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訪者： 陳金來
訪問者： 鄭麗玲
時 間： 1995.11.10 地 點： 高雄國軍英雄館
我出生在花蓮光復鄉富田村，日本時代叫做下阿杜麻村，我是阿美族人。日本時代，我讀富田國小，後來在花蓮舊火車站的修車廠當學徒，學修車、開車。學會之後，曾開過蘇花公路。不久，被日本調去當兵。從高雄港口坐船，經過菲律賓、新加坡，最後到海南島，名義上是海軍陸戰隊的巡查補，實際上是當兵。在海軍陸戰隊，跟陳增昌在一起，他是有專業的，當軍醫，我的專業是開車。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後，凡是有專業的，都被國民黨留下來，不給我們回家。我的表弟、堂弟，也在海南島當日本兵，他們沒有專業，都回家了。
日本投降時，我被國民黨帶到中國大陸，陳增昌留在海南島。什麼叫國民黨，什麼是共產黨，當時都不知道，國語一竅不通，聽不懂，也不會講，像啞巴一樣。中國的語言太多了，每個地區都不一樣，沒辦法學會；剛剛學會，又被調走了，學不好。
日本兵變國民黨兵
我是負責開車的。一九四九年時，我載一大堆國民黨兵往廣州，在半路上靠近廣州某地，車子沒油不能走了，國民黨兵全部都跑掉。正好碰上一個從上海來的朋友，他說：「我車上有油，帶你去拿。」拿了油之後，車子油管不順，油時來時不來，我急忙啪、啪、啪的發動，結果車頭燒了起來。怎麼辦呢？只好盡可能的滅火，結果我的手受傷了，三度灼傷，連骨頭都看見了，送到上海醫院。這是國民黨和共產黨打仗的階段，國民黨跑掉了，共產黨還沒來接管的時候。老百姓看我有車子，招待我，給我吃的、住的。
錯失回鄉良機
國民黨時代，我在上海參加過臺灣同鄉會。臺灣同鄉會很大，在上海市，有參加的都發個會員證。一九四七、四八年時，我用這個地點與老家通信，否則當時在國民黨部隊，軍隊調來調去，收不到信。我經常寫信回家給小表弟陳萬祿，二二八事件因爲與家裹有通信，所以都知道。去過海南島當兵的表弟來信告訴我二二八事件爆發了，各地如何如何。我就想回來，但沒有錢，當兵哪裹有錢？我開始動腦筋，透過臺灣同鄉會幫我買船票。那時我很想回來，船票都買好了。大表弟陈萬安打電報來說：「不行，不能回家。二二八事件開打了，打死不少人，你回家也解决不了問題，乾脆別回家，回家了你倒楣，你回來一個人解決不了問題，應付不了。」我表弟當光復鄉派出所組長，可惜他最近死了，不能做證。不然，我船票買好了，早回家了。結果拖拖拖，拖到一九四九年，被共產黨抓到關起來。
當共產黨兵，打韓戰
什麼是共產黨，我們也不懂，就跟共產黨到東北去打仗，最後一直打到朝鮮去。
原先，共產黨喊口號說：「一定要解放臺灣。」在上海給臺胞辦學習班，動員我們做思想工作，說等臺灣解放以後，我們這些老兵都可以當幹部。後來跟朝鮮打仗，學習班暫時停止，叫我們轉到朝鮮去打美國。
韓戰，共產黨叫抗日延長，除了美國有現代化的武器外，包括日本、英國、法國也都支援南朝鮮。共產黨拿槍桿子對付美國那麼大的一個國家，哪裹有辦法？蘇聯也是共產黨國家，他提供汽車武器等給中國，最後打勝仗。我在那裹也是當咿D手（汽車司機），屬汽車團，專門弑⒊h彈、糧食到前線。
有一次我開車，啪！炸彈掉到旁邊，炸破駕駛門，炸手關節的血管。如果沒有駕駛門，我的手恐怕已經斷掉了。當時曾經三天三夜沒飯吃，已經打到南朝鮮，三十八度線了，沒想到美國「呼」的飛來飛機，從後面登陸，把鐵、公路切斷，部隊一時斷了餉。還好我很聰明，聽到這個消息馬上車子掉頭、趕快往後跑，不然就變成俘虜了。那次死了不少人，也俘虜了不少，有些臺灣兵變成俘虜兵，送回臺灣。中國打韓戰時，很緊張，共產黨已經動員全國婦女，多生孩子是光榮。現在，不能多生了，只能生一個，不能生兩個，差別太大了。我們老鄉（臺灣人）去打韓戰的，只有一兩個回來。一九五○年去，五五年才回來，在朝鮮打了五年，太苦了。
一九五二年，開始三反五反、土地改革，大地主、大資本家都被抓起來，關的關，槍斃的槍斃，那時我在朝鮮的部隊裏。部隊停下來，不打了，搞政治邉樱烊箾]有飯吃，要把我餓死。因爲打仗時，我當班長，帶一班的兵，咚图Z食前線，從北朝鮮到南朝鮮，不可能一天到，但我們只帶一天的粮食，一天到不了怎麼辦？不可能向老百姓要東西來吃，老姓也沒有飯吃，乾脆吃車上的糧食。就這樣子，三反五反時這件事套在我身上，說我拿公家的糧食。我班上的人批判我，好事變壞事。因爲我的仁慈卻被撤職處理，鬥爭。天天要坦白從寬，不坦白就加重處理。
打韓戰這五年的苦還不要緊，回來後沒多久，來了個反右派政治邉樱会嵊謥韨�文化大革命，變成黑五類。
一九五六、五七年，我在上海交通大學工作，搞汽車內燃機，當技術員。這時正好反右派，說我是右派分子。反右派是抓知識分子，我們這個小小老百姓怎麼會變成右派？主要是「歷史不清」，說我是冒充共產黨到朝鮮去打仗，把我調到西安，我身體承受不起，自殺過兩次。因爲我到朝鮮打仗時，整天被轟炸，戰地沒有房子住，都是睡戰壕，睡在山溝裹，很潮濕，關節炎很嚴重，後來在西安住院治療。醫生幫我治好以後，他們說：「好！乾脆到福建來。」就用黑五類的名稱，我調到廈門。到廈門好呀！我很想回老家，廈門離臺灣很近，游泳就可以到了。
從上海到廈門，沒有快車，坐那種很慢的火車，砌砰！砌砰！一個星期才到。到了廈門，不久又來個文化大革命。
文革時變成四類分子
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在廈門市開公共汽車，晚上睡在車上。文化大革命時，我被抓起來關了三個半月，吊起來問，說我當過日本兵、國民黨兵、共產黨兵，是三改分子。意思說我是當日本兵也好，國民黨兵也好，當共產兵也好的三類分子。他們在我家搜查了兩次，屋頂的草都挖遍了，最後，從我家袋子裹查到了臺灣同鄉會的會員證，說我是臺灣國民黨的特務。這個特務帽子一扣，罪名更大了。我從來沒想過什麼特務不特務，我沒有這種文化水平呀，但是，不承認就打，所以不承認也得承認。我沒有做什麼壞事，沒有打人罵人，工作也沒有遲到、早退、貪污腐化，什麼都沒有，可以說最老實了，拚老命幹，卻給我這麼嚴重的帽子。
天天批鬥，帽子前面寫著黑五類，後面寫著三改分子、特務。每天早上都要掛著牌、戴高帽子，拿著臉盆，六點多就磬咚、磬咚、磬咚的敲，而且，回家前牌子和帽子都不能拿掉。我以前開車，服務態度很好，他們現在看到我都說：「唉呀！那個人那麼好，怎麼會是黑五類！」我在背後被路人駡。每天早上都要這樣批鬥，一個星期至少二次。先跪著，然後問你：「要不要坦白？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不坦白，打！」這樣亂打，打得要死。問陳玉田最清楚啦！他被送到福建最小的一個農場，下鄉勞動改造，去種兩、三年的田。他是黑五類的幹部，所以要下鄉，下鄉時我還去歡送過他。在我被關三個月的這段時間，不能和老婆、小孩見面，工資一分都沒拿到，靠著太太的華僑朋友支援才能過生活。從反右派到文化大革命，整整二十年沒有調整工資，很苦。
文化大革命時，還有監督勞動。那些中學生，很調皮。說：「這個傢伙怎麼變成黑五類。」轟！帽子被弄掉，踢我屁股，這就是監督勞動。這段期間讓我想上吊自殺，但是老婆小孩怎麼辦？也想跑到臺灣，我老家在這裹，我相信不會有人對我懷疑，國民黨不會對我怎樣。曾經考慮拿兩、三個汽車輪胎，架上木板，利用晚上跑回來。但想到老婆小孩，我跑掉他們還是會被鬥個半死，那更糟糕，等於要我死掉一樣。所以沒有跑，還是要一起克服困難。
還是回來的好
一直到去年（一九九四）才回來臺灣。我弟弟的小孩還算有良心，兩次到廈門去找我。他的父親不出面，而是由他出面擔保，我才能回來臺灣。我回來以後，弟弟跑掉了，把房子鎖起來，不給我住。可是已經回來了怎麼辦？又不好自己敲門進去住，這是一個禮貌，一種法律，所以不敢開門進去住。幸好這時還有個妹妹，妹妹在三歲時就送給別人收養，現在都是妹妹養我，已經一年多了。生活很苦，沒有房子住，租個房子幾千元，加上生活費，一個月一萬塊怎麼夠呀。所以只有我和老婆兩個人來臺灣，睡覺的地方都沒有，怎麼接小孩來？三歲以後就給別人扶養，自己都沒養過的好妹妹，竟然對我那麼好，我想都沒想到，怎麼好意思再接小孩來住。親生弟弟我都還養過他呢。哥哥、父母親都不在了，能說什麼。
但是，我還是不後悔回來。以前晚上想到父母親，吃不下飯，睡不著覺，嚴重時，哭，流淚呀，一直想怎麼回到臺灣。再怎麼窮，還是回來的好，親人朋友常送禮物。財產賣光了，沒關係，這是我們家的事情。回來之後，政府照顧我，吃飯有補貼，看病不要錢，又安排我太太去醫院工作。這種事情共產黨不管的，女的五十五歲，男的六十歲以上退休，就是給你一間房子住，不管了。買房子是不可能的，共產黨的房子那麼貴，買不起。
現在我年紀大了，一直在想怎樣好好發揮呀。東部很落後，怎樣發展文化，但是我說不出來。想的東西說不出來，國語講不好，閩南話講不好，日本話也講不好。
我們原住民，確實很愛國，一心一意爲國爲民，也就是爲臺灣。但是在行動之前，沒有考慮到自己有沒有能力去保護，不然，也就不會害得這麼多人無法撤退，也害了下一代。我們當日本兵時，死了不少人；當國民黨兵，也死了不少人；當共產黨兵，又死了不少人。現在打仗，不是過去的打仗方式囉，一死就死幾千萬。家家戶戶只要能活著，一天過一天馬馬虎虎就可以了，不要太計較。
希望政府能多照顧我們。我們這些老兵爲國爲民，如今下落不明，怎麼講得過去呀，我們出生在這裹、老家在這裹，再壞也要在臺灣。我們的要求也不高，不是要什麼高樓大廈、山珍海味，只要根據這裹的生活條件，給我們適當的照顧就好了。 以上《陳金來》，是以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初版之《國共戰爭下的悲劇——臺灣軍人回憶錄》（臺北縣板橋市： 臺北縣立文化中心）同名內容全文爲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博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