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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官员家属外逃之后,中国第四波移民潮已无法避免/中国是什么性质的社会
發佈時間: 10/19/2010 12:20:28 AM 被閲覽數: 84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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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官员家属外逃之后,
 
中国第四波移民潮已无法避免
 
 
     移民是中国大陆老百姓最热门的话题,有分析说如今第四波移民潮即将出现,个中原因究竟为何?引人关切。
    
     第四波移民潮非精英移民 
    
    经济观察报发表杨支柱的文章《即将到来的第四波移民潮》,认为第四波移民潮是因为三十年生育控制后果总爆发而行将到来的更大规模的移民潮。与前三次移民潮主要是精英流向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同,第四波移民潮流失的不只是精英,流向的也不只是发达国家和地区。这波新移民潮的另一特点是它发生在经济衰退过程中,流入和流出的平衡被彻底打破。由于人口生产的长周期性,新移民潮持续的时间也要长得多。
    
    移民原因之一:房价过高
    
    对于移民带来的好处,杨支柱是这样认为的,最近六、七年来中国大陆的房价暴涨,而欧美由于世界金融危机房价下跌,同时欧美各国政府为了走出危机,放宽了投资移民的门槛,导致中国大陆向欧美发达国家的投资移民猛增。
    
    移民原因之二:一胎化政策
    
    杨支柱说,因为“一胎化”生育控制政策而发生的人才、资金外流,显然属于富有中国特色不正常的人才和资本外流。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生育意愿普遍比较低,因为“一胎化”政策而发生的人才外流一直存在,但不是很严重。最近几年因为农民生育意愿普遍下降,计生系统为了维持自己存在的理由抛出所谓“富人、名人超生论”,加重对有钱人生第二个孩子的处罚,进一步刺激了出于生育目的的人才、资金外流。
    
    移民原因之三:老龄化
    
    杨支柱提出,随着中国人口的老龄化,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被越来越被认识到。但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资本流动和移民的影响我们显然估计不足。将来人口老化了,劳动力短缺了,印度、越南的人到中国工作,看似我们是捡便宜的,但是实际后果可能不是这样的。人家今天之所以愿意到这儿打工,是由于劳动力的吸引。相反,如果人们都移民了,就造成了劳动力要外流了,致使养老负担沉重、税收太高。那时候我们的劳动力由于受教育程度提高,也不像我们60后、70后对出国那么恐惧了。国际上对我们人口流出的政策限制也减少了。不是人家的劳动力移民到我们这儿来,而是我们的劳动力不堪重负要移民出去。
    
    移民原因之四:男女性别比例失衡
    
    在人口高速老龄化的同时,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将逐步在男女婚配上显示出来。性别失衡的后果,女人不安全了。不安全以后,本来养老负担的沉重就可能导致劳动力外流,年轻女人会因为不安全而外流更多。不是像某些人设想的那样,女人少了,落后国家的女子嫁到我们这儿来就能解决。沉重的养老负担,再加上男多女少造成的不安全感,未必有多少落后国家的女子愿意嫁到我们这里来。相反,是我们的女人更多地跑到欧洲、美国去,因为那里不但富裕,而且相对安全。所以中国将来会产生一个劳动人口男女竞赛往外跑的局面,很可能女人跑得更快。现在虽然性别比、年龄结构还没有破坏,我们就能够发现,年轻女性外流比男性更多。
    
    移民原因之五:超生
    
    杨支柱认为,虽然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计划生育,到80年代初发展成“一胎化”。但整个80年代中国的实际出生人口约是2.3到2.4之间,远远超过了政策生育率。原来政府计划在2000年将中国人口控制在11亿,但是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政府公布的人口数据是12.6亿,其中有两千多万是政府根据“漏报率”增加进去的。这个数据有争议,有人说政府估计的漏报率还是太低,也有人说只考虑漏报、不考虑重报是不科学的。姑且以这个数据为准,那么11亿到12.6亿之间,这多出来的1.6亿“超生”的人,他们肯定有兄弟姐妹,加上父母,以一家四口计,“超生”者家庭人口高达6.4亿,超过总人口12.6亿的一半。这6.4亿人的生活水平曾受到“超生”罚款的严重影响。那 1.6亿“超生”的人,政府既然认为他们是多余的,是不该来到这个世上的,你让他怎么效忠这个国家,怎么爱这个国家?所以导致人口外流到其它国家。
    
    移民原因之六:“黑人”
    
    对于中国的“黑人”数量,王鑫海说有1000多万,但恐怕不止这个数。“黑人” 不光是“超生”的,“超生”的也不都是“黑人”。黑人最大的一部分是所谓“超生”而又没有交足罚款或“社会抚养费”的人口,但是也有一些其它的情况,比如说非婚生育的,还有80年代“黑人”的孩子,也就是“黑二代”。有的地方强制实行一胎上环、二胎结扎,你不做环结手术,你的孩子就上不了户口。2007年公安部公布的户口数据比社会发展公告公布的人口数据少 4000多万。如果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是准确的,那么就有4000多万的黑人。我们这样的国家无证寸步难行,“黑人”基本上都是穷人,他不可能上贵族学校,于是“黑人”就意味着他是不上学的。“黑人”不能办营业执照、不能办外出务工证明、不能参加公务员考试、不能结婚、不能在银行开户、不能从邮局取款等。他只能打黑工、住黑屋,因为房子没有身份证也租不了,无法生活则导致他们移民。
    
    移民原因之七:没有尊严
    
    被强制堕胎和被强制上环、结扎的人,他们对国家的忠诚,也会比被罚款或被征收 “社会抚养费”的人受到更大的影响。当一个人被强制堕胎、上环、结扎的时候,他是没有人的尊严的。个人身体最隐私的部位她都不能自主,自己的骨肉她都不能保护。一个人在完全没有尊严的情况下,她只是一个奴隶,奴隶通常不会有报效祖国的想法。就是没有受到生育控制直接严重损害的人,约占人口一半的也会受到轻微的损害,比如说为了办“准生证”折腾来、折腾去多跑几千里路,或者自愿上环、结扎但不堪定期查环、查孕的羞辱。
    
    国家对人口的观念,涉及到公民个人对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的感受。所以杨支柱认为,这些源自计划生育意识形态的宣传,也会影响到国民对国家的忠诚。
    
    计划生育意识形态把人口看成负担,看成包袱,动不动就讲“人均GDP”,似乎 GDP是恒定的,人多了,人均GDP就少了。这当然是错误的。之所以有这么大的GDP,是因为有那么多劳动力力在创造它。所以有人认为社会总人口减少,劳动力自然也会减少。就导致了人们把人当成一种负担,认为人少就好,每个人把别人都看成多余的。在这样一种舆论导向下,就使得人们认为自己连猪粪都不如。因为猪是一种财产,猪粪对农民来说也是财产,可以节省化肥,是正资产,不嫌多。人却被看作是消耗资源的,是负资产。连猪粪都不如的人是没有尊严的。这样没有尊严的人,也会导致人口外流。
    
    因此,杨支柱提议,政府应尽快改变使人口负债和性别比失衡越来越严重的人口政策,裁撤不必要的衙门、减少官员的数量,实行惠民政策使年轻人养得起孩子,切实保障公民的各项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才能将第四波移民潮带来的危机降到最低程度。 /博讯自由发稿
 
 
 
 
中国是什么性质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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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邓公开始一个不争论的论断以后,中国是什么社会的问题就搁在那了。只是,现在30过去了,中国社会重新开始了这方面的争议,而关键的问题是,这种争议还不是理论上的,而是现实层面的。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当然,邓公主要将其限制在经济领域,因此经济领域是西方自由经济思想为主导,但自由主义的思想也不可避免的渗透进各个领域。可是现在无论是老左派还是新左派都开始了思想方面的争夺战。因为,社会的现实出现了问题,而且还很严重。老左派和一部分的新左派是想回到老毛的时代,因为毛时代毕竟还是相对廉洁和公平的时代。而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腐败和不公平。

么,我们的问题是,中国现在到底是什么社会? 中国现在的社会与毛时代的社会有什么区别? 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又有什么区别?问题的关键不是一个名称的问题,而是核心现象是什么的问题。中国现在只是很笼统的将自己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非常不严肃的判断和称谓。

么,决定一个社会是什么社会有什么标准呢?笔者认为可以在三个层面进行判断,一个是政治领域,一个是经济领域,一个是再分配和社会保障领域。

么,在这三个领域中,哪一个领域是决定一个社会是什么社会的关键因素呢?这是有很大争议的。

如果我们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按那个非常有名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瑞典的理解,决定一个社会是什么社会的标准是什么呢?当然是再分配和社会保障领域。因为瑞典称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理由就是瑞典有很高的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有很强大的工会组织,对国家中的个人,国家的保障是从摇篮到坟墓的。

现在的问题是,在二次大战以前,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确是一枝独秀的,可是,到了战后,几乎所有的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采用了瑞典的制度,或都向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靠拢了,都有了非常好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说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其实,欧洲的主要西方国家都有了非常好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体现在教育,医疗,失业救济,养老保障等。当然,也有一些小的方面的差别,比如,德国,在教育方面,不仅有12年的义务教育,免费教育,连上大学都免费。但在加拿大,美国,就只有12年的义务教育,上大学还是收费的。再比如医疗,大部分国家都有全民医疗保险,只有美国没有,但最近美国的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方案也获得了通过,其覆盖面也将达到95%.

因此,如果我们按瑞典的概念来论的话,那么现在西方的所谓资本主义国家,都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国家,或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了。


么,如果我们不按社会保障领域作为标准的话,而是以经济领域是国有资本还是私人资本来论的话,也就是中国所谓的所有制的标准来判断的话,那么现在大部分的西方国家基本还是以私人资本为主,当然也有一部分的国家资本,如这次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倒闭,美国的国家资本大举进入,占了60%的股份,那么通用汽车就成为了国家资本下的企业。其实,现在的西方国家,都有一个非常灵活的政策,就是,当一个企业,尤其是大的企业,影响力大的企业经营不善的话,国家资本都会介入,如加拿大和日本,也是如此,国家资本介入一段时间,可以了,就又卖回给私人资本去经营。私人和国有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非常灵活的,但基本的观点是,他们认为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还是私人资本去经营的效率要高于国家资本直接的经营。估计通用汽车过一段时间,还会交给私人资本去经营,国家退出。

还有一个问题是,所谓的私人资本,其实其来源也非常的复杂了,因为都是股份制,很多还上市,那么资本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可能企业的员工也是股份的持有者,也就是,员工既是雇员,也是股东,也是老板之一。而绝大部分的企业,是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分开的,公司都是由职业经理人打理。

资本主义国家的私人资本的复杂性,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的时候都看到的。因为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出发点是,资本家占有资本,工人只是一无所有的劳动者,被剥削者,因此,工人的劳动时间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由此产生。因此,马克思建议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将资本家的私人资本变成国有资本,并将此看做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标准。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晚年的时候,看到了资本家私人资本的复杂性,因为,如果工人都可以占有一定企业的股份的话,从一个雇佣者变成了小股东,变成投资者的话,那么你如何用暴力手段夺取私人资本呢?因为这个资本里面还有你工人的一小部分的资本呢。自己抢自己吗?

现在的现实是,在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有的人,几乎都既是雇员,又是投资者,股份的持有者,当然,投资的多少,股份的多少是有差别的。那么,这个私人资本,就很难说是某一些人的私人资本,而可能是全体人民的资本,那这与国家资本又有多大的区别呢?

因此,我们看,用所有制来判定是否是社会主义,也有问题。这也就是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他们国家的企业,基本也是以私人资本为主,可见,瑞典的社会主义,不认为所有制是一个分别姓资和姓社的标准。

还有一个是政治领域。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他们的政府,仍然是民主宪政的政府,是议会制的政府。也有多党制。只是,他们工会的力量非常的大,民主社会主义工人党长期掌权。

因此,我们看,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并不认为民主宪政,议会制的政府是划分姓资与姓社的标准。其实,从改良的角度看,工人参加议会的选举与斗争,也是晚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可的。因此,工人也不一定非要走暴力革命这一条路。

么,现在有了一个奇异的现象,就是西方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制度上,几乎也都是民主宪政与议会制度的政府。那么,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与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吗?我们经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与现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称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为社会主义呢?好像也可以。也可以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已经合流了。

么我们再来看中国。中国在毛的时代,是号称自己是社会主义的,其标志是两个,一个是在经济领域,以国有资本为主的,即全民所有制。国有资本大概达到过98%还有一个是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是在教育与医疗方面,毛基本上还是建立了一个水平有限的全民教育与疗体系的。当然只是9义务教育,医疗的水平也不太高。但那个时候中国人的识字率和寿命已经比蒋介石的时代有了很大的提高。

因此,我们从经济领域和社会保障领域看,中国好像还真的是社会主义的。只是,在政治领域,中国仍然是专制主义的政府,与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与西方的政治制度都不同。

么,30年改革过去了,中国变成了什么样子了呢在政治领域,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主要的变化在经济领域。由98%的国家资本,变成了有买办资本(外资和合资),权贵资本(官僚与官僚的亲属),民营资本(私人),和国家资本。其中,国家资本已经退缩到只占30%。而权贵资本自己也号称是私人资本,只是他们的资本基本都是从国家资本中转化过来的,靠他们的特权。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现在中国的经济领域,基本也是以私人资本为主体了,国家资本少于 50%中国30变化最大的就是国家资本慢慢变成了私人资本(权贵与民营)。这好像也与瑞典的社会经济制度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差不多了。因此,如果我们从所有制来判断中国是否是社会主义的话,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们再来看社会保障这一块。在教育与医疗的领域,中国是全面后退了。医疗,城市里的国有资本的公司和事业单位还可以买办资本那一块也可以,但私人企业那一块基本不行,而私人企业雇佣了全国70%劳动力。义务教育也是形如虚设,现在好像好一点了,农村免费,城里还不行。大学更是全面复辟,收费极高。

因此,从社会保障领域来看,现在的中国基本看不出是什么社会主义了,连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如。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西方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按照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他们基本都可以称其为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了,而中国,倒可以称为专制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与西方国家好像反过来了,这很有趣。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共同点是经济领域,只是中国有一个特殊的资本阶层,权贵资本,这在西方国家是没有的。而在政治领域,在社会保障领域,中国与西方都是不同的。

中国如果还不想在政治领域改革的话,至少应该在社会保障领域下工夫,否则,中国很可能会发生大乱。因为中国现在的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和极度的腐败,都是中国大乱的根源,也是左派思想开始被人们接受的一个原因。瑞典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和福利政策,是保障社会稳定的一个好办法。只是,财富的再分配是靠政治博弈的,而不是靠某种理念。中国如果想变成如瑞典一样的民主社会主义的话,路还很漫长,因为,一个是要建立起全民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一个是在政治上,也要变成民主宪政与议会制度。如果中国最终变成了的话,那世界就进入了大同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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