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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族式腐败成潜规则 贪官渐成"一锅端"
来源: 人民网
很多贪官受查处后，受影响最大的，往往不是别人，而是其家族。这种夫妻、父子、婆媳、女婿“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且有很强隐蔽性的家族式腐败，又该如何遏制？
日前，杭州市江干区城建综合开发办公室原主任乔志东因受贿227万余元等，被杭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
长达28页的判决书显示：乔志东不光自己捞钱，还帮着自己的家人和3个情妇一起捞钱。侄女读高中的钱有人帮着出；母亲常收到老板们孝敬的“过节费”；妹妹的养老保险有人缴纳；弟弟的车是老板送的；妻子的车也是别人送的……
毫无疑问，这是一起家族式腐败的典型案例。事实表明，它渐已成为当前贪官腐败的一种普遍现象。
戴的手铐，有家人一半
家族式腐败的案例，可谓举不胜举。
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高达649万元的受贿簿上，最多的一笔来自我省某制药公司：1997年至2006年，郑筱萸通过妻子刘耐雪、儿子郑海榕，收受该公司负责人李某以顾问费、股份收益等名义给予的财物共计292万余元。早在1997年6月，该公司就开始“聘请”刘耐雪为顾问，月薪2000元。该公司的中层干部投资成立针头车间，刘耐雪只凭一张“借款5.2万元”的借条，以儿子郑海榕的名义入了股，每月分红2800元。
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纵容儿子程慕阳非法经商，江西省检察院原检察长丁鑫发利用职权为儿子开办公司牟利，江苏省苏州市原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姜人杰利用职权为儿子经商提供便利……
因收受巨额贿赂落马的贪官、广东省韶关市公安局原局长叶树养，曾有一个腐败的“宏伟目标”：2000万给儿子、2000万给女儿女婿、2000万给自己安度晚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叶树养在尽可能多的领域贪污受贿，过一个年，就收受一两百万元“礼钱”。
河南省某集团公司原总经理秦某也是十分典型的一例。他在任期间，收受贿赂144万元，470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死缓。而在他的包庇和影响下，他的妻、儿、女婿等9人，也先后因涉嫌贪污、受贿、窝赃等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受封建观念的影响，有的人一旦获得权力，便把家庭甚至家族利益放在首位，认为自己有为家庭或家族牟取利益的“义务”。于是，家庭或家族成了亲情捆绑下的谋利共同体。正是这种变味的“小家庭”观念，成为很多贪官走向堕落的重要动因和推手。
烟台市原副市长矫智仁受贿的160多万元中，由他妻子钟福卿直接经手的就达43万元，难怪他在受审时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我戴的手铐有我的一半，也有我妻子的一半。”
曲线腐败，越来越隐蔽
有专家根据牟利形式，把家族式腐败分为3种类型：第一类是“高官丈夫前台扮黑脸，妻子儿女幕后收黑钱”。第二类是利用权力给妻子、儿女或其他家族成员开公司、接项目提供各种便利，家族成员从中渔利。还有一类是贪官施惠于商人、下级，希望“照顾”自己儿女，间接捞钱；甚至等自己不掌握权力时，再“回收”利益。
专家指出，上述3种腐败类型，都反映一点，那就是贪官的腐败手段，越来越隐蔽。
据反贪部门透露，从当前查处的大要案来看，贪官全家齐上阵的现象较为普遍。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腐败分子的胃口越来越大，他们不满足简单的权钱交易，而是要对权力进行深层次挖潜，形成权力产业链，提高权力的附加值。
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对腐败分子打击力度的加大，一些腐败分子认为赤裸裸的权钱交易风险太大，就想利用自己的家人、亲属当“二传手”，进行曲线腐败，以逃避法律的打击。
专家指出，家族式腐败较一般的腐败形式危害更为巨大：
首先，它具有掠夺财富的疯狂性。其次，“家族式腐败”成本低。
还有，侦破“家族式腐败”难度更大。犯罪分子往往订立攻守同盟，采取伪证、串供、转移赃款赃物等行为，给侦查工作带来很大难度。
阳光照射，最好防腐剂
如何遏制“全家腐”现象？
各地在努力将反腐的防线前移，从领导干部的“身边人”抓起，积极培养“廉内助”和营造“廉洁家庭”。
一些纪检干部表示，这么做有利于让领导干部的配偶吹好“枕边风”，做好“监督官”，当好“守门员”，筑牢领导干部拒腐防变的家庭防线。
当然，反腐败最为直接有效的手段是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去年9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严格要求自己和配偶子女、身边工作人员。依纪依法查处和整治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便利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等问题。完善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目前，我省继慈溪、平湖等地出台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之后，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在全国各地已陆续试行。
有纪委人士指出，有效防范“全家腐”，还要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和加大惩戒力度。当一些领导干部的“家里人”、“身边人”利用其特殊的身份或者地位从事腐败活动时，一旦事发，必须严格追究领导干部的相应责任。同时，一旦出现“全家腐”现象，一定要加大惩治力度，使之“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
科技界众多潜规则曝光： 科研经费分配存四大怪状
2010年10月08日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教授曾对媒体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一次参加某项目评审会，周六下午刚接到通知，周日上午手机里就收到6个陌生人发来的短信：“请多关照”，“欢迎来我校做学术报告、考察交流”……“我当时很纳闷：这些人是怎么知道我当评审的，我的手机号码是谁透露给他们的？”
(博讯 boxun.com)
事实上，施一公的这种遭遇，只是我国科技界众多“潜规则”中常见的一例。
咨询组专家塞项目
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长江特聘教授陈良尧在申请“973计划”项目时，曾意外地收到过一封电子邮件。
生于1950年的陈良尧1987年毕业于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物理系，获博士学位，1990年回国，先后在复旦大学物理系和光科学与工程系任教授，后又担任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来信人是“973计划”项目咨询组专家。按规定，这些专家不能参与项目申报。陈良尧说，这个仅在某次会议上与他有过一面之交的专家，不知从何处获知他正在组织某一课题的申请，来信直言不讳地提出：“我很希望能安排教师在您领导下接受一个子课题”，并称，“本人因进入咨询组，不能承担或参与973课题，故而愿意安排教师能在您领导下开展科研工作”。
多次申请“973计划”项目未果的陈良尧接受了这一提议，他说，接下来，费了很大劲儿和很多时间，经多次修改，才终于将该“咨询组”专家安排的老师揉进了不同的子课题。课题组的其他成员不理解，他也不便作出解释。
进入中评的答辩阶段，陈良尧很惊讶地发现该专家也在座，此人竟然是这次答辩专家组成员。“彼此都只能装作互不相识的样子，他也不痛不痒问了几个问题”。
陈良尧自以为有出线的希望，不料煮得半熟的鸭子飞了。
第二年，陈良尧惊讶地发现，这位专家竟然从另一课题组成功地拿到了一个完整的子课题。
然而，更让他惊讶的事情在于，在其后的某次会议上，他碰到了这位专家，这位专家扔过来一句话：“老陈，到处都是黑匣子”。
“我禁不住想，您不也就是其中的那个黑匣子么！我也理解他的无奈和解释，他是看到了还有其他‘大鳄’所布设更多黑匣子陷阱的阴暗面。”陈良尧说。
自“973计划”诞生以来，陈良尧年年申请，年年遭遇滑铁卢。他自认为自己的项目组很有实力，且每年都花三四个月时间精心准备申报，却每每败于一些在他看来并没多少竞争力的团队，这让他感到非常愤懑，也让他禁不住反思起科研经费分配体制中的问题来。目前，他已在《科学网》的实名博客中，撰写了多篇讲述科研经费分配黑幕的文章。
比如有些年份，从申请指南公布到项目申请日期截止，只有很短一段时间，让大多数人来不及准备，却见有的课题组交上去的是经过了充分准备的申请书。
再比如，有一年他过了第一轮书面评审，进入第二轮答辩后发现，他面对的评审来自于生物、微电子、光电子、计算机、网络、通信、软件等诸多领域，这其中，许多专家显然缺少某一领域的基础专业知识，也无充裕时间在现场对项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进行仔细核实和审议。
至于像专家给他写信往课题组里“塞人”、跑项目拉关系等科技界的“潜规则”，也随处可见。他认为，这些不正之风正吞噬着中国宝贵的科技资源，腐蚀着科技机体，败坏了学术道德和风气。
专家评审组沦为“分钱组”
对于饶毅和施一公在《科学》上发表的社论中提及的“‘专家意见’不过反映了很小部分官员及其赏识的科学家之间的相互理解”这一观点，很多人都表示赞同。
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一位教授曾参与举报该校长江学者李连生的学术不端问题。在他看来，李连生也不过是当前虚浮学风中的小小一例而已。官员和少数教授成为利益共同体的问题，在科研界早已见怪不怪，“只要一看指南，就知道什么项目会被列进去”。
他说，所谓“跑部钱进”，就是说教育部、科技部等，要多跑动，多拉关系就可能有钱进。巨额科研经费掌握在少数行政主管部门官员手里，这是造成权力寻租、“跑部钱进”的根本原因。
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汪品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现在国家实施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有很多百亿元级的科研项目。一些上亿元的大项目都让司长、处长们管着，一个处长就可以操持上亿资金。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教授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些争取来的科研经费还有可能成为向官员、专家行贿的来源。这包括：第一，送回扣。有的项目经费至少拿10%%打点关节。一般一个专家的回扣为项目申请费用的2%%~5%%。其次，送项目。专家评审通过了总课题，科研人员就拿子课题贿赂对方。
事实上，陈良尧所遭遇的，正是“咨询组”专家像索要贿赂一样直接索要子课题。
这样的结果是，科研经费的分配，不是基于学术水平的优劣，而是靠关系，专家评审组也因此沦为了“分钱组”。这必然使一些优秀的科研团队被排斥在外，相反，一些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队伍，却攫取了巨大的利益。
广州某高校一位长江学者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在国外呆了很多年，回来后发现吃大亏了，因为我不认识人啊，没有关系，拿项目很难。”他也亲眼见到：“很多我们认识的教授，做得不怎么样，但是会忽悠、会喝酒，他就总能拿到各种各样的基金，至于他拿了钱干什么去了，谁也不知道！”
上述西安交通大学的教授表示，现在高校有一批这样的人，学术不怎么做，但成天去跑项目、拉关系，项目跑回来以后，再拉扯出来一批人层层分包。“由于评审制度也很差劲，最后项目完成了，不是国际领先就是国际先进，实际上啥东西都没弄出来，纯粹就是瞎糊弄、大忽悠。我们有时候也笑谈，这是在中国捞钱最没风险的事了，像官员贪污受贿，说不定哪天还进去了，在中国，谁听说过有几个通过申请科技经费捞钱进去了的？”
评审者、申请者、评估者可能是同一人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教授表示，政府的科研基金分配中，一部分属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每年增长较多，被用于基础研究。对于自身有想法的科研人员，可以提交申请，通过同行评议和学科分析审议后，即可获得。“这一部分的基金分配，是较为规范的”。
正如施一公和饶毅教授说的，问题就出在大型项目上，例如“973计划”项目、“863计划”项目等。
薛澜说，这种项目的经费分配，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用于基础研究、企业用于应用研究的基金不同，一方面对于研究领域有特定的指向，另一方面又要靠申请者自己有想法来申请。中间涉及到的专家机制，往往是最惹争议的。
对于专业大型国家项目，政府人员必然需要科学前沿的专家来制定项目指南、进行专业的分析，但这也给了专家们一个机会，即在起草时，为自己的申请提供方便。虽然在分配机制中有相应的监督条例，例如限制重大科研项目首席专家的担任年限等，但在一些非常前沿的领域，高水平的专家人数有限，这样一来，无论是评审者、申请者还是评估者，很有可能身份重合。
“就好比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有可能是同一个人。”薛澜说。因此在基金申请的过程中，运用私人关系、甚至出现权钱交易，都是有可能的。虽然引进了国外同行的评审制度，但薛澜认为，在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里，很难摆脱私人关系的束缚，何况很多机构把“申请项目”当作有利于自己和单位的手段，费劲心思去经营关系，超出了研究本身的意义。
在他看来，中国现在需要建立公开、透明的重大项目择选机制，需要建立学术共同体，“对于哪些是最前沿的，学者和专家们应该有一个共识”。除此之外，还需要出于公心的、有战略眼光的科学家来综合前沿专家的意见，做出战略性的科研方向判断。
小钱大审，大钱小审
在饶毅等人看来，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经验表明，即使在当前的背景下，科技界仍然有可能建立比较公正合理的科研经费分配方式。在与鲁白、邹承鲁合写的一篇文章中，他们甚至表示，“比较科技部和自然科学基金，不难得出结论：科学经费从科技部转给自然科学基金会就是一个可以较快地改善科学体制的方法”。
他们在该文中还表示：“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只评审小规模的课题，大课题由部委管理而缺乏严格评审。这造成了中国熟知的问题：小钱大审，大钱小审。事实上，比较合理的是自然科学基金会接管科技部的科学经费……即使完全用目前的自然科学基金会机制，也可以比科技部更合理而有效地管理科学经费，管理成本将低于科技部。也就是说，现有的、行之有效的机制可以立即替代科技部的科学经费分配功能。”
上述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教授也认为，当前我国这种科研经费分配方式亟待改变，最重要的是要打破行政主导科研经费分配的方式，让行政人员退出科技的决策，而让科技界各行业的专家来决定项目的优秀程度及项目经费分配方式。“只有真正回归到了科研本位，人才本位，中国的科技才会有大发展。”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