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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总长陈炳德发飙反映出中南海方寸已乱胡少江
     前天，在会见来访的德国国防部长古腾贝格时，中央军委委员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突然发飙，激烈地批评西方的人权政策，抱怨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所谓“歪曲报道”。根据德国之声报道，按照议事日程，两人的会晤只有一个小时，但是陈炳德却将客人晾在一旁，径自絮叨四十分钟。不仅如此，中国方面还安排十数名德国记者在场内聆训。显然，这不是一次鲁莽武夫不顾外交礼仪的失言，而是一场刻意安排的政治演出。

    陈炳德的发飙看似与今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有直接关系。面对德国防长，陈炳德抱怨道，刘晓波获奖是美国通过挪威政府向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委员会施压的结果。不知道他属下的专门获取海外情报的总参情报部是否为这一结论提供了准确的消息来源，但是稍微有一点西方政治运作常识的人都会视此话为天方夜谭。要知道，几年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是美国下台副总统戈尔，假如美国政府有如此的神通，当时的在任总统布什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让自己的政治对手戈尔获此殊荣的。

    陈炳德关于刘晓波获奖的另一番评论更是让人怀疑这位三星将军起码的逻辑思维能力。他说：“如果一个人反对美国政府将被定义为恐怖分子，如果他反对中国政府，便可以获（诺贝尔）和平奖。”对于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因思想和言论获罪的刘晓波的强大的世界舆论，他统统视之为支持恐怖主义的行动；而那些民主国家的政府由于声援刘晓波所代表的中国人民争取自由丶民主丶人权的斗争，他们在陈将军眼中便都成为“恐怖主义者”刘晓波的“犯罪同伙”。

    这番听起来似乎义正词严的指责既缺乏事实根据，也缺乏起码的逻辑。殊不知，在当今世界上，单是反对一个国家的政府是不能成为认定恐怖主义分子的充要条件的；只有煽动和实施恐怖手段攻击平民的那些人才是恐怖主义者。刘晓波从来没有使用恐怖手段丶也从来没有宣传使用恐怖手段来攻击平民；即使面对暴戾的中国政府，他所主张的也只是运用和平手段来为民主自由抗争。刘晓波的言论和行动显然与恐怖主义没有丝毫关联；他的获奖是实至名归。而陈炳德竟然在光天白日之下指鹿为马，除了再一次充分暴露出了自己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政府的无知和专横之外，没有任何新意。

    其实，最令笔者担心的倒不是陈炳德的态度专横和逻辑混乱，而是中国军队的首脑出来公开向世界发表政治评论这一做法本身。严格说来，与身为政治家的来访的德国国防部长古腾贝格不同，陈炳德是一个职业军人。在现代国家里，军队总参谋长的任务不是政治说教，而是实施军事指挥。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即使是在中国的党军体制中，由一个职业军人出面就政治问题面向世界高调地发表言论，这也是不多见的现像。

    四十多年前，毛泽东倚重林彪和军队发起文化大革命，是因为他当时感到自己的政治权力遭到高层同志们的威胁。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中国的决策层一直小心翼翼控制着军队，不让军队来主导中国的政治发展。今天，中国的军队总参谋长如此公开地挟军权干预政治，不知道这是因为中国的最高层因为政治歧见加剧而有意放出陈炳德来向对手展示威慑，还是因为军队看到中南海的决策者乱了方寸，径自出面冲击中国的最高政治权力。不管是那一种情况，对中国而言，军队干政都不是一个好兆头。

    ——RFA 现在的中共太子党还不完全是清末的八旗子弟

     徐文立

    （2010年11月5日）
    最近，中共中央17届5中全会确认了习近平的中共军委副主席的地位，表明中共高层18大前的“卡位战”基本终结，太子党习近平将继中共大统已成定局。因为中共从来就是“枪指挥党”，而不是“党指挥枪”。（请见2005年8月15日本人拙著《中共自1927年始就是“枪指挥党”，而不是“党指挥枪” 》）
    前些日子，政治影帝、中共首富温家宝抛了一些银子，在海内外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温政改”的旋风，不明真相的好心人几乎也开始相信温家宝会坚持“普世价值”的政改，真的会“风雨无阻，至死方休。”中共中央17届5中全会之后，这股“温政改”的虚风嘎然而止，就是佐证。温家宝恐惧枪杆子，他必须安分守己。
    当然，温家宝不会不明白参与“卡位战”，对于一年多后不得不离任的他已经毫无意义；但是他抢在大统继位权落定之前，做足一把“政改秀”，既迎合了中共欺世盗名的政治需要，也为自己日后买了一个政治保险。温先生的如意算盘能不能兑现，那就要看习近平要拿中共哪个贪官的人头祭刀，尽管习近平和他的家族也未必干净，可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为取党心、民心，他必然走这一步。不干不净的胡锦涛上任伊始，就拿江泽民、朱镕基上海帮的大将陈良宇开刀就是不远的实例。
    当今中共的太子党还不完全是清末的八旗子弟，清末的八旗子弟是经过二百多年衰变后的没落子弟；当今中共的太子党才是中共的第二代，他们的父执大都在“文化大革命”、或之前被毛泽东贬损过，自己又大都下过乡、做过工、当过兵，甚至吃过一定的苦，所以还不像清末的八旗子弟那么脆弱和无能，作为中国民主运动的我们切不可轻视和麻痹。
    但是，时代的变迁的速率也随着英特网在加速，当年比中共更不可一世的苏共不也就维持了70余年的共产专制？
    中共太子党的蛮横无礼早有耳闻，既会给我们中国民主运动带来巨大的伤害，同时又会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这是中共的致命伤，无可避免。我们不得不察。
    2003年7月17日，我就说，中国民主的希望决不在“胡温”。七年来，实践证明这个结论没有错；中国民主的希望也决不在“中共太子党”，这个结论也不会错到哪里去。（请见2003年7月17日本人拙著《中国民主的希望决不在“胡温”》）
    中共专制寡头们是见了棺材，也不落泪的，他们的后代和代理人早已在西方打好了场子，他们才不在乎倒霉的是忠厚老实的平民百姓。
    英特网时代的平民百姓也不会像毛时代和清末的顺民那么好欺辱了，杨佳、邓玉娇已经榜样在先；一场颜色革命在不远处，等着中共专制寡头们和他们军头们从狂傲到覆灭。
    百年民主事业得以绵延至今，完全在于中国社会的内在需求；其势积聚百年，必然排山倒海，无可阻挡，胜利的曙光已经依稀可见了，我们再努力一把！

习近平升军委副主席，开始了“太子党”接班大幕史学 2010年10月20日      习近平升任中共军委副主席，开始了“太子党”接班大幕。

     习近平上台后，中国政局的政治走向会如何？无疑是海内外华人关注的焦点。通观习近平的简历，可以看出两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习近平是一个典型的靠“太子党”背景，爬上“大位”的人。

    文革中，习近平受到株连，下过乡。但是，由于熬不住陕北乡下的苦难，中途曾逃回北京。74年之后，其父习仲勋状况开始好转，习近平才于74年入党并当上“支部书记”。随后，习近平被“推荐”上了清华大学化学专业。78年，习仲勋“重新出来工作”，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79年，习近平清华毕业后，立即参军，并就任中央军委办公厅耿彪秘书。

    习近平心里很明白，没有其父“习仲勋状况开始好转”，没有其父“重新出来工作”，没有“其父的政治特权”，就没有他从一个下乡知青，走上仕途的“人生转折”，就没有他被“推荐”上清华大学的经历，更没有他的军旅生涯，更没有他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军委高层，担任耿彪秘书的“传奇经历”。

    之后，习近平平均1~2，最多3年，一个个台阶儿，从“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开始，“传奇般”地完成了中国仕途的全部历程。习近平很明白，他的全部“传奇经历”的背后，就是“父亲习仲勋的悉心呵护和党的特殊培养”。没有其父的特权，没有“太子党”的背景，就没有习近平的今天！

    因此，习近平有很重的“太子党情结”。那么，什么是“太子党情结”呢？

    纵观文革的过程，“太子党情结”有两个突出特点：

    （1）坚决地“保爹保妈”，坚决地捍卫现政权的利益。

    文革初期，广大老干部受到“四人帮”和造反派的迫害和冲击。“太子党”“保爹保妈”的政治倾向，表现得非常突出。特别是在清明天安门事件中和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太子党”与文革派做“最后一搏”时，表现出来的坚定性和不妥协性，是当时中国社会中其他各阶层，所无法望其项背的！正因此，可以想见，在中国大陆今后的政治变革中，如果发生“彻底清算现政权”的政治事件”，“太子党”的那种“以命相搏”的坚定性和不妥协性，一定会再次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2）长期“高人一等，养尊处优”的上层生活环境，造就了“太子党”“敢想敢干、胆大包天”的性格特征。

    这种“敢想敢干、胆大包天”的特性，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在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中，这种“胆大包天”派生出来“极端残忍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改革开放后，“太子党”搞钱的“极度贪婪性”，也是这种“胆大包天”的外在表现。这些都是太子党“胆大包天”特性消极的一面。

    另一方面，在太子党内，也是一分为二的。在大陆长期集权，极为压抑的政治语境中，太子党内，确实有一些思想解放，向往民主，敢于挑战权威的“公子哥”。他们见多识广，接受了“普世价值”的理念，勇敢地站出来直面党的历史，直言不讳地抨击毛泽东的错误和罪行。比如张戎，就是向全世界系统揭露老毛真面目的第一人。又比如刘亚洲将军的敢想直言，也给世人留下耳目一新的感觉。特别是在8964运动中，不少体制内的“太子党”人士，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为身处险境的仁人志士，提供了逃生的帮助。这些都是“太子党”敢想敢干性格积极的一面。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面对中国未来民主宪政的“政改”大潮，有着浓厚“太子党情结”的习近平，如果面对体制平稳的“和平过渡”，绝不会出现象胡锦涛那样，因为“缺少魄力”，而长期“止步不前”、贻误大局的现象。但是，如果出现“全面清算中共”的重大事件，再次出现8964那样的血腥镇压事件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第二、习近平不具备“普世价值”的思维理念。

    由于时代的愚弄，习近平缺乏完整、系统、严格的现代教育。他以一个“小学生”的学历，直接进入了清华大学。他的研究生论文和法学博士学位，竟然是在他副省级任上，通过一篇“农村调查报告”，一次性完成的。因此，虽然长期仕途的磨练，使他精通官场人际关系学，但是，他不可能具备对复杂事物，缜密、全面、现代的逻辑思维能力。更可惜的是，在世界融合的今天，他却没有海外留学的经历。这就使他丧失了接触自文艺复兴开始的，作为现代人类文明标志的“普世价值”思想的熏陶机会。

    如果说，江朱、胡温，是两代虽然受过完整高等教育，多少具有一些普世价值思想，但却由于缺乏“政改”智慧和胆略，而贻误了中国改革大业的两代“跛足的领导人”，那么，习近平就将是一个虽不缺乏改革魄力，但却不具备改革思想的“跛足的领导人”。 /博讯

习近平：“四有”干部与“十种”官
年8月07日转载
    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两次提出了干部选用的“四有论”，即要把坚持科学发展有韧劲、谋划科学发展有思路、推动科学发展有激情、实现科学发展有贡献的优秀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努力造就推动科学发展的骨干队伍。此论树立起了新形势下干部培养选拔的鲜明导向，因其立意深远，重点突出，所以让人感觉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笔者领会，这是中央在当前新形势下对肩负新任务新使命的各级党员干部提出的高度凝练的新要求。通过用人导向的树立，引导和推动各级党员干部进一步的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理清发展思路，拿出新举措，攻坚克难，迎头而上，从而实现科学发展，创新发展，深入发展，扎实发展。
     (博讯 boxun.com)

    笔者认为，习近平副主席的讲话并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应景之作，其精炼概括的“四有论”是有所指、有所斥的，是针对当前相当数量的党员干部在工作中表现出的不良作风所提出来的。在这里，笔者试将与“四有论”格格不入的十种不良风气做个列举，为各类劣官、庸官、懒官以及坏官等画个像，以图通过反比来大力宣扬 “四有”的正面用人导向。同时，也是使人们有所警惕，在提拔重用实干者、苦干者、能干者、会干者的同时，要注意鉴别各类人等，做到及时的纯洁队伍，清污除垢！

    一是“等”官。此官不讲职责、不爱工作、不干事业，没有文件等文件，有了文件等外地经验，今天的事等明天，明天的事等后天，该抓的不抓，该管的不管，该干的不干，错失科学发展良机，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缓慢，民生和稳定等问题成堆，无法解决，甚至矛盾激化，事件频发。

    二是“要”官。此官责任感缺失，工作干的一般，但却忘不了伸手向组织要官位、要待遇、要荣誉。此官还体现为能力素质一般，开展工作时，常常挖门盗洞向上级要资金、要项目、要政策，推动了行业不正之风的盛行。还有的甚至上要不成，就往下要，向群众要钱、要粮、要命。

    三是“蛮”官。此官头脑简单，方式简单，方法粗暴，在抓发展、带民富的过程中，常常信奉“动不动三分钟，再不动龙卷风”的错误理念，热衷于搞“齐步走、一刀切”，以高压态势下“硬指标”，给“死任务”，结果损害了群众利益，导致干群关系紧张，阻碍了当地发展。

    四是“满”官。此官特点较突出，就是不按科学发展观办事，在发展上满足于GDP的单一增长，沾沾自喜于片面成绩。在改革上顾头不顾腚，留尾巴、留死角、留隐患。在稳定上不求解决根本问题，讲面子、捂盖子、封口子，结果导致矛盾激化，社会不稳。

    五是“粗”官。此官工作粗枝大叶，不求甚解，常常是急功近利，短视片面，透支资源。作风上不求实，工作上不求细，对上级的政策要求囫囵吞枣，对本地科学发展过程中的重点难点看不透，抓不准，眉毛胡子一把抓，结果什么事也没干成，却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六是“盲”官。此官虽有科学发展，为民谋利的良好愿望，却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严肃认真的态度和科学正确的方法，决策时“拍脑袋”、表态时“拍胸脯”，最后剩下烂摊子时“拍屁股”一推了之，此种盲目蛮干的账单，最后都让地方和群众买了单。

    七是“刁”官。此官“官本位”意识相当的重，特别是身处权力部门的，为了个人的私利，更是将人民赋予的权力用到极致。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人难找、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顽症早已为群众深恶痛绝，且对科学发展的软环境建设造成了严重破坏。特别是以权谋私、吃拿卡要等行为更是使党和政府的形象严重受损，败坏了党风、腐蚀了政风、波及了民风。

    八是“懒”官。此官不仅身懒，心也懒。工作不求上进，生活上混吃等死，此官最喜欢的就是开会和讲话，通行的工作方式就是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贯彻文件，用讲话传达讲话，省时省力还省心。逼不得已要下基层了，也只是“四个轮子转，隔着玻璃看”。此官最擅长的就是摆花架子、玩空手道、当演说家。对待上级的要求，往往只是说在嘴上、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就是落不到行动上。

    九是“假”官。此官好大喜功，阳奉阴违，虚伪不真。具体表现就为假政绩、假民主、假团结。此官对政绩异常敏感，上报成绩时往往使用乘法，添油加醋，夸大不实，甚至无中生有，弄虚作假。上报问题时往往使用除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此官还带头破坏组织原则，大搞“一言堂”、“家长制”，对干部任用、工程建设、资金使用等集体研究的重大事项仍然一个人拍板定乾坤。此官还善于搞应酬交际，尤其是对班子里的其他人常常以庸俗关系利诱拉拢，互相之间称兄道弟，呼朋唤友。此官在民主生活会上昏昏欲睡，神游天外，发言的主题通常是批评自我，表扬别人，针对问题或是敷衍了事，或是一言不发，但会后在牌桌酒席上却左右逢源、异常活跃，在生活中更是鱼水交融、你帮我助。

    十是“贪”官。此官就不用细说了，从中央到地方，只要盘点一下落马的这些个贪官们，他们的肮脏的灵魂，丑恶的嘴脸以及卑劣的行径，是对“房子、车子、票子、妻子、孩子”的疯狂追求葬送了他们自己，毁灭了家庭。但这与党和群众的血肉关系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党的战斗力凝聚力削弱相比较，贪官们虽死不足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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