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讯

   
   （转自《共舞台》：
   http://gongwt.com/default.php?PHPSESSID=764004055c879a9afa24ec7272015d52）
   
   

   
   
   刘宾雁：走出幻想（之四）──刘晓波眼中的天安门
   
   
   从六四档案里面翻出来的，文章很长，只节选与刘氏有关内容。
   
   刘晓波眼中的天安门
   
   　　这段文字和读者见面时，一九八九天安门运动和“六四”大屠杀五周年已经逼近了。运动的许多参加者来到海外，也已几年。遗憾的是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参加者本身关于这场规模空前的民主运动的客观而真实的记述，更没有对于它的成败得失的回顾与总结。就我所知，只有当年天安门广场绝食总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封从德先生去年在香港《百姓》杂志上纪念“六四”的文章中写到：那年五月十四日，学生代表与政府的谈判，曾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可惜由于一些学生领袖的反对，谈判未取得任何结果。他承认他本人是有责任的，因为他也是激烈反对那场谈判的一个。
   
   　　这个空白，当然不会没有人来填补。第一个是北京政府，充满谎言与诬蔑的书和录影带，已经出了几部。第二个，便是大名鼎鼎的刘晓波。刘晓波写了一本书，叫《一个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后来又写了一篇文章，《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发表于一九九三年八月台北的《中央日报》。刘晓波不同于中共，他参加了天安门运动，又是在运动尾声中开始绝食的所谓“四君子”之一，还坐过牢，因而他的记述和分析的可信性，会被中外读者认为比中共的宣传高出许多倍。
   
   　　仅就这是天安门运动参加者所写的第一部关于运动全貌的记述和分析这一点，就很值得重视。但究竟写了什么呢？
   
   　　那本书是从作者的忏悔开始的。他在被捕后向强权屈服了，写了一个很长的“悔过书”。很多人最先见到的是刘晓波为此而写的忏悔录。不了解刘晓波的人，十之八九会被它的真诚、沉痛和责己之重所震撼。二十世纪大约还没有一个中国人如此公开地无情地剖析和鞭挞过自己！但是我由于对此人有所了解，读到他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和体无完肤的地方，便不无疑惑起来：众所周知，咱们中国人缺乏忏悔意识。刘晓波此举真的是出于真诚，还是企图借此放一个“卫星”，打破中国历史记录，重振雄威呢？
   
   　　不久，我把这个疑问向也是“四君子”之一的周舵先生提出，他虽未正面回答，似乎对刘晓波的这种做法很是不以为然。后来又从郑义先生的文章中得到证实。郑义提到刘晓波“末日”一书的前言中的一段话。刘写到有的朋友读过此书的反应是：“你的忏悔尽管读起来颇有震撼力，但这是不是一种更高级、更巧妙的自我解释和自我辩护，甚至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伪装……”书的作者写道： “（这）种意见尤为尖刻，我刚刚听到时真如五雷轰顶。”
   
   　　郑义在香港同着名美学家高尔泰先生谈起此事。高尔泰告诉他：“你还记得在成都吗？我给你讲刘晓波最近来一信，说他不久又要一鸣惊人了。”郑义一算那时间──一九九一年秋，他们夫妇匿居高尔泰家中，恰恰是“末日”成书之前。郑义来美后，又向诗人江河谈及此事。原来刘晓波在纽约卖给江河一本“末日”时，曾向他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这个意思：在狱中写了悔过书，栽了，这次要通过忏悔，再捞回来。
   
   　　为自己有背于道德的行为而作的忏悔，居然可以是谎言，可以用来欺世盗名，对道德再来一次践踏！一个人的堕落，真的是没有止境吗？
   
   　　不能说“末日”中关于天安门广场上事件与情景的记述都是不真实的。但通读全书，你得到的印象却是：尽管作者在卷首的忏悔中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但同其他人相比，他仍然是一个佼佼者。作者达到了他的目的。
   
   　　在“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一文中，刘晓波毫不掩饰地摊开了他的政治态度。他对天安门运动的全盘否定和诋毁，令人发指。奇怪的是迄今未见身居海外的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提出异议。只有郑义是一个例外。
   
   　　刘晓波屈尊纡贵地把自己同他认为“连民主的A、B、C还要从头学起的知识群体”和“芸芸众生”放在一起，通篇文章中都把“我们”作为叙述的主体。他认为运动水平奇低和一败涂地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在骨子里仍然崇拜 ‘革命’”，而“凡人凡事只要冠之以‘革命’之名，就充满了正义感和进步性”。一切弊端都起因于“我们”要“革命”：“我们”“唯我独尊”；“我们”“拉山头”，“自封为王”；“我们”“睁着眼睛说谎”“造谣”，以及“流亡海外的‘民主斗士’们为了夸大共产党的滔天罪恶，为了塑造自己从血泊中爬出来的英雄形象，任意歪曲事实，渲染天安门广场的血腥场面，误导国际舆论。”
   
   　　他所列举的现象，可能是有的，但这同“革命”有什么关系呢？依我之见，情形正好相反。刘晓波是为了革命而匆匆赶去北京的吗？不是。四月十八日北京学生上街后，他还在《世界日报》发表一篇长文，对胡耀邦百般贬损，意思是胡耀邦算老几？不过是共产党的一个头头罢了，有什么值得悼念的？因而他本来是反对这场学生运动的。可是不出两日，他突然打电话告诉我，他决定回北京了，旧金山纪念“五四”七十周年的会议他不去参加了。日后我才从他身边的人获知，他那时见到有的人在国内已大出风头，急得他抓耳挠腮，坐立不安，这才突然决定归去的。临行之前，还不忘留下一个谣言：刘宾雁和一个什么人到美国人那里说刘晓波的坏话，反对他参加那个会议。一到北京，又造出一个谣言，说他是放弃了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的高薪毅然回国投身“革命”的。
   
   　　其实，天安门运动失败的主观原因，可以从刘晓波式的人物身上找到一些线索。刘晓波比大学生更年长、更自信、更狂妄，因而在一般大学生身上处于比较稀释状态的那种极端个人主义和蔑视人民的思想和情绪，在刘晓波身上便更浓烈、更露骨和更疯狂。他在“末日”一书中自认：“我蔑视人群，视社会为乌合之众，崇尚天才个人的创造力，终生的目标就是想看看究竟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孤独天才强大，还是芸芸众生强大。”郑义的文章援引了刘晓波一书中描绘的一个情节：
   
   　　一次（刘晓波）穿越纠察队到广播站演讲，曾被学生纠察队阻挡。他接过话筒，开口之际，一种报复欲，“使我决定在演讲的开始高声重覆自己的名字，让他们清楚地知道，此刻我就在他们严加把守的学运中心发表演讲。‘我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青年讲师，我叫刘晓波，我叫刘晓波，我叫刘晓波……’我说出自己姓名时的那种特殊的快感，令我终生难忘。”这个刘晓波，对不小心得罪了他个人的芸芸众生报复至此，令人不寒而栗！
   
   　　没有北京市人民的竭诚支援（有的人家用光了自己的粮票和现款）和冒死阻挡军车，天安门广场很难支撑下来。你绝想不到人民的这种奉献得到的酬报是什么：当北京数以百计的市民已横卧血泊时，一位学生领袖居然还会说出这种话：“中国人，你们不值得我为你们去牺牲！
   
   　　在五月十三日以前，此人不会说出这种话，尽管蔑视劳动人民的意识早已埋在心底。二十几天的领袖生涯，外国电视录影机镜头不断对准面孔，可以使一个人的自我膨胀一百倍！
   
   　　倘若没有这种自我膨胀，五月二十八日本应该撤出广场了。那是北京市各界联席会议的决定，广场总指挥也举了手的。为什么后来又忽然变了卦呢？
   
   　　五月十四日的谈判若能成功，天安门运动将会取得可观的成果。五月二十八日倘能按已然达成的决定撤离广场，六月三日到四日的血洗北京就不会那么容易，因为刽子手失去了藉口。
   
   　　我并不是责怪学生群体。一九九零年六月四日我在和柴玲一起接受BBC电视台采访时就说过：“这样沉重的担子，本来就不应全部落在学生肩上。没有哪个国家的这一类运动是由学生挑大梁的，中年和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应负起责任。”
   
   
   邪恶何以会逍遥
   
   刘晓波一字不提 “六四”事件是一场阴谋的结果（四月二十四日，学生上街还不到一星期，陈希同和李锡铭就拟好向邓小平汇报的稿子，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反革命动乱”了。其后一次又一次挑动学生，激化矛盾，可以排出一张时间表），却在那篇文章中十四次提到邓小平──并不是谴责这个刽子手（哪怕有一点保留，比如说──像他女儿说的那样，他又一次上了左派谎报军情的当），而是说“我们”“无法理性地评价邓小平十年改革开放的功过得失”，对他所得到的“民意支持”估计不足；指责天安门运动“削弱了民众对邓小平政权的信心，延缓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断了执政党走向民主化的渐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使中国发生了全面倒退”！刘晓波在八十年代中期是以最极端、最激烈的叛逆的姿态一举成名的。七年以后，他成了中共和中国现状的辩护士。在这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轨迹中能够找到什么始终一贯的东西吗？只有他那块一百多斤的个人。这个人之所以还值得一提，是因为他代表了一种现象，一个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的信号：毛泽东耕耘过的这块土地，是野心家和叛徒的温床。白天跑到领事馆门前示威抗议，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晚间又跑到那里去告密；一只手拉住共产党，另一只手拉住国民党，两只脚又站在民运的船上；当年激烈反共，今天又动员人到大使馆去悔过；象麦卡锡份子那样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标签帖到别人身上，自己却甘愿为代表最坏的也是最虚伪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政权效犬马之劳……而在做所有这一切伤天害理的非人勾当时，却不以为耻，又受不到谴责！
   
   不以为耻，并不足怪；但不被谴责，逍遥自在，如入无人之境，就很危险了。最近听说一个（仅就在国外而言）自一九八九年起便在民运份子中行骗的骗子，早已被人察觉，却能在香港、欧洲（在那里骗走几百万法郎）行骗之后五年还继续在美国作案！他还并未更名改姓，生理特征又非常明显！
   
   　　中国人（汉人）个人智商往往很高，自卫（常常是逃避）和报复的本事也很高强，为什么作为群体的中国人就会那样愚蠢麻木和软弱可欺呢？我们几时才能不再以息事宁人、明哲保身、不得罪人为处世准则呢？
   
   （飞鸿黄摘录）
   
   
   

   
   
   我在1989年6月下旬被关进秦城监狱1号牢房，一周后我就组织同号的王义（广院学生，现为凤凰卫视导演或摄影），刘星洲等人同唱革命歌曲，祝贺中共68阳寿。随后我等六人悉数被关进小号。
解除小号后，我于同年九月份被关进二楼的20号牢房，同号的有陈明远，朱文利，宋利峰，王和旭（人称小萝卜头）。后来发现隔壁21号的有刘晓波，李鹏（又称李墨轩，他在广场上时在背上贴有“我是李鹏”的标签，让人游街示众），及其他几位政治犯。我同晓波经常在厕所中以下水管道作传话筒喊话。
   
   1996年4月，我出监狱后，又逃出中共警察的监控，一度曾躲在晓波家避难两天。在那两天里，我们曾通宵达旦地畅聊。一次我曾谈起我们号里的陈明远，仰仗着有陈云侄女通风报信，装疯卖傻，以求保外。陈明远每天吃小灶，有两碗面条，每顿有一个鸡蛋。有一天，当武警给陈明远送饭时，只有面条，却没有鸡蛋，待带班的哨兵发现没有鸡蛋后，立即跑回去找鸡蛋，最后是又重烧了一个鸡蛋给陈明远。
   
   我讲到这里，晓波立即对我说：“那个那个，鸡，鸡巴蛋，被我给，捡，捡到了。我正，正他妈的那哈啊，纳闷呢，哨兵班长跑，跑回来了，跟我要，要鸡蛋。从打关进去，就，就没，没吃过整个鸡蛋了，那，那我哪能给呀？哨兵打开铁门就进来抢。”
   
   “抢去了？”我紧张地问。
   
   “哪能呢，打死也不能给。我连，连皮，都没来得及剥，剥光，就，就立即塞到嘴里，吞，吞下去了。连个鸡蛋皮儿，都，都没给他留下。”
   
   “好，好样的，”我立即称赞，“如果他们请你去中央电视台作证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时，你也是这个态度，那你才算是一条好汉。”我又提起了我反复不断对他的批评。
   
   “你就别再提它了，都，都他妈快八年了。下一次，我一定，一定挽回名誉。”
   
   我这里讲这件刘晓波在秦城监狱吃鸡蛋的轶事，目的绝不是为了诽谤晓波的高大形象，只是为了说明晓波同志也同我们伟大领袖一样，伟人也是人。同时说明晓波同志在他的最后陈述中对秦城监狱的赞美是完全不符合他自己的亲身经历的，至少在那几年，他是每天都吃窝头的，也不是单独关押的。
   
   另外，同样一种待遇，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晓波同志讲单独关押是共军优待俘虏，而这话从我口里讲出来就是单独囚禁关小号，当中共不关我小号时，我又会指控他们用刑事犯流氓犯来监视迫害我。只要中共剥夺我自由，即便将我关在中南海紫光阁里，我也要指控他们侵犯我人权。
   
   等有时间我再讲讲晓波同志去电视台证明“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的事。
   
   
   

   
   
   在1992年前后，我通过各种方式传出几封我写给联合国及民主国家领袖人物的公开信，控诉中共政权对政治犯的迫害，其中有一条就是指控中共政权长期对我关押小号，不给放风，暗无天日。为了反驳我的“暗无天日”这一指控，中共当局派出人民日报及北京周报的4名记者到凌源监狱采访我，并设法拍了一张给我检查身体的照片，发表时还用英文配上一句“看我晒得黝黑，我每天都作日光浴！”好像我是在夏威夷海岸疗养。如果有谁相信这样的报道，那只能说是智商有问题了。
   
   这是登在BEIJING REVIEW AUG 23-29，1993 那一期的报道（图略）。报道中多处引用我的话来讲述中共监狱是多么温馨。可是我直到1996年5月我来到美国后才看到这篇报道。现在又看到刘晓波的“最后陈述”，我怎么就感觉这最后陈述就同下面的北京周报对我的报道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记者采访时，他们给我检查身体。平时检查身体都是隔着衬衣用听诊器。可那一回，他们要求我撩起背心，露出肚皮。我要求他们将摄像机关闭，我才掀起背心。可他们还是给录下来了。
   
   还好，幸亏他们没有选用检查痔疮的那一幅照片。否则，我一定要告他们流氓罪外加侵犯肖像权罪。
   
   

   
   
   刘晓波在被中共当局无理判决十一年，引起公愤。但现今引起人们关注和议论的竟是有关晓波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中所阐述的无敌论。大家在争论晓波的无敌论是否正确，是否策略，晓波赞美中共监狱的话是否属实，等等。看到了晓波的最后陈述后，我并不关注这个无敌论的正确与否，我更关注下面的几个问题。
   
   1、谁是真实作者？据我在中共监狱中的经验，在中共监狱中关押的政治犯都无法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真实言论，只要是中共有意透露出的悔过书，歌德书，即便是有高智晟的亲笔签名，甚至是由刘晓波在中央电视台亲自朗诵，我一概认为其真实作者是中共当局。
   
   我当年的判决书，竟在几年中无法传出秦城监狱。我曾要求律师王耀庭带给我家人，王律师以违反政策为名拒绝。杨国忠将我的判决书塞在牙膏里，在出监时还是被挤出去了。黄立峰将我的几篇以反思悔过名义写的文章缝在了裤头上，紧紧贴在私处，后有警察告诉我，也全部被他们给摸去了。刘青当年就是因为将魏京生的辩护词传到海外，被中共判处11年大狱。难道中共就这么容易让刘晓波的“最后陈述”传出来，并在网上广泛流传呢？至今那几位传播“最后陈述”的人还在黑白两道里呼风唤雨。
   
   当一名被歹徒劫持的人质对我们高喊劫持者是他爹时，难道我们还要浪费时间去证明这句话的真假吗？即便匪徒是他亲爹，我们都应全力制服歹徒，解救人质。
   
   当一名被流氓当众强奸的妇女向我们高呼那是她丈夫时，难道我们还要浪费时间去证明这句话的真假吗？即便强奸犯是她合法丈夫，我们也应全力制服这种现行犯罪，解救受害妇女。
   
   2、谁是在网络上大力传播晓波的“最后陈述”的始作俑者？有心人不难发现，传播晓波的“最后陈述”的人同传播高智晟的“万言悔过书”的竟是同一伙人。只要你Google一下，你自然会查到：刘荻，及自由中国论坛（zyzg．us）的几位活跃人士。当高智晟被中共绑架后，人们为高智晟大声疾呼时，是这一伙人在第一时间里向人们透露高智晟已经自省悔过了。当人们让他们出示证据时，刘荻在第一时间里就将万言悔过书贴在自由中国论坛。当人们进一步怀疑这个悔过书的真假时，是刘荻，刘路，和李海在适当的时候去拜访高智晟，并写出长篇对话录，证明高智晟还活着，证明悔过书确实出自高智晟之手。需要注意的是，在那同一时间里，任何其他人都无法再见到高智晟，电话也无法打通。现今，当人们谴责中共无理判决刘晓波十一年长囚之际，又是这一伙人在第一时间里在网上散布出刘晓波的“最后陈述”，以证明中共判刘晓波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是刘晓波心甘情愿去秦城监狱享受五星级宾馆待遇。我所见过的线民卧底通常还是要多多少少隐蔽一些的，除非是真的将我们当作一群白痴。
   
   我这里请教刘荻刘路等人，你们是在何处得到高智晟的“万言悔过书”的？又是谁通知你们可以在（某天某时刻，请网友帮助找出刘荻刘路去探望高智晟的时间和谈话录）去面见高智晟的？刘晓波这次被捕判刑后，谁告知你们就可以全面代理笔会，成为零八宪章的发言人的？
   
   3、散布高智晟的“万言悔过书”和刘晓波的“无敌论”，急谁所急？帮谁所需？谁是最大受益者？这就不用我多说了吧。除了中共当局外，需要补充的就是自由中国论坛的几位。他们不仅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晓波旗帜的捍卫者和继承者，以便积极引导并主导海内外民运，掌握更多情报，而更重要的是要向中共当局证明他们的计谋策略的高明和可行性。 
    /博讯

   
   
   刘晓波先生在八九民运中是重要角色之一，他出狱以后所作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一书，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说，“我写这本书可以帮助人们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八九抗议运动，了解了那些运动中的风云人物，呈现这场运动的参与者的内在动机和当时的心态”。这本“独白”成了记述八九民运的第一手现场实录，此书的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作者对自己的心理弱点和盘托出，毫不隐讳。拜读了他的“独白”以及今年六月七日发表于《中央日报》上“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一文，发觉他在理性的反思上面，诸多论点本人不敢苟同，乃采用对话的方式提出来与刘先生商榷，这里把刘先生的原话引录在前，后面就是我的批评和质疑。
   
   

   
   
   “独白”的扉页上“除了谎言，一无所有”的标语，似乎只有这两句警句可以涵盖“独白”全书内容。刘作了如下的诠释：“谎言之于维系中国的专制，比刺刀更有效。有甚么样的人民就有甚么样的政府，如此这般的人民只配如此这般的政府，说谎的人民只配说谎的政府，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说谎这点上，真可谓合作得天衣无缝，确确是中国特色的‘天仙配’，我也是这配合者之一。”（引自“独白”的“引言”）
   
   “中国的枪声惊呆了世界，但事后，‘六•四’被谎言打扮得一塌糊涂，被谎言强奸得人老珠黄，这其中，有官方的谎言、民运精英的谎言、阶下囚的谎言，也有流亡海外英雄的谎言。”（引自“独白”的封面说明）
   
   刘说：“革命了，民主了，我们就可以睁着眼睛说谎，在光天化日之下造谣，就可以面对当事人还要狡辩说谎有理，就可以不负责任地宣布：邓小平死了、李鹏跑了、杨尚昆被打伤了、赵紫阳复出了、万里在加拿大组成新政府了……作为民主运动象征的天安门广场变成了谎言和谣言的集散地，越撒越大的谎和越编越没边的谣言成为运动直线升级的重要动力之一。‘六•四’之后，流亡海外的‘民主斗士’们为了夸大共产党的残酷和罪恶，为了塑造自己从血泊中爬出来的英雄形象，任意歪曲事实，渲染天安门广场的血腥场面，误导国际舆论。”（引自一九九三年六月七日《中央日报》）
   
   王：你的论点所以偏颇，实由于你没有区别各种谎言不同的性质，没有指明倡导谎言的始作俑者，上引你的头一节头一句话，“谎言之于维系中国的专制，比刺刀更有效”，这一句可以成立，但往下接连四个排句，如说谎的人民只配说谎的政府之类，这就把在专制政府下，人民不得不用说谎求得生存安全混为一谈，而且把因果关系也颠倒了。
   
   你举广场上的若干谎言为例：传言邓小平死了、李鹏跑了、杨尚昆被打伤……这些流言广泛传播，这是由于在中共治下，人民根本没有知情权，中共权力斗争又是在绝密的幕后进行的，这样就滋长了小道新闻和政治命相的流行，加之五月学潮兴起后，邓、杨、李等当权派躲在幕后，久不露面，必然引发对当权派的种种猜测，而群众内心的主观愿望，宁信其真，一来表明了公众对顽固派的愤怒，二来有利于鼓励士气，这是特定环境中群众心理自然的流露。即以今年五月份李鹏生病而言，中共官方说谎在前，他一个月不露面，起初说他患了感冒的假话不攻自破，于是外界传说纷纭，反而暴露了说谎者的弄巧成拙。我们怎么能把“传说纷纭”的公众与说假话的当局等量齐观，讥刺他们在说谎上跟当权派“合作得天衣无缝”呢?
   
   由于你所设的命题，混淆了不同质的差别，又犯了倒因为果的不分先后不分敌我的毛病，从这里演绎出来的论点没有一条站得住。例如：怎么可以把官方的谎言、阶下囚的谎言、海外流亡英雄的谎言以及自己的谎言一股脑儿放进一个情绪化的篓筐里，一同嘲笑，一同鞭挞呢?所谓阶下囚的谎言，那是为了保护自己，又不株连战友的英雄行径，而专制政府却是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诱你上钩屈服，因而政治犯善于说谎，乃是坚贞不屈的表现。
   
   至于你说的“民主斗士们”夸大共产党的残酷和罪恶，为了塑造自己从血泊中爬出来的英雄形象，任意歪曲事实。我且不谈这种主观判断是对民主斗士们的伤害。我只说一条：揭穿袁木谎言的最有力的证据，便是国外电视台广泛放映的“六•四”血案的现场录影，观众看了录影，就不会说摄影记者“夸大了共产党的残酷和罪恶”，只有毫无心肝的人才会这么说。即使最后撤出广场的侯德健和刘晓波一齐作证，解放军在天安门清场中没开一枪，没打死一人，也不能改变中共血腥屠杀人民的历史真实。侯德健说他从天安门撤出时，躺在一辆汽车上，他能看到的视野是极有限的，我相信刘和侯所说的都是真话，由于“六•四”大屠杀的地区是广阔的、时间持续十二个小时（另一说法是五小时），并不妨碍别人说出他们目睹的真相。如果别人讲出他自己看到的情景，与刘先生所说的口径不一致，怎能责备人家是为了塑造自己的英雄形象，才故意说谎夸大呢?只要中共和军方对其屠杀人民的伤亡数字坚不吐实，谁都没有可靠数据评判某人是“夸大”或是“任意歪曲事实”。
   
   天安门广场总指挥柴玲在今年六月九日《世界日报》上回答记者的问题：“听说日本电视台最近播出‘六•四’四周年特别节目时，其中有你说天安门广场有坦克从帐篷中辗过，压死熟睡中的学生的证词，并播出侯德健说广场没有打死人的镜头，你现在如何看这个问题?”
   
   柴玲小姐回答：“至于天安门广场是否死人，我们知道消息是确实的，比如广场那么大，很难说每个人看到的都是全面，现在没有必要作这种评论，也不能因为你没看到，就认为别人看到的是撒谎。”我认为柴玲所说的是可信的。
   
   

   
   
   刘晓波的“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一文在《中央日报》刊出时（以下简称“击倒”），编者的按语中有句话概括为：“刘晓波对这个运动（八九民运）所持否定态度，或许会引起一些争议。”刘在“独白”的前言中介绍“有的朋友说我对八九抗议运动的评价不公正，‘八九抗议运动’不是上帝的作品，不可能尽善尽美，不应该用一种圣洁化的尺度来苛求它。运动的意义决不像我（指作者）所认为的那样消极，灰色调不是运动的基调。”编者按语的评价与刘的朋友所指出的缺憾是一致的。本文不想批评刘对八九民运的总估价，只是想指出他何以用灰色调来反思八九民运。
   
   刘：八九抗议运动的失败，不仅仅在于流血、死人，而且还在于运动的不断升级所酿成的激烈对抗在一段时间内延缓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削弱了民众对邓小平政权的信心，中断了执政党走向民主化的渐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使中国发生了全面倒退。
   
   执政党的政治恐惧和民众的“世纪末”心理恐惧使中国平稳地走向现代化的民主社会的前景变得非常暗淡，似乎邓小平死后的天下大乱已成为必然的结局。除非执政党和全国民众从现在开始就结束对抗，实现社会合作，否则的话，随着邓小平死期的逼近，官民之间的恐惧和仇恨只能愈演愈烈，甚至有提前爆发社会动乱的可能。（引自“击倒”文）
   
   王：你似乎仍然保持着当年黑马反潮流的精神，你不去触及已成历史定论，确认击倒了八九民运的是中共领导的罪魁元凶，却独树一帜，宣称参与八九民运的“我们是被我们的‘正义’击倒”，打括号的“正义”是什么呢?你说“我们在运动中所狂热追求的恰恰是字面上的盲目正义，而放弃的恰恰是现实上的理想主义”，尽管北京的大专院校学生和市民本身有许多弱点，并带有党文化的传统烙印等等，他们终于汇集到天安门广场，一致抗议中共的专制腐朽的统治，它的革命性和正义性是举世赞誉的，无可争议的。（刘先生对“革命”一词深恶痛绝，我以为：不能因中共滥用“革命”、“人民”等美丽词藻就废弃不用。故这儿仍用了“革命性”）
   
   你在“六•四”大屠杀的第二天，即通过英国BBC电台发表了你和侯德徤等四人的呼吁书，你写道：“现在，大屠杀已经血染整个北京城，学生和市民仍然坚守着和平的非暴力的原则，它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的大觉醒，这种觉醒绝不是靠血腥的暴力所能镇压的。
   
   “在中国现代史上，如此大规模地血染北京城，还是第一次，北洋军阀没有干过，国民党政府没有干过，就连日本法西斯也没有干过，今天却由共产党干了，这样的政府，天理难容！”（引自“独白”二四七页）
   
   当年，你所写的呼吁书气贯长虹，何等理直气壮！这是可爱可敬的真实的刘晓波，时隔四年整，却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灰色的、被自己的“正义”击倒的刘晓波，恕我直言，你是从当年的呼吁书水平大大后退了。
   
   方才你说“八九民运的失败，削弱了民众对邓小平政权的信心”，言下有不胜惋惜之意。而我则认为，这正是屠城的元凶自食其果，罪有应得。岂止是“削弱”，由于下令屠城的是邓小平，以“六•四”惨案为起点，连同他的政权和解放军、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完全葬送了十年积累的民意支持和最后一点信心。邓的威望从“六•四”后一落千丈，人民中诅咒邓、掼小瓶子等已成为发泄不满的流行方式，对王震、胡乔木等老人的死，公众的心态可概括为：
   
   不死则人祈其速死，既死则人庆其已死。这个群众心理也适用于邓小平、陈云以及李鹏身上。
   
   你既然对八九民运持灰色的否定的态度，你就低估了当年曾热烈赞颂的“中国人民民主意识的大觉醒”，也就低估了“六•四”所造成的巨大震荡，这种巨大震荡除直接报应到首恶者自身以外，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中共目前的领导层，是半个世纪以来最虚弱最缺乏权威性的一代，“六•四”以后重组的领导班子，更得了心有余悸和神经衰弱综合症，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在上者便表现出手足无措、心惊肉跳、大动干戈，这才叫做“世纪末的恐惧”，而你却把这句形容词套在老百姓的头上，有张冠李戴之嫌；第二，如果说八九年前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共产党干部还寄希望于中共的自我改良（又称自我完善），那么，在“六•四”大屠杀随着天安门一声炮响，这一幻想也一同灰飞烟灭了，只有几名新权威主义加上新保守主义者还在做着天真的自欺欺人的梦。
   
   中国人民民主意识的大觉醒，包含的要求其实只有一条，即认为中共已走完了它历史的路，根本性的大变革不可避免。达到这一觉醒高度的认识并不是凭主观愿望和个人恩怨而来，它是考察大陆政治经济面临不可救药的危机得出的推论。例如：中共统治大陆几十年，只能给人民带来苦难和灾祸，远的不说，最近通货膨胀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再如，近两年来一批一批的偷渡客，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远涉重洋，投奔美、日、澳洲、台湾等乐土，而这些从广东福建来的同胞，是从经济开发地区的农民和城市居民，这就显示出中国同胞对中共政权的离心力和厌恶，它反映了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不外是外商和官僚太子党等，人民并未安居乐业，不仅此也，在大陆抛荒土地到处流动的游民已达一亿人，另一方面，中共各级官吏依然醉生梦死，上下交争利，以至贪污成风，五毒俱全，人人都从内里挖空中共这棵老树，以至这棵大树至今虽兀立如故，但已成不可救药的朽木。孔子曰：“朽木不可雕也。”至今还在指望它开花结果，使“执政党走向渐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你岂不成了给王震、邓小平发功的特技气功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