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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谈政改揭开新一轮路线斗争序幕
邓国昌
温家宝突访深圳大谈政改，而胡锦涛在推迟的深圳30周年庆典上不提政改，两位大佬的不同发声，印证外界胡温分道扬镳的说法。从目前各界的反馈看，这一次胡温关于政改的不同表现，都没有获得高分：温家宝进一步坐实“影帝”宝座，而胡锦涛继续充当了一位保守者。
但仔细观察，这一次胡锦涛的表现却与以往略有不同。不管胡避而不谈政改，是出于个人政治立场的保守，还是政治局的意见，客观上造成他不愿给提前大谈政改的温家宝做尾注的效果，给外界形成不给温家宝面子的印象，表达了胡锦涛对温家宝越来越多的不顾集体，动不动就寻机表达个人意志行为的不满，显示了难得一见的某种硬度。
究竟谁是党的核心？
从共产党的团结角度，这种硬度当然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权威宣示，是关于谁是党的核心的一次超常表达。十七大后温家宝日渐高涨的个人声望，胡锦涛日渐弱化的领袖形象，与共产党日渐凋敝的党内团结同步增长。这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亦即，温家宝成长的个人声望是以后两者为基础，为代价的。这是任何观察中国政治的人都不可忽略的一点。
可以看出，所谓的胡温新政，并非两人对于中国改革及未来发展有什么共同的体认，而是权力初掌时期，出于维护权力的需要而暂时结成的联盟。随着双方权力的稳固，双方必然进入各自权力的扩张期，这就是近几年来两人对外表现日渐不同的根本原因。温家宝以总理之位频频涉入原本由党的核心掌控的意识形态、政治改革、反腐等领域，其意在中共人事任命领域掌控一定的主动权。现在看来，温达到了他的基本目的。他在今后两年的主要目标，就是确保或扩大自己在十八大人事任命上的言话权。
胡锦涛不给温家宝“面子”，是因为温家宝已无数次不给胡锦涛“面子”。这是温政治操守在中共集团内部评价不高的原因。而处下位者向上位者发起挑战，是所有党派陷入内乱的必然。试想一下，温的做法如果得到鼓励，所有部门层级，各级地方政府的二三号人物，统统向一把手发起挑战，那是何等的状况与混乱，直接威胁到中共一党执政的基础。所以胡锦涛的此次强硬，对于党内各级一把手，至少是一种精神鼓励－－谁都不愿意自己的下属起来造自己的反。
挥霍了中共的执政资源
无论是党内的改革派，还是体制外的民主派，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想分清楚，温越过胡锦涛谈政治改革，是真的想去谋求国家民族的进步，还是仅仅进一步积累民望以确保自己退位后的家族利益。这一点现在委实暧昧不清，所以才有人对他唱赞歌，也有人对他嗤之以鼻。这一现象的持续，是后者越来越众。结果是温空谈政治改革，使其民望走向反面，随着他个人形象的破裂，人们对于中共政改的幻想也一并破灭。正如海外万维网一篇评论所称的那样：温家宝挥霍了中共的执政资源。但他是不是最后一位挥霍者，则只有时间来证明了。中国人的忍耐力总是超过任何人的想象。
无论如何，现在有一点可以看清楚，那就是中共党内最高层（特别说明一点：不是党内基层）政治改革的声音，基本与个人立场和政治倾向没有多大关系。作为一个不透明的政党，作为一个仅以不停地修改党章来聚集共识的政党，作为一个超法律地位的政党，其党内运作只能是以无数次大大小小的路线斗争来校正自己的团结和前进方向。以前的国民党如此，共产党更是历来如此。党内部的路线斗争搞定了，国家前进的步伐才能统一起来。这一点胡温当局也概莫能外。
中国政治的“核按钮”
现在能掌握路线斗争的主导权的，就是政治改革，这是中国政治的“核按钮”－－因为这个话题集中了中国绝大部分民意。温家宝以弱势之位想取得更大的权力，只有借助政治改革的话语权来达到目的。这与当年邓小平掀起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一样的。从各派人物的热议看，温家宝率先发起的政治改革话题，达到了一定的效果，如果中共掌控宣传的部门加以呼应，则肯定会掀起一场新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现在《光明日报》与南方报系的隔空论战，已经隐然有了大讨论的氛围。
路线斗争的本质，决定了政治改革话语权的工具性质。现在可以看清的是，如果是胡锦涛掌握了政治改革话题的主动权，则温家宝一定会扮演反对者的角色。这是党内斗争的必然结果。这种情景下的温家宝，祭出的将一定是邓小平、李鹏的旗帜，而不是胡耀邦。因为温真正的政治出身，是邓李系，而非胡赵系。
从个人性格以及个人地位而言，先前处于上位的胡锦涛通过搞政治改革搞路线斗争的需求并不强烈的。但深圳30周年关于政治改革话语权的争夺，亦似乎说明处于弱势、被动地位的胡锦涛原本有借政治改革重新掌握主动权的需求。只是这一需求被先期而至的温家宝打乱了，所以不想给温家宝背书的胡锦涛，只能选择绕开政改话题。这与之前胡采取的对温一再容忍、配合、亦步亦趋的做法大相径庭，展示了胡对这位不太听指挥的总理一定程度的不满和强硬。这种强硬有助于党内的暂时团结。
如果这种分析成立，如果温家宝要继续维护自己的强势，那么政治改革的话语，在想谋求团结的胡锦涛那里，就不一定被彻底否定了：胡锦涛谈不谈政改，决定于时机，不再决定于他的个人性格和倾向。
（摘自《明镜》2010年11月号）
独裁制度催生的特权“合法化”现象分析
— 浅析国民道德素质滑坡的制度原因
宋文秀
2010年10月29日
──《观察》首发
Saturday, October 30, 2010
中国大陆的国民道德素质正在呈现逐年滑坡的趋势，这是国际社会甚至中国大陆官方都认同的看法，通常矛头所指多是底层百姓在公共场所不注重个人的举止言谈，贪图小利，破坏公共秩序等。
中共执政者在不同时期都会钦定官方的道德准则，诸如：邓小平时代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江泽民时代的“公民道德建设纲要”以及胡锦涛时代的“八荣八耻”等。然而，领袖的语录式道德条款能进入研究生、公务员的招考试题，却始终无法内化为千家万户小民的自觉行为。从官方到民间的各行各业，潜规则正在全面的替代显规则，花样翻新的“奇闻轶事”不断的挑战人类的道德底线。
自上海世博会开幕以来，国民的道德、教养、礼仪等再一次吸引了世界各国来宾的眼球。上海音乐学院署名为“刘辰子”的学生在给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的信中痛陈世博园里随处可见的不文明现象。其中8岁“巨婴”躺婴儿车、“假残障”人士骗取游客照顾、多人挟一名老人强闯绿色通道等行为再一次引发了媒体对国民道德素质的争论。一些专家和学者强调：国民素质的提高，短期内要靠加大公共场所的管理力度；长远要靠全体国民旷日持久的文明习惯的积累。然而，再严格的公共管理也有不到位的盲点，那种不计代价的“注目礼式”跟踪管理即便能维持15天的奥运 “文明”，亦或半年的上海世博“素质”，又如何能保持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道德素质不“变形”呢？！
众所周知，有什么样的体制，就会催生什么样的社会现象；有什么样的领导，必然会产生什么样的群众。
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封闭运行的政治高压社会。毛通过建立极权体制维护个人的“家天下”，尽管他本人在“深宫”中常年过着奢侈糜烂的帝王生活，但媒体宣传和小学生课本中的毛主席却是个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平民领袖。困难时期不吃红烧肉，总理珍贵的旧衬衫，这些真真假假的故事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人！能在“家天下”的体制中享有特权的人数是极个别的，也是隐蔽的。所以，毛时代的“家天下”特权行为并没有对当时的国民道德素质产生同步的危害。时至今日，毛时代的社会风气，道德素质还时常成为党内外新“左派”“忆甜思苦”的重要佐证。然而，后毛时代，享受特权待遇的人数逐年扩大到领袖的亲属以及权贵阶层、精英阶层。今天的中国大陆，人人都明白，只要能谋个一官半职就会享有附带的相应特权，并由此带来超出普通民众的各种利益。面对“坚不可摧”的独裁制度，民众已经“默认” 了特权的“合法性”。“你不能改变的东西，就要学会去适应他”，这是许多老师送给学生的入世箴言。特权“合法化”必然导致特权高贵的逻辑，民众以能突破道德底线获得制度外的“自由”为荣。我们能看到美国民选的总统奥巴马在麦当劳店里排队买汉堡，却没见过哪个“钦定”的中共领导人能带头遵守公共秩序。中共 “党魁”出行前“清水泼街，黄土垫道”的景象，马路两旁戒备森严、警灯闪烁的阵势，再现“始皇出游”威仪天下的气派，都在向普通民众强化着特权高贵的逻辑。
由独裁体制催生的特权“合法化”现象，必然导致民众弃社会公德于不顾，以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为终极目的选择自己的生存状态，国民素质日渐滑坡是必然的趋势。诚然，在党国领袖、官僚权贵以及御用精英们身上，肯定不会出现诸如排队加塞、乘车逃票等低级的社会不文明现象。那么“红二代”、 “包多奶”、“伪造博士学位”等有“贵族”特色的道德素质沦丧更应引起国民对现行体制的制度反思。
由邓小平发起，并经江泽民、胡锦涛发扬光大的跛足改革（即只改革经济体制，而不触及政治制度），尽管保持了中国GDP的持续增长，并于2010年第二季度首次实现了世界排名第二的成绩。欣喜若狂的执政者可以进一步的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集中力量“办大事”；飞扬跋扈的“皇亲国戚”们可以继续代表人民群众，整合更多的资源“办实事”。以牺牲公平和正义为代价获得的“美丽”GDP既没有提高普通民众的幸福指数，也不会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尊重。
败坏国民道德素质的首恶是中共政权的独裁体制，并由此形成的特权“合法化”逻辑。所以，欲想中国大陆的国民道德素质发生质的提高，就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积极响应《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主张，消除由特权“合法化”带来的权利不平等现象。使中国由特权阶层主宰的“老百姓社会”走向“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的公民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