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妻子金英仍住在上海。征得有关部门的同意，我访问了金英。

姚家不再住在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宿舍里了。在上海东南方一条稍为偏僻的街道，我按地址找到一幢普普通通的居民楼。姚家住在二楼的一间。夏日的中午，二时半，我敲响了房门。

姚文元的三女儿给我开门。她是个中学生，正准备去上学。听说我要访问她的母亲，便带我走过小小的灶间，步入卧室。灶间里放着一大碗烧熟的梭子蟹。

听见敲门声之后，金英刚从午睡中醒来，脸颊上有着枕席的深深的痕印。

她与二女儿、三女儿住在一起。大女儿已经出嫁了。

她，一头短发，脸色白皙，右眉尖有一颗痣，穿一件短袖细咖啡条子上衣。

她家共两间屋。书橱里堆满书。床上铺着竹席。家具很简单。我和金英坐在小方桌旁谈着，桌上正放着一份当天的上海《文汇报》。

她不断地唉声叹气，几度想哭。她的手，不断地摸着方桌玻璃台板的边缘。

她早已不在原单位工作，已经调到一个很不起眼的工作单位，只是挂名而已，从未上班。她长期请病假在家。

她很少外出。在姚文元宣判之后，她获准前往北京秦城监狱探监，见到了姚文元。

姚文元的母亲周修文也健在。1986年，周修文向有关部门提出，她能否继承姚蓬子遗产？

姚蓬子原本在上海陕西南路的中国人民银行里存了一笔钱。“文革”前，姚蓬子作为上海师院代课教师，每月有一百元工资。“文革”开始之后，“停课闹革命”，姚蓬子也就无课可教，代课工资没有了，靠这笔存款维持生活。1968年6月，当周修文到银行取款时，营业员风闻姚蓬子是叛徒，见到周修文所持户口册上姚蓬子的身份乃上海师院代课教师，即打电话给上海师院“革委会”。师院答复说，姚蓬子确系叛徒。按照“文革”中的“规定”，凡牛鬼蛇神的存款一律冻结。叛徒当在牛鬼蛇神之列，姚蓬子的存款被冻结了。

姚蓬子急了，让妻子到上海师院交涉。师院总算开了证明，准许姚蓬子每月领取三十元存款。

三十元怎够一家子的生活开销？何况，姚蓬子正生病。这事情闹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家办公室”。市里倒好说话，因为姚文元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第一副主任”。看在姚文元的面上，市里下达了姚蓬子存款解冻的“指示”，于是姚蓬子一家总算有了生活来源。

姚蓬子死后，这笔存款便供周修文维持生活。

周修文提出要继承的姚蓬子遗产，则是另一笔款子。姚蓬子的“作家书屋”在接受“资本主义改造”之后，姚蓬子作为资本家，每年领取定息。但是，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至1966年9月，他没有领取。在去世前，姚蓬子曾对家人说过，这笔定息上交

姚蓬子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并未办理过正式上交手续。根据现行政策，原工商业者本人死亡，倘若家属要求领取定息，可予发还。于是，周修文提出了继承遗产的要求。

根据继承法规，除周修文及女儿姚文华之外，姚文元也是姚蓬子遗产的法定继承人。

在秦城监狱，姚文元谈了关于姚蓬子遗产的三点意见：

一、在“文革”的历史条件下，父亲上交定息是对的。现在母亲和妹妹对父亲的遗产提出继承要求，请依照继承法给予满足；

二、我个人对父亲遗产没有想过继承问题。对于母亲，我长期未尽赡养义务；

三、我接受父亲遗产中属于我的部分。在我服刑期间，我应继承的份额由妻子代管，作为家属去探望的费用、妻子治病和子女学习的费用。

上海的司法部门，现在已经按照继承法，把姚蓬子遗产交由周修文及其子女姚文元、姚文华继承。这，原本是身处囹圄的姚文元，连做梦也想不到的。

姚文元如今仍在服刑之中。在监狱里，他每天都仔仔细细看报纸，从头版看到副刊，只是再也用不着拿起铅笔写“批示”了。他也爱看电视，尤其是每晚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他是必看的。据告知，他在狱中完成了论文《论自然科学与哲学》。

姚文元曾“评”过这，“评”过那。如今，如果要评一下姚文元，最妥切的，莫过于他自己在评论中写过的一句话：

“野心会随得志的程度而膨胀，正同资产阶级的贪欲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而发展一样，永不会有止境……” (注：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版，第14页。)

姚文元的结局，如同他在1976年2月1日所写的“精辟之言”：

我手无寸铁，就一支笔，且是铅笔，“打倒”除杀头坐牢之外，就是把我这支笔剥夺掉。

时光如逝水。转眼之间，到了1996年10月6日。这是逮捕“四人帮”二十周年的纪念日。

已经沉默多年的姚文元，一下子就成了海外传媒所关注的新闻人物——因为姚文元被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正好这天刑满。

由于我写过《姚文元传》，于是，许多记者便打电话向我询问有关情况。

先是在5日傍晚，香港《明报》记者徐景辉打来长途电话，采访了一个多小时。他详细询问了姚文元的经历。我逐一作了答复。

《明报》在6日报道了我的谈话。

接着，6日傍晚，日本《读卖新闻》记者中津先生从北京打来电话，也是采访关于姚文元问题，问了一些类似的问题。

7日下午三时许，接到法国新闻社驻上海记者刘秀英小姐的电话，很急，要求马上赶到我家采访姚文元情况。

她留着长长的披发，小个子，讲一口不很流利的普通话。我的谈话，她用英文作记录。我拿出《姚文元传》给她看，她说她看不懂中文。

翌日——10月8日早上，她又来，作一次补充采访。

记者们的采访，主要是询问姚文元的生平、经历，也问及他的近况。我只能尽我所知，作了答复。

问：“姚文元在10月6日会获释吗？”

答：“理所当然。”

又问：“会回上海吗？”

答：“有可能。”

还问：“他会完全自由吗？”

答：“我只能以我所了解的陈伯达获释的情况，告诉你：陈伯达刑满的当天，由公安部一位副部长主持，举行了一个小小的获释仪式。当时，陈伯达住院，仪式就在医院里举行。副部长讲了话，陈伯达也讲了话，还有接收单位负责人讲了话。所谓接收单位，也就是陈伯达出狱后分配工作的单位——此后由那个单位发给工资。这仪式不公开报道，但是有人摄影，有人摄像、录音。陈伯达获释后，在家安度晚年。不过，他毕竟是曾任要职，曾是中共第四号人物，所以他家的‘邻居’便是一位公安人员，以保证他的安全。没有得到允许，不许外人接触他。我得到允许，在陈伯达晚年，多次采访了他。我想，姚文元这次获释，大体上会跟陈伯达差不多。”

再问：“你如何评价姚文元获释？”

我答：“姚文元是‘四人帮’之中，唯一一个活着走出监狱的人。王洪文、江青已经先后死于狱中。张春桥虽然仍活着，但是他不可能像姚文元那样获释。张春桥最初判的是死刑，改判缓期二年执行。两年后又改判为无期徒刑。既然是无期徒刑，那也就没有刑满之日。姚文元本是‘秀才’，他在狱中仍坚持写日记。他出狱后，会写作回忆录。尽管他仍处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状态，在被剥夺政治权利期间，不能出版，但是他会坚持写下去的。”

张春桥终于走到了他的人生终点。

2005年5月10日，新华社北京电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张春桥病亡》，全文如下：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张春桥因患癌症，于2005年4月21日病亡。张春桥，88岁，于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

新华社的这一消息，是在张春桥死后十九天才发表的，而且中国大陆各报都在很不醒目的地位刊登这一简短的新闻。

此前，据各种海外消息，张春桥曾经“死”过几次：

最早是1984年，日本《朝日新闻》宣称，“据说张春桥死了”。

过了十年，一位当年参加过审判张春桥的人士称，“张春桥于1994年病死，死因系胃癌，终年七十七岁”。这消息曾经广为传播，以至某些介绍张春桥的条目写成“张春桥(1917~1994)”。作为《张春桥传》的作者，我不断接到方方面面的媒体的询问：“张春桥死了吗？”我的答复一直是否定的，因为我从公安部获悉，张春桥仍健在。

在“四人帮”之中，张春桥算是最长寿的了。张春桥能够长寿，从某种角度来看，得益于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审判“四人帮”的时候，可以清楚看出“四人帮”四种不同的表现：

江青显得浮躁，坐立不安，她是那么的沉不住气，一触即跳，不时在法庭上尖叫以至破口大骂。她后来以自杀身亡，正是她的这种焦躁性格的必然结局；

王洪文则资历太浅，经受不住沉重的一击。他是“四人帮”中认罪态度最好的一个。然而，他也是“四人帮”中心理承受能力最差的一个。过度的郁闷，导致他壮年而逝；

姚文元在法庭上承认一部分的罪行，但总是力图大事化小，为自己开脱。他不会像江青那样去寻短见，也不会像王洪文那样想不开；

张春桥是最特殊的一个，他城府很深。他居然从头到尾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一副藐视法庭的神态，显示了他的超乎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正因为他丝毫不在乎，所以他能够在多年的铁窗生涯之中活得好好的。

纵观张春桥的发迹史，他能够从一介书生平步青云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靠的是三把梯子：

第一把梯子是柯庆施。

靠着柯庆施的提拔，张春桥成为中共中央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

第二把梯子是江青。

江青为了抓“样板戏”，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派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协助，于是江青与张春桥开始共同工作。

为了批判《海瑞罢官》，江青要在上海寻找“笔杆子”，张春桥推荐了姚文元，于是江、张、姚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开始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后，江、张、姚都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任第一副组长，张春桥为副组长，姚文元为组员。

第三把梯子是毛泽东。

张春桥的看家本事是揣测毛泽东的思想动向。自从成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之后，张春桥从柯庆施那里得知毛泽东在思考什么。1985年9月15日张春桥在上海《解放》半月刊所发表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正是张春桥得知毛泽东几度在会议中谈及这一话题而写成，当然深得毛泽东的欣赏，嘱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亲自写了编者按。从此张春桥引起毛泽东注意。张春桥曾说，他一生的最大愿望是写一本《毛泽东传》，足以看出他对于毛泽东的研究非同一般。

先是依靠柯庆施，接着依靠第一夫人，最后博得毛泽东的信任，张春桥终于在中国政坛显山露水。

张春桥去世之际，我应香港《凤凰周刊》之约，发表了《“四人帮”的灵魂——张春桥》一文，内中写及：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张春桥早就意识到自己的覆灭，反复吟诵《红楼梦》中诗句。正因为这样，1976年10月6日他沦为阶下囚，没有像毛远新那样打算拔出手枪，也没有像王洪文那样进行挣扎，而是束手就擒。

对张春桥进行预审时，预审组的组长是王芳。王芳后来担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我采访了王芳。据王芳说，原本是要他担任江青组组长，他推辞了，因为他跟江青太熟。他曾多年担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毛泽东三十多次来到杭州，江青常常随行，由他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来往颇多。他主动要求改任张春桥预审组组长。

在预审过程中，王芳提审张春桥十一次。王芳说，张春桥与众不同，采取“三不主义”，即不说话，不看文件，不签字。在当时，并未从法律上认识张春桥的“三缄其口”叫做“沉默权”。在西方，早在古罗马的司法原则中，就已经有了“沉默权”。在十七世纪之后，西方的法律规定被告人有阐述己见的权利，也有保持沉默的自由。后者就是被告人所拥有的“沉默权”。张春桥在特别法庭上“零口供”，其实就是使用他的“沉默权”。如今，中国法律界许多学者也建议应该确认被告人的“沉默权”。

虽然张春桥在法庭上保持沉默，但是据王芳回忆，在1980年6月2日他提审张春桥时，张春桥还是开过口。当时，王芳向张春桥宣布，根据中央决定，他的案件由公安部依法受理，同时向他宣读《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规定，指出被告人“可以陈述有罪的情节或作无罪的辩解”。这时，张春桥说话了！张春桥说：“我不是反革命，你讲的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违反你这个法。”这是张春桥在预审中难得的一次开口。

在此之前，1977年3月1日，张春桥写给中央的信中申明：“未经我签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认对处理我被审查的案件有效性。”这就是后来张春桥在特别法庭审查时拒绝在任何文件上签字的理由。

据王芳的助手告诉笔者，张春桥虽说坚持“三不”，在接到起诉书时连看也不看，也不签收，但是回到监房之后，还是悄悄地翻看了一下。

在当时接受审判的林彪、江青集团十名主犯之中，张春桥是惟一保持沉默的人。

张春桥走了。“四人帮”这四颗灾星，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永远值得反思；“文革”的深刻教训，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张春桥之死，在中国大陆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经历过“文革”的中老年人得知这一消息，只是说：“哦，张春桥死了！”年轻人则不知道张春桥是谁，他们甚至弄不清楚“四人帮”是哪四个人。

对于张春桥的死，徐景贤则发出感叹说﹕“张春桥没有留下任何回忆录或任何回忆文字。”在徐景贤看来，张春桥作为“笔杆子”，没有留下回忆录是一件遗憾之事。

《荀子·大略》云：“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纵观张春桥浮沉的历史，借用“国妖”两字为张春桥勾画形象，倒是颇为传神。

在“四人帮”之中，最后一个离开人世的是姚文元。那是在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因糖尿病去世，终年七十四岁。

姚文元去世的消息，是在姚文元病故之后半个月，由新华社披露的。2006年1月6日，新华社用简短的篇幅报道姚文元之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于2005年12月23日病亡。姚文元，男，74岁，于1976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6年10月刑满释放。

香港媒体披露说：

新华社的此条消息是姚惟一的官方讣闻，不过港台报刊和国外媒体却多有报道。曾为“四人帮”成员逐一撰写传记的某上海作家说：“新华社消息出来后，美国《洛杉矶时报》等七八家媒体都有打电话来，我没有接到国内媒体的一个采访电话。”他认为，官方讣闻的发布是特意选择了周五的下午时间，因为接下来是双休日，以此避开海内外媒体的注意力。

不言而喻，内中提及的“曾为‘四人帮’成员逐一撰写传记的某上海作家”，显然是指在下。

跟张春桥之死一样，姚文元的离去也引起海外的一阵议论。我在2006年香港《开放》杂志发表文章指出：

姚文元死得不早不晚，“挑选”了一个最敏感的时刻：在姚文元病逝前不久——2005年11月10日，是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四十周年的日子。正是这篇“宏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姚文元去世之后不久，迎来了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祭，粉碎“四人帮”三十周年庆。姚文元之死，唤醒了众多中国人对于“文革”的记忆。

然而，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病亡，中国诸多年轻人竟然不知姚文元为何许人，问“姚文元是谁”？也有的年轻人听说姚文元是“四人帮”中的一个，便问：“‘四人帮’是哪四个人？”在网上，还可以见到年轻人的种种奇谈怪论：“姚老走好！”“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死得默默无闻啊！”甚至有人在网上我的一篇关于姚文元的文章上留言：“我党伟大出人才！”

姚文元之死引发的一系列怪现象，凸现了中国也有“教科书问题”：尽管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地否定了“文革”，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有人对“文革”讳莫如深，有人甚至主张“淡化文革”，使年轻一代不知“文革”。

其实，记住“文革”，研究“文革”，如同巴金所言，是为了防止这样的浩劫在中国重演，是为了中国不再产生“张春桥笫二”、“姚文元笫二”以及各种各样的“小张春桥”、“小姚文元”。时至今日，中国并没有彻底铲除“文革”重演的“左”的土壤。1983年那极左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席卷中国大地之时，连巴金都惊呼“文革”又来了！幸亏胡耀邦及时制止，才使这场“后文革”运动半途而终。

姚文元之死，为《“四人帮”兴亡》画上了句点。“四人帮”俱亡，这四颗灾星，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永远值得反思；“文革”的深刻教训，永远值得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