、或抑或扬，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都符合＂言论自由＂的范畴。但春节前后见诸于媒体的几篇批评却让人感到有悖常识。尤其是由二十位＂活跃人士＂所发的反对刘晓波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公开信》以及由遇罗锦女士所发出的＂和谐大使＂高论不仅有悖于常识，而且简直是吹毛求疵乃至于对刘晓波先生落井下石了。更有甚者是《公开信》的作者群与锦女士将＂共党特工＂的大帽子扣在了刘晓波的头上——至少在他们的笔下，刘晓波是有着非常严重的＂共特＂嫌疑的，这在政治伦理上真正的是一件＂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共产党所很难直接做到的事情，出人意料的让这帮似乎应该是＂革命战友＂的＂海外同志＂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呜呼，其怪耶欤！
下面我将根据这群＂海外同志＂的具体指责来为身不由己的刘晓波先生做一下具体的辩护，欢迎《公开信》作者群及锦女士作出新的批评。
刘晓波在＂粉饰政权＂吗？
＂海外同志＂在反对刘晓波被提名为＂和平奖＂的《公开信》中一直认为刘晓波在美化＂粉饰政权＂，根据有二：一是刘晓波对北京第一看守所＂人性化管理＂的赞美；二是刘晓波在最后陈述中认可了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某些进步。
我想这种指责是既不客观也不公正的。的确，由于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由于仍在坚持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现政权肯定存在着很多很严重的问题，尤其在人权领域，《宪法》35条所规定的六大民权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摆设。对家庭就会、对法轮功的打压仍在继续，对访民、对民间维权人士的高压仍是各级政府的既定＂官策＂，官府侵犯人权和民权的事件每天都能开列出一长串清单。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党国现存的这些问题就认为刘晓波的某些说法是错误的、是在美化＂粉饰＂现政权。相反，我认为刘晓波无论从宏观层面还是从微观层面对现政权所作的结论都是比较客观、比较符合实际的。
从宏观层面讲，发端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确实从各个方面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尤其在经济领域，由于推行市场经济并加入WTO使得中国经济不仅在量上有了很大的飞跃，而且在质上也有了很大的提升。虽然由于改革的畸形化导致国家与社会的优质资源大多为权贵阶层所囊括，两极分化严重扩大，但社会中下层在总体上还是受益于改革开放的。如果不放弃毛太祖时代的思想路线，如果近三十年不搞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会和北朝鲜差不多，甚至十多亿人的吃饭穿衣问题仍是一个问题。从政治人权领域讲，比起毛太祖时代，今天的中国肯定是进步多了。想想57年的反右派运动吧，除了储安平的＂党天下＂概念有些令人醒目外，其它的人又说了什么呢？不就是很简单的批评吗？但五十多万人却因为这些简单的批评就被党国糟蹋得几十年不得翻身。到了文化大革命那就更不得了啦，连党国自己后来都承认那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许多人会因为无意中的一句话便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甚至出现了诸如林昭、张志新这样的国家悲剧。如果今天的中国还处在毛太祖时代的中国的话，不知有多少签署《零八宪章》的同胞会死于非命……
当然共产党统治下的这种进步是非常有限的，它距离一个民主法治社会要求的标准还差十万八千里，但我们应该做的是继续从各个方面促进这种进步，继续从各个方面促进中国社会发生质的改变，而不是无视这种进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刘晓波所说的＂经济走向市场，文化趋于多元，秩序逐渐法治＂并不是在＂粉饰政权＂，而是一种比较符合实际的国情判断了。
＂海外同志＂指责刘晓波不该＂称赞中共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说成是＇标志着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认为这也是刘晓波粉饰现政权的一个表现。我想＂海外同志＂的这种批评也是不合适的。
尽管宪法35条的规定并没有落到实处，尽管中国政府签署的两大国际人权公约仍然只是一个摆设，尽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规定也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句口号，但是我们绝不可以小看这些变化的现实意义。虽然党国将这些理念纳入自己的执政思想体系只是想对人民玩玩形式主义的游戏，但人民却可以据此来个假戏真做——你来假的想忽悠我，对不起，我要来真的。你只想在口号上喊喊＂以法治国＂，不行，我们要在现实生活里面争取＂以法治国＂——这也是本世纪初以来民间维权运动风起云涌的制度背景，也是大量的法律界人士介入各种维权事件的法度基础。也正因为法律人士和民间维权人士对党国的＂假戏＂来个＂真做＂，才导致维权运动步步为营、节节胜利，维权空间一天比一天大，维权效果一天比一天好。最近的胜利便是艾未未等民间艺术家为维护自己的权利在2月22日下午成功的走上了长安街，打破了89年以来十里长街难以群体示威的记录，而且初步的结局是打人者正被处理。正因此，我也认为执政当局签署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并把相关人权原则写入宪法在中国法治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它确实如刘晓波所说的那样——＂标志着中共执政理念的进步＂。
从微观层面讲，＂海外同志＂认为刘晓波称赞看守所的＂人性化管理＂是错误的，认为刘因自己受到＂特殊待遇＂便去刻意＂粉饰中共政权恶劣的人权和司法状况＂，因而必须加以谴责。批评者认为刘晓波严重忽视了中国政府在司法人权方面所存在的严重暴行，并以高智晟所遭遇的非人虐待为例证加以说明。其实不光高智晟遭遇过严重的司法暴行，其它既有的案例中如郭飞雄、刘刚、廖亦武以及大量的法轮功人士也曾先后遭遇过类似的狱内酷刑。既就是在一些普通的刑事案件中近年来也发生过诸如＂躲猫猫＂、＂喝开水＂这样重大的人权事件。这些司法暴行都是不容回避和遮掩的事实，但不能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就认为刘晓波对＂人性化管理＂的肯定是错误的。鉴于刘晓波的影响力，当局肯定在某些方面会给刘晓波一些＂特殊待遇＂，但刘在陈述中所具体提到的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的某些管理措施如＂温馨广播＂、＂饭前音乐、起床睡觉的音乐＂等我想不会只是为刘晓波一个人准备的。在我三次入狱生活中，先后经历过十二个看守所和监狱的生活，这样的经历使我知道了监狱和监狱、看守所和看守所的管理风格是有很大差别的。比如说在我生活过的十多所监狱和看守所里，我认为秦城监狱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最好的（89年刘刚、张铭、孔险峰等人在秦城监狱没有受到虐待，但转到辽宁凌源监狱后却受尽了酷刑）。而且由于中国社会的法治进程，同一个看守所或监狱的司法管理也在逐渐的进步，如我在渭南监狱服刑时，因抗拒劳动、拒唱改造歌曲、拒绝队列训练曾被关过四次禁闭，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该禁闭室在九十年代进去的人是要被干部＂过手续＂（殴打）的，但我在四次共计十个月的禁闭中没有看到被禁闭人员进去被＂过手续＂的情况。我想其它看守所和监狱与过去相比肯定也会发生或大或小的进步。也正因此，我认为刘晓波对＂北看＂的肯定是无可厚非的，他只是就＂北看＂的具体情况而做出了一些肯定，这种肯定是通过他将＂新北看＂与十六年前的＂老北看＂加以比较后做出的——这种比较性结论我认为是符合事实的。退一万步说，哪怕全中国只有＂北看＂一个看守所发生了这种＂监管上的进步＂，我认为都是应该加以肯定和提倡的，更何况有好些个看守所和监狱都在向＂进步＂与＂文明＂的方向转化。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亲历＂，刘晓波才会肯定地说＂中国的政治进步不会停止……中国终将变成人权至上的法治国＂。因此我们不能因为现政权仍然广泛存在的人权侵犯便忽视它在人权领域的某些进步，更不能像一些＂海外同志＂那样把肯定这种进步说成是＂粉饰美化政权＂，这样的政治策略恐怕对中国良性政治文化的建设不是一种可取的福音。毕竟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中早就教导我们＂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便是出于那恶者＂（太5：37）。
总之，无论从宏观层面分析，还是从微观层面分析，我们都要从实事求是的态度出发，辩证的、全面的看问题，不能犯片面主义、绝对主义的错误，既不故意涂红，也不刻意抹黑。只要拿事实说话，以法理服人，我想就不会得出刘晓波是在＂粉饰政权＂的结论了。
＂我没有敌人＂究竟何指？
当刘晓波＂我没有敌人＂的最后陈述一经公布，便在受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不仅引起一些＂海外同志＂的非议，就是在国内，包括笔者近距离接触的一些维权人士也不乏这样的批评。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理解刘晓波先生的＂无敌＂宣言？＂我没有敌人＂究竟何指？
只要我们忠实于刘晓波先生的原文表达，我们就不难发现刘是从＂问题＂和＂主义＂两个维度来谈论自己的＂无敌＂理论的。
其一，从具体的＂问题＂层面讲，尽管刘晓波＂再次被政权的敌人意识推上了被告席＂，但他仍然坚守二十年前广场＂四君子＂（刘晓波、侯德健、周舵、高新）在《六二宣言》中所表达的＂我们没有敌人＂的理念。他说得很明确，＂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警察，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虽然我无法接受你们的监控、逮捕、起诉和判决，但我尊重你们的职业与人格＂——在这个问题上，我发现自己和刘晓波的态度有着惊人的一致。2004年5月我在渭南监狱第一次被关3个月禁闭出来后，曾向关我禁闭的连队干部写了一封信，原信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面对制度性的政治迫害，我并不想大声嚷嚷什么。社会与国家的进步是需要有人去付出代价的，我愿意以自己的沉重付出去努力谋求我的祖国向民主与现代化的方向前进！正因此，我对于具体执行政治迫害的国家官员从来都是理解的，我不会因为政治警察逮捕我就对他们产生仇恨，不会因为检察官把我送上法庭、法官把我送进监狱就对他们个人产生仇恨情绪。我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是在执行一套不合理的制度＂。
我想，无论刘晓波还是我本人对于具体执行政治迫害的办案人员采取一种非敌视、非仇恨的态度从道义上讲应该是能够说得过去的。如果我们的＂无敌＂态度是错误的，如果千千万万遭遇过现政权迫害的各界人士都抱着一种仇恨并要复仇的心理去对待那些具体办案的人员，那么未来的民主转型时期必将迎来一场人道主义大灾难，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必须意识到那些公检法的具体办案人员是在执行一套不合理的制度，我认为印度圣雄甘地的教导对于我们今天所谋求的民主事业仍然具有真理性的指导意义——甘地说：＂文明是非暴力反抗中最困难的部分。这里所说的文明并不是指在这种场合讲话要斯斯文文，而是指对于敌人也要有一种内在的善意的胸怀＂，请注意，甘地不仅要求对于敌人要有一种＂善意＂，而且这种＂善意＂是必须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而不是装出来的，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但我们必须去做这样的努力，否则便会大规模的出现列宁—尼古拉二世那样令人目不忍睹的国家悲剧。
当然，这是指对待那些能够按照现行法律制度＂规矩＂办案的守法人员而言的，对于那些超越现行法律制度的办案人员（如搞刑讯逼供、人身侮辱、暴力虐待的）则必须追究相关法律责任——但需要说明的是追究法律责任并不是一种仇恨的表现，而是对于国家秩序和法治原则的必要维护。
因此从具体＂问题＂层面讲，刘晓波对那些＂态度平和理性＂、＂没有不尊重，没有超时，没有逼供＂的办案人员采取一种＂无敌＂态度显然是说得过去的。
其二，从＂主义＂层面讲，刘晓波的＂没有敌人＂是什么意思呢？刘晓波也说得非常明确，那就是＂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
刘晓波的这段论述并不是无中生有、凭空想象的，而是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通过总结毛太祖时代的经验教训得出来的。大家都知道毛太祖是一个喜欢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家伙，崇拜枪杆子、崇拜暴力、崇拜阶级斗争，认为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没有敌人也要不断地制造出＂阶级斗争新动向＂，并进行不断的所谓＂革命＂，其结果在毛太祖时代，人类天良被严重践踏，人道、人性被严重毒化，甚至这种敌人意识会渗透到父子、夫妇、朋友、兄弟乃至于恋人关系中，不仅弄得人心惟危、人际关系空前紧张，而且制造出大量的冤假错案，社会经济、文化也破败得近乎沙漠荒芜。正是因为有着这样＂殷鉴不远＂的历史教训，我们才应该积极地总结和吸取，不要在同一条河流中＂第二次被绊倒＂。另一方面，中国在近三十年所取得的有限成就也是与执政党有限放弃＂阶级斗争＂理论的政治决策分不开的，只不过由于执政党还没有完全放弃阶级斗争理论，还没有在一个国家内部完全放弃＂敌我＂划分的意识，认为＂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才导致政治体制的改革长期裹足不前，也才导致大量的＂有中国特色＂的＂颠覆＂人士和＂煽颠＂人士被不断的制造出来，甚至党国会把一部分宗教修炼者（如家庭教会人士、法轮功人士）及民间维权人士也硬性推到所谓＂敌对势力＂的构架中。
这当然是执政党不负责任的表现——既是对这个国家的不负责任，也是对执政党本身的不负责任。请聆听耶稣基督是怎么说的：＂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而执政党的＂仇恨哲学＂便是这种＂自相纷争＂的理论源头。但执政党所犯的错误我们不能再犯，我们必须努力洁净中华民族被再三污染了的政治伦理和政治文化。这不仅是对我们国家的未来负责，也是对人类文明的负责。当刘晓波宣布自己＂没有敌人＂时，其理论用意正是要净化被执政党严重毒化了的＂民族精神＂，纯净一个民族曾经被严重污染的心灵，从而恢复人性与人道的光辉，更好更快地推动＂东胜神州＂走向民主自由的＂迦南地＂。这种＂没有敌人＂的胸怀不仅是一种高屋建瓴的政治胸怀，更是一种超越世俗的宗教情怀，怎么能说刘晓波的《无敌宣言》是错误的呢？
在前面提到过的2004年5月我致中队干部的那封信中，我还在附录中向监狱警察介绍过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各位尊敬的中队干部，共产党人信奉的是马列主义政治哲学，尽管马列主义政治哲学也有其真理性的一面，但在它的思想体系里，有一种＇暴力崇拜＇，这从《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以及毛泽东的＇枪杆子＇理论中都有完备的表述。但我认为暴力崇拜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的福祉问题，而且暴力常常导致新的仇恨和新的暴力，这是违反人道和文明世界所遵循的普世价值和正义法则的。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印度圣雄甘地的政治哲学对我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现将甘地的《论非暴力》一文中的有关内容摘录如下，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将甘地的非暴力哲学与共产主义政治哲学进行一下比较，看看甘地对世界、人类和人生是怎样思考和认识的。＂
——在这里，我也建议包括＂过渡政府＂的＂总统＂、＂总理＂、＂议长＂在内的一些＂海外同志＂也好好地研读一下甘地先生的政治哲学。
鉴于我和刘晓波先生在＂问题＂和＂主义＂两个层面都＂没有敌人＂，因此，如果有谁指责刘晓波先生的＂无敌宣言＂是错误的话，那么现在我也公开的站出来宣布：
＂尊敬的先生，我也没有敌人！＂
其实，2008年7月我就在《北京之春》上公开撰文提出了＂去敌对化＂的意见，我说：＂我们现在应该以建设性的态度去努力改进和共产党的关系，努力减少彼此间的敌视，努力扩大彼此间的＇合作＇渠道，坚决摒弃＇消灭＇、＇推翻＇之类的激愤语言和激愤心理，争取以各种合法的途径参与到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去和民主事业建设中去——去边缘化、去敌对化、去牢狱化、去流亡化，回归对话与协商——我相信只有以这样平和的建设性态度才能与执政党达成良性互动，才能更好更快地推进中国的民主化事业！＂（参见拙文《面对六四的思考——兼谈中国民主化道路》，首发于《北京之春》2008年7月号）。
我的这种＂去敌对化＂乃至于＂去四化＂的观点到现在也没有改变，我想我还会坚持下去的。
当然，当我们说＂我们没有敌人＂时，并不是说我们没有斗争目标，这个斗争目标就是废除共产党一党独大的霸权主义内政局面，在中国实现普世意义上的民主化和自由化。因此如果非要给我们树立一个＂敌人＂的话，这个＂敌人＂不是别的，乃是凌驾于亿万中国人民头上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铲除这种体制并建立起以＂自由、人权、平等、民主、共和、宪政＂为立国基石的中华联邦共和国乃是我们的基本任务。但废除一党独大的政治生态并不意味着必须推翻乃至于消灭共产党，共产党可以继续合法的存在，甚至可以如台湾的国民党那样继续寻求执政机会，只不过共产党在法律地位上和其它任何党派都是平等的，不能再拥有凌驾于其它党派之上的政治特权。我想我的这个观点刘晓波也不会反对的，毕竟名扬天下的《零八宪章》早已向全世界宣布过这样的观点，我在这里只不过是重申了一下而已。
这便是＂我们没有敌人＂宣言的准确含义！
我认为，＂没有敌人＂应该成为指导未来中华联邦共和国国家建设的最高政治伦理原则！
＂特务＂＂和平奖＂及其它
二十年来，海内外对刘晓波的批评很多，但怀疑刘晓波是＂共特＂的说法是截止目前为止我所见到的对刘晓波最严重的＂判决＂。如二十人《公开信》中就认为刘具有＂共特＂嫌疑，认为刘晓波在很大程度上如当年的米兰。昆德拉一样，是以＂苦肉计＂的方式在与共产党合演＂双簧＂。而旅居德国的遇罗锦女士则干脆把刘晓波说成是一贯的＂投降派＂，认为刘晓波是经过共产党精密包装而即将被＂派出监狱＂的＂和谐大使＂，甚至锦女士一扫帚连《零八宪章》也扫到＂和谐大使＂的垃圾筐中去了。
的确，刘晓波这个人是有一些缺点，有些观点我就完全不同意，如他对杨佳的批评，对温家宝的批评，包括他当年对李泽厚的批评我都是很不以为然的（注：在大学时代，我完全接受刘晓波对李泽厚的批判）。但我总觉得瑕不掩瑜，俗话说＂金无赤足，人无完人＂，刘晓波作为人类中的一员，他的思想观点肯定也会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总体上讲，我认为刘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对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有着无上的爱情和恋情的，刘身上的某种叛逆性恰恰显示了他具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人情怀。如果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传统士人操守，他本可以在美国享受中产阶级的＂高尚生活＂，或者在党国体制内不断的＂汪汪汪汪＂，也能像北大教授钟哲明那样享受一种悠闲的犬儒文人生活。但是他没有，对祖国和人民的强烈爱情使他选择了一种从炼狱到炼狱的生活。数度铁窗也未能改变他对民主的热爱、对自由的向往，正如他在《我没有敌人》一文中向刘霞女士所深情倾诉的那样：
＂亲爱的，有你的爱，我就会坦然面对即将到来的审判，无悔于自己的选择，乐观地期待着明天。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决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
记得马克思在一片文章中曾写过这样的话：面对自己的坟墓，高尚的人们将洒下泪水（大意）。我没有见过马克思的坟墓，也很难为他的死亡洒下高尚的泪水。但刘晓波先生在法庭上陈述的这段文字曾无数次搅动着我的情感和灵魂。什么是人世间最美丽的爱情？这便是！这段文字不仅是晓波对刘霞女士的爱情诉说，更是一种超越时空、无疆无际的人类大爱。如果没有对这个国度和生活在这个国度上的人民的赤子之恋，这种诉说是发不出来的。各位请听——＂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面对马克思的坟墓，高尚的人们不一定会流下泪水，但面对刘晓波的这段文字，高尚的人们一定会肃然起敬，甚至泪水会不期然而然地洒在这春寒料峭的二月风中……
也因此，当＂海外同志＂将＂共特＂的标签或明或暗的贴在刘晓波的脸上时，不仅狱中的晓波会闻之心寒，就连我也有一种十分的震惊，因追求民主自由而被重判十一年大刑，却被怀疑成是米兰。昆德拉式的＂共特＂，这是什么逻辑？恐怕连周永康先生也会有一种兴奋莫名的惊诧吧……！
当然，这是从个人情感角度来考虑的。
从理性的角度考虑，只有没发生的事情，而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作为一种假设，刘晓波作为＂共特＂身份的可能性并不是完全不存在，但问题在于要拿＂证据＂来。到哪里拿证据，用具体事实说话，这对于＂多年关心中国民主＂的＂海外同志＂而言就是一个难题。就像有些人对＂过渡政府＂的某些人也持怀疑态度一样，关键是要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拿不出证据就妄断一个人的身份这恐怕不是负责任的表现。在拿不出证据证明刘晓波是＂共特＂的情况下，按照现代审判原则，只能做无罪推定，而无论从刘晓波的人生历程和奋斗历程观察，还是从刘晓波的当下际遇观察，说刘晓波具有＂共特＂嫌疑不是＂线圈＂出错便是别有用心了。
＂别有用心＂在哪里？
这就不能不谈到与＂和平奖＂有关的一些问题。
在＂海外同志＂对刘晓波的批评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所谓＂反对刘晓波被提名诺贝尔奖＂的所谓＂二十名活跃人士＂的《公开信》了。因为这封信不仅用了中文发表，而且用了英文发表；不仅写给中国人看，而且主要是写给诺奖评委会、美国国务院和议会、美国民主基金会、美国人权组织、欧洲议会、国际人权组织以及一些国际知名人士如哈维尔、达赖喇嘛、图图大主教等人看的，因而影响巨大，世人侧目。
众所周知，＂诺贝尔和平奖＂是国际社会现存的有关政治类的最高奖项，获得该奖项的绝大多数人是为人类和平事业做过巨大贡献的在世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或宗教领袖，具有极高的公信力。由于被提名获奖人士不仅自身既有成就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公开承认，而且会获得更多更大的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也因此，关于＂和平奖＂的角逐便成为国际社会年度一次的竞技场，各种人群都会把自己所选择事业的代表人物推向＂和平奖＂角逐场，以期自己的事业获得国际社会的更多关注和支持。
中国也不例外。
当然中国政府由于自己的极权主义性质是一贯地反对任何中国公民被提名＂和平奖＂的，就连胡佳被颁发＂欧洲议会人权奖＂，中国外交部也＂不＂了好一阵子。但七十年代以来，在中国民主化事业前进过程中不断涌现出来的顶级人物如魏京生、吴弘达、王丹、丁子霖等人都先后获得过＂和平奖＂提名，其中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便是两次判刑长达29年的魏京生先生。但遗憾的是在魏京生被提名和平奖时，也有人公开站出来搅局，结果魏京生数年来也只能是望和平奖而长叹。当然出来搅局的人也是具有一定身份的人，从自由与人权的角度讲，＂提名＂和＂反提名＂都是一种正常的表达权，应该无可厚非。但我总觉得这种＂我得不到，他也休想＂的搅局行为是缺乏大局意识的表现，是中国人早已闻名四海的长于＂窝里斗＂的表现，这也是海外民运长期乱纷纷、闹哄哄、一盘散沙的根本原因。它损坏的不仅仅是某个优秀人物的声望和资源，它更是对中国民主事业的一种极具破坏力和杀伤力的行为，是一种目光非常短浅的＂政客＂（politician）行为，而不是一种高瞻远瞩的＂政治家＂（statesman）行为！俗话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民主阵营内部的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自相残杀行为只能导致民运的衰败，而且这种残酷内斗的唯一赢家不是别人，只能是窃笑不已的共产党！
这一次，当众多的国际知名人士和国际人权组织共同提名刘晓波先生角逐＂和平奖＂的时候，一些人心里又痒痒的犯下老毛病了，他们左手拿显微镜，右手拿放大镜开始＂审视＂刘晓波，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这帮＂海外同志＂发现刘晓波身上存在如下这些不可饶恕的问题：
其一，粉饰美化现政权；
其二，刘具有严重的＂共特＂嫌疑，与共产党合作表演双簧戏；
其三，刘有严重的历史问题；
其四，刘没有干成多少事，因为他被判刑本身便说明了和平转型的民主＂幻想＂已经完全破灭，甚至《零八宪章》也已完全失败。
因为这四个问题的严重存在，这些具有充分话语权的＂海外同志＂就扯开嗓子四处呼吁，＂和平奖＂是绝不可以授予刘晓波的，因为刘晓波的道德形象太差，＂如果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给刘晓波这样的形象有缺陷的＇合作派＇代表人物，这将对中国人民争取人权、自由和民主的事业带来负面影响＂、会＂对中国民主运动起到误导作用和恶劣影响＂。
在这帮＂海外同志＂所开列的有关刘晓波的四大罪状中，前两点（粉饰论、＂共特＂论）我已经在前文做过回答，这里就不再重复了。现在来看一下后两点是否是＂真问题＂。
＂海外同志＂认为刘有严重的＂历史问题＂，主要证据便是刘晓波在8964问题上的错误表现，认为刘晓波在89年的表现不仅不够英雄，反而＂在全国联播的电视台讲话中，为中共在天安门广场的屠杀洗脱罪名、掩盖事实＂。的确，就刘晓波在89年的电视言论而言，＂广场没有死人＂的说法的确是帮了中共大忙，尽管当时的广场中心也许确实没有死人，也许刘晓波本人确实没有看到广场死了人，但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天安门广场＂的一般含义，在8964的特定背景下，这个＂广场＂实际上已经涵盖了整个长安街乃至整个＂北京城＂。正是从这个角度讲，刘在电视中的言论肯定是不合适的，它确实极大地洗刷了执政当局所犯下的惊天罪行，而这个电视讲话也让刘晓波在长达二十余年的人生长河中感到十分的不安、痛苦和耻辱，为了清洗这份客观存在的历史＂污点＂，二十年来，刘晓波过着一种不断抗争的生活，竭尽所能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大＂鼓咙喉＂，甚至因此在96年—99年还被北京当局处分三年劳教。但劳教过后，刘一如既往地以自己的方式推动着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并多次获得国际奖项。及至2008年底更是与张祖桦等人合作以大手笔推出了万民山呼的《零八宪章》，最终于2009年圣诞节被北京当局重处十一年大刑。
我总在想，因为人性的缺陷，没有人不犯错误的，这一点，耶稣基督是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的。重要的是犯了错误之后能够自觉悔悟，能够错而改之。为什么耶稣对迷途知返、失而复得的＂羔羊＂会特别喜悦呢？原因就在于迷途知返的＂羔羊＂会对＂真理＂有更大的信仰和见证。一个人犯了过失不要紧，只要觉悟了、悔改了，我们就不能像共产党那样老揪住小辫子不放。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刘晓波在89年的过失便耿耿于怀、小题大做，我们要看他的全局，要看他在整个前半生中的总体表现。我认为相对于刘在后来为中国民主事业所作的努力、贡献和牺牲而言，他在1989年的过失是可以＂粗线条处理＂的，如果要打比喻的话，其过失与贡献真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而就＂和平奖＂对受奖人的各种要素要求而言，我认为刘晓波是有足够的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崇高荣誉的！
如果像＂海外同志＂那样非要对诺奖人选进行吹毛求疵、小题大做的话，那么我认为许多已经获得过＂和平奖＂的历史人物都应该向诺奖评委会退还奖金和荣誉证书。
如1990年的＂和平奖＂得主是戈尔巴乔夫，如果按照＂海外同志＂的逻辑，戈尔巴乔夫哪有资格获得这种荣誉呢？因为戈尔巴乔夫长期混迹于反动透顶的苏联共产党，不仅依靠吃＂狼奶＂长大，而且自己就是一头大狼。谁都知道迫害持不同政见者是苏共的一贯传统，戈尔巴乔夫1952年就加入苏共，并一路春风得意、步步高升，1979年就爬上了苏共政治局，最后竟得到克格勃头子安德罗波夫的赏识才入主苏共总书记的位置。1980年1月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洛夫因抗议苏军入侵阿富汗而被苏共流放到高尔基并在此后长达六七年的时间里受到克格勃的严密监控，对于这件事戈尔巴乔夫虽然不负主要责任，但作为苏共政治局成员他显然也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同样，对于苏军入侵阿富汗的事，戈尔巴乔夫也应该承担一定责任，更何况戈尔巴乔夫当政初期，对持不同政见者的监控防范仍然是克格勃的主要工作之一，如果按照＂海外同志＂的＂显微放大法＂（先显微，再放大）去观照的话，犯有这么多＂历史错误＂的戈尔巴乔夫怎么能够荣获＂和平奖＂呢？根本不配！但1990年的＂和平奖＂就是颁发给他了，而且颁奖的理由理直气壮，诺奖评委会并没有因为戈尔巴乔夫曾经是苏联共产党的No。1及其显而易见的＂历史问题＂，就对他说
＂不＂！
同理，按照＂海外同志＂的＂显微放大法＂去观照，诸如萨哈洛夫、德。克勒克等人都是没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想一想吧，萨哈洛夫是苏联＂核工业之父＂，苏联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杀人武器就是由他一手搞出来的，而且至今威胁着整个人类的生存（包括威胁着中国人民的生存），怎么能把1975年的＂和平奖＂颁发给萨哈洛夫呢？这不是笑话吗？德。克勒克更可恶，一个在南非种族主义官僚体系里扶摇直上并曾直接担任南非内务部长及种族主义政党头子和种族主义国家元首的家伙怎么能够获取＂和平奖＂呢，难道他对曼德拉的长期被关押就不负道义责任和政治责任吗？有这样严重历史问题的人怎么还能够与曼德拉一起分享1993年的＂和平奖＂殊荣呢？但诺奖评委会也没有去理会＂海外同志＂的这些愤愤不平，而是痛痛快快地将＂和平奖＂颁发给了这些有着不同＂历史问题＂的＂历史人物＂了。
也因此，我认为部分＂海外同志＂以刘晓波所谓的＂历史问题＂为理由反对他获取＂和平奖＂的行为不仅是吹毛求疵，而且是大大的吹毛求疵了。
＂海外同志＂反对刘晓波获奖的第四个原因是他们认为刘被判重刑不仅说明了刘晓波的失败，说明了和平改良道路的失败，还同时宣告了《零八宪章》的破产。所以刘晓波是不配得到＂和平奖＂的。
这个结论就更加的有问题了，更加的经不起推敲了。
如果单纯地以某个重要人物的是否入狱为标准来衡量某个事业的成败的话，如果认为刘晓波入狱就宣告了和平改良道路走不通的话，那么非常推崇暴力革命的王炳章在2002年的被捕入狱，是不是也宣告了暴力革命道路也该偃旗息鼓了呢？是不是同样鼓吹＂暴力革命＂的＂过渡政府＂也应该就地解散或改弦更张呢？我想＂过渡政府＂的领袖们恐怕是不需要以这样的逻辑要求自己的，而且我也并不认为暴力革命道路因为王炳章的入狱就一定走不通了，可以继续试嘛，如邓小平曾经讲过的那句话一样——＂要大胆的试、大胆的闯＂，最好是要像王炳章先生那样拿行动说话，而不是只在大洋彼岸竭力的鼓吹这革命、那革命！
同理，如果《零八宪章》运动因为刘晓波的被逮捕判刑就被说成失败破产的话，我请各位先生赶快翻阅一下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变革历史。想当年，《七七宪章》公布后，哈维尔同年10月就被判刑14个月，没过两年，到1979年哈维尔又被当局二度判刑四年半——是不是因此就按照＂海外同志＂的逻辑宣布《七七宪章》运动失败了呢？感谢上帝，历史的发展并没有遵循这样的逻辑，《七七宪章》运动不但坚持下去了，而且还一直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看《零八宪章》，虽然刘晓波被判刑了，但签署《零八宪章》的有一万多人呢，截止目前还没有一个《零八宪章》签署人因为刘晓波被判刑而声明退出《零八宪章》。不仅没有人被吓倒，而且还有好多人逆流勇进——小女子刘荻等人还在刘晓波被判刑的第二天就主动寻找有关当局要求＂自首＂；春节前后更有五、六百名中国公民真名实姓的签署了《零八宪章》，以表示自己对当局的抗议、对刘晓波及《零八宪章》的声援和支持！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说明刘晓波的入狱非但没有宣布《零八宪章》走向失败，反而标志着宪章运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那就是将《零八宪章》所宣示的六项基本理念和十九条政治主张逐步结合到蓬蓬勃勃的公民维权运动中去，在此起彼伏的公民维权运动中开辟出中国民主事业的新纪元！
因此，部分海外同志对刘晓波的第四点指责也同样无法成立！
既然《公开信》所罗列的前述四点理由都站不住脚，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痛痛快快地推荐刘晓波先生为＂和平奖＂候选人，痛痛快快地促成诺奖评委会将这份殊荣颁发给狱中的刘晓波！
如此，则民主幸甚！
如此，则中国幸甚！
如此，则我们大家亦统统幸甚也么哥、也么哥！
关于中国民主化事业究竟是选择暴力革命的路径，还是选择和平改良的路径？我认为这是一个伪问题，是根本不需要争论的。社会与历史的进步是各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应该允许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尝试。愿意走暴力路径的我们不要反对，愿意走改良路径的我们也应该支持。无论是传统的民运形式还是现在的维权运动，无论是创刊办报还是结社组党，无论是法轮功、家庭教会还是宪章运动，无论体制内的开明派还是体制外的促进派，无论在朝还是在野——总之，只要认同＂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大方向，不妨都以自己所认可的方式放开搞、往大搞，弄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弄个齐驱并驾、条条大路通＂北京＂；既能日日＂攻卒＂，也能寻机＂将军＂，我想只有这样才会＂运动＂出中国民主事业的大气候、大格局！
在本文的最后我还想顺便对旅居德国的遇罗锦女士说两句。
锦女士在今年农历大年初一（2月14日）写出了几小篇令人大跌眼镜的文章，其中最吸引人注意力的论断是将刘晓波说成是经过中共当局严密包装的＂和谐大使＂，她对刘晓波的所有批评我想我在前文都回应过了，也就不再多论。这里只想就锦女士在文章中所作出的一个＂独断论＂式的结论在这里提出自己的一点不同看法。
锦女士在批评刘晓波的同时很武断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国内的人自然不敢说真话＂。这话让人听起来实在是非常不舒服——十分的不舒服。因为这个论断不仅反历史、反常识，而且一棍子将＂生活在国内的人＂统统赶到由于恐惧而要么沉默、要么说假话的圈圈里了。
的确，由于极权主义的高压统治，说真话确实会遭遇一系列的风险。被告密、被监视、被骚扰、被劳教乃至于被逮捕判刑的命运随时会落到每一个敢于坚持真理、敢于说真话的国家公民头上，也因此，无论体制内外、朝野上下都不乏大说谎话和假话的人，更多的不愿说谎的人则宁愿加入＂沉默的大多数＂行列，但纵然如此也难以得出＂国内的人自然不敢说真话＂这样的绝对主义结论。
如果我们不是过于健忘的话，我们一定还记得既就是在黑暗无边的毛太祖时代，也有无数的中国人敢于为民请命、敢于说真话，敢于为真理而斗争，如反右派时期的罗隆基、储安平，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张闻天，六十年代的林昭、张志新都是这样的人。毛太祖时代结束以后，第一个敢于站出来说真话的人便是魏京生，八十年代以后敢于站出来说真话的人就更多了，举不胜举。这里我只想举出两个人＂特殊人物＂的例子来说明遇罗锦女士的结论是多么的糊涂、多么的荒谬。
第一个＂特殊人物＂就是遇罗锦女士的哥哥遇罗克先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太子党们共同杜撰出了著名的＂血统论＂理论，说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为打击迫害＂黑五类＂子女制造所谓的理论依据。作为＂黑五类＂子女之一的中学生遇罗克明知红色对手超级强大，还是勇敢地著作了《出身论》，并通过地下渠道油印散发，对反人权的＂血统论＂做了针锋相对的批判。案发后，作者和林昭、张志新等人一样，誓死捍卫自己的思想立场。遇罗克曾说过这样的话：＂加入假如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见遇罗文《我家》），他以生命捍卫了真理——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当局枪杀。请问锦女士，令兄批判＂血统论＂难道不是在＂说真话＂？难道他不是在毛太祖统治下的北京而是在＂自由女神＂守护下的纽约写的这论文、说的这话？赶紧仰望星空吧，我敢说现居天国的令兄是不会对你的如此＂妄语＂打＂？＂的。
我要举的第二个＂特殊人物＂不是别人，乃是遇罗锦女士本人。
说心里话，我对遇罗锦女士一向是非常尊重的，不仅因为她有那样一位令人敬仰的哥哥，还因为遇罗锦本人也是敢做敢为并在特殊年代敢说真话的一个典范。遇罗锦敢说的最著名＂真话＂不是有关政治方面的内容，而是涉及个人婚姻问题的《一个冬天的童话》。
《童话》发表于1980年的《当代》杂志第三期，在当时社会风气还比较纯朴、人们视离婚、婚外恋、第三者为洪水猛兽的情况下，锦女士在《童话》里以纪实文学的手法比较详尽地公布了自己的婚姻家庭状况，尤其是遇罗锦在文中不仅承认了自己的婚外恋情，而且对这种第三者插足的事情做了充分肯定和赞美，这在当时不仅需要足够的勇气，而且在同时代的女性群体里恐怕再也无出其右者。也因此，《童话》发表后不仅在民间引起强烈反响，也引起了官方的特别注意，结果在有关方面的干预下，不仅《当代》杂志社准备给《童话》颁奖的计划破产，而且官方的新华社在《内参》杂志上还公开发文谴责遇罗锦的私人生活。
话到这里，我想锦女士对发生在青春时代的这段历史自然是不会忘记的。我想问的问题是：难道因讲真话并引起轩然大波的《童话》一文是在德国的莱茵河畔写出来的？难道那篇歌颂爱情（尽管是婚外恋）的报告文学不是在国内发表的？如果答案相反的话，那么又该怎样解释＂国内的人自然不敢说真话＂这样的结论呢？真是上对不起自己的英雄哥哥，下对不起自己的青春年华，远对不起包括刘晓波、高智晟在内的因说真话而入狱的国内同胞，近对不起因说真话而与自己一同流亡异国他乡的朋友们和同志们……
也因此，我建议尊敬的遇罗锦女士明智地收回自己的谬论，并同样明智地向敢于在国内说真话的同胞们表示一下歉意。请一定记住，既就是在最最黑暗的年代，都一定会有敢于说真话、敢于坚持真理的人们——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2010。3。6。凌晨3：36于北京）
余杰：刘晓波早已走出了谏言路
——就《刘晓波的谏言路走得通吗？
曹长青先生是我一直很尊敬的一位师长，是华人世界中极少数的在美国政治学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和共和党人。这些年来，他对盘踞欧美的大学和传媒中的西方左派的凌厉批判，对根深蒂固的中国的大一统思维模式的解构，在华人文化圈中堪称空谷回音。我十分敬重这位真正的＂右派＂，我的《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和《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两本着作，都曾经请曹长青先生为之作序。但是，最近我读到曹长青先生的《刘晓波的谏言路走得通吗？》一文，却无法认同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故而撰文与之商榷。古语云，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当然，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自己完全掌握真理，我们只是努力向真理接近。
刘晓波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中离＂谏臣＂身份最远的一个人。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撰文批评李泽厚一举成名之后，他始终是一名独立不羁、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像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孙悟空一样，其人格形态迥异于彬彬有礼、乡愿虚伪的中国文人士大夫，即便在八十年代的改革派知识分子群体当中也让人侧目。最近，李劼发表了一篇文章，生动地回忆了在八十年代文学会议上刘晓波的表现。当时，身为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刘再复，是少数与高层有联系的开明派文化人，以显赫的官方身份自诩，主持会议时免不了要打官腔。刘晓波不能忍受此种官场文化对文化学术界的侵蚀，遂抢占话筒而滔滔不绝地发言，让＂文艺沙皇＂虽然尴尬却无计可施。由此细节可见，刘晓波的处世方式绝非中国人习惯的温良恭谦让，早在那个时代便显得如此惊世骇俗、特立独行。
八十年代，在胡耀邦和赵紫阳主政期间，知识界的诸多名流都与高层有着良好的互动关系。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纷纷加入体制当中，试图推动体制内的政治改革。其中，尤其以赵紫阳时代的体改所为代表。即便是曹长青先生，当时也供职于朝气蓬勃的《深圳青年报》，在经济改革前沿的深圳，利用相对宽松的新闻控制，在官方媒体上为改革鼓与吹。所以，在那个时代与体制有种种联系，并非道德上的瑕疵。有时，在体制内反倒能起到体制外起不到的作用。然而，即便在那个时代，刘晓波与体制亦保持相当之距离。他从不忌讳发表那些遥遥领先于时代的言论，比如中国应做三百年殖民地等等，根本就堵死了通往仕途的道路。可见，除了拥有北师大讲师的身份之外，他对任何体制内的地位都没有太大的兴趣。
八九之后二十年，刘晓波更是与体制决裂，成为像一根鱼刺一样让中共难受的、坚持生活在国内的＂持自己政见者＂。他相信，那个鲁迅所说的＂活的中国＂、＂带着血的蒸汽的中国＂，不在庙堂，而在江湖；不在已经被＂六四＂屠杀吓破胆的知识精英当中，而在自由意识逐渐觉醒、奋起争取有尊严的生活方式的民间社会之中。五年前，刘晓波在劳改基金会出版的《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一书，便是对这一立场最为完整的阐述。他与日渐强大的民间社会一直保持着血肉般的联系。与之相反，这些年来，在海外流亡者群体中，仍然有不少人试图重新获得当年的帝王师和谏臣的身份，常常以＂有某种特别渠道＂与高层保持联系为荣，甚至中共使馆的官员请吃一顿饭也成为显摆的谈资。当胡温上台之时，不少人为＂胡温新政＂抱有美好的憧憬，甚至撰文吹捧之。刘晓波却从不向权力低头，他是最早撰文指出胡温新政是色彩斑斓的肥皂泡的政治评论家之一。我记得，当时包遵信先生因为太厌恶江泽民了，对胡温的＂改革计划＂抱有一线之希望，建议我们暂时不要撰文批评胡温。我们在一家餐厅吃饭的时候，刘晓波还专门与包老师争论此问题。虽然他一直都很尊重包老师，但在对胡温的看法上，他却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他对胡温从来没有过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二十年来，刘晓波参与和组织了多次签名活动。他既是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政论家＂，也是一名人权活动家和组织者。他自己写作的文章，常常毫不畏惧地点名批评毛、邓、江、胡，正如此次判决书中引用的那些文字，无不对中共的本质有入木三分的评述。刘晓波虽然生活在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却像哈维尔所说的那样，＂假装＂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以自由人的心态和精神展开思考和写作。与个人写作有一定的差别，刘晓波从事群体性的人权活动，比如起草或组织签名信，则尽可能地让观点和语气变得温和、平实，以争取更多人士的支持与参与。因此，他在不违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尽量作一定程度的妥协和退让。这两种有差异的角色如此完美地融合在刘晓波的身上，而这＂两个＂刘晓波在今天的中国所起的作用都是独一无二的。尤其是后一身份，更是非刘晓波莫属：能够与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和各类活动人士都有良好的互动和密切的联系的，除了刘晓波之外，偌大的中国还真找不出第二个人选来。我想，这也是当局如此害怕刘晓波，一定要将他逮捕入狱并判处十一年重刑的根本原因所在。当年，中共的刽子手们宣称，六四的大屠杀可以换取二十年的稳定；如今，他们则自以为是地相信，囚禁刘晓波，便可以获得未来十一年为所欲为的资本。
如果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待《零八宪章》的文本，就不至于像曹长青先生那样过于苛刻了。刘晓波不是《零八宪章》的最早的起草者，当他介入此事件的时候，该文件已经有了一个初稿。刘晓波为此文稿提供了一些个人的意见，更为重要的是，他将这份文件传播给若干有识之士，向他们征求意见。徐友渔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当初刘晓波就曾向他征求意见，他也细致地给出许多意见来，这些意见大都被刘晓波吸取了。所以，我相信，刘晓波本人并非完全认同《零八宪章》中的条文，比如他对西藏、新疆和台湾问题的看法，就比宪章最后的定稿要＂激进＂（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正确＂）得多。但这份文本为了争取更多人的签名支持，只能取一个最大的＂交集＂。曹长青先生在文章中论及的＂修宪＂不如重新＂立宪＂的看法，其实我与刘晓波、王怡等人早就讨论过。我们看到了现行宪法本身的致命缺陷，认为与其在这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伪宪法＂的基础上修修补补，还不如推倒重来，为未来之民主中国起草一部崭新的宪法。但是，这一思路最终并未得到更多朋友的认同与支持，我们只好暂时放弃之。再比如，刘晓波与我一样，都是英美式的保守主义的支持者，反对欧陆的大政府和福利制度，但我们无法在宪章中完全贯彻这方面的立场，宪章中对福利制度的憧憬是我们不能完全认同的。这样的结果，不是我们对自己的立场坚持不够，而是为了完成一份公共性的、历史性的文献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份相对平庸的《零八宪章》——《零八宪章》毕竟不是先知式的宣告，而是显示这个时代中国独立知识分子和追求民主自由的民众的平均水准的＂大锅菜＂。
所以，《零八宪章》中提出＂修宪＂的建议，而不是＂立宪＂的宣言，并不表明这份文献是一份向当局的＂谏言＂。曹长青在文章中批评说：＂＇谏言＇这种思维方式和做法，别说中国封建统治几千年，共产党专制六十年，六四的鲜血淋淋还没有把连下跪谏言都遭砍头的事实说明白吗？难道还需要刘晓波再做十一牢才明白共产党的本性吗？＂这一批评并不符合亲身经历六四屠杀、痛定思痛的刘晓波在这二十年来一贯的言行，也不符合《零八宪章》的宗旨与愿景。刘晓波并不像帝国时代写折子的大臣或中共时代写内参的＂文胆＂那样，心中有一个潜在的读者，那就是＂今上＂。他从来就没有设想过要让胡温及其它中共高级官员接触到《零八宪章》并作出正面回应，甚至为了有这样的结果而不惜让宪章的文本投合胡温的胃口。相反，他早已对参与和组织宪章活动的严峻后果有清醒的评估：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很认真地对妻子刘霞说，我万一出事，你又要自己照顾自己了。由此可见，在刘晓波心目中，《零八宪章》的读者，乃是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签名活动超越了此前所有签名最大的共同点——即局限于精英知识分子阶层之中，这次签名活动深入到了各种不同的阶层和人群之中，比如有大量的上访者、经租房业主、工人、商人和大学生等，都毫不畏惧地在这份卑之无甚高论的文件上签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如果这份文件是＂谏言＂，他们一定不会签名的。
我个人认为，曹长青先生对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看法出现一定的误差，是因为他长期离开中国大陆，对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社会的变化和现实的复杂性有所隔膜。这才使得他在评论美国的政治和文化的时候游刃有余，而在论述中国本土的问题的时候不免显得粗糙与单一。国内外都有少数鼓吹暴力而自己从不亲身实践的＂革命家＂，一直在恶意攻击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反革命本质＂，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中国的民主化有害无益。而曹长青先生与他们根本不一样，他对刘晓波和《零八宪章》所持之＂异议＂，乃是思想与学术范畴的真诚讨论，与追求臆想中的＂权力＂和争名夺利毫无关系。所以，我愿意撰文进一步阐明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基本立场，以便让曹长青先生和更多的朋友能够与我们求同存异，站在各自的位置上为中国的民主化尽一份心力。
二零一零年二月十四日，农历大年初一
四川成都
旁观者昏：理解刘晓波
2010-03-19
我对宣示敌人不敌人的没有那么敏感，刘晓波过去是比较温和的大家都看得见，所以他被抓得晚了些。在地震，奥运，以及杨佳问题上的立场也是比较明显的。比如不要添乱，和原始正义说等等。他说这番话和他一向观点的反差也不大，尽管没有一条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是当胡佳在奥运之前被抓起来，他说的一些话，例如中国的人权状况没有变好，也没有变坏，等等，让我十分失望。好歹胡佳也算是个原来的哥们儿吧。你说刘其实什么都不是，我也就没有这个要求不失望了；你说他万众瞩目，我这个要求也就不高了。他的朋友们可以为他挑一个，无论什么我都能理解。但是不宜什么场合合适就用什么。
我对于刘晓波关于监狱的说法最初是很不以为然的。记得当时AOPS和任兄雯颐也感到诧异。我觉得说得太多了，篇幅太大了（不信者可以去看看占全篇的篇幅，数数字数），毕竟这是一份类似受刑者面对宣判的宣言一样的东西。其中一部分语言，怎么说呢，我觉得糖分实在是太高了，不同意的可以再去读读，楞说读不出甜味，我以为属于味觉特殊。当时心里没有想明白，后来任雯颐兄以为别人是在造谣，我告诉任兄可能不是谣言，他也无语。任兄仁厚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说什么，还是继续为刘晓波说了不少好话。
不过认真想想，还是可以理解的。我想起索尔仁尼琴在狱中的一件往事。监狱里由于虐待犯人，暴动了。镇压之后，狱方也准备作些管理上的改变，于是开始在犯人那里听取意见。老索何等敏感之人，心里当然十分愤怒，他承认本来打算在表述自己意见的时候从头说起，这个头自然会直指这个制度，但是转而一想，这样做的代价太大了，起码大十一张(加十年刑！)。最后，老索权衡厉害，也只好低头，就事论事地说一下，伙食啦，工作时间什么的。所以，还是要看场合，即便是老索，也有低头言不由衷的时候，尽管我们都知道索氏比较著名的一句话是：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还要重。
我自己有没有言不由衷的时候？岂止是有，简直无日无之。一方面是教化使然，另一方面是厉害使然。教化要你考虑场景，厉害要你知道进退。并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从头说起的。刘晓波对监狱的赞扬，从个人经历角度说来或许是真话，但真话和真话的分量是不一样的，在真话里挑出来的真话，就把真话打了折扣，这个折扣，谁都可能打，老索迫不得已也要打，难道说伙食，工作时间上的问题不是真话吗，是真话。但是老索知道并承认那是打了折扣的真话，折扣在和大十一张做了衡量比较以后对消了，两者都看不见了，如果老索自己不说，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也未必会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老索，我因此不会拿＂说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还要重＂去难为老索。我看到很多的人为无敌论辩护，我只看到很少的人为刘晓波监狱情况陈述辩护。其实辩护也可以，说英雄低头就中，多说别的，没有什么意思，低头了也仍然可以是英雄。当然老索和刘晓波还是有区别，老索不夸监狱，最多是不说太难听的，而且坦白自己的难言之隐。这方面刘晓波其实做的也不错，在过去的忏悔中对自己以前的过失也做过检讨，说不定出狱以后会像老索一样讲出原委。
坐监狱就是坐监狱，即便是五星旅馆的监狱也是监狱。监狱是囚犯自由的敌人应该大致不错，起码对我这个旁观者说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刘晓波11年徒刑才刚刚开始，也许他不需要坐这么多年，也许他会得诺贝尔奖，也许我们还能及时得到他在监狱里的第一手文章，他的监狱生涯和别人很不一样，等等。但无论如何他是在坐牢，他不该坐这个牢，是那些早该坐牢的人把属于自己的牢房硬推给他了。他的荣誉是以自由作为代价得到的。个人动机虽然是旁人可以审视或猜测的东西，但常常做不得数，只有公开的言论才作数，其它的做不得数的只好放弃，最多可以作为一个疑问放在那里。公心私心这事儿最容易上口，却也最容易没有着落，不宜纠缠在这里。本来社会活动人士就是＂公私合营＂，碰上一个大公无私的，既让人难以相信，也让人敬而远之，最后大半又都是假货。刘晓波写了不少文章，我觉得写在地震之前的不少文章都不错。08宪章也是好东西，对我说来，加几句，减几句，都行。总归表示的是一个要求中国进步的严肃的态度。有人觉得不够激烈，我觉得是风格，个人定位决定的。
我肯定刘晓波的贡献，但我承认的确不能总跟得上刘晓波。很难说是因为不大了解他，误解了他，还是因为他的一群朋友做的一些事情。有人如果指责我说你在哪里，人家在监狱里，说得也不错，这正是我的顾虑使得以前他在监狱之外时我也不曾说过他什么。我自己也相信民主是通过各个阶层持有不同观点运用不同方法才能实现的。但有些事情还是值得检讨的，倒未必是刘晓波一个人应该承担的。例如，他在一些混帐朋友那里有无庸置疑的影响力，但是这些让人很看不惯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并且发生在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里，在这段时间里他一直是很活跃的。如果不是因为08宪章，这种事看来还要继续下去。但是现在既然共产党因为08宪章把他送进了监狱，判以重刑，对他的苛责就使得我们会像他的那些混帐朋友一样了。
希望看到善意的讨论，不是吵闹中把帽子扣在人家身上就算齐活。这个坛子上不乏讲道理的好手，这里确实有许多涉及原则的问题值得讨论，但是取短替长，本事就打了折扣，伤了讲理的气氛，以后就什么都听不进去了。
左晓环教授：刘晓波背后是共产党因素小骂大帮忙
——原标题：写给为刘晓波辩解的人（续）
左晓环回应该文所引发的误解
四川维权人士左晓环于3月6日在看中国网站上发表一篇标题为〈写给为刘晓波辩解的人——左晓环对看守所、劳教所虐待的控诉〉的文章，该文透过左晓环自己被关押的经历，传达他对刘晓波提及中共监狱＂人性化＂的质疑。该文经一些网站转载后，有人提出左晓环曾经签署过《08宪章》，怎么会写文批评刘晓波，而认定该文乃有人假冒左晓环名义所发，针对此一说法，看中国记者采访了左晓环。
左晓环表示：他发表那一篇文章是希望揭露看守所、劳教所的黑暗，透过自己的遭遇让大家对刘晓波所言北京看守所＂人性化管理＂进行深思。
左晓环认为刘晓波在狱中竟然能发表《我的最后陈述》一文是不可思议的事，他说：＂黄琦被关连律师都见不着，在狱中的刘晓波能发表东西，背后一定是共产党的因素。＂此外，他表示自己并非批评刘晓波，而是批评共产党利用刘晓波那篇东西有意的制造分化与假相。
虽然有人告诉左晓环这时候不应该批评刘晓波，但左晓环表示自己发表该文不是旨在批评刘晓波，而是揭露中共的虚假面具，他分析，在狱中的刘晓波能发表文章，体现出这样的背景：
一、看守所根本不可能带东西出来。这是第一个疑问。带出来的东西全部经过共产党的审核，没共产党的审核带不出来。共产党故意让他写，他的文章估计都是经过共产党警方看过的，然后发表出来，让刘晓波为中共背书，说中共的人权有进步，刘晓波两次被共产党利用了，第一次是在89年六四，刘晓波讲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对普通学生能起到欺骗的作用，能够迷惑一部份人。
二、他就是共产党的一种计策。共产党的分化，对刘刻意的优待，一般警察不可能对异见人士优待，这也是上级的安排，对他进行优待。我本人所遇到的警察，从来不会这样的。很多警察都是威胁、恐吓、殴打。高智晟、胡佳他们都受到殴打。在很多异见人士当中，我所遇到的都遭到殴打，都遭到辱骂。
三、刘的那一篇陈述是被共产党所利用了，刘晓波以及他的妻子刘霞都上当了。我认为抓刘晓波是肯定错误的，他也是言论上表达的一种自由，他也是无罪的。我也签名，要求释放刘晓波，我还是呼吁中共释放刘晓波，我还是谴责中共。我反对他的那一篇陈述，是反驳共产党的宣传，说什么中共人权进步、人性化管理，这些我认为是假话。
基于上述的原因跟理由，左晓环认为为刘晓波辩护的人，事实上是在为共产党辩护，同时落入了共产党的陷阱中。他推断他们，可能想受到招安，就是小骂大帮忙的形式。
对于刘晓波该文引起的影响，左晓环认为虽然是影响了一些还希望从体制内改革的人，但对于那些对中共有清楚认识的人，基本上没什么作用，他说：＂很多朋友都对刘晓波很有意见，有一个朋友就表示：不能说你受到优待了，就证明整个都受到优待了。很多人都认为他被共产党利用了。＂
对于自己签署过《08宪章》一事，左晓环表示：＂我对《08宪章》本来就不是全部赞同，他温和的观点我不赞同＂，他不认同透过中共改革而达到中国民主，他说：＂你不可能希望狼变成羊。＂他认为中国未来只有走向多党制及彻底的民主化，才有可为。
左晓环是原四川省乐山师院教授，曾在八九＂六四＂期间参与学运，被扣以＂反革命煽动罪＂逮捕入狱，2006年被四川乐山师范学院以宣传退党、发表反对执政党言论、参加中国泛蓝联盟为由开除教职，并判处两年劳教，2009出狱后，于9月15日被＂和谐＂到三台县公安局当门卫，10月27日国庆后又被公安局辞退。目前生活无着落。
附：
来源：《看中国》记者杨逸凡采访报导
刘晓波你就不能不说谎？——四川教授左晓环写给为刘晓波辩解的人
【阿波罗新闻网2010-03-07讯】
左晓环
我是维权人士左晓环，于2006年9月5日被乐山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刑事拘留，关押于乐山市看守所，同年10月被乐山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劳教两年，10月9日押往四川省沙坪劳教所关押，2008年5月29日获得自由。
在关押期间，我受到看守所、劳教所警察的虐待，警察除了自己辱骂、体罚我外，主要指使牢头狱霸对我进行殴打，而这些牢头狱霸由于受警察的指使，＂奉命＂进行殴打，格外残酷。具体事实如下：
（1）2006年9月13日晚7点过，乐山市看守所2号监舍的牢头用鞋子对准左晓环的脸部猛抽，左晓环的脸当场被打肿，昏迷过去，后来因为该牢头＂管理左晓环有功劳＂，被监外执行（原来被判处5年半），左晓环在提审中向乐山市公安局投诉，警察吴畏竟然认为＂这是管理手段、以毒攻毒＂，并威胁左晓环＂在里面要听话＂
（2）2006年9月26日下午4点过，左晓环被调换到6号监舍，遭到牢头殴打，牢头命令左晓环蹲下，用肘子对左晓环的背部猛击三下，称＂这是吃贝母＂，接着用拳头对准胸部猛击三下，称＂这是吃穿心莲＂，警察吴畏后来称＂左晓环的生活很好，有补药吃＂。
2006年9月5日至2006年10月9日在乐山市看守所关押期间，其它在押人员睡床，左晓环每天晚上只能睡水泥地面，地上相当潮湿，甚至有1毫米的水，乐山市公安局拒绝将左晓环的铺盖等物品送进看守所，左晓环只能和衣而睡，后来命令左晓环高价购买看守所的劣质黑心棉，乐山市公安局警察吴畏称＂你左晓环还可以嘛，不缺水，全国很多地方都在抗旱呢＂！
（3）、2006年10月9日，左晓环被押送至沙坪劳教所关押，沙坪劳教所奉行＂以教治教＂的政策，即劳教所任命心狠手辣的劳教学员（这些人多是吸毒人员，极其残暴）担任＂室长＂、＂值班员＂，行使警察部分权利，可以对其它劳教人员任意殴打，过去常有劳教人员被打致死的事件发生，左晓环到了沙坪劳教所后，也遭到了这些警察任命的＂室长＂、＂值班员＂的殴打，最为恶劣的是2007年6月23日上午，沙坪劳教所＂值班员＂宋光彬把左晓环打的头破血流，左晓环向警察投诉，警察竟然包庇凶手，说＂不使用这些手段，劳教所没法管理＂，当左晓环提出抗议时，警察竟然命令左晓环每天站巷道＂反省＂，＂值班员＂宋光彬藉机报复左晓环，对左晓环谩骂殴打，宋光彬因为＂管理其它劳教学员有功劳＂被劳教所提前5个多月释放。
（4）由于左晓环拒绝向劳教所一位姓高的副队长＂进贡＂（送钱，一般在1000元以上），这位副队长延长了对左晓环的关押，本该5月27日出狱的左晓环，因警察的恶行，推迟到5月29日才获得自由。
刘晓波看一看，这就是你说的监管场所的＂人性化管理＂真实写照。所以说话要真实，不能说假话，你刘晓波被优待，我们受到迫害，你就不能说谎。
上面控诉是左晓环针对刘晓波于09年底发表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一文，有感而发的文章，他表示：＂刘晓波在说谎，刘晓波说北京看守所＇人性化管理＇，我的遭遇可让大家深思看看。＂
左晓环说：＂写出这些经历，是希望为刘晓波辩解的人可以了解真实的情况，我在劳教所、看守所的经历，现在想起来都恐怖，经常做噩梦。我原来不打算写，现在写出来，就是要揭露看守所、劳教所的黑暗。＂
左晓环原四川省乐山师院教授，曾在八九＂六四＂期间参与学运，被扣以＂反革命煽动罪＂逮捕入狱，2006年被四川乐山师范学院以宣传退党、发表反对执政党言论、参加中国泛蓝联盟为由开除教职，并判处两年劳教，2009出狱后，于9月15日被＂和谐＂到三台县公安局当门卫，10月27日国庆后又被公安局辞退。目前生活无着落。
飞鸿黄：刘晓波强调的是广义上没有敌人，不是个人层面
只看第一条（注：指下帖）
作者：飞鸿黄
刘晓波强调的是广义上没有敌人，不是个人层面，更加不仅仅是个人观点。一个人表达个人观点，是不会说我个人没有敌人，我没有仇恨，因此可以降低以暴易暴的风险的。他一个人以暴易暴什么？奉劝那些把刘晓波没有敌人的当作只是个人观点的多想想，多看看刘XX本人的话再下这个结论，再心急辩解。
当然他有表达个人观点的权力，别人也自然有批评他观点的权力。所以即便是个人观点，既然当众发表，众人也就有了批评的权力。这点上如果有疑问，那么别人在论坛上面发表个人看法，为什么还要被拥刘派批评呢？公开宣布捐款的还要被跟踪审查呢，公开宣布无敌却变成了个人的事情。拥刘派把刘无敌观点置于个人私域，要冒一个风险，就是刘的观点如果只是个人观点，并不是政治宣言更加不是政治理念，即便是宣言理念是他个人的宣言和理念。这样就和公共领域里面的零八宪章割裂开来，两者不能够相互结合相互印证。不能一说到好处要为零八宪章表功的时候，无敌论就出来变成刘晓波一贯思想，一说无敌的坏处，就变成他个人的事情。一鸭不能多吃，要先界定好他发表出来的文章，到底代表什么。刘XX不是一只鸭子，不能又烤又焖骨架做汤鸭皮卷饼。
对于刘的观点有点感想。因为刘XX要从人性的角度消灭仇恨化解仇恨。这早已经超出了普通对于没有敌人拥刘派的解读。这是改造人性工程，例如毛泽东改造人性中自私工程的延续。如此宏愿要改造人性的，早已经超出了中国国内政治的范围，甚至超出了地球的范围，已经包括了整个宇宙——即外星人来攻，刘XX也要没有仇恨，化解仇恨的去无敌。这种要消灭人性中仇恨的刘派无敌思想，不知道应该说是惊天动地的幼稚，还是骇人听闻的愚蠢。
(另附上一贴）
（维权网信息员夏雨报道）上周五（2月26日）尚宝军律师到北京第一看守所内看望了刘晓波，刘晓波很关注监狱外面的情况，据刘晓波讲，他还没有接到究竟到哪个监狱服刑的通知。
对于20位活跃人士反对他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公开信，刘晓波表现很泰然，认为有不同的声音这也是很正常的。对于自己的最后陈述――《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刘晓波认为
一、强调没有敌人，是广义的，不是指个人的敌人，而是要从人性的角度消灭、化解仇恨，以此降低以暴易暴的风险。因为纵观历史，通常是暴力革命的成功必然会带来下一次的暴政。
二、针对个人来比较，从20年前被关监狱到现在的监狱，是纵的比较，并没有代表其它方面和个人，主要是相对于自己89年至91年的监狱生涯和96年至99年被劳教教养而言。和那时相比，不管从司法上还是从监狱的待遇及管理上都有进步。
三、无论法庭怎样判决，自始至终都在强调自己是无罪的，不管怎么样都会坚持这一观点。相对于法庭对胡佳、高智晟的审判，刘晓波被审判的所有信息都得以公开，包括自辨在内。
刘晓波表示如果有机会要特别感谢罗马尼亚籍的德国女作家、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女士，因为在看守所内偶然看到了《北京日报》上对这位女作家的介绍文章，这让他感到很亲切。
最后刘晓波说感谢所有关注他的各界人士和朋友，对于能够被提名诺贝尔奖，他感到非常荣幸。
病中，仅答路可见：反刘晓波还是反共
张三一言
病中，不能多写；仅答路可见。
第一，我不反对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没有仇恨＂。这是他个人选择观点的权利。我反对的是刘对共产党涂脂抹粉，把人民公敌当作亲友；把极权恶行视为进步；把践踏人权视作以人权进行管治……一个公众人物，特别是被视为政治领袖的人物，对共公领域的共公事物的评论绝对不能视作纯个人观点，更不能以个人观点为理由拒绝他人评论。现在没有敌人派的手法就是把人们对刘晓波作为共众人物发出的有关公共领域内的公共事物的观点评论扭曲成为批评攻击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没有仇恨＂个人观点。
第二，批评刘晓波观点并不等于批评刘晓波个人。现在的无敌人派故意把批评刘晓波在公共空间发出的公共观点误导为批判刘晓波个人、反对刘晓波个人、攻击制晓波个人，以藉此挑起人们对有敌人派的反感情绪。
第三，我已经多次重复申明：我反对的不是刘晓波，而是打着刘晓波旗号，以为刘晓波辩护为理由的＂没有敌人论＂。我反对的不是＂我没有敌人＂观点；我反对的是＂没有敌人＂观点。我强论的是这个人类世界客观上存在敌人，而没有敌人派则说现今的人类世界没有敌人。还有更荒唐的是甚么民主派没有敌人、民主没有敌人……
没有敌人派故意把＂没有敌人论＂与＂我没有敌人＂混淆起来，在混淆中为没有敌人论作诡辩。
我所谓的敌人，我之所以强调有敌人，目的就是指在今天的现实政治世界中，有敌人，这个敌人就是极权者实恶行者共产党！
我到底是反刘晓波还是反共？请各位看官自行判定
张三一言20100319
张三一言发起对你敌人中共的进攻，刘晓波不是你的敌人！2010-03-17
如果刘晓波是张三一言的敌人，请你明确地指出。如果您不能明确地指出刘晓波是您的敌人，就应该放弃对刘晓波的攻击，因为你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超出了理性讨论的范畴，大有对刘晓波进行敌意攻击的企图，否则如何解释你放着将刘晓波判重刑11年监禁的中共不批，却一连几个月的时间很批受害人刘晓波？难道你的敌人不是中共而是刘晓波吗？
路可见张三一言的敌人到底是中共还是刘晓波？2010-03-17
僵化思维：你批评刘晓波就是否定刘晓波
张三一言
你肯定刘晓波就不能批评刘的观点理论了？
刘晓波的本质就是以私心为基点（私心从刘对异己者攻击可见），以奴性表演作手段，用没有敌人的无厘头观点以感化共产党。观乎前刘与后制表现，加上08共大作，此人前是有敌人论者的坚定反共者，后是用諌求改变共产党。但总体还是要改共而非附共，所以总体就应肯定。
人是复杂的，正确全面看一个人是既看到其正面也看到其负面，有一分正的就肯定一分，有一分负的就否定一分；既不以一分正就视之为全正，也不以一分负就全否定。僵化思维表现在，人是非白即黑的，你肯定了某人就不能再批评某人，还有你批评某人观点就是全面否定某人…刘晓波胡平等人并非完人，并非非黑即白的单质人，是与任何常人一样是多面体；即可以批评也可以肯定。
就目前政治现实而言，刘晓波的作为在客观上是弊多于利的。这就是批刘必要的理由。
我对刘晓波评论极少，占百分之九十以以批评的是与制无关的扯刘作大旗的没有敌人论。这场争论已经扩散及全国评论界，远未结束──风物长宜放眼量。想有志气和勇气与人争论的，请在这个战场上较量，请不要扯刘晓波虎皮作大旗，不求说理只求吓人。
20100320
张鹤慈写了下面文字的张三一言，还说是对事不对人和他肯定晓波2010-03-20
张三一言刚刚说的话。
若因争论而否定对方，若因观点争论而把情绪转入对人不对理，进而否定人，这是不健康的现象。基于我这个认知，我一直认为也坚持，刘晓波、胡平、你等与我有观点不同的人对中国民主住程有贡献的人
张三一言几天前说的话。
【刘晓波对极权驯服表演是基本的，这是刘本性决定的。你我视为无恶不作的极权，在刘心中是优雅文明进步和把人权作为管治原则的善性统治者，他这一认知，不但蒙害了不少善良的中国人，同时也蒙骗了他自己。于是，人复杂的另一面──他的领袖欲驱使，遂令他从这个被自己蒙骗了的善性观念出发，对形势作出估测：求諌式的08宪章对善性统治者来说是可以兼容的，发表它，应在安全范围内，不会有危险。但是，问题就出在，他所面对的，他认为是善性的朋友政权，事实是极端恶性敌人政权；就是容不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宣称的温和与亲善。这就是十一年严刑悲剧的由来。
这一悲剧震醒了不少在温和改良迷梦中的中国人，但是，刘晓波的支持者仍在做梦：从有敌人与没有敌人大争论中，可见这班人的心态。
出现刘晓波，表明中国知识精英内心深层的奴性极之稳定和深沉。外国知识分子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对专制反抗；中国从士大夫到今天知识精英是用各自方式表现驯服。好在也不是全部中国读书人都是这样的
中国离民主有多远？刘晓波们有多少，可作为一个参照数。】
王希哲的＂中共阵营第九个花瓶党＂高论
张三一言
[一]、王希哲＂与你什么关系＂的高论
王希哲很受用＂与你什么关系＂来反对别人对某人某事某观点发表意见。例如他批说徐水良：＂就算人家愿做＇中共阵营第九个花瓶党＇也是人家的事，人家的权利，与你什么关系，没人要你去做，你＂揭穿＂什么？＂
这是实际是第一个王希哲反对第二个王希哲。人们可以用王之矛击王之盾。＂ ＂就算人家批评＇中共阵营第九个花瓶党＇也是人家的事，人家的权利，与你什么关系，没人要你去批评，你说这这些话做什么？＂
[二]、＂中国民主化启动的第一步可能还真从＂第九个花瓶＂开始＂高论
王希哲的理由：如果出现第九个花瓶党，就表示中共终于不得不让步承认它合法组党存在的政党的权利。我倒想说，王希哲的可能性不可以说没有，只是小到可以不考虑而已。就现实政治而言，中共派人组第九花瓶党可能性远比体制外组党大千万倍。在中共派人或渗人的绝对现实下，第九花瓶党与前八花瓶党竞忠比赛可能性远大于争取权利。不可否认的是在民意高状和网络提供方便的今天，共产党很需要一个可以蒙骗民众也可以取代想监督权力的民间力量与它合演＂监督戏＂的新花瓶党。基于这个要求来个第九个＂在野的监督党＂是极可能的事。事实上现在早已经出现第九和第十个＂在野的监督党＂了，这就是极左派的甚么毛党和工党；若再出现也只是第十一党了。所以，当第十一个花瓶党出现时，不但不会是＂标志了中国政治生态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相反，它是标志了中国政治生态大大向后倒退了一步。
王希哲又说：＂承认中共的执政地位，仅以一个在野的监督党活动，从这方面看，它有＂花瓶党＂特征，但另一方面，它超越旧时代那8个花瓶党，经济上独立而不依附共产党，直接向人民负责，真正肩负起在野监督共产党，改造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责。＂这根本不可能，因为它不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概念上都是矛盾不两立的。做花瓶党就只有摆设添美的作用，绝对没有监督的能力和作用；有任何监督能力或作用的党就绝不是花瓶党。
并非世界上任何进了一步的事物总要带有旧事物的特征的，它只是新事物其中的一种而已。这种事物若能出现，当然要支持，问题是，现在还不是出现这样的政治事物的时候。问题更是，今天体制外的第十一花瓶实无可能。花瓶党民主路是一条死路，现在还想蒙骗人们往这条死路走，只会让更多人被自由被民主被死亡。
现在发第十一花瓶党梦，梦想走花瓶民主路，还是醒醒吧！
必须堵死十一花瓶党民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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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犹如此（王希哲）：谈徐水良先生所谓＂中共阵营第九个花瓶＂党
谈徐水良所谓＂中共阵营第九个花瓶＂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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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水良：事情有真假，反共也有真假。不是一个阵营，道不同不相与谋。揭穿中共阵营包括第九个花瓶的诡计，理所当然。本来就是对中共这个大敌的斗争的组成部分。有的朋友说是人民内部矛盾，是胡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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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犹如此：
反共有什么真假？你有什么资格定人家＂真假＂？就算人家愿做＂中共阵营第九个花瓶＂也是人家的事，人家的权利，与你什么关系，没人要你去做，你＂揭穿＂什么？
我看，中国民主化启动的第一步可能还真从＂第九个花瓶＂开始。一方面，这个中共终于不得不让步承认它合法组党存在的政党，声称它不以取代中共统治权为目标（起码在一个历史时期内），承认中共的执政地位，仅以一个在野的监督党活动，从这方面看，它有＂花瓶党＂特征，但另一方面，它超越旧时代那8个花瓶党，经济上独立而不依附共产党，直接向人民负责，真正肩负起在野监督共产党，改造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责。从这个角度看，它又不是＂花瓶党＂，它的存在标志了中国政治生态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世上任何进了一步的事物，往往总要带有旧事物的特征，但只要进了一步就好。就应该欢迎，争取。只要进了一步就有了再进一步的必然性和内在的轨道。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允许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地一步步前进？
当然，现在连这一步都还遥远，还有待努力争取。但为什么我们现在就要把这条路堵死？污名化这条路就是要堵死这条路。我倒希望中国民主党能走通这条道路。
徐水良的极左，他所谓＂揭穿中共阵营第九个花瓶＂，就是企图先行把这条路堵死，只让你们去走一条根本无法操作走通的＂革命＂道路去（没人反对他自己去走给我们看看！），将民运永远淹没在网上的口水里。
伯夷：一个可能的情况——替张三老答路可见网友
2010-03-20
路可见网友说刘晓波＂视政权为朋友＂，却反而＂遭受十一年严刑＂，因而质问张三老：＂这逻辑说得通吗？＂
确实说不通，俺也曾有同样的疑问。不过这质问的对象搞错了。路可见应该去问刘晓波本人和GOON党，而不是在这里质问张三老。
别的一些异议人士因为政权的恶行及不人道而跟政权进行了比晓波激烈得多的抗争，如谭作人，却只判了三年。而＂一而再再而三宣称温和与亲善＂刘晓波，却居然被判了＂十一年严刑＂，这确实是令人不可思议。（有人说是因为08宪章对GOONS更具威胁。可其它08宪章的积极活动者并没被抓，可见这说法是不成立的）。然而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面对如此不讲道理，完全是流氓式的判决，正常人的反应，应该都是愤怒。连丁子霖都愤怒地称做是＂最龌龊的政治审判＂。可是晓波却欣然受之，接着就发表了他著名的＂最后陈述＂。虽然里面有对GOONS温和的批评，但他称颂GOONS进步，描写监狱里感受到的人性化温馨，及对GOONS狱卒感恩，宣称没有敌人，实在叫人匪夷所思。
刘帮人马自然是把晓波这样＂逻辑上说不通＂的表现高捧为广阔的伟人心胸，宽容的宗教情怀。不过，且不说从晓波的历史看，他几乎就是个投机取巧，为追名逐利有时近乎不择手段的人。就是从晓波对待他人批评的刻毒地咒骂（见他对批评他六四时撒谎的人的骂文），及很多事情一见对自己不利，就往手下如刘荻张鹤慈小乔等身上推，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还在一段录音里＂TMD＂骂不绝口（见晓波跟亦薇录音）。很难叫人感觉到晓波是个大度，有担当，且能宽容仇敌的人。
然而，要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的话，那就会叫人茅塞顿开。对这个问题，牛主席早有过深刻的论述，那就是晓波跟GOONS的关系是＂一种心领神会的默契＂。
近一两年来来，高智晟胡佳，连年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萨哈罗夫奖。而晓波一直小心翼翼＂保己＂(这是一刘帮人的说法，认为跟GOONS斗，首先须＂保己＂，也就是不能给弄进监狱去)。对高智晟等的做法大肆批评，指责他们激进（不过就是在家里绝食，这算什么激进！），并放任手下刘荻等对高进行人身攻击。然而，可能出乎他们意料的是，高胡等却在国际上影响大增，威胁到了晓波在国内异议者里的领袖地位。可能的情况就是，晓波从高胡的情况，判断出坐牢是加强他国际影响，维护他领袖地位的最有效的方式，因此就搞出了个08宪章。然后，GOONS就心领神会地配合着，判了他个异议者里的最高刑。参照同类情况，加上晓波跟GOONS长期良性互动建立起来的建设性友好关系，怎么着也不该被判上这么长刑期。所以，除了当事双方配合默契地以最长刑期来维护刘的领导地位，糊弄外国人为其争取诺贝尔奖外，真还不好用别的理由来解释。
刘帮等人对高智晟的批评，理由之一就是，高智晟只该维权，不要挑事（指高绝食）。丁子霖还专门发文＂致高智晟公开信:请回到维权的行列中来＂。然而，按他们的逻辑，《08宪章》就不是＂维权＂，而是典型的＂挑事＂了。如此一反刘帮先前不挑事的原则，也就足见他们根本没有原则。要说原则的话，那就是一切以他们的名利为原则。（按：俺本人认为高的绝食和08宪章都应该算是更深一层的维权。俺支持维权，也支持挑事。但让俺不齿的是，刘帮先是大肆攻击他人＂挑事＂，一发现利益所在，也干起＂挑事＂来，就不检讨一下自己以前的作为。另，飞鸿黄最先从08宪章指出刘帮＂挑事＂一说的矛盾）
无罪而被判十一年的重刑，对GOONS这样的流氓行为，晓波不是感到愤怒，因而进行抗争，他唯一关心的，也是他判刑后对律师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欧洲和美国有什么反应？这就说明了晓波这次把注全下在了以进监狱来追求诺贝尔奖上。而GOONS在这上面＂心领神会＂的配合，晓波自然是感激不尽了。所以，很多为晓波无辜坐牢而对晓波本人关心的朋友大可宽心。俺预测，诺贝尔奖一有结果，不管晓波获奖与否，不出三年，甚至一年，晓波就会以某种方式出来的。何况，晓波在监狱里当贵族，除了不能出监狱，话可以以讲，文章可以发表。有人性温馨的款待，还有爱心的管教人员照顾。更好的事情是，还有得诺贝尔奖的希望。大家有什么可担心的？
讲了这么多，不知能不能解释＂路可见＂网友心头的疑问？其实这不过是说出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本来也没想要说出来，要不，一大堆诛心啊，激进暴力啊，口头革命派啊，乱七八糟的什么帽子就扣上来了。只不过是看了＂路可见＂网友的疑问，也不知他是真天真，还是假天真，就忍不住斗胆分析一下一种可能，也可能是最可能的情况。
其实俺认为，只要反对GOONS不论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心都是好的，俺都非常支持。俺看不惯的是刘帮为了一帮私利，找出各种冠冕堂皇理由攻击同道。而他们自己在同样的情形下，别人就说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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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路可见：温和与亲善是十一年严刑悲剧的由来？这个因果关系不成立。
2010-03-20
＂但是，问题就出在，他所面对的，他认为是善性的朋友政权，事实是极端恶性敌人政权；就是容不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宣称的温和与亲善。这就是十一年严刑悲剧的由来。＂
既然是＂他认为是善性的朋友政权＂和＂他一而再再而三宣称温和与亲善＂，那怎么会带来＂十一年严刑＂呢？因视政权为朋友、并对其再三宣称温和与亲善而遭受十一年严刑，这逻辑说得通吗？
因视政权为朋友、并对其再三宣称温和与亲善，那政权应该对刘晓波奖赏才是。可十一年严刑是奖赏吗？这因果关系如何成立？
君子与小人
莲子
《论语》通篇都在谈论君子与小人，概括起来说，就是君子重义，小人重利。重义则无我，重利必有私。无我则可见世事之大，有私必定陷人我之争。
说这话是因为看了徐水良与王希哲的一个对话，有些感慨。徐水良《无敌论者真会胡诌》一文清晰完整地提出了一个观点：“80多年近90年来，中国的最大教训，是没有认清中共及其马列共产主义极权专制制度是中国人和全人类的敌人，相反，却把他们当救星，从而造成了中共一党极权专制。这是最惨痛的教训。”这个观点本身当然也可以探讨，比如，你也可以说，中国和世界对于中共及马列主义极权就是应该不分敌我地统统接受，或者说，中共及其马列共产主义极权专制制度并不是中国和人类灾难，而是他们的幸福，甚至可以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等。这些都是正常的讨论。但王希哲并不去驳斥徐水良的“没有认清中共及马列主义这个敌人是个惨痛教训”这个徐用来驳斥“无敌论”的观点本身，他抓住的却是一个并不影响徐文整个观点的问题：徐水良能否代表“全中国”“全人类”。这就是无理纠缠的小人伎俩。
其实，关于刘晓波无敌论的讨论涉及到很多有重要意义的理论问题。比如，革命与改良的问题，当前民运的政治结构问题，清算中共的问题，中国的前途问题，专制与民主问题，等等。比如，谈革命与改良的现实问题，曹长青先生的《革命不仅可行，也是唯一的道路》就是很优秀的一篇政论文。谈革命与改良的理论问题，刘自立先生的《水浒和无敌》也是一篇相当深刻的文章。当然，我读帖不多，难免挂一漏万。
说到刘自立先生的《水浒和无敌》，这里要请教一下钱由先生。钱由先生在《水浒和无敌》后面的评语中说，“洋洋洒洒，败笔还是来自洗脑，就是认同49年前的国民党政权是中国历代专制的延续。”我又读了一下原文，却读不出这个意思。当然，这可能是我们认识上的不同，也罢了。但钱由先生在其帖子开始放在括号里、然后对此展开猛烈批判的一句话：“四九年前的中国是个半封建社会专制国家”，却并不是《水浒和无敌》中的引言，这又该怎么解释呢？如果这句话引自别处，你当然应该交代清楚。否则，在人家文章后跟帖，大批一句人家文中根本没有的话，这种事不应该是钱由先生这样级别的人所做的吧？
回头继续说无敌论的问题。有人把革命派称做口暴派，是基于这样一个似乎挺有力的逻辑——既然主张革命，你们为何自己不回国组织革命？这又是一个典型的小人逻辑。主张革命，谈论的是政治，是否（或者何时）回国组织革命是个人的私人选择，完全是两码事。用私事来胡搅政治辩论，就是小人伎俩。小人看不到大的东西。即使你随着他的思路、从私人选择的角度跟他说：我们首先是呼吁百姓像我们一样逃出来，实在逃不出来又苦难深重且无处说理，当然应该以死相拼啦。他们又会转到“好死不如赖活着”上面去。所以，小人在逻辑上并不一致，但其本质不变。这就是为什么谁也说服不了谁。
有人用刘晓波的个人宗教情怀来解释他的无敌论，这是完全不恰当的。刘晓波是有影响力的政治异见人士，是民运的领袖级人物。他的话当然不能用他的私人情感来解释。这就像不应该用胡锦涛的私人情感来解释胡锦涛的和谐论一样。其实，刘晓波的无敌论与胡锦涛的和谐论不仅内容完全一致，性质完全一致，客观上可起到的作用也完全一致。就事论事，这跟刘晓波的个人情感、跟他现在是否坐监狱完全没有关系。一个是政治大义，一个是个人私利。君子小人由此而判。
所以，中国的问题是个什么问题？
/我们与无敌派属于敌对阵营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