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在我下铺的兄弟胡石根

吴仁华

中国大陆近年曾流行一首校园歌曲《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胡石根就是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时睡上下铺的兄弟，时间是一九八三年至八六年，他攻读的是语言学专业，我攻读的是古典文献专业。

胡石根一九九二年因组党案被捕，一九九四年被重判二十年有期徒刑，至今已渡过漫长的十年牢狱生涯。记得九○年初春的一个深夜，当我在摄氏七度的气温下跳入浪涛汹涌的大海，游向自由的彼岸时，心中抱持的信念就是为了到海外为狱中的王军涛、陈子明、陈小平、刘苏里、刘刚、万新金等诸多的朋友呼吁。这些朋友如今已陆续出狱，可狱中却出现了一个胡石根。最近十年来，这位当年睡在我下铺的兄弟一直让我牵肠挂肚。

如今全美学自联将第二届自由精神奖颁发给胡石根，使我这个早已过了激情年龄的人再次激动不已，在感激全美学自联之余，积压已久的愤愤不平之情也稍微平息，多年来，在海外人权组织要求优先释放的政治犯名单上，在各项奖项中，都见不到胡石根的名字。

胡石根是一个典型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对政治毫无兴趣，在大学本科及研究生期间，他都是班级中唯一一个连共青团组织都未曾参加过的“普通群众”。

胡石根也是一个极“无趣”的人，读书只读专业书，连当年风靡一时的“朦胧诗”都不屑一顾。他不迷足球，不玩围棋，连电影都很少看，几乎没有业余爱好，比我这个自称为“出土文物”的人还要古板许多。他与妻子的相识，还是介绍人牵的线，那时都年已三十了。他的妻子小王是中国科学院的打字员，一位老实本分的北京姑娘。

胡石根唯一给人深刻的印象就是“倔”，也就因为倔，他与同学的关系并不亲近，也因为倔，他在狱中比别的政治犯多吃了很多苦头。他的倔，表现在敢于在法庭上大喊“打倒共产党”，他的倔，表现在始终不低头，入狱十年，一直处在二级严管的状况中。

谁能料想得到，就是这样一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读书人，在八九年六四屠杀事件发生后，当学生领袖和知识界精英被捕的被捕，逃亡的逃亡，白色恐怖笼罩神州大地之际，竟然揭竿而起，为首筹组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华进步同盟和中国自由工会等组织，并筹划用模型飞机在天安门广场散发抗议六四屠杀、悼念死难烈士的行动。

胡石根在北京城四处奔波，联络同志组党的时候，曾经跑到我所工作的中国政法大学，他自称是我的同学，与我的同事联络。由于六四屠杀所造成的巨大恐惧，胡石根的组党行动遭遇重重挫折，许多人士以各种理由拒绝参与，也有许多朋友考虑到现实的政治风险予以劝阻，但胡石根依然义无反顾地向着组党的预定目标前行。

曾让胡石根天人交战的是来自妻子的劝阻，他的妻子恳求他为了女儿和家庭，不要去冒政治风险，但他最终没有听从妻子的劝告，这也使得他的妻子无法原谅他。

我能想象，在漫长的十年牢狱生涯中，胡石根最愧对的一定是他的女儿和妻子，也正因为这样，他在狱中始终没有放弃专业研究，最终发明了一种计算机汉字输入法。他本想在申请专利后再出售专利权，为家人的生活和女儿的教育筹集一笔资金，可恨的是当局不让他申请专利，原因是他一直不认罪服罪。

胡石根的组党活动从一开始就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据说第一次组党会议的参加者中就有中共特务。这可能与组党的规模较大有关，九二年五至六月遭镇压时，被当局拘捕的骨干人员即多达三十多人。

政治犯在狱中的处境本来就艰难，胡石根的处境尤其艰难，因为他缺少亲人关怀。他是江西南昌人，在北京除了妻子，没有别的亲人，而他的妻子又不谅解他。他的兄弟虽曾从南昌远赴北京探监，但只能偶尔为之。狱中有一项规定，每位囚犯可以设立一个二百元人民币的帐户，以便在狱中购买日常用品。胡石根在北京找不到亲属帮他设立帐户，后来还是由一位留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的同学出面予以帮忙。在这里，我丝毫没有责难他的妻子的意思，作为一位妻子和母亲，她有她的考虑，而且这种考虑也是正当合理的。胡石根尽管是一位可敬可佩的民主志士，但对于他的妻子和女儿而言，他的确不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

如今，在北京市第二监狱，胡石根已经树立了英勇不屈的形象，赢得了难友们普遍的尊重，但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每当北大同学及从第二监狱出狱的难友对我说起老胡早已疾病缠身、须发皆白的时候，我的心情就无比地沉重。老胡出生于一九五四年，目前理应是处于人生鼎盛的壮年时期。

老胡，请你原谅，这次虽然是你首次得奖，我也已尽我所思，但最终却只写下这么短短的文章，也许是我过去忽略了你，也许是你本来就是一位太过普通的读书人。

老胡，我的兄弟，请你千万保重，为了你的妻子和女儿，也为了关心你的同学和朋友，我还期待着与你在北京重逢的日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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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明]：

这是我的一篇旧文，刊登于2002年6月14日出版的《新闻自由导报》总第367期。最近网友们在讨论中多次提到胡石根，深有感触，特将旧文贴出，与关心者共享。

胡石根是目前已知的关押时间最久的在押政治犯，今年已进入第十五个年头。

有网友提到，北京著名的刘先生说胡石根招供了。我不知道什么叫招供，谈自己的事情(俗话说男子汉敢做敢为)，或谈已无秘密可言的、本来就属于光明正大的事情，也算是招供吗？

我不知道刘先生是否说过“胡石根招供了”的话，也不知道胡石根是否招供了，我只知道胡石根至今仍在狱中，而且身体健康状况非常糟糕，他的家人担忧他无法活着走出监狱。

2005年8月20日，设在美国旧金山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将“第十九届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颁给严家祺、胡石根和《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的作者陈桂棣与吴春桃夫妇。此前不久，一位知名人士告诉我，刘先生说胡石根在狱中表现不好，不应该得奖。

   
    明鏡記者黃舒心
    
    （陳軍先生目前居住在美國新澤西州。八九年被北京列入49人黑名單時是出租車司機，現為自由職業者）
    
    與劉曉波私交甚篤的陳軍，為好友獲獎感到非常欣喜。他認為，這份獎項是對中國幾代仁人志士為推進中國的民主自由，努力捍衛人類基本尊嚴和普世價值所付出艱辛代價的肯定，是集遇羅克、張志新、魏京生一直到八九民運及維權運動等以來的大成，“但劉曉波獲獎實至名歸，在過去20年，與其他曾各領風騷的的幾代民運人士相比，劉曉波的堅持、成就與個人付出的代價都不遜色。”
    
    劉曉波的自我批判與反省
    
    劉曉波因六‧四入了監獄，出獄後接受了官方四十多分鐘的採訪，將自己所目睹的天安門清場過程描述出來，卻因為“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的言論引發強烈抨擊的聲浪，陳軍指出，這件事在後來的報導中寫得很清楚，劉曉波本人非常後悔，劉曉波對陳軍表示，“將來只能用更多的坐牢來洗刷他自己。”
    
    除了受訪言論外，劉曉波的著作《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也是飽受抨擊的對像，陳軍認為，他從書中看到劉曉波淋漓盡致地剖析了自己，同時也剖析了學運當中不光彩的部分，換句話說，當劉曉波在做這種自我懺悔的舉動時，他不是在政治層面上討論八九學運，而是從倫理學和美學的角度對人性作探討，這有點像盧梭當年寫的懺悔錄，這時的曉波更像一個哲人的角色。“這點符合他性格中自戀的部分，喜歡文學和哲學的人都容易自戀，覺得自己能見人所未見。但曉波這部分確實是走過頭了，他把自我批評變成了某種自我欣賞，並將自我欣賞變成某種狂熱，這種狂熱導致書裡的不公平和極端，故後來被別人一致詬病。”
    
    隨後，劉曉波前往美國，陳軍在與劉曉波私下的談話中，很認真對他指出：“如果你持續抱著這種觀點，我們的朋友就沒辦法交下去。你在考慮問題時太不嚴肅、太隨意，太有自己的虛榮心，儘管你的虛榮心是以淋漓盡致自我剖析作為代價，但確是一種過度自戀。我認為劉曉波當時認認真真將這番話聽進去了。”
    
    其實不只陳軍，其他許多人也見到了劉曉波的轉變。從前許多人公開寫文章抨擊劉曉波，如鄭義和丁子霖等，但現在反過來給予支持。“劉曉波美國之行後回到中國，有很大的改變，從他後來10幾年的堅持可以看出，他認真為過去犯下的過失而努力，包括後來把勞教和入獄當成洗刷自己罪名的機會，而不看作是一種懲罰。劉曉波另外一個很大的優點，就是知錯就改，他從來不像中國的有些文人包括異議分子，認為別人批判了自己，就應該想辦法替自己辯護甚至對罵。這是一個十分難得的品格。”陳軍說。
    
    陳軍指出，劉曉波從此更加把其追求個人自由的生活信念放下，開始腳踏實地去與國內其他自由派知識份子、民運人士、維權人士認真展開對話，認真去經營和發展人際關係，並慢慢被大家接受。一開始對劉曉波非常不滿的“天安門母親”丁子霖與丈夫蔣培昆，也指出了劉曉波的轉變，被劉曉波的誠意打動。同時曉波非常勤奮地寫作，對一系列社會公共的議題發表了大量的評論文章，後來組織和推動《零八憲章》，都離不開他所作的努力和貢獻。
    
    “這種堅持，真得是少有人能做到，也因此曉波成了國內最重要和最有影響力的意見領袖。這不是做幾件勇敢的事，進過監獄就可以達到的成就。”陳軍說。
    
    “現在很多批評他的人，因為不了解劉曉波，都是用了一把‘政治正確’的尺子在衡量他。”陳軍強調，人是會改變的，不應該拿20年前或期間的某一件事來說今天的劉曉波，“如果是這樣的批評，未免太容易也太膚淺了。是人都會犯錯誤，關鍵是看他是否有自省的能力，是否有對自我有更高的追求。曉波絕對有很高的精神追求，這種追求還會在今後看到後續的影響力。”
    
    劉曉波獲獎精神層面意義大
    
    陳軍於1995年曾悄悄回到中國，直到被當局發現重新驅逐。這期間陳軍大部分時間都與劉曉波在一起，使陳軍對劉曉波有了更深的瞭解。陳軍回憶，那時劉曉波還很自由，他們討論最多都不是政治或社會的議題，而是類似於對朋爾霍爾，西蒙，薇依這類宗教思想家在道德層面的追求，或討論馬爾克斯或俄羅斯作家的作品。劉曉波常常會背頌一些詩人，像理爾克的名句，或感嘆加繆的“有為形而上學自殺的嗎？”這樣飄渺的問題。
    
    因為這段時間的交往，讓陳軍感到劉曉波的內心有著對終極價值的嚮往和追求，這種追求超越現實政治利益得失的考量。“我那時深知曉波是個心地極為善良的人，他雖然還可能會說錯話，做錯事，但他自我向善的努力和對理想追求的那種激情，讓我覺得他比一般的民運人士有更廣闊的視野和自由精神，因此也更有潛力去做成一番成就”陳軍說：“這就是為什麼曉波能扮演一個目前其他民運人士難以扮演的角色。”
    
    之後的劉曉波，繼續將大量時間花在寫作上，涉獵領域不只是政治、社會問題，還有他對人性、道德的關懷，也因此造就了他多重的身份：政論家、社會活動家、獨立知識份子、哲人、詩人、美學評論家。陳軍強調，這些身份對外界瞭解劉曉波來說很重要，否則大家就會以瞭解魏京生的標準去瞭解劉曉波，這會產生很大的偏差。
    
    如今，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陳軍認為，劉曉波作為一個海內外享有廣泛聲譽的異議份子，在有了諾貝爾獎的身份後，應該有能力推動中國朝一個更和平、更具建設性的方向前進，而不只是口頭上的革命派。陳軍指出，從劉曉波最後的聲辯中可看出，他已經從一個一般意義上的反叛者變成一個對社會發展有高度責任感的政治人物，把自己定位成了一個有建設性、理性的反對派。
    
    不過，劉曉波的獲獎，在精神層面上的影響力或許更大。“中國能否因為這個諾貝爾獎而加快民主化的進程，這還有待於時間來證明。社會的轉型，尤其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它的每一個變化都需要其他各種政治因素的互動來配合。但在中國社會當下精神和道德普遍淪喪的情況下，曉波的得獎能為中國社會提供一個很好的精神楷模。”
    
    陳軍認為，在極權體制下，做一個勇敢的反叛者並不難，難的是如何看守自己的良心，捍衛個人的尊嚴、尤其在那些不為人知的時候，永遠以最大的善意去承受重負，包括來自同一陣營的的誤解和中傷，這需要內心很深的道德力量和精神追求。“我深信曉波在這方面是有自我期許和準備的。他如果能繼續他的堅持，繼續他多年的閱讀和寫作，他也會像哈維爾這樣的傑出人物一樣，對中國有更深遠和持久的影響力，這有可能比在具體環境中推進中國民主化來說更加重要，我有信心他能勝任這個角色。”（完）

石油的诅咒——民主与独裁
作者:  刘仰  2010-10-12
“民主教”的基本观点之一是，只要民主就能带来繁荣富强。“民主教”这种绝对化的观念在当今世界有很多反例，其中，“石油的诅咒”就是一个例子。“石油的诅咒”是当今国际政治中的一个现象，即：一些国家在发现了丰富的石油储藏后，开发石油资源的结果没有使国家得到良好的发展，反而倒退，广大民众陷入贫困。例如非洲的尼日利亚，石油储藏量在世界排名第六，非洲第一，但是，尼日利亚的人均寿命却从56岁急降到43岁，日均收入不到1美元的绝对贫困人口大量出现，石油财富流入西方和少数精英的口袋，成为非洲最穷的国家之一，社会治安混乱不堪。 “石油的诅咒”并不是普遍现象，有些国家的确如此，除了尼日利亚外，还有安哥拉、印尼等。相反，有些国家却因发现了石油而富裕繁荣，这也是事实，例如沙特。两者之间有什么规律可寻？我的结论是：发现石油的非西方国家，如果采取的是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大都会落入“石油的诅咒”这一悲剧命运；如果拥有石油的国家，不采取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往往就能使本国富裕繁荣。上文说的尼日利亚、安哥拉都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印尼原先不是，现在也是。但是，沙特、科威特、阿联酋等石油富国，都没有采用西方民主制度，反而是独裁制度。换句话说，民主就能带来繁荣富强，在石油问题上，恰好有一个反例。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民主教”不愿看到的反例？其实，独裁能带来富裕也不是铁律。在石油国家中，卡扎菲的利比亚、萨达姆的伊拉克是一类。按照西方政治标准，他们都不属于“民主”，但是，他们却没有沙特、科威特那样的好命，都遭过西方的武力镇压或入侵。如果把利比亚、伊拉克与沙特、科威特做一个比较，我们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何都是独裁，命运却大不相同？道理也很简单。利比亚、伊拉克的独裁不利于西方，沙特、科威特的独裁有利于西方。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延伸：万一沙特、科威特之类的独裁像利比亚、伊拉克一样，朝着不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怎么办？于是，我们就看到美国伊拉克战争的意义：把伊拉克改造成西方民主制度，就比较容易实现长期有利于西方。但是，伊拉克民众都够幸福吗？从伊拉克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当初推动“中东民主计划”的用意。但是，由于遭到沙特、科威特等国的反对，“中东民主计划”也只能搁置。也就是说，在民主与独裁问题上，西方的价值观并不以“是否民主”为首选，而只是以“是否对西方有利”为首选。相对来说，由于采取了西方民主制度，西方世界介入和操纵的可能性就大为增加，这就是尼日利亚等国遭遇“石油的诅咒”的原因。 委内瑞拉是另一个例子，它曾经也是“石油的诅咒”的受害者，但是，现在的委内瑞拉比过去要好得多。好或不好的标准不能按西方标准看，只应该以委内瑞拉本国民众的感受看。很显然，民众选举批评西方的查韦斯，就是一个证明。委内瑞拉的事例说明什么？说明民主要由本国民众决定，而不能由西方决定。委内瑞拉的另一个版本是俄罗斯。叶利钦时代，俄罗斯被西方接受为民主国家，但是，石油资源落入寡头手中，俄罗斯民众的生活非常悲惨。普京上台后，把石油资源控制在本国手中，打击亲西方的或者西方扶持的石油寡头，于是，西方又开始出现指责普京独裁的声音。伊朗也类似。这几个国家的石油命运说明，按照本国意愿推行适合本国需要的民主，石油财富才能给本国民众带来好处。如果是按照西方的民主药方开方吃药，结果往往不利于本国，只有利于西方，从而落入“石油的诅咒”这一悲惨命运。当今中亚里海地区也是石油资源丰富的地区，随着前苏联解体，里海地区出现了多个小国家，这些拥有石油资源的小国能否摆脱“石油的诅咒”这一命运，现在来说，时间还太短，我们可以继续观察。 民主与独裁还带来另一个话题：它们与资本主义的繁荣有什么关系？是否民主就能带来资本主义的繁荣，独裁就不能？我们来看两个例子，前南斯拉夫和迪拜。冷战时期，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推行“不结盟”主义，也就是说，在苏美两大阵营对立的时候，南斯拉夫站在中间。这等于说，当时的南斯拉夫同西方的距离比前苏联与西方的距离更近，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铁托的南斯拉夫保留了一部分私有经济。但是，前苏联解体后，独立出来的国家纷纷投入西方的怀抱，包括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于是，出现了一个奇异的景象：原先离西方更近的南斯拉夫因为还站在原地，没有像前苏联解体后纷纷拥抱西方，结果，南斯拉夫突然变成离西方最远，于是，它遭到了西方的武力痛打，国家分裂，战火不断。分裂以后留下的最大实体是塞尔维亚。西方审判了前南领导人，在塞尔维亚扶持了亲西方的领导人，推行西方民主制度，塞尔维亚富裕起来了吗？事实上，塞尔维亚被西方扶持的民主领导人，与黑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国家能否在现在的道路上获得繁荣富强，目前很难做出判断。整个被西方民主改造的巴尔干地区能否富裕繁荣，也是一个巨大的疑问。 阿联酋的迪拜被称为资本主义的天堂，全世界有钱人的天堂。但迪拜不是西方民主政体，而是独裁政体。美国在911之后，反恐成为首要政治大事。针对911恐怖分子的资金调查发现，绝大多数恐怖分子的资金来自迪拜，因为，迪拜想把自己变成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港，对于金融几乎没有任何管束，从而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洗钱中心。遭遇了911之后的美国，为何不制裁迪拜？却要痛打与911没什么关系的伊拉克？为何不把迪拜改造成西方的民主政体？因为，资本家只要自己能自由，自己的财富能够自由，并不在乎是否“真民主”。比方说，迪拜在富裕的背后，是大量底层民众、外来劳工的贫困和非人待遇，如果让它变成“民主”，有钱人的天堂就很难再维持了。所以，资本主义的繁荣与否，与民主与否也没有必然的关系。本文并不是要彻底否定自由民主的价值，而是希望给“民主教”泼一点冷水：不能把民主自由绝对化，更不能简单地把西方认定的民主自由当成唯一的标准。在民主自由的话题中，我们还必须考虑国家利益   国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