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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温裂变”正在开始
——温家宝谈“政改”为了表现他的“无权、无法、无奈”
（香港《动向》2010-10-15发表）
严家祺
公开分歧、搅动政治
10月1日，温家宝在北京“国庆”招待会上又一次谈及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之前的9月下旬，温家宝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在纽约接受中文媒体采访时，温家宝也大讲政治体制改革。温家宝说，“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就是保证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民主的主要内涵”。温家宝在深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也讲政治体制改革。
温家宝一次又一次讲政改是他的“个人行为”，还是整个“中央”的“集体行为”？现在看来，温家宝讲的次数愈多，胡锦涛和他的“党中央”就愈不理睬。温家宝如果再讲十次，不讲“政改”具体内容，人们就会认为他“白讲”，知道温家宝“不中用”。与邓小平不同，当年邓小平讲政治体制改革，付诸了行动，如1982年修改宪法，规定国家主席、总理连任限制、1987年“十三大”通过“党政分开”的决定。温家宝讲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国内外引起很大注意。如果温家宝讲“政改”而不见可以称得上“政改”的实际动作，这样下去，温家宝就真成了政治舞台上的“影帝”。
在没有新闻自由的中国，中国党政最高领导人公开言论上的重大分歧，通常会引起种种猜测并搅动中国政治。在胡锦涛一心想着“十八大”後三连任“军委主席”、完全不思改革的今天，温家宝大讲政改，会产生什么后果，只有拭目以待。温家宝的这种行为，是今天他和胡锦涛关系的产物，可以从今天中国“党政关系”中找到原因。
政治舞台“怕的铁律”
人们常常把政治称为“舞台”，把政治人物看作“演员”。确实，民众象在台下观看，政治人物象在台上表演。那些蹩脚的政客，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演，一下子被民众看出他的“虚情假意”和做作，这同一个没有与“角色”融合的演员的拙劣表演一样。
在“政治”这一“大舞台”上，政治家与政客、真实动作与表演动作并没有明显的界线。江泽民也喜欢“作秀”，因为太笨，常常“露出马脚”。当江泽民为了有一个更好“形象”在西班牙国王面前梳头时，他不知道政治舞台没有“后台”、“前台”之分。政治舞台与战场一样，任何公开行为都不是单纯的“表演”，作秀、刻意表演也是“真实动作”。政治上的“假冒伪劣”，在公众面前是无法掩盖的。政治是智慧和勇气的较量。林彪怕毛泽东、邓小平不怕江青，赵紫阳怕邓小平，温家宝似乎不怕胡锦涛。“权力颠峰尽狭路，狭路相逢勇者胜”。当一个人“怕”另一个人时，前者就一定是后者的手下败将。这是政治舞台的“怕的铁律”。可以说，政治舞台是不流血的战场，当政治舞台上洒满鲜血时，政变、战争就发生了。1989年5月，北京天安门广场学生的绝食不是“演出”，5月19日早晨，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带着无可奈何的情绪向学生讲话，为了表演他的“无权、无法、无奈”，李鹏在当天晚上宣布“戒严”声嘶力竭的“表演”，是表现他对邓小平的“忠诚”，是货真价实的政治动作。当民众看着这一幕又一幕“演出”时，到6月4日，北京西长安街上就血流成河了。“六四”一声抢响，把马克思主义送出了中国。“六四”是一场流血的政变，中国从此就走上了旧式的、早期的、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道路。“六四”为中国拉开了新的一幕，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进入了无正义、无是非、无公正的“三无”的“江胡时代”。
温家宝为了表现他的“无权、无法、无奈”
现在总书记胡锦涛与总理温家宝的关系，是经常“不同调”的关系，两人在表面上维持着“合作关系”，实际上各吹各的调。毛泽东、邓小平是“强人政治”，他们的权力凌驾于政府之上。胡锦涛的政治是“非人政治”，他喜怒不形于色，他不讲人情，又不敢公开地对与他不同调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员表示他的不满和愤怒，他害怕政治局中的“多数”会把他赶下台，害怕他三连任军委主席的愿望会落空。温家宝想到自己在“十八大”後反正不会连任，对胡锦涛又毫无惧怕之心，因此，把过去邓小平关于政治改革的话拿过来大讲特讲。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胡锦涛担任“全国青联”主席时，我任常委，对胡锦涛有一些直接印象。我在赵紫阳、鲍彤领导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期间，温家宝是政治体制改革小组“党政分开”专题负责人。胡锦涛和温家宝的行为模式很不同。胡锦涛对人彬彬有礼，不当面让人难看，为了明哲保身，该讲的话他就是不讲。但他擅长讲“官话”“空话”，出口成章，但不办实事。温家宝是一个有办事能力的人，让他办事，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八九学运”期间，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对总书记赵紫阳已决定的事，他竟然还要请示邓小平，这就是温家宝后来还能当总理的原因。当温家宝当了总理，他与胡锦涛共事时，温家宝发现，在总理职权范围内的事，经常受到胡锦涛的牵制，不能独自决策，而自己又要承担总理的责任。温家宝在一些场合的“刻意表演”，是为了表现他的“无权、无法、无奈”，是要向民众说明，作为总理的他，由于没有作够的权力，他只能流泪、只能表示同情。“文革”中江青也喜欢作秀，有时有“刻意表演”成分，但“温家宝“作秀”比不上当过演员的江青，使人们看到他做得不自然，明显在“刻意表演”。胡锦涛会见外国政要，照相时有作秀成分，但很少人说他作秀。他只求表面风光，只是为了作好一次一次会见、一次一次演说，不善学习，不深入钻研问题，他担任国家主席十年下来，仍然对经济、对国际金融、对军事战略、对国际政治事务缺乏切身感受，不了解中国和世界的宗教、民族问题的严重性。对被迫离开祖国50年的达赖喇嘛一次一次要求回国的讲话，他竟然可以不顾世界舆论，置若芒闻。他不知道世界上有“动态稳定”和危险的“刚性稳定”之分，为了“稳定”，竟然不懂得要让社会有“出气洞”，连“上访”的民众都要用警察手段对付。胡锦涛的僵硬个性使中国“党凌驾在政府之上”的体制更形僵硬。毛泽东在政治问题上，对人毫不留情，但对周恩来职权范围的事，干预不多，即使干预，不开什么政治局会议，只是用“批示”讲理的方式进行，周恩来对毛泽东又敬又畏，使周恩来总按毛泽东指示办事。胡锦涛一没有毛泽东的胸怀和气魄，二没有毛泽东的智慧和手段，温家宝对胡锦涛既不“敬”，又不“畏”。温家宝年近七十，作为总理，必须亲临重大灾难的灾区，往往吃力不落好。对胡锦涛假“常委集体决策”牵制干预温家宝职权范围内事务，两人共事八、九年下来，可以说，愤怒到了极点，温家宝采取了一种“敢言不敢怒”的做法，在多种公开场合，大谈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表现他的“无权、无法、无奈”。
温家宝在深圳、在纽约大讲政治体制改革。他说，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不会取得彻底成功。在我看来，这话首先是针对胡锦涛肆意干预总理职权范围内事务说的。
体操运动员桑兰为什么会瘫痪？
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怎样从今天的专制政治，和平地转变为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离不开新闻自由和组党自由，但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是指“权为民所赋”——“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政治家有了“权为民所赋”的权，就无需作秀，他对赋予他权力的民众的责任心，使他无需去“刻意表现”。除了个别小国在多党制下采取特殊制度外，民主政治仍需要“最高行政决策权”的集中。在总统制下，“最高行政决策权”由总统掌握，在议会制下，属于总理或首相。美国总统的权力受到宪法限制，但作为行政首脑也是美国武装力量统帅，不容另外一个“军委主席”与总统分权。里根出身于演员，他当总统，大权在握，无需作秀。奥巴马一当上总统，他虽然一开始不了解军事，但他知道自己有美国全国武装力量的统帅权，自己有责任作好各种军事决策，奥巴马同样无需去作秀。美国各部部长，必须与总统“保持一致”，如果不同意总统政策，就得辞职。
行政权不同于立法权和司法权，是一种“立即行动”的权力。中国的政治局常委，由于他们不是“权为民所赋”，缺乏责任心，许多人对经济问题、特别是国际金融，对资本流动、浮动汇率，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一窍不通、没有感觉，他们连有关“汇率”问题的“不可能三角”（经济学家向松祚认为中文应译为“蒙代尔不相容三位一体”）也没有听说过，但他们对温家宝的决定掌握着“不同意权”或“否决权”。这就是共产党标榜的“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
驾驶车辆轮船、进行精密外科手术、高速体育运动，都不容许“民主投票”、“集体领导”、不容许“两个头脑”同时起作用，不容外界干预。中国体操运动员桑兰在纽约体操表现时严重受伤而导致瘫痪，就是一位外国教练在桑兰起跳时，动了一下地毯、进行了“胡锦涛式干预”的结果。胡锦涛假政治局常委会的“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干预总理行使权力，不仅违反中国现行宪法，而且是使中国经济改革遭遇重重困难的原因。
“温吞水”加“温吞水”还是“温吞水”
“胡温裂变”会发展到什么程度？现在还很难说。胡温与毛邓不同，毛邓为了“打天下”，性格中有刚烈的一面，胡温是在毛邓的专制权力下成长的。在毛邓的专制权力下，参与政治又性格刚烈的人，不是彭德怀、林彪的下场，就是胡耀邦、赵紫阳的结果。专制政治是培育人“假、恶、忍”的温床，李洪志因为不够“忍”而逃出了中国。出身平民、能够在毛邓专制权力下爬上今天权力的顶峰，如果没有远远超过李洪志的“忍”的精神，是做不到的。胡温两人都是“刚烈不足、温顺有余”，两人都是“温吞水”，很难想象他们的“裂变”会发展到“毛林裂变”或“邓赵裂变”的程度。胡锦涛知道温家宝是“温吞水”，不是洪水猛兽，没有什么可怕。温家宝知道胡锦涛是“温吞水”，所以，敢一再谈“政治体制改革”，但温家宝再谈十次政治体制改革，胡锦涛反正只当没有听见。反正“温吞水”加“温吞水”还是“温吞水”。只要胡锦涛大权在握，中国就不可能有什么政治改革。温家宝从总理职位上下来後，如果胡锦涛继续掌权，温家宝就不会有多少好果子吃了。
当然，温家宝大谈政治体制改革也可能起作用。温家宝的话会在中国慢慢发酵，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改革或政治变革的潜在因素。 废除中国式“三权分立”
中国摆脱计划经济的普遍贫穷後，中国的市场经济也逃脱不了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规律的作用。中国高速增长正在制造巨大的“经济泡沫”，未来若干年後，中国即将发生第一次大的经济危机。如果胡锦涛坚持自己要第三次连任军委主席，继续掌握中国最高权力，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如果未来的总理还是一个“温吞水”总理。那么，当这位“温吞水”总理为解决危机“起跳”时，很可能就会因“起跳”时的“干预”而导致中国经济的瘫痪。
中国的宪法明文规定，国务院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为什么中国的总理没有“最高行政权”？是因为总理权力不是“权为民所赋”、而是来源于“换届党代会”前二、三个人的安排，是因为中国“党在国上”、“一党专政”这种体制。
温家宝已经认识到这种体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危害性。从中国前途着想，“十八大”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谁当国家主席、谁当军委主席、谁当总书记的问题，而是不能重韬1989年前后“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总书记”“三权分立”的复辙(我在1982年中国修改宪法的讨论时，就不主张“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权力分开的“第四种模式”，见《光明日报》1982年5月5日《从长远的观点看宪法》)。这种中国式的“三权分立”，不仅是引发中国政治风暴的制度因素，而且是妨碍经济改革和有效经济决策的根源。
中国目前这种状况，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可能改变的。为了中国的前途，为了和平地实现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变。在“十八大”前，第一要做的是，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都不能“三连任”。奥巴马没有担任过军事职务，他当选总统後就是美国全国武装力量统帅。“十八大”后，国家主席有必要兼任军委主席，掌握全国武装力量统帅权。第二要做的就是“党政分开”，在“十八大”後，让国务院总理按照宪法规定掌握军权以外的最高国家行政权。这样做後，温家宝“政改”谈话才能慢慢发酵，中国才能实实在在地进行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写于2010-10-2）
盜亦有道︰“兩億大盜”王俊才 專找官員下手 不偷窮人
新浪
山西太原婁煩縣32歲的居民王俊才，因一起綁架未遂案，今年四月份被婁煩縣警方抓獲，警方在他家搜查作案用的步槍時，意外發現他家居然堆滿文物。各種各樣的文物和藏品擺滿兩個櫃子，包括瓷瓶、陶罐、青銅器共20件，字畫6幅......經評估，光文物就價值2億元。抓捕王俊才的婁煩縣民警說，原本是抓綁匪的，不想卻讓一個具有“全國影響”以文物為主要作案目標的“二億大盜”浮出水面。據報道，婁煩縣屬國家級貧困縣，王俊才多年前因搶人家32塊錢用刀捅傷對方，曾被被判入獄8年。後因表現良好獲減刑。
在看守所里，王俊才嘴里說得最多的一個詞就是“改變命運”，他坦言，不擇手段地弄錢，就是為了用積累的財富將來替兒子買官做。他的自白不能不讓人震憾。
“我不偷窮人，文物販子的家我也從來不去。他們這些人辛辛苦苦，多年才有點收藏，不像那些當官的，心里有鬼就不報案了。”——“專偷官員”的王俊才這段經歷，也成為當今官場最真實的寫照。
我的這些文物，大多來自官員家中。我感覺這些人家中才有好東西，現在送禮都不送錢，都是送這些的。高官家和老板家的區別很明顯，有錢的人不一定有文化，所以文物比較少。煤老板家里感覺比當官的家中差多了。陽泉那個煤老板家里，只有兩個紀念幣冊。
省級領導我不敢去偷，最好是市級領導。我每到一個地方，要先挑地段。當官的都選擇路好的地方。
每次進去以後，肯定先進書房，文物字畫大多在這里，快速地挑最貴重的拿幾件，然後才到床底下櫃子里看看，有沒有現金金銀首飾，沒有就撤。各個地方比較，還是北京的官員家里文物最豐富，上海其次，太原比河北更差。我進去過的這些人家，10個人的家里，有8個人的家里放著保險櫃。
“搬家”的最佳時間，是在天黑剛亮燈的時候。夏天在晚上七八點，冬天是晚上五六點，因為當官的應酬多嘛，在這個時間段，走進小區，看到那家燈不亮，說明主人當天有應酬，一時半會兒回不來。
一般我不上5樓作案。賣樓的說得非常對，“金三銀四”，這兩層住的肯定都是最有錢的。更高層的，既不安全，也不會比三層、四層家里更富裕。
面臨開發的地方，當官的肯定有錢，因為開發商都想拼命攬下工程，雖然現在都實行招投標，但實際上都得拿錢頂。
我喜歡盜竊官員，也是因為他是受賄來的，偷了以後，肯定不會報案。我從不偷窮人，文物販子的家我也從來不去。他們這些人辛辛苦苦，多年才有點收藏。當然我也不是完全可憐窮人，也怕他們報案。人家是辛苦得來的東西，不像那些當官的，心里有鬼就不報案了。
文物我一件也舍不得賣，我全部留給我的兒子，我想讓兒子當官。我不想我的下一代走我的路，為了生活又偷又盜，也不想他做個普通老百姓，面朝黃土背朝天地做。我將來要給兒子一個好的環境，供他上學，供他走進政府部門。
這就是一個關系網的社會。要想改變下一代和下一代的下一代的命運，就要進這個關系網，走進政府部門。如果你是窮人的話，這輩子想當官升官發財都不可能。但你當官的話，兒子那一代的命運就會改變，下一代的下一代的命運都會改變。老子不干了，兒子扶上去，兒子不干了，孫子又扶上去。
我第一次入獄，監獄里的人除了講在外面如何混社會之外，更多就是講如何通過關系減刑，早日保釋等，誰是某某人的關系在監獄是最熱門的消息。到現在還是這樣，強者生存。有錢有勢，社會就是你的，你不能不服公家。
我要將所有文物留給兒子，就是希望我兒子也能成為一名高官。如果有錢，想當官有什麼當不了的?拿錢買唄。我會為兒子準備1000萬元，從現在看，我兒子至少有60%的機會能成為官員。如果沒有錢，就靠他的實力，他哪能當了官?現在有好多大學生，有了學歷還不是靠邊站。
我不想從兒子身上得到任何回報，只希望他能當一個好官，把這個社會改變了，不管他是市長還是縣長，最起碼他能公道。
我這樣想，你們也沒什麼好驚訝的。這個想法，我一直都有，最早在我第一次入獄時出現。那時我想，哪天我結了婚，我要我的兒子當官。當了官，為老百姓真正做主。我感覺，我兒子能為老百姓做一件好事，我就沒有白為他付出。
我承認我的錢來得不正當，但這是一種生存方式。一人一個生存方式，一人一個奮斗目標。要是我當官，我還用得著去偷去搶嗎?坐在家中就有人送呢。
中国维稳成本敲响警钟(1张图s)
[博讯论坛]
发表时间： 2010-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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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29日，一群武警在北京市中心训练
中国政府正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社会稳定，并构建一个极为昂贵的国内安全体系，以至于部分专家和官员称，该体系抽走了其它领域所需的资金，从而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任何可能威胁执政党统治之事，当局都力求扼杀在萌芽状态，包括一些听起来很小的事情，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研究报告称，中国去年维稳费用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直逼5,320亿元的国防预算。
报告指出，在这种维稳模式下，威胁社会稳定的根本原因一直被回避或拖延解决，这让社会崩溃的代价变得越来越沉重，当前的维稳模式已经无法持续。
国际组织“人权观察”的中国问题研究员比奎林（Nicholas Bequelin）在电话中说道，中国为维稳调动的资源“极其庞大”，却陷入“越是维稳就越需要维稳”的恶性循环。
当前模式还能维持多久？
这种维稳模式现在还能奏效。但许多人质疑，这种方式还能持续多久？
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即将于本周五召开，北京街头已经提高了维稳行动的级别。中央最高领导层将利用此次会议研究制定“十二五”计划，规划重点就是进一步构建“和谐社会”。
目前，中国的一党制模式和经济增长还能避免下层民众向当局发出重大挑战，公众对其经济及社会地位的提高仍觉得足够满意。
但中国一些专家和官员担忧，展望未来，尤其是当经济和国民收入增长转弱时，情况可能就有所不同了。
他们表示，几届领导人“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模式制造了一个成本高昂的“稳定”幻象，有朝一日这个国家可能要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中国社科院社会问题专家于建嵘在近期北京一次讲座中就指出，这种维稳模式成本过于巨大，已经发展到难以为继的地步，将来可能会发生地方层面的更多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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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看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