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求是》反对新闻自由 政改更加不乐观
在外界一直期待中国启动政治改革之时，中共党刊发表评论文章，表示反对新闻自由化，分析认为政改可能更加不乐观。 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导
中国共产党党刊、由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办的《求是》杂志发表评论文章，表态坚决反对新闻自由化。文章以苏联为例，称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多，新闻改革、舆论失控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
署名为赵强的作者表示，“新闻改革使苏联经过几十年努力构筑起来的社会主义思想防线，短短几年间就从内部土崩瓦解。有学者把新闻改革到政权丧失的过程概括为一个模式：新闻改革——媒体放开——外力介入——阴暗面曝光——群众不满情绪积累——反制无力——舆论彻底失控——政权丧失、国家解体....现在有人攻击中国的新闻制度，鼓吹媒体民营化，这恰恰证明我们的制度是正确、有效的。他们的用心不言而喻，就是想让中国走苏联的路。前车之鉴不远，我们不会上当。”
资深媒体人李大同对于求是的文章表示，“你自己作孽，人民抛弃你，说是新闻媒体把你弄坏了，这是胡扯，言论能够把你搞倒，哪个政权是言论搞倒的？自己不作孽，谁能做到。 他的表态，根本就是不要改变，期望改变也是做梦。”
早前中国温家宝总理在多个场合谈及“政改”的必要性，而在接受CNN采访时还特别强调，“言论自由不可或缺”。自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民间要求政改的声浪越来越高，但是中国各个官方媒体最近却越来越与此要求背道而驰。 除了接连不断发表文章批判刘晓波，还连带对国际社会支持中国人权的努力定性为“反华势力”的阴谋。
《求是》这篇文章发布后，马上遭到网民的“围观”，网友纷纷表示“逻辑不通”，网友南山表示十分有感触，“高中时翻看《求是》却百般不解，曾以为是太高深的缘故。后来明白党文不需要逻辑，不讲道理的；二是党性发作起来没人性，就只有我党利益，动情处哪里记得‘人民利益’这张羊皮。”
曾经发表文章《讨伐中宣部》的北京学者焦国标对于《求是》杂志在此时发表批判新闻自由的文章表示，“这个可能和前一段几位老干部，党内的老人们要求新闻立法、新闻自由、推动政改是有关系的，应当是一种反刺激，一个反作用。”
早前宣布捐资一百万元设立铁流新闻自由基金，并与其他中共老干部上书全国人大要求言论自由的中国右派作家铁流表示，“我觉得中国的新闻是这样的，他们要想不解决看来不可能，只是时间的早迟而已，一个是中国现在贪官污吏太多，不平的事件太多，上访的人太多，到处都是，矛盾重重，根本原因是舆论不开放，老百姓没有办法说真话，舆论不把民生反映上去，上面根本不知道。中宣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李长春、刘云山他们将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也会是共产党的罪人。因为他们这么做，就在埋葬共产党，也在埋葬这个国家，所以说，他们非常愚蠢。”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导。
《求是》：必须把新闻改革、 舆论失控消灭在萌芽状态
2010年11月02日 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指出，苏联解体对于西方来说是一场胜利，但对于利害切身的俄罗斯人民则是一场空前的“国家灾难”。苏联演变和解体的原因很多，新闻改革、舆论失控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中国应引以为戒。
2010年第二十一期《求是》杂志刊发文章《舆论失控：苏联解体的催化剂》说，新闻改革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公开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新闻改革走上了否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背离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原则的邪路，最终导致舆论失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各类媒体逐步脱离党的领导。1990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新闻出版法》规定，国家机关、政党、社会组织、宗教团体以及年满18岁的公民“都有权利创办舆论工具”，这为“自由办报”开了绿灯，使反对派政党团体办报和私人办报完全合法化。2.各类负面舆论借“公开性”之名充斥媒体。一时间，报刊大量刊登的揭露官场营私舞弊、贪赃枉法、腐化堕落等现象的文章触目惊心，严重搞乱了普通民众的思想。3.为西方意识形态的大举进攻开放门户。1987年1月，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指示，苏联停止干扰BBC对苏广播，不久又相继停止干扰美国之音、自由广播电台等多家西方电台的对苏广播，苏联民众从此可以随时听到外国电台的声音，进一步助长了西方对苏联的舆论攻势。
文章说，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使苏联经过几十年努力构筑起来的社会主义思想防线，短短几年间就从内部土崩瓦解。有学者把新闻改革到政权丧失的过程概括为一个模式：新闻改革——媒体放开——外力介入——阴暗面曝光——群众不满情绪积累——反制无力——舆论彻底失控——政权丧失、国家解体。这个模式清楚地表明，舆论失控是苏联演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新闻媒体脱离党的领导，是苏联舆论失控的关键。
文章最后说，现在有人攻击中国的新闻制度，鼓吹媒体民营化，这恰恰证明中国的制度是正确、有效的。他们的用心不言而喻，就是想让中国走苏联的路。前车之鉴不远，中国不会上当。
另外，中共中央机关报《光明日报》11月1日刊发文章指出，中国新闻媒体拥有不同于西方标准的新闻自由。一些人对新中国几十年来新闻事业发展的历程和成就视而不见，动辄以西方媒体的标准说长道短，一味吹毛求疵、以偏概全，大有一笔抹煞中国新闻自由的劲头。
文章说，新闻媒体要想摆脱偏见和资本的主宰，真正成为“社会公器”，必须由人民来掌握，由代表人民的公共机构来管理。新中国的新闻事业，正是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环境中，正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逐渐发展壮大，呈现出气象万千、欣欣向荣的良好局面。
1949年之后，中国一直没有《新闻法》。20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批准成立新闻法起草小组，六四事件后中断新闻立法。1998年，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接受德国《商报》采访时曾披露，中国正在起草《新闻法》，但后来没有下文。
至于为何搁置，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分析，主要因为有人以苏联制定《新闻出版法》后解体为例，认为新闻立法可能导致不稳定；还有人认为，国民政府时期的《出版法》恰恰为共产党所用，靠它与国民党斗争，他们担心现在局势比较复杂，新闻立法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